但格里高利耶夫仍然凝视着最后一张照片，一动也不动，从他的表情判断，他已不安至极。他不只是一个东窗事发的人，也是一个渴求爱情的男人。而今隐秘的恋情却突然公开，一切变得荒谬可笑。

史迈利依旧用他那公事公办的阴郁声调开始说明，卡拉可能会称之为施压。托比说，其他的审问者，可能会提供格里高利耶夫选择，如此一来，无可避免地会激起他顽固的苏联脾气，自我毁灭的苏联习性。巨大的压力很可能会导致巨大的灾难。其他的审问者会提高声音，威胁恫吓，诉诸恐吓性的甚至实质性的暴行。但乔治不会，从来不会。乔治的举止像个低调而无立场的官员，而格里高利耶夫，就像格里高利耶夫夫妇的世界已到末日似的，无可奈何，只能别无选择地接受。乔治完全不给格里高利耶夫选择的机会。乔治很平静，也很清楚地对格里高利耶夫说明，他跟本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重要的是，领事，史迈利说，仿佛他说明的是税务问题，要想想如果没有采取任何行动防止照片发散，那么这些照片很快就会落到其他人手里，到时候会产生多大的冲击呢？首先是瑞士当局，一位驻瑞外交官滥用瑞士护照，一定会让他们很火大，更别提严重违反银行法。他们会签发最强烈的官方抗议，格里高利耶夫一家会连夜被送回莫斯科，全家人，永远无缘再享受派驻国外的丰裕生活。并且，回到莫斯科后，格里高利耶夫也无法平反。他在外交部的上司对他的行为会不敢苟同，无论是对于私人生活还是公务领域。格里高利耶夫在官场上的前途就此结束。他会在自己的国家里被流放，他的家人也一样。全家人都是。“想像一下，在外西伯利亚的荒原上，一天二十四小时面对格里高利耶娃的咒骂。”他的话奏效了。

格里高利耶夫跌坐在椅子里，双手抱头，仿佛头会爆炸开来。

“但最后，”史迈利说，他的目光从笔记本上抬起，虽然只是一瞬间——他在笔记本上看些什么，托比说，真是天知道，因为笔记本上只有一行行的线，此外一片空白——“最后，领事，我们必须思考，这些照片对某个国家安全机构所造成的影响。”

此时，格里高利耶夫的手放开头，从口袋里掏出手帕，开始擦着额头，但无论他怎么用力擦，汗水还是不停地冒出来。汗水迅速滴落，就像史迈利自己在德里的审问室里与卡拉面对面坐着时一样。

史迈利非常投入自己的角色，代表官僚体系来宣达格里高利耶夫的最后命运。他又叹了一口气，一本正经地把笔记本翻过另一页。

“领事，我问你，你太太和家人去野餐，几点会回来？”

格里高利耶夫仍然不断用手帕擦着额头，似乎没听见史迈利的话。

“格里高利耶娃和孩子们在艾尔芬诺森林野餐。”史迈利提醒他，“我们有些问题要问你，但如果你没回家而引起关切可就不好了。”

格里高利耶夫拿开手帕。“你们是间谍？”他低声说，“你们是西方间谍？”

“领事，你最好别知道我们是谁。”史迈利真诚地说，“这些信息是危险的负担。只要你照我们的吩咐做，你就可以自由地离开这里。我们向你保证。你的妻子，甚至莫斯科中央，都永远不会知道。请告诉我，你的家人几点钟会从艾尔芬诺回来——”史迈利突然停住。

或许不是出于真心，格里高利耶夫竟然做出奋力一搏的样子。他站起来，转身冲向门。就一个硬汉来说，保利·史柯戴诺看起来或许有些怠倦无力，但在格里高利耶夫还来不及做出第二个动作之前，他的手臂就已紧紧扣住他，把他轻轻地压回椅子里，非常小心地不在他身上留下伤痕。格里高利耶夫又作态地呻吟，非常绝望地垂下手。他的脸涨得通红，并开始痉挛，宽阔的肩膀不断抖动，嘴里喃喃冒出自我斥责的字句，交杂着一半俄文和一半德文。他缓慢但激动地咒骂着自己，接着，他咒骂他的母亲，他的老婆，他的厄运，以及他身为人父的极端脆弱。他应该留在莫斯科，留在贸易部。他根本就不该离开学术界，只因为他那个蠢老婆想要外国衣服、音乐和特权。他老早以前就看穿她了，但他不忍放弃孩子，他是个笨蛋，是个小丑。他才应该住进庇护所，而不是那个女孩。他在莫斯科被找上时，他应该说不。他应该坚持程序。他应该在回来时把这件事向大使报告。

“噢，格里高利耶夫！”他大叫，“噢，格里高利耶夫！你太软弱了，太软弱了！”

