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往常一样，伯特兰又迟到了，我很想装作不在乎，但对此仍旧耿耿于怀。佐伊懒洋洋地背靠着墙，一副无所事事的模样。她长得太像她爸爸了，以往想到这一点，我的嘴角都会泛起笑意，但今天，我却一点儿也笑不出来。我仰起头，看向那栋高耸的古老建筑——伯特兰的祖母玛玫的故居所在的公寓大楼，而我们即将搬进那里。我们即将离开蒙帕纳斯那宽阔的大街，告别那里喧嚣的交通、在附近三家医院进出的救护车此起彼伏的鸣笛以及四处林立的餐厅和咖啡馆，搬进这套位于塞纳河右岸一条狭窄宁谧的街道上的公寓。
我对玛蕾区并不熟悉，却也沉醉于这里古老而陈旧的景致。至于我到底想不想搬家，连我自己也不知道，伯特兰也从未征求过我的意见。其实我们也没花多少时间商讨此事，他只是依照自己一贯的品位和热情，一股脑儿地投入整个搬家事宜当中，而我不过是个局外人罢了。
“他来了。”佐伊说，“只迟到了半个小时。”
我们看见伯特兰迈着他那特有的趾高气扬的步伐出现在街角。这个法国男人身材颀长，古铜色皮肤，魅力四射。他又在讲电话了，身后跟着他的生意合伙人安东尼。安东尼脸颊绯红，满是胡须。他们的办公室就在亚凯街上，在玛德莲大教堂的后面。我们结婚之前，伯特兰一直在一家建筑公司上班，五年前，他才和安东尼开始创业。
伯特兰朝我们挥了挥手，又指了指电话。他把眉头一皱，神色变得阴沉。
“看来他并不想撂对方的电话，”佐伊嘲弄地说，“显而易见嘛。”
佐伊不过十一岁而已，但她有时候就像个青少年。首先是她的身高（一听到这个，她就会气急败坏地补充一句：还有我的一双大脚）就高于所有同龄的女孩，还有她不经意间流露出的早熟也让我吃惊。每当我看到她用那双淡褐色的瞳孔凝眸审视、扬起下巴的时候，都觉得她就像个小大人。她从小就沉着稳重，这性格对于她的年龄来说太成熟了。
安东尼过来和我们打招呼，而伯特兰仍在讲电话，声音大得整条街都听得到。他双手挥舞着，表情阴晴不定，还时不时地转头盯着我们，像是要看看我们是否都在听他讲话。
“他和另一个建筑师起争执了。”安东尼浅笑着解释。
“竞争对手吗？”佐伊问。
“是的，竞争对手。”安东尼回答说。
佐伊叹了口气：“就是说，我们得在这儿等大半天啰？”
我突然想到个主意：“安东尼，你不会刚好有泰泽克夫人公寓的钥匙吧？”
“我还真有，茱莉娅。”安东尼笑容灿烂地说。他总是用英文来回应我的法文，我觉得他可能是想借此表达友善，但我总觉得有些别扭。哪怕我在这里生活了这么多年，法文还不算好。
安东尼献宝似的掏出钥匙，我们三个打算先行一步。佐伊灵巧地在大门上按下密码，我们穿过绿意盎然的庭院，来到了电梯口。
“我讨厌坐电梯。”佐伊说，“爸爸应该重修一下。”
“甜心，他只是要重修你曾祖母的公寓，”我说，“而不是整栋大楼。”
“好吧，那他也应该重修一下整栋大楼。”佐伊说。
在等电梯的时候，我的手机响起了达斯·维达<small>(1)</small>的出场音乐。我扫了一眼来电显示，是约书亚，我的老板。
我接起电话：“什么事？”
约书亚说话像往常一样直奔主题：“三点前回来。七月刊就要定方案了。就这样。”
“哎哟。”我冒冒失失地叫出声来。挂断电话前，我听到了电话那头传来一声残留的窃笑。约书亚好像挺喜欢我说“哎哟”的，也许这让他回想起了自己的青春。安东尼似乎也被我的老式美语给逗乐了。我在想，他会不会把这些词语收集起来再用法国腔念一遍，那会是什么滋味？
这是一座标准的巴黎式小电梯，配有手拉式的铁栅栏，内侧的双层木门可能随时会迎面撞过来。我夹在佐伊和安东尼的中间，狭窄的空间里弥漫着安东尼身上古龙香水的气息。电梯上升时，我偶然瞥到了镜子中自己的脸，看上去，我就和这个吱呀作响的电梯一般老，布满了岁月侵蚀的痕迹。那个来自马萨诸塞州波士顿的年轻女孩去哪里了？此刻，镜子中同样也盯着我的女人已然年过四十五，即将跌进五十岁的人生低潮，褶皱爬上了她的脸颊，更年期正迫在眉睫。
“我也讨厌这座电梯。”我没好气地说。
