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里高利耶夫说他能想像得到。但是教士的态度，他对房里其他人解释说，毫无霸气，反而以平等的态度相待，这无疑是出于对格里高利耶夫学术素养的尊重。

“无疑。”史迈利说，记了下来。

因此，教士有些突如其来地说，欧斯特拉柯娃和女儿亚莉珊卓，在她丈夫的妥善安排下，迁移到偏远的省份，有一间房子可住，有不同的名字，甚至——她们为求谨慎且大公无私——在必要时也有她们自己的出身背景故事。教士说，这在献身机密工作的人来说，是痛苦的现实。想想看，格里高利耶夫——他别有深意地继续说——想想看，这种被剥夺一切、欺瞒隐匿，甚至心口不一的生活，会在生性敏感，甚至已有些不平衡的女儿身上造成何等影响。父亲不在身边，他的名字又要从她的生活中连根拔除！而移居安全处所之前，母亲也必须忍受众人的羞辱！你将心比心，教士说，你，身为父亲，将心比心正值青春年华的少女，年轻易感的心灵要承受多大的压力！

面对如此有力的滔滔论述，格里高利耶夫很快就说，身为父亲，他很能体会这样的压力。而此时，托比突然想到，或许其他人也都这样想，格里高利耶夫真的如他自己所言，是一个有人性且高尚的人，只是他陷入了自己无法理解、无法控制的事件之中。

最近几年，教士继续用深感遗憾的声音说，亚莉珊卓——或者，如她所自称的，塔蒂亚娜——在她所居住的那个省份，惹是生非，破坏社会秩序。由于承受太大的压力，她做了许多犯罪的事儿，包括在公共场所纵火、偷窃。她和一些假冒知识分子的罪犯，以及一些难以想像的反社会分子鬼混。她随便与男人上床，常常一天好几个。起初，在她被捕时，教士和他的助手还能压下一般的法律程序，私下解决。但慢慢的，因为安全方面的原因，这项保护措施也被撤销了。亚莉珊卓不只一次被送进专门治疗不满社会现状分子的精神病院，结果却更糟，就像教士之前所说的一样。

“有好几次，她还被监禁在正规的监狱里。”教士低声说。然后，据格里高利耶夫说，他结束了这个悲伤的故事。“你一定能完全理解，亲爱的格里高利耶夫，身为一位学者，一位父亲，一位俗世之人，你一定能了解，我们这位独自流亡巴黎的英勇情报员欧斯特拉柯夫，听到他女儿情况持续恶化的消息，会有多么难熬。”

再一次，教士通过这段故事所传达的情感，打动了格里高利耶夫，他称这份情感为绝对的个人责任感。

声音依旧冷淡单调的史迈利又打断他的叙述。

“母亲人在哪里？领事，你的教士怎么说？”他问。

“死了。”格里高利耶夫回答说，“她死在偏远的省份里。也就是她被送去的那个省份。当然，她是用另一个名字下葬的。根据他告诉我的故事，她是死于心碎。这也对教士在巴黎的英勇情报员造成很大的负担。对苏联当局也一样。”

“理所当然。”史迈利说，他严肃的气息也感染了房里其他四个纹丝不动的人。

最后，格里高利耶夫说，教士简要说明格里高利耶夫被召来的原因。欧斯特拉柯娃的去世，加上亚莉珊卓悲惨的命运，对莫斯科这位英勇情报员的生活造成重大影响。他甚至一度企图放弃其至关重要的工作，返回苏联，照顾他这个失去母亲、又心智失常的女儿。无论如何，最后达成了一项各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既然欧斯特拉柯夫不能回到苏联，他的女儿就必须前往西方，住进私人疗养院，让父亲随时可以去探访她。就这个目的而言，法国太过危险，但越过毗邻的瑞士，就可以让她远离欧斯特拉柯夫那些反革命伙伴怀疑的目光，接受治疗。身为法国公民，父亲可以为女儿取得身份与必要的文件。已找到适合的疗养院，从波恩开车过来不远。现在格里高利耶夫必须做的，就是照顾好这个孩子，从她抵达的那一刻起。他必须去探望她，付钱给疗养院，每周向莫斯科报告她的境况，好让消息同时传达给她父亲。这是开设银行账户的目的，也是教士给格里高利耶夫瑞士身份的作用。