接着，他开始长篇大论地斥责阴谋。他对阴谋深恶痛绝。在事业发展过程中，有好几次，他在一些不切实际的冒进计划里受命与可恶的“邻居”合作。每次都是一场大灾难。搞情报的都是罪犯，骗子，笨蛋，一群怪物。为什么苏联人这么爱他们呢？噢，因为苏联人的灵魂里就有酷爱秘密的致命缺陷。

“阴谋代替了宗教！”格里高利耶夫用德文对他们咆哮，“这是我们秘密的替代品！情报员是我们的阴谋家，这些卑鄙小人，他们毁了一切！”

他握起拳头，自责地捶打自己的脸颊。史迈利仍然翻动膝上的笔记本，厉声将他拉回眼前的问题：“想想格里高利耶娃和你的孩子，领事。”他地说，“我们真的必须知道他们预定几点回家。”

每一个成功的审问——就像托比·伊斯特哈斯每谈及这个时刻都要特别训示的——都建立在一个无法弥补的疏失上。一个手势，无论是暗示的还是直接的，甚至只是半个微笑，或者是接受一根香烟，都代表了心态的转变，从反抗变成合作。而格里高利耶夫，在托比所描述的场景里，就在此时犯下严重的疏失。“她会在一点钟回家。”他喃喃地说，避开史迈利与托比的目光。

史迈利瞧了一眼手表。让托比暗自狂喜的是，格里高利耶夫也做了相同的动作。

“但她可能会迟一些？”史迈利反驳说。

“她从来不迟到。”格里高利耶夫闷闷不乐地说。

“那么，请你先告诉我，你和那个女孩的关系！欧斯特拉柯娃。”史迈利一面说，一面向右走到远处——托比说，他是在暗示，这个问题只不过是延续格里高利耶娃不时会被问到的那些寻常事情罢了。然后，他准备好笔。如此一来，像格里高利耶夫这样的人可能会觉得必须给他一些信息，好写下来。

纵然如此，格里高利耶夫的抗拒并没有就此烟消云散。他的爱国情操至少还得再上演一回。他张开手，仿佛在向托比请求：“欧斯特拉柯娃！”他以夸张的轻蔑态度又重复一次，“他问我一个叫欧斯特拉柯娃的女人？我不认识这个人。也许他认识，但我不认识。我是个外交官。马上放了我，我有重要的公务要办。”

但这股气势，就像逻辑一样，很快就从他的抗议声中消失了。格里高利耶夫和其他任何人一样清楚。

“亚莉珊卓·波里苏娜·欧斯特拉柯娃。”史迈利一面吟唱似的念出名字，一面用领带的下摆擦着眼镜。“一个苏联女孩，但有法国护照。”他重新戴上眼镜。“就像你一样，领事，是个苏联人，却有瑞士护照。用的是假名。你是怎么和她扯上关系的，我很好奇？”

“关系？现在告诉我，我和她扯上关系！你以为我这么下流，和一个疯女人睡觉？我被勒索了！就像你们现在勒索我一样，所以我被勒索了。施压！每次都施压，每次都是格里高利耶夫！”

“那么告诉我，他们是怎么勒索你的，”史迈利建议说，目光毫无遮掩地瞥了他一眼。

格里高利耶夫瞪着自己的手，举起来，又垂回膝上，又是徒劳无功。他用手帕擦着嘴，对这个世界的穷凶恶极只能摇头兴叹。

“我当时在莫斯科。”格里高利耶夫说。托比事后说，他听见天使合唱团在他耳里唱着哈利路亚。乔治的策略奏效了，格里高利耶夫开始招供。

另一方面，史迈利并没有为自己的成就欢呼庆祝；相反，他的胖脸却很不高兴地皱起眉来。

“请说日期，领事。”他说，仿佛地点根本不是重点，“告诉我你在莫斯科的日期。之后，也请交代每一件事的日期。”

这也是很经典的手法，托比喜欢加以说明，聪明的审问者总会故意点燃一些诱敌的火光。

“九月。”格里高利耶夫迷惑地说。

“哪一年？”史迈利一面问，一面写。

格里高利耶夫又很哀怨地看着托比。“哪一年？我说九月，他问哪一年的九月？他是个历史学家吗？我想他是个历史学家。今年九月。”他悻悻然地对史迈利说，“因为一项紧急的商务会议，我被召回莫斯科。我是一个高度专业的经济领域的专家。如果我没出席，这场会议就没意义了。”

“你的妻子陪你一起回去吗？”

格里高利耶夫无力地叹了口气。“现在他以为我们是资本主义者。”他对托比说，“他以为我们能带着老婆回去开两个礼拜的会，还搭瑞士航空头等舱呢。”

“‘今年的九月，我收到命令，要我单独飞回莫斯科，去参加为期两周的经济会议。’”史迈利说，仿佛大声念出格里高利耶夫的自白似的，“‘我的妻子留在波恩。’请描述这次会议的目的。”