佐伊笑了，捏了捏我的脸颊：“妈妈，就算是格温妮斯·帕特洛<small>(2)</small>也会被这面镜子照得像个鬼。”
我笑了，这就是典型的佐伊式的评论。
妈妈啜泣起来，接着放声大哭。女孩惊恐地盯着妈妈，泪水从她苍白褶皱的脸上滑落。在她十年的生命中，她还从未见妈妈哭泣过。她想让妈妈别再哭了，在这两个陌生男人面前看到妈妈落泪实在是太羞愧了。可那两个男人对妈妈的眼泪毫无表示，只是叫她快一点儿，没有时间浪费了。
卧室中，小男孩仍在沉睡。
“但你们要把我们带到哪儿？”妈妈恳求着，“我的女儿是法国人，她出生在巴黎，为什么你们也要把她带走？你们要把我们带到哪儿？”
男人们默不作声，他们逼向妈妈，恐吓着妈妈，妈妈吓得脸色煞白。妈妈走进自己的卧室，瘫倒在床上。过了一会儿，她站了起来，对着女孩。妈妈的声音宛若游丝，脸上如同戴着一副木然的面具。
“去把你弟弟叫起来，你们俩都穿好衣服，再给你和他带上几件。快点，快点！就现在！”
女孩的弟弟噤若寒蝉地通过门缝看着两个男人，也看着一身凌乱的妈妈啜泣着打点行李。他用尽了他四岁的男孩身体里的所有力量，任女孩如何连哄带骗，他也岿然不动。他什么也不听，一动不动，小小的胳膊交叉抱在胸前。
女孩脱掉睡衣，抓起一件棉质衬衫和裙子，把两只脚塞进鞋子里。她的弟弟一直盯着她，他们俩都能听到从妈妈卧室传来的抽噎。
“我要去我们的秘密基地。”他悄悄地说。
“不行！”她劝他，“你得跟我们在一起，你必须跟我们在一起。”
她一把抓住他，但他身体一扭挣脱开来，滚进那间隐藏在他们卧室墙壁表面又长又深的壁橱里。他们俩常在这里玩躲猫猫，两人躲进来，再把门关上，这里就成了他们的小天地。爸爸妈妈都知道他们藏在这里，但都假装毫不知情，他们故意扯着嗓子叫着他们的名字：“小毛头们都跑到哪里去啦？真奇怪，他们一分钟前还在这里呢！”姐弟俩便捧腹大笑，乐不可支。
壁橱里有一把手电筒、几张垫子、一些玩具、几本书，还有一瓶水，妈妈每天都会倒满。她弟弟还不识字，所以女孩就给他大声地念《可爱的小机灵鬼》<small>(3)</small>。他很喜欢听这个孤儿查尔斯的故事，为了报复刻薄的麦克米夫人，查尔斯不停地捉弄麦克米夫人。她一遍一遍地给他念这部小说。
女孩可以看到她弟弟小小的脸庞在黑暗中若隐若现，他正抱着心爱的泰迪熊玩偶，恐惧已经烟消云散了。也许他在这儿是安全的，他有水，也有手电筒，还能翻一翻塞居尔夫人的书里他最喜欢的《查尔斯的华丽复仇》这一章的图画。也许她应该把他留在这里一会儿，那两个男人不会发现他的。等她和妈妈被允许回来后，她就能来接他了。至于仍旧躲在地窖里的爸爸，要是他上来的话，他也能知道男孩藏在哪儿。
“你在那里怕吗？”她轻轻地说。男人在外面催她们了。
“不怕。”他说，“我不怕。你把我锁起来吧，他们找不到我的。”
她在那张苍白的小脸前关上橱门并锁好，然后把钥匙放回自己的口袋里。锁孔外面安装了一个像是点灯开关的滑盖，光是从外面看，外人是看不出里面还暗藏了一个橱柜的。没错，他在那里一定很安全，她保证。
女孩轻轻念着男孩的名字，将手掌贴在橱门上。
“我保证，等一下我就会回来找你的。”
我们来到公寓里，摸索着寻找电灯开关，却什么也没找到。安东尼打开几扇百叶窗，阳光便照射进来。房间里空荡荡的，遍布尘埃，也没有任何家具。金色的阳光穿过狭长而肮脏的窗口，斜斜地洒在褐色的地板上。
我盯着空无一物的书柜，还有墙上落下的深色的矩形印记，那里之前曾挂着精美的画作。我还记得，冬日里大理石壁炉中的火焰在燃烧，玛玫伸着她小巧玲珑的玉指迎着火光取暖。
我走到床边，低头看向那宁静葱绿的庭院。我庆幸玛玫在离开之前没有目睹这套空落落的公寓，不然，她会像此刻的我一样难过。
“还能闻到玛玫的味道，”佐伊说，“一千零一夜<small>(4)</small>的香味。”
“还有那只调皮捣蛋的咪咪的味道。”我抽了抽鼻子。咪咪是玛玫养的最后一只宠物暹罗猫。
安东尼不可置信地看着我。
“是只猫。”这回我换成英文解释。我当然知道法语中的“猫”应该怎么说，但这个词同时也有女性私处的意思。我不想因为这个语义暧昧的字眼让安东尼哄堂大笑。
