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会先去冬赛馆，”班贝尔说，“实地考察一下。”
约书亚冷笑了一下：“冬赛馆早就不在了，一九五九年就被拆掉了。”
“原址在哪儿？”我窃喜，原来我并非唯一摸不清楚状况的人。
回答的自然又是亚历山德拉：“乐拉敦街，在第十五区。”
“我们还是可以去一趟的。”我看着班贝尔说，“也许住在那条街上的人还能记得当年发生过什么。”
约书亚抬了抬肩。
“你可以去一趟。”他说，“但我觉得你不会找到什么人愿意和你谈论这个。我说过了，法国人天性敏感，何况这又是个十分敏感的话题。别忘了，当初逮捕了那些犹太家庭的是法国警察，而不是德国纳粹。”
约书亚的话落到我耳朵里，让我忽然意识到我对于一九四二年七月发生了什么几乎一无所知。哪怕在波士顿的时候，我在课堂上也不曾了解过。自从我二十五年前来到巴黎，我也很少读到相关的著作。这就像个秘密，一个埋葬在历史深处的秘密，所有人都不愿提及。现在，我已经急于想到电脑前，在网上搜寻相关的资料了。
会议一结束，我就回到了我的办公桌前。从我的隔间里，可以俯瞰外面马尔伯夫街的繁华。隔间虽然狭窄，但我也习惯了，并没有什么不好。在家中，我没有地方写作，伯特兰答应过我在新的公寓会给我单独开辟一个房间，一个专门属于我的办公室，这简直美好到让我不可置信。恐怕我还得好些时间才能好好享受这般奢华。
我打开电脑，连上网络，在谷歌搜索引擎中输入“冬季自行车竞赛馆拘捕事件”，接着就显示了大量的搜索结果，大部分是法文，其中不乏详尽的说明。
整个下午，我都在阅读、存储资料，搜寻着和占领期间以及拘捕事件有关的著作。我发现很多书早已绝版，这让我百思不得其解，难道就没有人想阅读有关“冬赛馆事件”的书吗？难道就没有人在乎了吗？我拨打了很多书店的电话，得知这些书都不好找。“尽量帮忙找找吧。”我请求道。
关上电脑后，我已是筋疲力尽，双眼酸涩。一想到下午没收集到资料，我的心情便有些低落。
那一年，有超过四千名两岁到十二岁的孩子被拘禁在冬季自行车竞赛馆里。他们大多数是出生在法国的法国公民。
但他们没有一个活着走出奥斯维辛集中营。
那一天漫长得犹如没有尽头。女孩依偎在妈妈身边，看着周围的那些人逐渐失去理智。这里没有水，没有食物，燥热难耐，空气里弥漫着灰尘，让女孩的眼睛和喉咙很不舒服。
运动场的那扇大门已经关上了，每一面墙边都站着一个表情阴沉的警察，手里的枪支是无言的威胁。除了坐在此处等待，他们哪里都不能去，什么都不能做。他们在等待什么呢？什么样的结局会降临在他们、她的家庭乃至这群人的身上？
她和爸爸一起来到体育场另一头寻找卫生间，一阵恶臭便扑面而来。厕所数量不多，供不应求，而且很快就出故障了。女孩只能蹲在墙边小解，她得双手捂住口鼻才能忍住恶心作呕的感觉。人们虽然羞耻，但也只能像挫败的动物一般随地蹲在地上排泄。一个端庄的老年女士蹲在她丈夫的外套后面，另一个女人被吓得喘着粗气，用手捂住口鼻，还不得不摇着头。
女孩跟着爸爸，挣扎着穿过密集的人群才回到妈妈身边。运动场的观众席上堆满了包裹、袋子、床垫，还有婴儿床，满眼都是黑压压的人潮。她不禁想着，这里到底挤了多少人？孩子们在走道上奔跑，身上衣衫脏乱不堪，吵着讨水喝。一个又热又渴的女人在放声嘶喊着，她要死了，她现在就要死了。一个老人忽然倒在了满是灰尘的地上，扭曲痉挛的脸上开始泛蓝，但没有人肯扶他。
女孩在妈妈身旁坐下，妈妈沉默着，一言不发。女孩牵起妈妈的手，轻轻地揉捏着，妈妈却没有任何反应。爸爸站了起来，为了他的妻女向警察讨要一些水喝，警察却草率地说现在一滴水也没有。爸爸说此刻太糟心了，他们不能被当作禽兽对待。警察转身离开了。
女孩又看到了里昂，刚刚在车库里她看到过他。他穿梭在人群之中，盯着运动场的大门。她察觉到他并没有戴着黄色的星星，它们被摘掉了。她站起来跑向他。里昂的脸上很脏，左边脸颊和锁骨上都残留着瘀青。女孩不知道此刻自己是否也是狼狈而又疲倦的模样。
“我要离开这里。”里昂悄声说，“我爸妈叫我走，现在就走。”
“但你要怎么离开？”女孩说，“警察不会放你出去的。”
里昂盯着她。他们俩年纪相仿，不过十岁，但他看上去老成许多，脸上再没有一丝的童稚了。
“我总会找到办法出去的。”他说，“我爸妈叫我走的，他们摘掉了我的星星。如果不这么做，我们就只有死路一条。”
她心底一片冰凉。死路一条？他说的是真的吗，这就是他们的下场？
他盯着她看，目光中有一丝轻蔑。
“你不相信我，是吗？你应该和我一起走，摘掉身上的星星，现在就和我走。我们先藏起来，我会照顾你的。我知道该怎么做。”
她想起了她的弟弟，他还藏在壁橱里等着她回去。她指尖触碰到了口袋里冰凉光滑的钥匙，她应该跟着这个聪慧敏捷的男孩的，这样她就能救她弟弟，救她自己。
但她觉得自己太渺小了，太脆弱了，肯定不能独自这么做，她太害怕了。至于她的父母：她的妈妈，她的爸爸……他们会怎么样？男孩说的是实情吗？她能信任他吗？
他伸手放在她的手臂上，感受到了她的迟疑。
“和我一起走。”他催促着说。
“我不知道。”她嗫嚅着说。
他转身离开。
