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里高利耶夫是否感觉到周围涌起一股警觉的气氛，所有人的姿势都冻结不动了？他是否注意到，史柯戴诺与狄·席尔斯基的眼睛追索着史迈利毫无表情的脸，凝神注视？还有，米莉·麦克雷格静悄悄地溜进厨房，再次查看她的录音机，以免在狠心上帝的作为下，主机与备用的机器都同时故障？他是否注意到，耐心地舔着拇指与食指，翻动笔记本的史迈利，此刻几乎像东方隐士般谦逊自抑，完全没有兴趣似的把整个身体缩进那件满是皱折的棕色斜纹旅行外套里？
至少，托比全注意到了。托比坐在电话旁的阴暗角落里，从这个视野极佳的位子，他可以观察到房间里的每一个人，却又让别人无法观察他。就算是一只苍蝇飞过地板，托比那锐利的目光也能记录下它完整的冒险旅程。托比甚至描述了自己的症状，颈周的部分有发热的感觉，喉咙和胃的肌肉都打结了。托比不仅忍受了这些不适，还把这些牢牢记住。但是，格里高利耶夫是否对这些气氛有反应，又是另一回事了。他很可能仍只沉迷在以自己为中心的角色里。电话的胜利刺激了他，振奋起他的自信心。显然如此，因为当他再次发言时，他首先陈述的，不是有关卡拉处的事，而是他身为小娜塔莎爱人的英勇行为：“像我们这种年纪的人，需要一个这样的女孩。”他对托比眨眨眼，“她们会让我们变回年轻人，像我们以前一样。”
“很好，你独自飞到莫斯科。”史迈利非常急躁地说，“会议进行期间，你被找去参加一场面谈。请从这里开始。我们不能浪费整个下午，你知道的。”
会议从礼拜一开始，格里高利耶夫顺从地重新开始他的正式告白。到了礼拜五下午，我回到招待所，收拾东西，打算带到爱芙朵琪亚的公寓，共度我们的小小周末。但是，却有三个男人找上我，命令我跟他们上车，也没多作解释，比你们还不如——瞄了托比一眼——说我受命接受一项特殊任务。在路上，他们告诉我说，他们是莫斯科中央第十三处的人，在莫斯科官场，每个人都知道那个单位全是精英。我的印象是，他们是聪明人，干他们那一行的人，请恕我这么说，才智都不太高，但他们超过一般的水准。我感觉他们可能是官员，而不只是打杂的人。尽管如此，我并不太担心。我相信，一定是因为某些机密事务需要我的专业经验，就是这样。他们很殷勤，所以我甚至有些飘飘然……
“路程花了多少时间？”史迈利一面打断他的话，一面还在写字。
穿过市区，格里高利耶夫模糊地回答。穿过市区，然后驶进乡间，直到天黑。直到我们见到一个像僧侣的小个子男人，坐在一间小房间里，看着应是他们的主子。
再一次，托比认为自己见证了史迈利控制这种场面的不凡能力，而这也正是史迈利专业能力的最佳证明，当然也证明了他对格里高利耶夫的完全控制。在格里高利耶夫冗长的叙述过程中，他从来没有一句过度急切的追问，声音的抑扬顿挫里也从来没有一丝最微小的破绽来背离他在这场审问里为自己设定的无个性角色。托比坚称，史迈利掌控整个场面，“像手上握着画眉鸟的蛋”。举止稍有不慎，就可能毁了一切，但他丝毫没有。而托比更喜欢把卡拉的真正身影首度出现这个关键的一刻，奉为至高无上的典范。其他的审问者，在听到“一个像僧侣的小个子男人，看似他们的主子”时，一定会催促对方多作描述，比如他的年纪、阶级，他身上的衣服、抽的烟，你怎么知道他是他们的主子？但史迈利没有。史迈利强掩不耐烦似的用原珠笔敲着簿子，用备受折磨的声音告诉格里高利耶夫，自此而后，请别省略事实的细节：
“让我再问一次。路程花了多少时间？请就你所记得的，尽量精确描述。让我们从这里继续。”