安东尼开始用专业的眼光审视这个地方了。
“供电系统太老旧了，”他指着旧式的白瓷保险座说，“还有供暖系统。”
巨大的黑色暖气片上布满了灰尘，像只长满鳞片的爬虫。
“等你看了厨房和卫生间再说吧。”我说。
“脚架式的浴缸。”佐伊说，“我很怀念它们。”
安东尼检查着墙壁，敲了敲。
“我猜，你和伯特兰想要彻底整修这套公寓吧？”他看着我问。
我耸了耸肩：“我真的不知道他想干什么。搬到这里是他的主意，我倒没有那么热衷，只是想搬到一个更加实际的住处……比如一间新房。”
安东尼笑了：“但是等我们整修完了，这就是一间新房。”
“也许吧，但对我来说，这里永远是玛玫的公寓。”
尽管玛玫九个月前就搬到疗养院去了，但这里处处都残留着她的痕迹，毕竟我丈夫的祖母在这里住了大半辈子。我仍记得十六年前我们的初次会面，记得墙上挂着的古老的精美壁画，记得大理石壁炉上展示着的银制边框的家庭照，记得那些设计简单却十分考究的家具，记得书架上摆放着的汗牛充栋的藏书，还有披着红色奢华法兰绒的三角钢琴。卧室里阳光充沛，窗外是宁谧的庭院，对面的墙上爬满了浓密的常春藤。我就是在这儿第一次看到玛玫的，我向她笨拙地伸出手：那时，我还不能自如地应对我妹妹夏拉所说的“法式亲吻”——哪怕是第一次见到一位法国女人，你也不能冒昧地与她握手，你应该在她的两颊上各亲吻一下。只是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些。
穿米黄色雨衣的男人又核对了一下名单。
“等一下，”他说，“还有个孩子不见了，一个男孩。”
他念出了男孩的名字。
女孩心里咯噔了一下。她妈妈盯向女孩，趁男人没注意，女孩将手指放在唇上。
“那个男孩在哪里？”男人质问道。
“我弟弟不在这里，先生。”她用一口标准的法语说，“这个月初他就离开了，跟几个朋友去了乡下。”
穿雨衣的男人若有所思地盯着她，接着飞快地朝警察扬了扬下巴。
“进去搜一搜，快点！或许她的父亲也躲在里面。”
警察搜查着整个房间，笨手笨脚地打开门，检查了床底和壁橱。
当警察吵吵闹闹地搜查公寓时，另一个男人在房里来回踱步。当穿雨衣的男人背对着她们母女时，女孩向着妈妈迅速地露了一下钥匙，用唇语无声地说：“等一下爸爸就会上来，爸爸会把他弄出来的。”妈妈点点头，仿佛在说：“好的，我知道他在哪里了。”随后她又皱起眉，用手指比画着钥匙的模样：“你把钥匙放在哪儿爸爸才能知道？”男人忽然转过身来盯着她们，妈妈吓得浑身僵硬，女孩吓得瑟瑟发抖。
他盯着她们看了一会儿，接着忽然关上窗户。
“请别关上，”妈妈说，“屋里很热。”
男人微微一笑。女孩想，她从来没有看到比这更加丑陋的微笑了。
“我们要一直关着，夫人。”他说，“早晨的时候，一位女士从窗户把自己的孩子扔了出去，随后自己跳了下去。我们可不能再让这种事发生了。”
妈妈一言不发，呆在原地。女孩愤恨地盯着他，她恨他身上每一寸血肉，恨他泛红的脸、油亮的嘴，恨他目光中的冷酷无情，恨他站立的姿态。这男人叉开双腿，头上的毡帽向前斜着，背后背着肥硕的双手。
她恨透了这个男人，这份恨意在她生命中还不曾出现过，比起学校里那个令人讨厌的丹尼尔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个男孩在学校里常常对她出言不逊，对她父母的口音指手画脚。
她听见警察还在笨手笨脚地搜查着。他找不到弟弟的，壁橱隐藏得太巧妙了，男孩会很安全的。他们永远找不到他，永远。
警察回来了，耸了耸肩，摇了摇头：“里面没人。”
穿着雨衣的男人把妈妈朝门一推，问她要公寓的钥匙，她一言不发地递给他。他们一行人向楼下走去，妈妈手上提着塞满衣物的袋子，步履缓慢。女孩的脑海中飞快地闪过很多个念头：我怎么把钥匙给爸爸？我把钥匙放在哪儿？交给门房吗？这个点儿她醒了吗？