“我已经下定决心，我走了，再见。”
她目送着他向大门走去。警察们押送着更多的人进来：躺在担架上或者坐在轮椅上的老人，涕泪纵横的孩子，痛哭呜咽的女人。里昂混杂在人群之中，等待着逃跑的最佳时机。
忽然，一个警察扯着他的衣领把他往后拉，他却矫健地直起身体，向入口挣扎着，犹如一位逆流而上的泳者。女孩看着他，觉得这个场面很不可思议。
这时，一群愤怒的女人挤向入口，为孩子们讨要水喝。警察们顿时有些惊慌失措，手忙脚乱。她看见里昂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穿过混乱的女人们，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她回到父母身边，夜色逐渐深沉，她绝望起来。越来越多的人被押送到运动场里和她关在一起，成百上千的人犹如困兽一般。一阵一阵的绝望抑制不住地涌来，让她担惊受怕。
她想闭起双眼，遮住鼻子和耳朵，隔绝所有的味道、尘埃、燥热，她不想听见那些悲惨的号叫，不想看见哭喊的大人和呻吟的孩子们。但她做不到。
沉默中，她无可奈何地环视着周遭。忽然，坐在顶层的人群出现了骚动。先是一声揪心的悲痛嘶吼，几件衣服从看台上飘落下来，接着，她听到了重物跌落在地的撞击声。人群中传出了叹息。
“爸爸，发生了什么事？”她问。
爸爸叫她别看。
“没什么，宝贝，没什么。只是几件衣服掉下来了。”
但是她看到了，她知道发生了什么。一个和妈妈年纪相仿的年轻女人，将孩子紧紧抱在怀中，从高处的看台上纵身一跃。
她坐在自己的位置上，看见女人支离破碎的身体，还有在如同熟透的番茄的血泊中，孩子那破碎的头骨。
女孩弯下腰，哭了起来。
小时候，我住在麻州布鲁克莱恩的希斯洛普街四十九号。那些年，我总以为自己会终生住在美国，从未想过自己有朝一日会移居法国，还嫁给一个法国人。十一岁时，我爱上了邻居家的伊凡·弗罗斯特。他满脸雀斑，活像诺曼·洛克威尔<small>(6)</small>笔下的邻家男孩，只是多了副牙套罢了。伊凡家的小狗墨墨，总是喜欢跑到我爸爸美丽的花床上嬉戏。
我的爸爸肖恩·嘉蒙德在麻省理工学院教书，他顶着一头乱发，戴着一副像是猫头鹰一样的眼镜，犹如一个标准的疯子教授。他在学校很出名，学生们都很敬重他。我的妈妈海瑟·卡特·嘉蒙德拿过迈阿密网球赛冠军，她崇尚运动，一身古铜色的皮肤，身材纤瘦，迷恋瑜伽和健康食物，仿佛不会受到时光的摧残。
一到周日，爸爸就会和隔壁的弗罗斯特先生站在篱笆两旁，无休无止地相互辱骂，肇事者当然是那只捣毁了郁金香花床的小狗墨墨。每到这个时候，妈妈就在厨房里一边烘焙着麦麸蜂蜜杯子蛋糕，一边叹气，她不喜欢这样的冲突。我的妹妹夏拉对院子里的骂战向来视而不见，总是躲在房间里看她的《盖里甘的岛》<small>(7)</small>或者《极速赛车手》<small>(8)</small>，嘴里嚼着红色软糖。我和我的闺密凯蒂·露西则赖在楼上，透过我房间的窗帘往底下看，偷窥着英俊的伊凡和那只浑身漆黑的拉布拉多犬——捣毁我爸爸花床的罪魁祸首——玩耍。
在那段快乐的童年时光里，我备受呵护，从不曾遭受任何波折或者历经戏剧化的场景。朗克尔中学就在街角，感恩节和圣诞节祥和而温馨，慵懒的夏日我则会在纳罕的海边度过。宁静的日子周而复始，唯一让我胆战心惊的是在我读五年级时，那披着一头蓬松乱发的西伯德女士朗诵着埃德加·爱伦·坡的《泄密的心》。多亏了她，我做了几年的噩梦。
步入青少年时期，我才开始向往起法国。那股心底潜藏着的迷恋与日俱增，日益强烈。为什么想去法国？为什么选择去巴黎？法语这种语言一直让我着迷，我觉得它比德语、西班牙语或者意大利语都要柔软而娇媚。而且，我特别擅长模仿《兔八哥》里那只名叫“臭美公子”的法国臭鼬，模仿得惟妙惟肖。然而我知道，我深深地迷恋法国，这与地道的美国人所谓的浪漫、圆滑、性感毫不相干。我迷恋法国的远不止这些。
初到巴黎，我立即就被这座城市拥有的强烈对比所吸引了，这里庸俗简陋的小巷和富丽宏伟的高楼大厦并存，我探寻着这里的对照、潜藏着的秘密、无处不在的惊奇。我整整花了二十五年的岁月才彻底融入这座城市，终于可以忍受那些耐心有限的服务生和出租车司机，终于掌握了在凯旋门附近行车自如的诀窍：哪怕周围有司机在高声怒骂，或者再惊奇点儿，一个开着黑得发亮的迷你车的优雅高调的金发美人冲着我口出污言，我都可以充耳不闻。对付那些傲慢的门房、自以为是的推销员、厌烦的电话接线员和自负的医生，我都有一套。我摸清了巴黎人的想法，他们自以为是这世界上高人一等的公民，尤其是要比那些南起尼斯北至南锡的法国人还要高贵，这里面还包括住在巴黎郊区的法国人。我还知道，巴黎以外的法国人都称呼巴黎人“人模狗样”，对他们全无好感。除了巴黎土著，没人真正热爱巴黎，没人会比他们更以这座城市而自豪。说到傲慢自负，没人能及巴黎人的一半。我不禁怀疑，为什么我偏偏如此迷恋巴黎？或者，是因为这座城市从未向我敞开心扉，于我，她只是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美人。我很清楚我的处境，我是个美国人，一个美国女孩。