格里高利耶夫垂头丧气地道歉。他会说，车子以相当快的速度开了约四小时，先生，也许更久。他现在想起来，中途他们两度停下来去上厕所。在四小时之后，他们进到一个戒备森严的区域——不，先生，我没看见告示标志，警卫都穿便服——然后又开了至少半个小时，才抵达中心。像个梦魇，先生。
再一次，史迈利出声反驳，建议他别那么激动。这怎么会是梦魇呢，他想知道，格里高利耶夫不是刚刚才说自己并不害怕？
好吧，不完全是梦魇，先生，更像是一场梦。在这个阶段，格里高利耶夫越来越觉得自己是个贫困的农民，被带到地主——他用俄文说出这个名词，托比加以翻译——面前。所以他并不害怕，先生，因为他无法控制这些事，所以也没有人能责怪他。但当车子终于停下来，一个男子伸手抓住他的手臂，警告他说，从此时开始，他的态度要完全改变。“你将要见到苏联伟大的斗士，也是极有权势的人士。”那人告诉他，“如果你对他不尊敬，或企图说谎，你可能再也见不到你的妻子和家人。”
“这人叫什么名字？”格里高利耶夫问。
但那人毫无笑容地回答说，这位伟大的苏联斗士没有名字。格里高利耶夫问是不是卡拉本人，因为他知道第十三处首脑的化名叫卡拉，但那些人还是只说，伟大的苏联斗士没有名字。
“所以，梦境就开始变成梦魇，先生。”格里高利耶夫低声下气地说，“他们也告诉我说，我应该告别我的爱情周末。小爱芙朵琪亚会另寻新欢，他们说。然后，其中一个人笑起来。”
此时，极大的恐惧攫住他，格里高利耶夫说。接着，他踏进第一个房间，迈向第二扇门，他害怕得双膝发抖。他居然还有时间替他心爱的爱芙朵琪亚担心。这个超乎寻常的人是谁，他心怀恐惧地想，他甚至比格里高利耶夫自己还要先知道，他允诺与爱芙朵琪亚共度周末？
“所以你敲了门。”史迈利一面说，一面写着。
他叫我进去！格里高利耶夫继续叙述。他坦诚告白的热忱一发不可收拾，他对审问者的依赖也一样不可收拾。他的声音变大了，他的手势更丰富了。托比说，他仿佛是想用肢体的动作诱使史迈利摆脱沉默寡言的态度；然而事实上，是史迈利佯装的漠不关心的态度，诱使格里高利耶夫更加奔放。我发现自己置身在一个不大也不豪华的办公室，先生，不太符合资深官员与伟大苏联斗士的身份。那是个小房间，简陋得像监狱牢房，中央有一张旧木桌，还有一张供访客坐的硬椅子：
“想像一下，先生，一位伟大的苏联斗士与权贵人士！他所拥有的，就只有一张旧书桌，惟一的照明是一盏劣质的灯！书桌后面，就坐着那位教士，先生，一个完全不装模做样、没有虚伪矫饰的人——一个经验丰富的人，我敢说——一个根植于自己国家的人。他的眼睛很小，目光直率，灰色短发，抽烟时习惯双手交握。”
“抽什么？”史迈利问，一面还在写。
“嗯？”
“他抽什么？这个问题够简单了。烟斗，香烟，还是雪茄？”
“香烟，美国烟，整个房间都是香烟的味道。就像在波茨坦一样，当时我们和柏林来的美国官员谈判。我想‘如果这个人一直都抽美国货，那么他一定是个很有影响力的人。’”格里高利耶夫兴奋地转头面向托比，用俄文再说一次重点。抽美国烟，持续地抽，他说，想想看，要拿到这么多香烟，得花多少钱，需要多少影响力！
接着，史迈利依旧秉持他那卖弄学问的神态，要求格里高利耶夫表演一下什么叫抽烟时“两手交握”。他面无表情地看着格里高利耶夫从口袋里掏出一支棕色的木质铅笔，圆胖的双手在面前相扣，铅笔握在两手之间，笨拙地把笔塞进嘴里，就像有人用两手握马克杯喝东西似的。
“就是这样！”他解释说，心情再度变得轻松愉快，高声笑着用俄文对托比大叫，但托比觉得不适合翻译，事后在记录中也只写着“秽语”二字。