说也奇怪，门房居然是醒着的，站在门后等着他们，女孩察觉到她脸上泛着幸灾乐祸的古怪表情。她为什么要这样看着他们，女孩想，为什么她不看妈妈，不看女孩自己，只是看着男人，就像她根本不想看见她们母女，她们如同隐形人一般。妈妈对这个女人一直很友善，偶尔还会耐心地帮助照看她的婴儿小苏珊娜。每当小苏珊娜肚子痛的时候，妈妈就给她哼家乡小曲，一遍又一遍，婴儿很喜欢，听着听着便会甜甜地睡去。
“你知道这家的父亲和儿子去哪里了吗？”警察一边问，一边把公寓的钥匙给了她。
门房耸了耸肩，她仍旧不去看她们母女。她把钥匙匆忙地放进口袋，女孩不喜欢她这么贪婪的举动。
“不知道。”她对警察说，“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她的丈夫了，可能他和儿子都藏起来了。你们可以去地窖或者楼顶的用人房里面看看。我可以带你们去。”
屋子里的婴儿开始呜咽起来，门房回头看着她。
“没时间了。”穿着雨衣的男人说，“我们得走了。不行的话我们再回来搜查。”
门房转身把哭泣的婴儿抱在怀里。她说她知道隔壁大楼里还有几户人家。她冷冰冰地念出他们的名字，仿佛在说什么不堪入耳的脏话一般，女孩心里想。
伯特兰终于挂断了电话，把注意力转向我，给了我一个魅惑的微笑。我为什么会嫁给一个如此充满吸引力的男人？这个问题我无数次地想过。我初次见到他是在多年以前法国阿尔卑斯山的高雪维尔滑雪场，那时他身材颀长，像个大男孩。现在他四十七岁了，仿佛是瓶越陈越醇的美酒，他比以前更强壮，成了一个风度翩翩的法国优雅男人。而我那些青春时光呢，却遗失在了故乡的查尔斯河和法国的塞纳河之间的某处。步入中年以后，我便已然凋零。如果说初生的华发和皱纹增添了伯特兰的魅力，对我而言却只意味着枯萎的容颜。
“怎么样？”他说。他用漫不经心、充满占有欲的手掌贴住了我的臀部，丝毫不在乎他的合伙人和我们女儿的目光。“怎么样，是不是很不错？”
“很棒。”佐伊说，“安东尼刚才告诉我们需要彻底整修，也就是说我们起码要等上一年才能搬进来。”
伯特兰笑了，这笑声像是狼嚎和萨克斯风的混合，有一种奇妙的感染力。这就是我丈夫的“症结”所在了：浑身都毫无保留地散发着难以抗拒的魅力。我总是想他到底是从哪儿学来的。是从他的父母爱德华和科莱特那里吗？他们学识渊博，教养有方，但也称不上多么迷人。是从他姐姐塞西尔和洛尔那里吗？她们举止文雅，从不失态，但也只会在非笑不可的场合才会展露笑靥。我猜他肯定是从玛玫那儿学来的，叛逆而又从不服输的玛玫。
“安东尼太悲观啦。”伯特兰笑着说，“我们很快就能搬进来。工程虽然浩大，但我们会安排最好的人手。”
我们跟在他身后，踩着咯吱作响的地板，来到了对着另一条街道的卧室。
“这面墙得拆掉。”伯特兰说，安东尼也附和着点头，“我们得把厨房安置得近一点，不然我们的嘉蒙德小姐会觉得这里‘不切实际’。”
他用英文说出“不切实际”这个词，调皮地眨着眼睛看着我，手指在空中比画着引号。
“这套公寓真大！”安东尼说，“太奢华了！”
“现在是这样。不过以前，在我祖父母的那个年代这套很小，非常简陋。”伯特兰说，“我祖父一直到六十岁才发了财，然后他把隔壁的公寓买下，把两个公寓打通。”
“这么说，祖父从小就住在这么小的地方吗？”佐伊说。
“是的。”伯特兰说，“就是这么一块小地方。另外那头是他父母的房间，他睡在这里。这里当时真的很小。”
安东尼若有所思地敲着墙壁。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伯特兰笑了，“你想把两个房间打通，对吧？”
“没错！”安东尼承认了。
“不算坏主意，但需要好好研究，这面墙不好处理，我等会儿让你看看。壁板很厚，里面还埋有线管，没有表面看上去那么简单。”
我瞟了一眼手表，两点半了。
“我得走了。”我说，“我和约书亚约好了。”
“那佐伊怎么办？”伯特兰问。
佐伊翻了个白眼：“我可以……坐公交车回蒙帕纳斯。”
“你不去学校了？”伯特兰问。
佐伊又翻了个白眼：“爸爸！今天是星期三。星期三下午不上课的，你忘啦？”
伯特兰挠了挠头：“我那时候是……”