像佐伊这么大的时候，我想成为一名记者。从高中为校刊写作开始，我从未停下过手中的笔。刚满二十岁时，我从波士顿大学的英语专业毕业，来到巴黎定居。我第一份工作是在美国某家时尚杂志担任初级助理，但不久我就辞职了。比起裙子长短或者春季流行色，我更渴望书写更加发人深省的文字。
接着，我接到了随之而来的一份工作：为美国电视新闻网络撰写新闻稿。待遇并不十分优渥，但足以能让我继续留在巴黎。我和赫尔夫以及克里斯托弗在第十八区合租了一套公寓，他们俩是一对同性恋人，我们的友谊也一直维持至今。
这个星期，我与赫尔夫以及克里斯托弗约好了晚餐，地点就在我遇到伯特兰之前居住的贝尔特街。伯特兰很少陪我来这里，我有时很好奇为什么他对赫尔夫以及克里斯托弗毫无兴致。“我的甜心哪，因为你亲爱的丈夫就跟大多数法国中产阶级的富裕绅士一样，只喜欢女人，对男同性恋毫无兴趣！”我的朋友伊莎贝尔慵懒的声音犹在耳畔，还夹杂着浅浅的低笑。没错，她是对的，伯特兰只喜欢女人。用夏拉的话来说就是：“肯定不会错的！”
赫尔夫与克里斯托弗仍住在我们之前合租的公寓里，只是当年我的那间小卧室被改造成了更衣室。克里斯托弗是一位时尚达人，并且以此为傲。我很喜欢参加他们的晚宴，因为会有各种有趣的人出席，如名模、歌手、颇有争议的作家、可爱的同性恋邻居、美国或加拿大记者或者刚出道的年轻编辑。赫尔夫在一家国际律师事务所里担任律师，克里斯托弗则是一位瑜伽老师。
他们俩都是我的挚友。当然，我在巴黎还有其他朋友，其中大多是美国移民，诸如霍莉、苏珊娜和简，她们都是我在美国念大学或者在杂志上刊登保姆寻求广告时结交的。我还有一些亲密的法国女性朋友，如伊莎贝尔，我是在佐伊在普莱耶音乐厅上芭蕾舞课时认识她的。可是，每当清晨醒来伯特兰乱发脾气时，我只会给赫尔夫与克里斯托弗打电话；佐伊在滑板上摔下来弄伤脚踝时，也只有他们来探望过；他们从不会忘记我的生日，知道我喜欢看什么类型的电影，听到什么美妙的唱片也会与我分享。与他们在家中共进高雅的烛光晚餐，也是一件赏心悦目的事。
我预先带了一瓶冷藏过的香槟酒。赫尔夫开门和我打招呼，克里斯托弗正在沐浴。赫尔夫四十多岁了，但仍旧保持着纤瘦的身材，蓄着络腮胡，和蔼可亲。他抽烟很凶，我们劝过他很多次，叫他戒烟，但都是徒劳，便只好任他去了。
“外套很好看。”他称赞着，放下指间的烟头去开香槟酒。
赫尔夫与克里斯托弗总是会很在意我的穿着，还有我新用的香水、新的妆容以及发型。和他们在一起时，我从未觉得自己仍是那个急切地要追上法国潮流的美国女孩。我很自在，无拘无束，所以我喜欢与他们在一起。
“蓝绿色很适合你，很能衬你的眼睛。在哪儿买的？”
“在雷恩街上的H&M。”
“你简直容光焕发。所以呢，你那套公寓处理得怎么样？”说着，他递给我一杯香槟，还有几片涂了红色鱼子酱的吐司面包。
“要做的太多了。”我叹了口气，“得花上几个月呢。”
“我猜，你那个设计师丈夫肯定对此兴奋得不得了吧？”
我干笑了一下：“可以说是不眠不休呢。”
“啊，”赫尔夫说，“他肯定给了你不少苦吃吧。”
“被你说中了。”我说着，抿了一小口香槟。
赫尔夫透过他那窄窄的无框眼镜端详着我。他有一双淡灰色的瞳孔，长长的睫毛。
“说吧，茱茱，”他说，“你还好吧？”
我浅浅一笑。
“是的，我很好。”
但我一点儿也不好。最近刚刚得知一九四二年七月发生的事情，唤醒了我内心当中那份深沉而又无法言说的脆弱，它常常纠缠着我，压迫着我。自从我开始着手调查“冬赛馆事件”的那一刻起，这纠缠与压迫便始终如影随形。
“你看起来不太对劲。”赫尔夫关切地说。他坐在我身边，把他那纤瘦而苍白的手放在我的膝头，“我认得这副表情，每当你悲伤的时候才会显露出来。现在告诉我，发生了什么吧。”
把周围如地狱般的场景隔绝开来的方式，就是把她的头埋在她那骨瘦如柴的双膝之间，再用双手捂住耳朵。她前后摇晃着身体，脸颊紧紧贴着双腿。她努力回想着过去那些美好而热爱的事情，那些独特而又神奇的瞬间，这样才能唤起她心底的快乐。她记得妈妈曾经带她去剪头发，周围的人都称赞她那一头浓密而又如蜜糖色的秀发。妈妈说过，你会为这样一头秀发而骄傲的！
她记得她爸爸在皮革厂里工作，她还记得他的双手是多么灵巧和有力，她多么佩服他的技艺啊。她还记得她十岁生日的礼物，那是一块用精美的蓝色盒子包装的手表，表带是她爸爸亲手用皮革做好的，那样浓烈馨香的皮革气息和轻微的嘀嗒嘀嗒声响让她心醉神迷不已。她为拥有这块表而自豪。可是，妈妈叫她不要戴着这块表去学校，她可能会弄坏它，或者弄丢它。只有她最好的朋友阿梅勒见过这块表，而且非常羡慕她。
不知道阿梅勒现在去哪儿了？她们住在同一条街上，上同一所学校。但是，假期刚刚开始，阿梅勒就离开了巴黎，跟她的爸爸妈妈去了南方的某个地方。她来过一封信，而后便杳无音信了。娇小的阿梅勒古灵精怪的，还生了一头红发。她能把九九乘法表背得滚瓜烂熟，再难的语法她也能很快掌握。