“而你同意了。”格里高利耶夫略一停顿，史迈利便说，大家都听见他的笔在纸上疾书的飒飒声。

“不是马上。我先问他两个问题。”格里高利耶夫说，很古怪地有些自鸣得意的味道，“我们学术界的人没那么容易被骗，你了解的。首先，我当然先问他，我们国家安全部派驻在瑞士有那么多人员，为什么不找其中一个来执行这项任务呢？”

“很好的问题。”史迈利很罕见地带着恭贺的态度说，“他怎么回答？”

“这个工作太过机密了。他说，机密就必须滴水不漏。他不希望欧斯特拉柯夫的名字和莫斯科中央主流的人扯上关系。他说，如果照现在的安排，即使有漏洞，也只有格里高利耶夫个人要负责任。我可不喜欢这样的抬举。”格里高利耶夫一面说，一面对狄·席尔斯基露出一个不太自然的虚弱微笑。

“你的第二个问题呢，领事？”

“是关于在巴黎的那位父亲，他是否常来探访？如果父亲经常来访，那么我充当代理父亲的地位就有些多余。可以作一些安排，直接付钱给疗养院，然后父亲可以每个月从巴黎来，关心自己女儿的健康。对于这一点，教士说父亲不能常来，更不用说和亚莉珊卓谈话。但他又前言不搭后语地加上一句，女儿的情况真是她父亲最沉痛的问题，所以可想而知，父亲可能根本不会来探访她。他告诉我说，能替苏联伟大的情报英雄担负这项重要任务，我应该觉得很光荣。他的态度变得严肃起来。他告诉我，我没有资格用门外汉的逻辑来质疑专业的考量。我道歉。我告诉他，我真的觉得很光荣。能在反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尽一己之力，我觉得很骄傲。”

“但你心里还是半信半疑？”史迈利试探地问，再次抬起头，停下笔。

“没错。”

“为什么？”

起初，格里高利耶夫似乎也不确定是为什么。或许是因为从来没有人要他说出心中真正的感受。

“也许你不相信教士？”史迈利暗示说。

“那个故事有太多前后不连贯的地方。”格里高利耶夫皱起眉头说，“当然，就情报工作来说，难免如此。但是，有很多东西让我觉得不太可能或不符实情。”

“你能解释为什么吗？”

格里高利耶夫沉浸在告解的舒畅情绪中，再次忘了自己身陷险境，竟露出了优越的微笑。

“他太感情用事了。”他说，“事后，第二天，我躺在爱芙朵琪亚身边，和她讨论这件事，我问自己：教士和那个欧斯特拉柯夫之间是什么关系？他们是兄弟？是老同志？他们带我去见的这个伟大的人，这么有权势，这么神秘——他在世界各地策划阴谋，施加压力，讨论特殊行动。而当我，格里高利耶夫，和他坐在一起，谈着某人的疯女儿时，我觉得自己像是在读着他最私密的情书。我告诉他说：‘同志，你告诉我太多了。我不需要知道的事，就别告诉我吧。只要告诉我该怎么做。’但他告诉我说：‘格里高利耶夫，你必须当那个女孩的朋友。这样你就是我的朋友。他父亲坎坷的一生对她造成很坏的影响。她根本不知道自己是谁，也不知道自己的归属。她高谈自由，却根本不管自由的意义是什么。她是受资产阶级幻想毒害的牺牲者。她满口都是不适合年轻女孩的下流言语。她活在谎言的世界里，完完全全疯了。但这不是她的错。’然后我问他：‘长官，你见过这个女孩吗？’但他只对我说：‘格里高利耶夫，你必须成为她的父亲。她的母亲也受过很多折磨。你一定能体会这些事。在最后几年，她变得愤世嫉俗，甚至支持女儿的反社会幻想。’”

格里高利耶夫沉默许久，令托比·伊斯特哈斯很欣喜地歇一口气，因为格里高利耶夫花了几个小时谈论卡拉对那位小姐的安排，已经让他头昏眼花了。

“我觉得他仰赖我。”格里高利耶夫又开始叙述，“我觉得他不只隐藏了事实，也隐藏了情感。”