“你那时候是星期二，星期二不上课。”佐伊接着说。
“法国的教育体制太荒唐了，”我叹了口气，“星期六早上居然还要上课！”
安东尼也赞同我。他儿子上的是一所私立学校，星期六早上不用上课。但伯特兰就跟他父母一样，对法国的公立学校怀有根深蒂固的信心。我本来打算让佐伊去双语学校的，在巴黎有几所这样的学校，所以她现在就读的学校是卢森堡公园附近的蒙田公立中学。但是，泰泽克一家总是忘记佐伊的母亲是个美国人。幸好佐伊的英文很流利，我几乎不用法文与她交流，她还常常去波士顿探望我的父母。很多个夏天，她都与我的妹妹夏拉一家在长岛度过。
伯特兰转向我，眼眸里闪烁着让我不安的光芒，这表示接下来他要说要么风趣要么刻薄要么兼而有之的话。安东尼专心致志地打量着自己新式皮革乐福鞋上的流苏，显然他也明白这个眼神的含义。
“哦，是啊！我们当然知道嘉蒙德小姐对我们的学校、我们的医院、我们永无休止的罢工、我们漫长的假期、我们的邮政服务、我们的电视节目、我们的政治、我们街道上的狗屎抱有看法。”伯特兰说着，向我露出一口洁白无瑕的牙齿，“我们听了无数次了，不是吗？我真想去美国住啊，美国的什么都是干净的，每个人都会在美国的街道上捡狗屎！”
“爸爸，别说了！你太粗鲁了！”佐伊牵着我的手说。
女孩看见穿着睡衣的邻居从窗户探出身来。他是一位教授小提琴的音乐教师，为人和善。女孩很喜欢听他拉奏小提琴，他也常常在庭院的另一头为她和她弟弟拉奏古老的法国音乐，诸如《在亚维农的桥上》《梦之浮桥》。他也会拉奏来自她父母家乡的小调，惹得他们两人翩翩起舞，妈妈的拖鞋滑落到地板上，爸爸则领着妈妈旋转，一圈又一圈，一圈又一圈，直到他们晕头转向了才停下来。
“你们在干什么？你们要把她们带到哪里去？”他叫道。
他的声音掠过庭院，盖过了婴儿的哭喊声。穿雨衣的男人没有理他。
“你们不能这么做！”邻居喊道，“她们都是真诚善良的人！你们不能这么做！”
随着他叫喊声的扩散，一扇扇百叶窗打开了，窗帘后浮现出一张张脸庞。
但是女孩察觉到，他们都一动不动、一声不吭，他们只是冷眼旁观着。
抽泣着的妈妈停下了脚步，背脊颤抖个不停。男人推搡着妈妈。
邻居们沉默地观望着，就连那个音乐教师也沉默着。
忽然，妈妈转过身来，声嘶力竭地喊着爸爸的名字，喊了三次。
男人抓着妈妈的胳膊，野蛮地拉扯着她，手上行李和包袱掉了一地。女孩想阻止他，但他们把她推到了一边。
一个清瘦的男人出现在门口。他身上的衣服满是褶皱，脸上胡楂茂盛，红肿的双眼充满了疲倦。他朝着庭院走来，背脊挺得直直的。
等他走近了，他告诉了他们他是谁。他的口音跟妈妈一样浓重。
“把我和我的家人一块儿带走。”他说。
女孩向她爸爸伸出手。
她是安全的，她想。和妈妈在一起，和爸爸在一起，她是安全的。他们不会被带走多长时间。他们都是法国警察，并非德国人。他们不会伤害他们一家的。
他们很快就会回到公寓里的，妈妈会做一顿早餐，弟弟会从躲猫猫的壁橱里出来，爸爸会到街角的仓库继续当他的领班，一切都会恢复如常的，一切都会回到正轨的，很快。
此刻天刚蒙蒙亮，大楼外狭窄的街道上寂静无人。女孩转头看向他们的楼房，看向每扇窗户后的一张张沉默的脸庞，看向怀抱着小苏珊娜的门房。
音乐教师缓缓抬起手，向他们告别。
她也微笑着向他挥挥手。一切都会好转的，她会回来的，他们都会回来的。
但他看上去是那么悲痛欲绝，泪水从他脸上流淌下来。女孩不懂，为什么无言的眼泪会让他看上去如此无助和羞愧。
“粗鲁？你妈妈倒是很崇拜呢！”伯特兰眨着眼睛，还朝着安东尼窃笑，然后转向我，“是不是啊，我的爱人？是不是啊，亲爱的？”
他绕着卧室打转，手指敲打着《西城故事》
<small>(5)</small>音乐的节拍。
在安东尼面前，我觉得自己又傻又蠢。吹毛求疵的法国人总爱批评美国人虚假偏见，伯特兰也爱这么取笑我，并且自得其乐。而我又为什么愣愣地站在那里供他取乐呢？过去某段时间，他的话听着还很有趣。在我们刚结婚的那几年，他的玩笑还算悦耳，都能让我们的美国和法国友人哄堂大笑。但也只是在那几年罢了。
我像往常一样淡然一笑，但今天的笑却很勉强。