阿梅勒从不会害怕任何事情，对此，女孩很是敬佩。哪怕是在课堂上空袭警报如狼嚎般响彻天空，把老师同学们吓了一跳，她也能临危不乱地拉着女孩的手来到学校满是霉味的地窖里。哪怕孩子们怕得低声窃语，哪怕连迪索老师都在哆嗦着发号施令，也只有阿梅勒依然泰然自若。在漆黑而潮湿的地窖里，她们紧紧地依偎在一起，肩并着肩，摇曳着的微弱烛光照射着她们苍白的小脸。飞机在她们头顶盘旋，在一片嗡嗡的低鸣声中，迪索老师念着让·德·拉·封丹<small>(9)</small>的寓言或者莫里哀的戏剧，手却在止不住地颤抖。阿梅勒看得咯咯直笑，说：“你看，她怕得连书都读不了了。”女孩盯着她，好奇地轻声说：“难道你就不害怕吗？一点儿都不害怕吗？”这个长了一头光泽的红色鬈发的女孩轻蔑地说：“不，不害怕，我一点儿也不害怕。”偶尔，当有炮弹落在地上，轰炸声打断了迪索老师的朗读时，阿梅勒便会紧紧握住女孩的手。
女孩想念阿梅勒，渴望阿梅勒此刻也能在这里陪伴她，握着她的手告诉她不要害怕。她想念阿梅勒脸上的雀斑，她淘气的绿色眼眸，还有她不驯的大笑。想想那些你热爱的事情，那些能让你快乐的事情吧。
她不记得是去年夏天还是前年夏天，爸爸带着全家去了乡下的一条河边度假，她不记得那条河叫什么，但仍能回想起那河水流过肌肤的清滑与美妙。她爸爸想教她学会游泳，学了几天，她终于学会了狗刨式游泳，惹得大家哈哈大笑。女孩的弟弟在河边简直玩疯了，整天乐不可支。那时候，他不过是个小屁孩而已，刚刚学会走路，踩着河边的淤泥一直在滑倒，一直在尖叫，她便只好整天追在他的屁股后面。妈妈的头依靠在爸爸的肩上，一脸祥和地注视着他们，他们那么年轻，那么相爱。她还记得河畔有个小旅馆，全家就在枝繁叶茂的大树底下的阴凉里享用着简单却可口的美餐。老板娘叫她到柜台后面帮忙，她端着咖啡，觉得自己长大了，很是骄傲。结果呢，她不小心把一杯咖啡洒到了客人的脚边，幸好老板娘也没怎么在意。
女孩抬起头，看见妈妈正在和伊娃讲话。伊娃是住在他们家附近的一个年轻女人，她有四个孩子，女孩很不喜欢这群整天撒泼打闹的男孩。伊娃的脸色和妈妈一样憔悴而苍老。她不禁想，为什么这两个女人会在一夜之间就如此垂垂老矣？伊娃也是波兰人，法文和妈妈一样不甚流利，同样，伊娃的父母和亲戚都还住在波兰。女孩想起那可怕的一天，就在不久之前，伊娃收到了一封来自波兰的信，然后就来到女孩的家里，痛哭流涕地倒在女孩妈妈的怀里。妈妈虽然也很想安慰伊娃，但女孩也看得出妈妈同样也很害怕。她们都不愿意告诉女孩究竟发生了什么，但在两个女人夹杂着抽泣声的对话中，她听到了几句犹太语。原来，伊娃的波兰老家横遭大难，全家人惨遭杀害，房子也被一场大火烧得只剩下灰尘和废墟。女孩问爸爸她的祖父母是否还安好，家中卧室的大理石壁炉架子上还有一张她祖父母的黑白照片。爸爸说他也不知道。波兰每天传来的尽是坏消息，但爸爸仍旧不肯告诉女孩究竟是什么坏消息。
女孩看着伊娃和妈妈，忽然怀疑她的爸爸妈妈这样保护着她，这样做是不是正确的？自战争开始以来，不肯告诉她外面的世界正在发生的烦扰和噩耗，也不愿解释正在发生的风云变幻。伊娃的丈夫去年离家后，就再也没有回来。他就这么消失了，他去了哪儿？没有人告诉女孩，也没有人给她一个解释。她不喜欢自己仍旧像个孩子一样被对待，她不喜欢她一进门，房间里说话的人就突然压低嗓门。
要是他们都告诉她，让她知道都发生了些什么，日子会不会好过一点儿呢？
“我很好，就是有点累罢了。今晚还有谁会来？”
赫尔夫还没说话，克里斯托弗就走了进来。他一身的卡其色配乳白色，这是巴黎最时髦的颜色，散发着昂贵的男士古龙香水的香味。他比赫尔夫要年轻一些，仍旧保持着古铜色的肤色和精瘦的身材，把一头灰色的长发扎成一束厚厚的马尾，很有拉格斐<small>(10)</small>的风范。
门铃声也在同一时间响起来。
“啊哈，”克里斯托弗给了我一个飞吻，“一定是纪尧姆来了。”
他飞快地开门去了。
“哪个纪尧姆？”我低声问赫尔夫。
“我们的新朋友，从事广告业。他离婚了，是个很开朗的男孩，你会喜欢他的。他是我们今晚唯一的客人，其他人都出城度长假去了。”
一个高挑、黝黑的男人走了进来，年近四十。他还带着精美的熏香蜡烛和玫瑰花。
“这位是茱莉娅·嘉蒙德。”克里斯托弗说，“很久很久以前，我们还很年轻时就是好朋友了，她是位记者。”
“那应该就是昨天的事了。”纪尧姆轻轻地说，展现了法国男人殷勤的风范。
我注意到赫尔夫询问的目光时不时地落到我的身上，便保持着一副轻松的微笑。这一次实在太不同了，不然，换作以往，我肯定会向赫尔夫吐露心声的，我会向他倾诉过去一周我所经历的情感起伏，还有与伯特兰之间的种种。我已经受够了他挑衅和刻薄的幽默感。以前，这种幽默感不曾伤害和困扰我，如今却不一样了。我曾经仰慕他的睿智、他的幽默，这也让我曾经更加爱他。
伯特兰的玩笑会逗得人们大笑，但也会对他有所畏惧。在他富有感染力的笑声当中，在他蓝灰色的眼眸和迷人的笑容背后，潜藏着一个顽固不化而又极其严苛、为所欲为的灵魂。我曾经之所以可以忍受他，是因为每次他意识到伤害到我之后，都会用慷慨的礼物以及热烈的缠绵来补偿我。床上是我和伯特兰唯一能互诉衷肠的地方，也是我们唯一可以平起平坐的地方。有一次，伯特兰在尖酸刻薄地挖苦我后，夏拉问我：“这家伙对你温柔过吗？”看到我逐渐涨红的脸，她才说：“天啊，我懂了，只有床笫私语的时候才会对你温柔吧？千言万语都不如真枪实弹。”她叹了口气，拍了拍我的手。但在今晚，为什么我对赫尔夫一个字都说不出来？是什么堵住了我的喉咙，让我望而却步了？