“我们高层讨论的主题是绝对机密。”格里高利耶夫认命地回答，“我们部里希望讨论具体的措施，贯彻苏联官方反对其他国家出售武器给中国的立场。我们讨论的就是，对违反的国家能采取哪些制裁措施。”

史迈利毫无个性的风格，以及佯装的不得不然的官僚神态，此时不仅已树立威信，而且还臻于完美。格里高利耶夫带着哲学式也是非常苏联式的悲观心态，全盘接受。其他在场的人事后都觉得难以置信，似乎他还没被带到公寓来之前，就已有意倾诉心声了。

“会议在哪里举行？”史迈利，仿佛对他而言，形式的细节比机密的事务更值得关切。

“在贸易部。四楼……会议室。在洗手间对面。”他以绝望的轻浮态度回嘴说。

“你住在哪里？”

在资深官员住的招待所。他报出地址，甚至还带着讥讽意味地报出房号。有时候，我们的讨论结束得很晚，他说——已不吐不快似的主动提供信息；但在礼拜五，因为仍然是夏季气候，非常炎热，所以他们结束得较早，好给想到乡间避暑的人方便。但格里高利耶夫没有这样的计划。格里高利耶夫打算留在莫斯科度周末，而且另有缘由。“我安排好了要到一个女孩的公寓住两天，她名叫爱芙朵琪亚，是我以前的秘书。她丈夫当兵去了，不在家。”他解释说，仿佛这是一般男人之间再正常不过的交心，至少是像托比这样心意相通的人可以理解的那样，尽管那些无血无泪的人民委员并不能体会。然后，很令托比惊讶的是，他竟单刀直入。他毫无预警也毫无其他引言地，从他与爱芙朵琪亚的调情，直接切入这次审问的核心。

“很不幸的，我安排的计划被破坏了，因为莫斯科中央第十三处，也就是大家称为卡拉处的人介入了。我被要求立刻去参加一场会谈。”

此刻，电话响起。托比接起电话，挂断，对史迈利说：

“她回到家了。”依旧讲德文。

史迈利毫不迟疑地转头对格里高利耶夫说：“领事，我们得到通知，你太太已经回家了。现在，你必须打电话给她。”

“打电话给她？”格里高利耶夫一脸惊骇地转头看托比，“他告诉我，打电话给她！我该怎么说？‘格里高利耶娃，我是你亲爱的丈夫！我被西方间谍绑架了！’你们这些人民委员疯了！都疯了！”

“请你告诉她，你不得已要晚回家。”史迈利说。

他的沉着对格里高利耶夫的怒气无异火上加油：“我这样告诉我太太？告诉格里高利耶娃？你以为她会相信我吗？她会立刻向大使打我的小报告。‘大使，我的丈夫跑了，去找他吧！’”

“信差克拉斯基每个礼拜送来莫斯科的指令，是不是？”史迈利问。

“人民委员无所不知。”格里高利耶夫对托比说，一手轻拂过脸颊，“如果他无所不知，他干吗不自己对格里高利耶娃说？”

“你必须用公事公办的语气对她说，领事。”史迈利建议道，“别提到克拉斯基的名字，但暗示说，他要你立刻到城里某处和他见面，商讨机密。紧急状况。克拉斯基改变了计划。你不知道几点能回家，也不知道他要谈什么。如果她抗议，就斥责她。告诉她，这是国家机密。”

他们看到他面露忧色。他们看到他惊叹诧异。最后，他们看到一抹浅浅的微笑浮上他的脸。

“机密。”格里高利耶夫自言自语说，“国家机密。没错。”

他无畏地走向电话，拨了号码。托比站在他后面，一只手小心翼翼地准备着随时按下听筒，如果他胆敢耍把戏的话。但史迈利带着微笑摇摇头，示意托比走开。他们听到格里高利耶娃的声音，用德文说：“你好！”在她高声追问丈夫人在哪里之后，他们听到格里高利耶夫无畏的回答。他们看到他挺直身子，抬高下巴，换上官式的面孔；他们听见他断然说出几句简短的字句，问了一个显然没得到答案的问题。他们看到他挂掉电话，因喜悦而眼睛发亮，容光焕发，他高兴地挥动粗短的双臂，就像上阵得分的球员一样。接下来，他们知道的是，他开始大笑，又长、又充满激情的斯拉夫式的大笑，音调高低起伏。其他人也无法遏止地大笑起来——史柯戴诺、狄·席尔斯基和托比都笑起来。格里高利耶夫握着托比的手。

“今天我真喜欢阴谋！”在两段更加激情的畅快笑声的空当，格里高利耶夫大叫，“今天，阴谋真是太棒了！”

然而，史迈利并没有加入这全体庆祝的行列。他有意扮演扫兴的角色，坐着翻阅笔记，等待欢笑结束。

“你说说看，第十三处的人是怎么找上你的。”当一切再度恢复平静之后，史迈利说，“第十三处，人称卡拉处。请继续你的叙述，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