“你最近看望过玛玫吗？”我问。
伯特兰正忙着测量一些东西：“你说什么？”
“玛玫。”我耐心地重复一遍，“我想她看到你会很高兴，你们可以谈一谈公寓的事。”
他的目光与我相遇了。
“最近没空，亲爱的。你去吗？”他露出恳求的眼神。
“伯特兰，我每周都去，你知道的。”
他松了口气。
“她是你的祖母。”我说。
“但她爱的是你，美国女孩。”他笑了，“我也是，宝贝。”
他走过来轻轻地吻我的唇。
美国女孩。
“所以你就是那个美国女孩。”多年以前，正是在这个房间里，玛玫用那双沉重的灰色瞳孔看着我说。美国女孩。那时，我穿着一身混搭风的衣服，脚上踩着帆布鞋，脸上挂着拘谨的微笑，让我觉得自己是地地道道的美国人。而这位七十岁的法国女士挺拔的背脊、贵族式的鼻子、梳得一丝不乱的头发以及锐利的眼眸都在宣示身上的精致。所以，初次会面我就喜欢上了玛玫，喜欢她不时让人惊诧的浅笑，喜欢她一本正经却又不失幽默。
即便如今，我也得坦承，比起伯特兰的父母我更加喜欢玛玫。哪怕我已经在巴黎生活了二十五年，哪怕我和他们的儿子结婚已有十五年，哪怕我生下了他们的孙女佐伊，伯特兰的父母仍旧让我无时无刻不觉得自己是个“美国人”。
下来的时候，我又一次站在了电梯里那面让我不悦的镜子面前。我忽然意识到，我已经忍受伯特兰的伤害太久太久了，而每一次，我都会回以一个淡然的耸肩。
但在今天，出于一些道不清的原因，我第一次觉得自己受够了。
女孩紧紧地跟着她的父母，沿着街道一直走下去。穿米黄色雨衣的男人不断地催促他们快点儿。他们要去哪儿？她不禁想问，他们为什么要如此紧迫？他们按照指示进入一间大型车库。她认得这条路，他们家和爸爸工作的仓库离这里都不远。
车库里的工人们都弯着腰，脚下都是引擎，身上穿着的蓝色工作服沾满了油污，沉默地注视着他们，没有人说话。接着，女孩看到了一群人站在车库里，脚下是行李和篮子。她注意到大多数都是女人和孩子，有些她还认识，但他们都不敢乱动，也不敢打招呼。过了一会儿，来了两个警察，他们一个个念着名字，爸爸听到了自己的名字，把手举了起来。
女孩环顾四周，看到了一个在学校里认识的男孩——里昂。他满脸的疲惫与惊恐。她朝他微笑，想告诉他一切都会好的，他们很快就可以回家，这样不会持续很久，很快他们就会被遣返。但里昂盯着她的样子就像她疯了一样。她低下头去，看着自己的脚，双颊涨得通红。也许她弄错了，她的心开始猛跳起来，也许事态的发展并不会如她所愿。她忽然觉得自己又傻又天真。
她的爸爸向她弯下腰来，没有剃胡须的下巴蹭得她耳朵痒痒的。爸爸唤着她的名字，问她弟弟在哪儿，她给爸爸看那把钥匙。“弟弟会在他的秘密橱柜里待得好好的，”她轻轻地说，觉得很自豪，“他在那儿很安全。”
爸爸瞪大了眼睛，一把抓住了她的胳膊。“没事的，”她说，“他会好好的。橱柜很隐秘，有足够他呼吸的空气，有足够他喝的水，他还有手电筒。他没事儿的，爸爸。”
“你不懂，”爸爸说，“你不懂。”
女孩慌乱起来，她看到眼泪从爸爸的眼里滑落下来。她伸手给爸爸擦泪，她不忍看到爸爸哭泣。
“爸爸，”她说，“我们会回家的，对吗？等他们叫完我们的名字，我们就会回去的，对吗？”
爸爸擦干了眼泪，低头看着她，眼眸中充满了痛苦与悲伤，让女孩不忍与他对视。
“不，”他说，“我们回不去了，他们不会让我们回去的。”
她如坠冰窖，一阵恐惧向她侵袭而来。忽然之间，她想起了她曾在午夜偷偷听到的父母的谈话，她从门后看到他们脸上的忧愁、他们的恐惧、他们的痛苦。
“什么意思啊，爸爸？我们要去哪儿？他们为什么不让我们回家？告诉我，你告诉我呀！”女孩近乎呐喊地说出最后几个字。
爸爸只是低头注视着她，又一次轻轻地唤着她的名字。他的眼眶湿润了，睫毛上闪烁着泪花。他的手掌缓缓抚上女孩的后颈。
“勇敢一些，我的甜心。勇敢一些，拿出你最大的勇气。”
她哭不出来。恐惧像个怪兽一般的吸尘器，将她一口一口吞噬，吞没了她一切情感。
“但我答应过他我会回去的，爸爸！我答应过他！”
女孩看见爸爸的眼泪又滑落下来，爸爸沉溺在自己的恐惧与忧伤当中，听不到她在讲什么了。