大家坐在一张八边形的大理石桌旁。纪尧姆问我目前正供职于哪一家报社，我告诉他了，他却一脸茫然。这是理所应当的，法国人哪里会看《塞纳河风光》呢？它的读者群只是在巴黎客居的美国人而已。我并不觉得不开心，毕竟我又不去追求什么名头，何况，即便是约书亚偶尔的专断独裁，这份工作仍旧可以给我优渥的薪水和相当程度的自由。
“那你目前正在写什么文章呢？”纪尧姆一边礼貌地问我，一边用叉子搅拌着豌豆意大利面。
“冬赛馆事件。”我说，“马上就是六十周年纪念了。”
“你是说发生在‘二战’时的那次拘捕事件？”克里斯托弗嚼着满嘴食物问我。
我刚要回答，却又猛地看见纪尧姆的叉子停在了盘子和嘴巴之间的半空中。
“是的，发生在冬季自行车竞赛馆的大规模拘捕事件。”我说。
“这不是发生在巴黎郊区吗？”克里斯托弗吃得津津有味。
纪尧姆沉默地放下他的叉子，用目光紧紧锁住我的目光。他的眼眸漆黑深邃，双唇细腻动人。
“我想又是纳粹干的吧。”赫尔夫说着，又倒了一杯夏敦埃葡萄酒。他们俩都没有注意到纪尧姆苍白的脸色。“纳粹在占领期间专门逮捕犹太人。”
“其实，并不是德国人——”我说。
“是法国警察。”纪尧姆打断了我，“而且它就发生在巴黎的市中心，一座曾经举办过著名自行车赛的竞赛馆里。”
“真的吗？”赫尔夫问，“我还以为是纳粹在郊区干的呢。”
“我已经调研冬赛馆事件有一周了。”我说，“虽然是德国人下的命令，执行的却是法国警察。你在学校没有学过吗？”
“我不记得了，我应该没有学过。”克里斯托弗说。
纪尧姆又一次望着我，似乎是要透视我的心绪，试探我。我有些心神不宁。
“的确很难以置信。”纪尧姆嘲讽地笑着说，“有太多法国人仍不知道真相。美国人知道吗？你知道吗，茱莉娅？”
我并没有移开目光。
“不，我不知道，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波士顿的学校也没有教过。但现在，我了解得比较深入，这些沉痛的真相几乎淹没了我。”
赫尔夫与克里斯托弗沉默着，他们有些不知所措，不知道该说什么。最后，开口的还是纪尧姆。
“一九九五年七月，雅克·希拉克总统首次提到了占领期间法国政府所扮演的角色，同时，他也提到了那次拘捕事件。这件事还上了新闻头条，你们还记得吗？”
这几天收集资料时，我读到过希拉克的这次演讲。他的确是在铤而走险。但我不记得我是否在六年前就读到过这篇演讲。两个大男孩——我实在是忍不住想要这么称呼赫尔夫和克里斯托弗——显然没有读到过，或者他们也忘了希拉克的演讲，便只好尴尬地看着纪尧姆。赫尔夫不停地抽烟，克里斯托弗咬着指甲，每当他感到紧张不安时总是克制不了这种恶习。
一片罕见的沉默笼罩着我们。这里总是充满着欢声笑语的聚会，客人们在说不完的笑话和沸反盈天的音乐里高声谈笑。哪怕是火冒三丈的邻居拿着扫帚拍打着墙壁，大家也自顾自地在深夜里嬉戏、狂舞，说着生日祝词。
然而此刻，凝重的沉默让我们有些感伤。纪尧姆又开口说话了，这一次，他的嗓音变了，神情也变了。他脸色苍白，不忍再直视着我们，而是低头看着盘子里一口未动的意大利面。
“逮捕事件发生的时候，我的祖母只有十五岁。人们说，她之所以没有被逮捕，是因为他们只抓两岁到十二岁的孩子以及他们的父母。所以，她被留了下来，但是，他们带走了其他人，她的弟弟、妹妹、妈妈、爸爸、婶婶、叔叔、祖父。那是她最后一次看到他们，他们就再也没有回来过，一个也没有。”
漫漫长夜让女孩的目光变得呆滞起来。这一晚，一名孕妇诞下了一个早产的死婴，撕心裂肺的惨号和漫天盖地的泪水朝着女孩一阵一阵涌来。她看到女人双腿之间的婴儿还有他头上的斑斑血迹。她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应该看，但是剧烈的惊骇又让她无法移开视线。苍白的死婴如同一个萎缩的洋娃娃一般。旁人用肮脏的床单裹好婴儿，女人止不住地悲伤哭吟。
天一亮，爸爸伸手到女孩的口袋里摸出壁橱的钥匙，然后去找警察了。他挥舞着手上的钥匙，向警察说明情况。女孩看得出来，爸爸在假装镇定，实际上已在崩溃边缘了。他告诉警察，自己得马上回家去找自己四岁大的儿子，还信誓旦旦地保证一定会回到竞赛馆里来。他不过是去接孩子罢了，他肯定会很快回来的。当着爸爸的面，警察讥笑着说：“可怜的男人，你以为我会相信你的谎言吗？”爸爸恳求警察和他一块儿去，可以监视他，毕竟他不过是去接孩子，接完就会回来的。警察叫他走开，爸爸只好垂头丧气，哭泣着回到了座位上。
女孩从爸爸颤抖着的手掌中拿回了钥匙，放回自己的口袋。她想，不知道弟弟还能撑多久呢？他肯定还在等着姐姐回去，他相信她，毫不怀疑地相信她。
“弟弟还在黑暗当中等她”的念头在苦苦折磨着女孩，他肯定又渴又饿，水肯定都喝完了，手电筒里的电池肯定也没电了。但肯定也比在这里受苦强，她想。这里简直就是人间炼狱，这里臭气熏天，燥热难耐，满是尘埃。人们在尖叫，人们在死去。