格里高利耶夫说，当然还有些具体的细节要了解，教士都一一详述。管理那家疗养院的是一个白俄女人，修女，原本是在耶路撒冷的苏联东正教团体服务，是个心地很好的女人。在这些问题上，我们不能太政治取向，教士说。这个女人在巴黎与亚莉珊卓会面，陪她到瑞士去。疗养院有说俄文的医生。这个女孩因为母系血统的关系，也能讲德文，但常常不愿讲。就是因为这些因素，再加上地理位置的偏远，所以选择了这家疗养院。汇到图恩银行的钱足以支付疗养院的费用和每个月高达一千法郎的医护费，此外，还可以支配格里高利耶夫新生活所补给的秘密津贴。如果格里高利耶夫觉得需要，还有更多的钱可以提供；他不被允许保留任何账单或收据；如果格里高利耶夫有欺骗的行为，教士很快就会知道。他应该每周探访疗养院，支付账单，并亲自了解那个女孩的情况；驻波恩的苏联大使馆会得到通知说，格里高利耶夫被赋予秘密工作，因此可以享有某些弹性。

接着，教士谈到格里高利耶夫与莫斯科联系的问题。

“他问我：‘你认识信差克拉斯基吗？’我回答说，我当然认识这个信差；克拉斯基每个礼拜都会到大使馆一次，有时候还来两次，都是和他的伙伴一起。如果你和他交情不错，他可能会直接从莫斯科帮你带一条黑面包来。”

教士说，以后，克拉斯基每周四到波恩时，会在傍晚私下与格里高利耶夫接触，不是在格里高利耶夫家里，就是在他大使馆的房间里，但最好是在家里。克拉斯基来不会讨论任何机密的事，只会交给格里高利耶夫一个信封，里头有他在莫斯科的姑妈写的私人信函。格里高利耶夫必须把信放在安全的地方，然后按照指示，在特定的温度下，加上三种在一般市场很容易取得的化学溶液——教士说出三种化学溶剂的名称，格里高利耶夫此时一一复述。教士说，如此一来，信上就会浮现文字，告诉格里高利耶夫下次探访亚莉珊卓时该问哪些问题。在与克拉斯基会面时，格里高利耶夫也要交给他一封给姑妈的信，信中详述妻子格里高利耶娃的近况，当然，事实上是向教士报告亚莉珊卓的近况。这就是所谓的文字密语。以后，倘若需要，教士也会提供给格里高利耶夫秘密通讯器材，但在目前，只用给格里高利耶夫姑妈的密语信就可以了。

然后，教士交给格里高利耶夫一张医疗证明，署名的是一位知名的莫斯科医生。

“你在莫斯科的这段期间，因为紧张与工作过度的关系，有轻微的心脏病发作。”教士说，“医生建议你常骑脚踏车，改善你的健康状况。你的妻子也该陪你一起去。”

无论是骑脚踏车还是走路到疗养院，教士解释说，格里高利耶夫都可以避免汽车上的外交牌照曝光。

因此，教士要他去买两辆二手脚踏车。一整个星期里，哪一天最适合格里高利耶夫去疗养院探访，也是个问题。星期六是一般的探访日，但那太危险了；有些病人的亲朋好友来自波恩，“葛拉瑟先生”的身份也有被识破的风险。所以他们知会院方星期六不可行，于是破例在每周五下午允许探访。大使不会反对，但格里高利耶夫如何能在大使馆例行的工作日里每周五缺席呢？

没问题，格里高利耶夫回答说。大使馆允许工作人员周五和周六互调，因此，格里高利耶夫只要申请在星期六工作就可以了，这样他就可以空出星期五来。

格里高利耶夫的告白到此结束，他对听众露出一个短暂、浅淡的微笑。

“在星期六，有一个签证部门的女孩刚好也在工作。”他对着托比眨眼，“所以我们可以一起享受一些隐秘时光。”