他们一个一个被送出车库，街道上仍旧空荡荡，只有几辆巴士在路边停成一列。这种巴士很常见，车身漆着绿色和白色，尾部的台阶供乘客上下车。女孩曾和她的妈妈以及弟弟坐过这种车进城。
警察们命令他们上车，人们推来搡去的。她再次张望，但并没有看到那些身穿灰绿色制服的德国人。德国人粗暴、蛮横，说着含混不清的法语，只会叫女孩害怕。眼前的人都是警察，而且还是法国警察。
透过布满尘埃的车窗，女孩看见外面一个认识的警察，他是个红头发的年轻人，曾在女孩放学回家的途中护送她过马路。她敲了敲车窗，想吸引他的注意力。当他的目光与她相撞的刹那，他飞快地移开了。她很好奇，不知道为什么他有些窘迫，是那种近乎恼怒的窘迫。当他们一个个被塞进车厢里时，一个男人提出了抗议，警察立马粗暴地推了他一把。一个警察叫嚣着，要是有人胆敢擅自离开，他就立马开枪，格杀勿论。
女孩无精打采地看着大楼和树木渐次后退。她的脑海中全是被遗留在家中的弟弟，他还躲在壁橱里等着她回去。她一直在想他，也只能想他。跨过大桥，她看到了波光粼粼的塞纳河。他们要去哪儿？爸爸不知道，也没有人知道。恐惧笼罩了全车的人。
一声雷鸣划过了天际，吓坏了所有人。大雨倾盆而下，雨势大得连车也不得不停下来。女孩听见雨点噼里啪啦地打在车顶上。骤雨很快就停了，巴士重新起程，车轮轧过闪闪发亮的鹅卵石路面。太阳出来了。
车停了，人们走了下来，手上要么提着行李，要么抱着哭泣的婴儿。女孩不认得这条路，她从没来过这里。道路的一头竖立着地铁标志。
他们被带到一座浅色的宏伟建筑里，墙上写着巨大的黑字，但女孩看不懂。她看见整条街上乌泱泱的都是如他们一般的家庭，警察吆喝着其他几辆巴士的人下车。他们仍旧是法国警察。
她牵着爸爸的手，一起被推进一个大型的室内运动场，场内和观众席的铁座椅上早已挤满了人。得有多少人呢？女孩不知道，起码有上百吧，但警察还在不断地命令其他人进来。女孩抬起头，阳光正穿过巨大的圆形蓝色天窗无情地照射进来。
爸爸给全家人找了个座位，让他们坐下来。女孩看着人潮仍旧在不断地涌进来，场馆里越来越拥挤了，周围越来越嘈杂了，人群的低语混杂着孩子们的哭泣和女人们的呜咽。烈日高升，燥热难耐，体育馆里更加拥堵了，人们摩肩接踵，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他们的脸上都写满了恐惧。
“爸爸，”女孩问，“我们还要在这里待多久？”
“不知道，我的甜心。”
“他们为什么把我们送到这儿？”
她伸出手，按着缝在衬衫胸前的黄色星星。
“是因为这个吗？是不是？”她说，“每个人都有这个。”
她的爸爸苦笑中带着一丝哀戚。
“是的。”他说，“因为这个。”
“这不公平，爸爸！”女孩皱着眉头，嘶哑地说，“这不公平！”
他拥抱了她，轻轻地唤着她的名字。
“是的，我亲爱的女儿，你是对的，这不公平。”
她依偎着爸爸，脸颊紧紧地贴在他缝在夹克上的黄色星星。
约莫一个月前，妈妈在他们所有的衣服上都缝上了黄色的星星，除了她弟弟的衣服，其他人的衣服上都烙印上了这个标记。在这之前，他们的身份证上都加注了“犹太人”几个字。忽然之间，他们丧失了很多之前拥有的权利，他们不能进公园玩，不能骑自行车，电影院、剧院、餐厅、游泳馆统统成了雷池禁地，更别提在图书馆里借书了。
她几乎在所有地方都看到了这样的标志牌：“禁止犹太人进入”。不过她爸爸工作的工厂门口却写着大大的“犹太人经营”几个字。妈妈必须在四点过后才能上街采购，但是根据政府的限额配给，那个时候商店早就抢购一空了。要是他们想搭乘地铁，只能上最后一节车厢，而且必须在宵禁前回家，直到早晨才能出门。还有什么是他们能做的呢？没有，什么都没有！她想。
不公平，太不公平了。为什么？为什么是他们？为什么会发生这些呢？她忽然发现，并没有人可以告诉她答案。
约书亚已经在会议室了，啜饮着他迷恋的淡咖啡。我慌慌张张地进去，在摄影总监班贝尔和专栏编辑亚历山德拉中间找了个位置坐下来。