她又看向蜷缩着身体的妈妈，她已经有好几个小时不发一言了。而爸爸，此刻双眼空洞，憔悴得不成人形了。她环顾四周，看见伊娃仍在抚慰着几个筋疲力尽的可怜男孩，还有其他几个家庭，这些陌生人和她一样，胸前缝着黄色的星星。竞赛馆里现在有上千个饥渴难耐的孩子，他们四处撒野狂奔，他们年纪还太小，不知道正面临着什么大难，以为这不过是场怪诞的游戏罢了。但这场游戏持续得太久了，他们现在只想回家，回到他们的床上，抱着他们的泰迪娃娃。
她把头靠在纤瘦的膝盖上，想要休息一下。但太阳已然升起，四周重新变得闷热不堪。她实在不知道要如何忍耐这新的一天了，她很疲惫虚弱，喉咙干渴，没有进食的胃开始有些隐隐作痛了。
不一会儿，她打起瞌睡来，梦到自己回到了家里，待在后面的小房间中。窗外就是街道，阳光洒在卧室里，透过窗户照在烛台上波兰祖母的照片上，投下一片斑驳的光影。绿意盎然的庭院对面，小提琴老师还在拉奏着小曲儿：“在亚维农的桥上，我们翩翩起舞。在亚维农的桥上，我们围成一圈，快乐起舞。”<small>(11)</small>妈妈在厨房里一边准备着晚餐，一边跟着哼唱着：“俊俏的先生们先这么跳，然后再那么跳。”弟弟在长长的走廊上玩着他的红色小火车，在深色的地板上一滑，火车就轰隆轰隆自己开动了。“娇美的女士们先这么舞，然后再那么转。”温馨舒适的气息弥漫在家中，那是一种混合着蜡烛的熏香和调味料的芬芳，夹杂着厨房中令人垂涎三尺的食物味道。她听到爸爸在为妈妈朗诵着，祝祷全家人平安喜乐。
忽然，一只冰冷的手贴在了她的额头上。她抬起头，看见一名戴着绣有十字记号帽子的年轻女人。
年轻的女人微笑着递给她一杯清水，她很快就一饮而尽。接着护士又给了她一片薄薄的饼干以及一些罐头小鱼。
“你一定要勇敢起来。”年轻的护士低声说。
但是，女孩看见泪水在护士的眼中打转，和她爸爸一样。
“我想离开这里。”女孩悄悄说。她想回到刚才那个梦里，去感受那温存着的宁静与祥和。
护士点点头，她浅浅地笑着，那是个勉强的笑容。
“我懂，可是我很抱歉，我也无能为力。”
护士站了起来，走向其他家庭。女孩拦住了她，拉住了她的衣袖。
“请问一下，我们什么时候才可以离开？”女孩问她。
护士摇了摇头，轻轻抚摩着女孩的脸颊，接着走向了其他家庭。
女孩觉得自己要疯了，她想大声尖叫，想大吵大闹。她只想离开这个糟心的地方，只想回家，回到那段在黄色星星出现之前的美好时光里，回到警察来敲他们家门之前的日子里。
她为什么会遇到这种事呢？难不成是她爸爸妈妈做了什么坏事？身为犹太人就如此不堪？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对待犹太人？
她还记得自己刚刚缝上黄色的星星时，一进教室，所有的视线就都集中在了黄色的星星上面。女孩胸前的这颗星星，有她爸爸手掌那么大。班上还有其他的女孩也戴着这样的星星，如阿梅勒，这让她好受了一些。
下课后，几个戴着星星的女孩聚集在了一起，其他人对她们指指点点，而这些人曾经跟她们是那么要好。迪索老师说，戴不戴星星，并不会造成任何差别，所有学生都应该和以前一样友好相处。
但迪索老师的话并没有起任何作用。从那一天开始，很多女孩就不再跟戴着星星的女孩讲话了，更糟的是，看她们的眼神当中也充满了轻蔑，她难以忍受那种轻蔑。还有那个男孩丹尼尔，他曾经就在学校门口的大街上冲着她和阿梅勒口出狂言，扭曲着的嘴唇说着残忍的话：“你爸爸妈妈就是肮脏的犹太人，你也是肮脏的犹太人！”他们为什么是肮脏的？身为犹太人就肮脏了吗？她又羞又愧，忍不住地哭出来。阿梅勒什么也没说，却差点儿要把嘴唇咬出血来。那是她头一回看见阿梅勒浮现出恐惧的神色。
女孩想摘掉星星，告诉爸妈她再也不想戴着星星去上学了。但她妈妈却说不行，她应该为此而骄傲，把胸口的星星当作荣耀。弟弟反而哭闹了一场，说他想要这颗星星。妈妈耐心地告诉他，他还不满六岁，再等个几年就能戴了，结果弟弟一整个下午都在哭闹。
她又想起待在漆黑壁橱里的弟弟，她想用双手抱住他小小的、温暖的身体，亲吻他金色的鬈发和肉乎乎的脖子。女孩使出全身的力气，紧紧握住了手里的钥匙。
“不管别人怎么说，”她告诉自己，“我一定要想办法回到他的身边。一定可以的。”
用过餐后，赫尔夫给我们各自斟了一杯柠檬酒，这是一种用冰镇过的意大利酒放入柠檬酿就的，液体呈现的黄色很是亮丽。纪尧姆慢慢地啜饮着，享用晚餐的时候，他变得沉默寡言了。我也受不了再听到关于冬赛馆事件的只言片语了，只是他忽而又和我说了起来，其他人默默地听着。
“我的祖母年事已高，”他说，“也不愿再提到关于那件事的一切。但是她告诉了我所有，关于那一天的一切。我觉得对她来说，最痛苦的事情莫过于孤苦无依地活在这个世上，举目无亲，无依无靠。”
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那两个大男孩也沉默着。