教士命令格里高利耶夫坐下，然后花了十分钟，详尽描述格里高利耶夫与爱芙朵琪亚爱情故事的细节，以及他的另外两段婚外情，一段在波茨坦，一段在波恩，对象都是他的秘书，最后不知为何都上了他的床。此时，如果格里高利耶夫所言属实的话，他表现出了勇敢的行为。他站起来，追问道，他穿越大半个苏联，难道就是为了来参加道德法庭的审判：“和秘书睡觉又不是很罕见的事，即使在政治局也是如此。我向他保证，我没和外国女孩有越轨的行为，只有苏联女孩。‘这我也知道，’他说，‘但这对格里高利耶娃来说可没什么差别。’”
接着，还是很让托比惊讶的，格里高利耶夫又爆出一阵嘶哑的笑声；虽然狄·席尔斯基和史柯戴诺也谨慎地跟着笑起来，但格里高利耶夫的笑声比其他人都持续得更久，所以他们只好等待笑声停歇。
“请告诉我们，拜托，为什么你称为教士的这个人会找你去？”史迈利缩在他的棕色外套里说。
“他告诉我说，第十三处在波恩有一项特别的任务要交给我。我不应该向任何人透露，包括我的大使在内，这项任务对他们来说太过机密了。‘但是，’教士说，‘你应该告诉你的妻子。依据你个人的状况，你不可能保有任何秘密，又不让妻子知道。这我很了解，格里高利耶夫。所以告诉她吧。’他说得一点都没错。”格里高利耶夫评论说，“他真是聪明！这个男人显然很了解人情世故。”
史迈利翻过一页，继续写着。“请继续。”他说。
首先，教士说，格里高利耶夫要开一个瑞士的银行账户。教士交给他十张百元钞票，共计一千瑞士法郎，告诉他用这笔钱去开户。他的账户不能开在波恩，因为那里的人知道他的身份；也不能开在苏黎世，因为那里有一家苏联贸易银行。
“瓦兹荷银行，”格里高利耶夫毫无必要地解释说，“有很多正式和非正式的转汇都通过这家银行。”
不能在苏黎世，而要在距离波恩几公里之外的小城——图恩。他应该用瑞士人的身份，以葛拉瑟的名义开设账户。“但我是个苏联外交官！”格里高利耶夫反驳说，“我不是葛拉瑟，我是格里高利耶夫！”
教士毫不退缩地交给他一本瑞士护照，名字是阿道夫·葛拉瑟。教士说，每一个月，账户会收到几千瑞士法郎，有时甚至会有一万或一万五千。格里高利耶夫会知道这些钱的用途。这是非常机密的事，教士耐心地复述，要严守机密，有利诱也有威胁。就像史迈利自己在一个小时之前所做的一样，教士毫不客气地一一详述。“先生，你应该看看他面对我时的沉着态度。”格里高利耶夫难以置信地对史迈利说，“他的冷静沉着，他的威严权势，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改变。如果是在棋局里，他一定会大获全胜，因为他胆识过人。”
“但他并不是在玩棋。”史迈利冷淡地反驳。
“先生，没错。”格里高利耶夫赞同，悲伤地摇着头继续述说他的故事。
有利诱，也有威胁，他又说了一次。
威胁是，格里高利耶夫所属的部会将收到消息，说他拈花惹草，不值得信赖，如此一来，他将永远无法再获派国外任职。这将毁了格里高利耶夫的事业，以及他的婚姻。很严重的威胁。
“这对我来说真是太可怕了。”格里高利耶夫毫无必要地加上一句。
接下来是利诱，而且诱因甚丰。如果格里高利耶夫善尽义务，严守机密，他的事业将飞黄腾达，他的出轨行为也会被视而不见。在波恩，他将有机会搬到更宜人的住所，足令格里高利耶娃雀跃；他也会得到一笔钱，购买一辆符合格里高利耶娃品位的进口车；同时他也不必再仰赖大使馆的司机，虽然司机大多是“邻居”，但还不够格参与这项大机密。最后，教士说，他会加速升职为领事，以便解释他生活水准的提升。