这一次，大家的笑声不像之前那么热烈。时间，就像格里高利耶夫的故事，已用尽了。

他们回到他们开始的地方。突然之间，只有格里高利耶夫自己要担心，只有格里高利耶夫要处理，只有格里高利耶夫要保护。他坐在沙发里，装出笑容，但傲慢的气息已离他远去。他顺服地扣紧双手，目光逐一扫过他们身上，仿佛期待接受指令。

“我太太不会骑脚踏车。”他带着忧伤的微笑说，“她试过很多次。”她的失败对他似乎事关重大。“教士从莫斯科写信告诉我：‘带你太太去看她。或许亚莉珊卓也需要母亲。’”他摇摇头，表情呆滞。“她不会骑。在这么重大的机密事件里，我怎么能跟莫斯科说，格里高利耶娃不会骑脚踏车？”或许自史迈利担负执行官角色以来，此刻正是最大的考验，因为他几乎已将暂时的情报来源格里高利耶夫，转变成适时弃暗投明的投诚者格里高利耶夫。

“领事，无论你的长期计划是什么，请你继续留在大使馆，至少在接下来的两个星期里。”史迈利合上笔记本，正色说，“如果你照我的提议做，将会获得热烈的欢迎，将可以选择在西方的某处展开新生活。”他把笔记本塞进口袋，“但下个星期，你不能去探访亚莉珊卓。你告诉你太太，这是你今天和克拉斯基会面讨论的结果。下个星期四，信差克拉斯基交给你信时，你照常收下，但事后告诉你的太太，亚莉珊卓仍无法会面。用神秘的态度对付她。用神秘蒙蔽她。”

格利高利耶夫接受他的指令，不安地点点头。

“我必须警告你，无论你是犯了最微小的错误，或者尝试耍花样，教士都会发现，并且毁了你。你也将失去接受西方热忱款待的机会。清楚了吗？”

他们给格里高利耶夫联系电话，对他说明从电话亭打到电话亭的程序，史迈利违反一切交易守则地准许格里高利耶夫写下来，因为他知道不写下来，这人根本不可能记得住。所有的事都交代清楚后，格里高利耶夫带着若有所思的颓丧心情离去。托比载他到安全的地点，放他下车，然后回到公寓，举行简短的告别会议。

史迈利坐在同一张椅子上，双手合掌，靠在唇边。其他人在米莉·麦克雷格的命令下，忙着收拾善后——擦拭、拂尘、清烟灰、倒垃圾，清除掉所有的痕迹。托比说，每一个在场的人，除了他自己和史迈利之外，都要立刻离开，监视小组也一样。不是今夜，不是明天，是现在。他们正坐在巨大的时间炸弹上：或许就在此时，格里高利耶夫在急欲告白的冲动下，把整个故事，对他那个可怕的老婆全盘托出。如果他告诉爱芙朵琪亚有关卡拉的事，那有谁能确定他不会告诉格里高利耶娃，不会告诉小娜塔莎，他今天与乔治的恳谈？没有人会觉得被抛弃了，没有人会觉得被踢走了。他们完成了伟大的工作，他们会很快再相见，为成功加冕。他们握手道别，甚至掉一两滴眼泪，但成功在望的远景，让每个人都满心喜悦。

当众人散去，史迈利沉默地一动不动地坐着。他有什么感觉呢？表面上看，这是他获得极高成就的时刻。他已完成了自己所计划的一切，甚至犹有过之，尽管他为达目的不得不诉诸卡拉的伎俩。他独力完成一切。今天，在短短几个小时里，他就击溃并策反了卡拉亲手挑选的干员。他孤立无援，甚至还受到那些后来召他回来服务的人的阻挠。他一路独力奋战，直到此刻，他可以坦然地说，他已冲破了最后一道重锁。年岁已大，但他的专业技巧登峰造极；在整个职业生涯中，这是第一次，他比夙敌更占上风。

另一方面，他的夙敌出乎意料地竟清晰展现了其人性的一面。他不是史迈利竭力追索的那头野兽，不是那个彻头彻尾的疯子，不是机械。他是一个人。而这人的落败，倘若史迈利选择让这样的结局发生的话，全都只因过度沉重的爱。历尽生命沧桑的史迈利，对于这个弱点了然于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