“战争过后，我的祖母每天都去拉斯帕斯街上的卢泰西亚旅馆。”纪尧姆接着说，“所有人都得去，因为那里会张贴从集中营回来的人的名单，除了名单，还有各种救助组织。她每天都去，苦苦守候着。但过了一段时间，她不再去了，她忽然明白了什么是集中营，明白了她的亲人们已经全部离世，不会再回来了。之前，没有人知道真实情况是什么样的，但随着幸存下来的人陆续还乡，说出了自己的遭遇，他们才明白过来。”
众人仍是沉默着。
“你知道关于冬赛馆事件最让我震撼的是什么吗？”纪尧姆说，“是它的代号。”
“春风行动。”我轻声说。
“谁能想到，一个如此诗情画意的名字，却用来指代如此恐怖的事情？”他说，“盖世太保命令法国警察‘交出’一定数量的犹太人，年龄要在十六岁到五十岁。结果警察们为了力求良好的表现，竟然决定提高人数，一并连出生在法国的儿童也逮捕起来。他们可是法国的孩子啊！”
“盖世太保没有要求抓捕儿童？”我问。
“没有。”他说，“一开始并没有。逮捕儿童会立刻拆穿他们的阴谋，这样大家都会知道他们逮捕犹太人并非是要去服劳役，而是要送到集中营里面处死。”
“那为什么后来又逮捕孩子呢？”我问。
纪尧姆抿了一口他的柠檬酒。
“警察们也许觉得，哪怕他们都出生在法国，也仍旧改变不了他们犹太人的血统。最后，法国一共交出了近八千名犹太人送往死亡集中营。后来，不到一千人回来，但孩子统统没有存活下来。”
在回家的路上，我始终无法忘怀纪尧姆那深邃而又忧伤的凝眸。他给我看了他祖母和家人的照片，我也给了他我的电话号码。他答应我会再给我打电话的。
进门时，伯特兰正在看电视。他用手撑着头，悠闲地躺在沙发上。
“怎么样，”他盯着电视屏幕，甚至没有看我一眼，“那些大男孩怎么样？是不是还保持着他们一贯的高贵风格？”
我脱下凉鞋，靠着他在沙发上坐了下来，盯着他英俊优雅的脸庞。
“一顿完美的晚餐，而且还来了个很有趣的男人，名叫纪尧姆。”
“啊，”伯特兰说，玩味地扭头看我，“又是个基佬？”
“不，我觉得不是，不过我也没有特别在意。”
“这个叫纪尧姆的家伙哪里有趣了？”
“他给我们讲了他祖母的故事，她从发生在一九四二年冬赛馆拘捕事件当中幸存了下来。”
“哦。”他这么回答我，用遥控器换了个台。
“伯特兰，”我说，“你在学校念书的时候，老师教过你关于冬赛馆事件的历史吗？”
“不清楚啊，亲爱的。”
“我现在正在为杂志撰写相关的文章，六十周年纪念很快就要到了。”
伯特兰抬起我的一只脚，用温暖而有力的手指给我按摩起来。
“你觉得你们的读者会对冬赛馆事件很有兴趣吗？”他问，“都过去了，很多人对这件事都不会在意的。”
“你是说，法国人对此都很羞愧，是吗？”我说，“所以就要和法国人一样埋葬过去，继续朝前看，对吗？”
他从膝头放下了我的脚，眼底有一抹光闪过。我环抱住了自己。
“亲爱的，”他邪恶地一笑，“又逮到机会能告诉你的美国同胞，说我们这群阴暗的法国佬勾结纳粹，把那群无辜的家庭送到集中营里处死了吧？我们这位小纳罕小姐揭露了真相！亲爱的，你打算要怎么做呢？再一次揭开我们的伤疤吗？没有人会在乎的，没有人会记得的。写点别的吧！比如一些有趣好玩的事情，你知道该怎么写！告诉约书亚，做冬赛馆事件的专题就是个错误！没有人会读的，读者们只会打个哈欠，然后翻到下一个专栏！”
我愤怒地站了起来。
“我觉得你错了。”我激动地说，“我觉得人们反而知道得不够多！克里斯托弗是法国人，而他都不是很清楚！”
伯特兰哼了一声。
“哦，克里斯托弗连大字都不识几个！他就认识Gucci和Prada！”
我一言不发地离开房间，到浴室里打开沐浴喷头。我刚才怎么没叫他去死？我怎么能一而再再而三地忍受他？就因为我对他的迷恋吗？打从第一天见到他起，我就知道他跋扈、粗鲁、自私，可是，他也精明、英俊、有趣，是个体贴的情人。无穷无尽的回忆闯入我的脑海，那些充满着亲吻和温存的缠绵夜晚，褶皱的床单，他健美的身躯，温暖的嘴唇和淘气的笑脸，这些画面萦绕着我，挥之不去。我那魅力四射、难以抗拒的伯特兰啊，他为什么又是如此难以靠近？这就是我能再三忍受着他的原因，是不是？但这种迷恋究竟可以维持多久呢？我忽然想起伊莎贝尔不久前对我说过的话，她说，茱莉娅，你之所以这么忍受着伯特兰，是不是因为你害怕失去他？那时，我们坐在普莱耶音乐厅旁的一小间咖啡屋里，我们的女儿在音乐厅里上芭蕾舞课。伊莎贝尔不知道在抽着第几支香烟，她看着我，仿佛要将我看穿一样。不，我说，我爱他，我真的很爱他。我就是爱他这个样子。她吹了个颇有讽刺意味的口哨说，那么，算他走运了。但是看在老天的分儿上，要是他太得寸进尺了，你就要告诉他，让他知道。
躺在浴缸中，我想起了初次邂逅伯特兰的场景。那是在高雪维尔滑雪场里，在一间光怪陆离的迪斯科舞厅，他们一群人在耍酒疯。那时，我正和我的男朋友亨利在一起。几个月前，我在工作的电视网络台里认识了他。我们的关系很是随意，没有哪一方为彼此付出过什么深刻的感情，毕竟只是两个浪迹他乡的美国人相濡以沫、寻求安慰而已。
伯特兰看到我和别的男人坐在一起，但他毫不在意，仍旧邀请我跳一支舞。可我很在意，于是拒绝了他，他却很坚持：“小姐，只是一支舞罢了。我向你承诺，绝对是一支美妙的舞。”我看着亨利，亨利耸耸肩：“去吧。”他眨了眨眼。于是我站了起来，和这位冒昧、鲁莽的法国男人共舞了一曲。