从这里向外眺望，可以看到繁华的马尔伯夫街，这里距离香榭丽舍大道只有一箭之遥。我并不喜欢这一带，巴黎的这个地区一年四季不论何时都是车水马龙，而又流于俗丽。然而，夹杂在人潮如织的观光客之间，踩着宽阔却又满是灰尘的人行道来这里上班，却又是我每天的例行公事。
我为美国周刊《塞纳河风光》撰稿已经六年了，专门为旅居巴黎的美国人采集可以吸引他们兴趣的“当地风采”的主题，从社会文化生活，包括展览、电影、餐厅、图书，到即将到来的法国总统竞选。我们不仅出版纸质杂志，同时也在线上发布电子版。
这份工作很艰辛，截稿日期总是非常紧迫。虽然我很仰慕约书亚，但他简直就是个独裁的暴君。他对员工的私生活、婚姻以及儿女都不甚尊重。要是有人怀孕了，他就立刻不再用；要是谁家里孩子病了，他也会横眉冷对。不过，他的眼光相当独到，编辑能力和对时事的把握高人一等，员工们都对他言听计从。虽然我们在背地里难免会抱怨他几句，但对他也是心服口服的。他是个地地道道的纽约客，在巴黎度过了十年的光景。他已经年近五十，一张长脸上的眉眼已然下垂，外表十分具有欺骗性。他一旦张口，便是在专断地发号施令，所有人只能唯他马首是瞻，无从反驳。
班贝尔出生于伦敦，年近三十，身高六英尺。他戴着一副紫色的眼镜，头发染成了橘色，喜欢在身上打孔。他身上的英伦式的幽默让我难以抗拒，但约书亚却颇不以为然。我对班贝尔从无怨言，他谨言慎行，效率很高。每逢约书亚拿我们出气的时候，他总能给予我们支持。他是我们珍贵的盟友。
至于亚历山德拉，她有一部分意大利血统。她皮肤丝滑，生了一头如绸缎般的黑色鬈发和让男人心醉神迷的丰满而水润的双唇。她不但有这般美貌，而且野心勃勃。年龄虽只有我的一半，但薪水已经和我差不多了，即使我在刊头上的署名比她高，我也说不准我是否真心喜欢这个女孩。
约书亚正在浏览下一期主题的图标，上面有一篇重量级的文章，是关于即将举行的总统大选的，这是继让－玛丽·勒庞在第一轮投票获得高得票率之后最具争议性的话题了。我对此并没有多大的兴趣，所以看到亚历山德拉被分配到这项任务时，不免暗自窃喜。
“茱莉娅，”约书亚抬起头，透过他的眼镜打量着我，“接下来是你拿手的主题了，‘冬赛馆事件’六十周年纪念。”
我清了清喉咙。他刚刚说什么来着？我听成了“展览事件”。
我的大脑一片空白。
亚历山德拉颇有优越感地向我瞥了一眼。
“一九四二年七月十六日，你没听说过？”她对我说。有时候我就讨厌她这副自以为无所不知的口气，比如今天。
约书亚接着说：“‘冬赛馆事件’，就是指‘冬季自行车竞赛馆拘捕事件’，冬赛馆是座非常有名的室内自行车竞赛馆。上千个犹太家庭在生活条件极度恶劣的体育馆里被拘禁数天之后，被送往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毒气室里。”
我对这件事有点儿印象，但很模糊。
“是的。”我看着约书亚，语气坚定地说，“好的，然后呢？”
他耸耸肩：“好的，你可以开始着手寻找‘冬赛馆事件’的幸存者和目击者，然后调查清楚纪念会将由谁举办，确切的时间、地点。最重要的是，去挖掘真相，去探访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这是份相当棘手的工作，你也知道，法国人非常不情愿提起由贝当为首的维希政府。这不是他们什么光彩照人的历史。”
“有个人可以帮你。”亚历山德拉的语气稍微有些友善了，“弗兰克·李维。纳粹的大屠杀之后，他发起了最大的犹太人寻找家庭的社团。”
“我听说过。”我一边说，一边匆匆写下他的名字。我听说过，弗兰克·李维是个公众人物，他曾举办过很多场研讨会，也写下过很多文章，都是关于犹太人被侵占的财产以及被驱逐的恐怖经历的。
约书亚喝了一大口咖啡。
“不要空洞无物的文章，”他说，“也不要感情用事。我只要真相、证据，以及——”他盯着班贝尔说，“生动而有力的照片。去调查旧档案也行，不过可以找到的资料不多，也许这个叫李维的可以帮助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