格里高利耶夫看着他俩之间的那张书桌，目光扫过一沓瑞士法郎，接着是瑞士护照，接着又回到教士脸上。他问道，如果他说自己宁可不参与这项工作，会有什么样的后果。教士点点头。他对格里高利耶夫说，他也考虑过第三种可能性，但很遗憾的，因为需求的迫切，让他无法有其他的选择。
“那么告诉我，我应该怎么用这些钱？”格里高利耶夫说。
这是例行的工作，教士回答说，也是格里高利耶夫获选的另一个原因。“在例行的事务方面，我听说你表现很出色。”他说。虽然此刻他对教士所说的话有些毛骨悚然，但不免因教士的评价感到自豪。
“他听到我的一些正面报告。”他欣然对史迈利解释道。
然后，教士告诉格里高利耶夫那个疯女孩的事。
史迈利一动也不动。他动笔时，眼睛几乎闭上了，但他还是写个不停，尽管天知道他在写些什么东西，因为乔治从来就没想过要在纸上留下任何东西，即使是微不足道的蛛丝马迹也没有。但自此刻起，托比说，在格里高利耶夫说话时，乔治会从他外套领子里抬起头来，看着格里高利耶夫的手，甚至脸。而其他时候，他却像飘离房间里的每一件事物、每一个人。米莉·麦克雷格站在门廊里，狄·席尔斯基和史柯戴诺像雕像一样纹丝不动，而托比只为格里高利耶夫祈祷着。“继续说，我的意思是，不计代价地说，谁在乎？我们都听说过卡拉的本领。”
教士说他会毫无隐瞒，他对格里高利耶夫如此保证——除了格里高利耶夫之外，房间里的其他人都了解，这就是有什么要隐瞒的前奏。
教士说，在瑞士的一家私人精神疗养院里，有一个饱受精神分裂症折磨的女孩。“在苏联，这种疾病并没有被充分的了解。”教士说。格里高利耶夫回忆起自己还曾被教士决绝的语气深深感动。“诊断和治疗都因政治考虑而变得复杂。”教士继续说，“这个叫亚莉珊卓的孩子在我们的医院接受过四年的治疗，被医生指控许多罪状。‘偏执的改革主义与虚妄错误的思想……过度高估个人人格……对社会环境适应不良……过度膨胀自身能力……资产阶级堕落的性行为。’苏联的医生一再要她抛弃那些不正确的思想。这根本不是医疗。”教士颇为不悦地对格里高利耶夫说，“根本就是政治。在瑞士的医院里，对这些事有比较进步的态度。”因此名叫亚莉珊卓的孩子必须到瑞士去。
格里高利耶夫此时已然了解，这位高级官员亲自负责这个女孩的问题，也对每一个细节都很清楚。格里高利耶夫竟已开始为她难过。她是一位苏联英雄的女儿，教士说，这位苏联英雄以前是红军军官，后来伪装叛国，周旋于反革命的沙皇主义分子之间，在巴黎过着艰苦的生活。
“他的名字，”教士允许格里高利耶夫知晓这项最高机密。“他的名字，是欧斯特拉柯夫上校。是我们最顶尖，也是最有行动力的情报员。我们靠他掌握了巴黎反革命沙皇主义分子的情报。”
托比说，房里的人，听到这个已死的苏联叛徒突然被奉若神明，并没有表现出任何一丝惊讶的神色。
格里高利耶夫说，教士开始述说英勇情报员欧斯特拉柯夫的生平事迹，同时也让格里高利耶夫了解情报工作的秘密世界。为了避免引起帝国主义情报机构的警觉，教士解释说，必须为情报员捏造出身或假的生平，使情报员能让反苏联分子接受。因此，欧斯特拉柯夫表面上是红军叛徒，先是“逃往”西柏林，接着又转往巴黎，妻子与女儿则留在莫斯科。但为了确保欧斯特拉柯夫在巴黎流亡团体里的地位，不得不让他妻子为丈夫的叛逃行为而受惩罚。
“因为，”教士说，“如果帝国主义间谍得到情报说，叛国者与变节者的妻子欧斯特拉柯娃，在莫斯科过着很好的生活——例如，接收她丈夫的薪水，或占住同一间公寓——想想看，这会对欧斯特拉柯夫的信任度造成多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