二十七岁的我正是风姿绰约的时候，十年前，我还当选过“纳罕小姐”，水晶桂冠都还在，佐伊小时候挺喜欢玩它的，只是现在不知道扔到哪个角落里去了。我从不卖弄自己的姿色，但我发现在巴黎，美貌的确比在大西洋的彼岸更加有用。而且我还发现，法国男人在打情骂俏的时候要更加开放和大胆一些。虽然我身材高挑，金发耀眼，牙齿洁白整齐，与典型的法国情致迥然不同，但我这种新英格兰的魅力恰好符合那时候的风尚。初到巴黎一个月，我目瞪口呆地看着法国男女们在大街上肆无忌惮地打量彼此，毫不畏惧，品味着他们的容貌、着装，连配饰也不放过。在巴黎的第一个春天，我和两个女孩——来自俄勒冈的苏珊娜和来自弗吉尼亚的珍——走在圣米歇尔街上，我们三人并没有盛装打扮，只是穿着短袖、牛仔裤，脚上踩着夹脚拖鞋，我们高挑健壮的身材和一头金发都在散发着美国人的气息。不断有男人走向我们殷勤地打招呼：“小姐，你好，你们是美国人吗？”他们不分老少，不分学生还是商人，都在问我们要电话，邀请我们共进晚餐，小酌一杯。他们有的言辞恳切，有的是逞口舌之快，有的魅力焕发，有的举止猥琐。在我们家乡，这种事从不会发生，美国男人可不会在大街上跟在女孩屁股后面倾诉衷肠。我、珍，还有苏珊娜都忍俊不禁，简直受宠若惊。
伯特兰说他在高雪维尔的迪斯科舞厅里和我第一次共舞时就爱上了我，他对我是一见钟情的。我不相信，我以为他是后来才爱上我的，时间是第二天他带我去滑雪的那个清晨。“妈的，法国女孩可不会这样滑雪。”他喘着粗气盯着我说，脸上的钦佩袒露无遗。“法国女孩怎么滑雪？”我问。“她们可不会这么快。”他哈哈大笑，忽然又热情地吻了我一下。而我呢，我早已经深陷在了对伯特兰的爱意里，早在昨晚我依偎在伯特兰的怀抱里离开迪斯科舞厅时，陶醉得都忘了向可怜的亨利投去一个离别的目光。
很快，伯特兰就开始商量结婚的事了，可我并没有想这么远。能成为他的女朋友，我已经很知足了。但他很坚持，何况他又如此风流倜傥，我便同意嫁给他了。那时，他一定会觉得我将会是个完美无缺的妻子和母亲，我本来就很机灵，又饱读诗书（从波士顿大学毕业的优等生）、举止得体（“就美国人而言”，我知道他这么想的）。起码，我身体强健，烟酒不沾，更不碰毒品，而且我还信仰上帝。于是，一回到巴黎，我们就去拜访了泰泽克一家。那一天，我简直惴惴不安。在大学街上他们那装潢得十分传统的精美公寓里，爱德华用他那湛蓝色的眼睛冷冷地审视着我，嘴角扬着漠然的微笑；科莱特待我还是很亲切的，她妆容姣好，衣服华美，会用她优雅精致的玉指端起咖啡和糖递给我。伯特兰还有两个妹妹，一个叫洛尔，一头金发，瘦削而苍白；另一个叫塞西尔，生得却双颊红润，身姿丰腴。洛尔的未婚夫蒂埃尔也在那里，不过没怎么跟我说过话，姐妹俩倒是饶有兴致地看着我，估计是不明白明明整个巴黎都臣服在脚下，她们那拈花惹草的哥哥怎么会挑了我这么个粗枝大叶的美国人。
我当然知道，伯特兰和他的家人都巴不得我能快些生下三四个孩子，但在婚后，出现了一些我们难以预料的变故，几次流产过后，我变得有些心烦意乱起来。
结婚第六年，我们经历过很多波折，才终于有了佐伊。伯特兰一直都在盼望着第二个孩子，我也一样，但我们很少提及这件事。
接着，艾米莉出现了。
但今晚，我一点儿也不想让艾米莉来打搅我的思绪，过去，她给我的困扰已经够多了。
浴缸里的热水逐渐变凉，我起身出来，打了个寒战。伯特兰仍旧在外面看电视，换作以前，我会回到他的身边，他也会拥抱着我，柔情低语，轻轻吻我。我也会像个小女孩一样嗲声嗲气地说他刚才太粗鲁了。几个亲吻过后，他就会带我到卧室里做爱。
但今晚，我不会再走近他了。我滑进被窝里，继续读着关于冬赛馆事件中一些孩子的故事。
关灯前的最后一刹那，纪尧姆诉说着他祖母的面孔又一次浮现在我的眼前。
他们被拘禁在这儿多久了？女孩记不清了，她对时间的流逝已经无知无觉，分不清此刻是白天还是黑夜。她一度觉得不适，连胆汁都呕了出来。在痛苦的呻吟中，她能感受到爸爸手掌传递的抚慰。但现在，她脑海里只有她的弟弟，她无法阻止自己想念他。女孩把钥匙从口袋里拿了出来，狂乱地亲吻着它，仿佛她正在亲吻着她弟弟胖乎乎的小脸、卷曲的头发。
过去这几天，女孩目睹了不断有人死去。在闷热而恶臭的空气中，男男女女都魔怔了一般，有人遭到了殴打，有人又被担架抬了出去，还有的人高烧不退、心脏病复发，乃至自杀的也有，尸体就那样在她眼前被抬了出去，她从未见过如此恐怖的场景。她的妈妈像只温驯的受惊动物，一言不发，只默默哭泣着祈祷。
一个清晨，一段简短的命令从喇叭里传来，要他们打点好自己的行李，在入口处集合。在一片静默中，她东倒西歪地站了起来，无力的双腿难以支撑虚脱的身体。她又帮着爸爸扶起妈妈，接着拿起他们的行李，跟着人群拖着双脚向大门走去。所有人的步伐都如此缓慢而沉重，即便是孩子也像老人一般佝偻着腰蹒跚前行。女孩实在不知道他们要去哪里，她想问她爸爸，但看到他凄清愁苦的面容，她又知道她是不可能得到答案的。难道，他们终于可以回家了吗？现在，拘禁已经结束了吗？现在，她能回到家里，把她弟弟放出来了吗？
警察指挥着他们沿着狭长的街道前行着。女孩看见，不论是窗后、阳台上，还是门边、巷子口，一张张陌生的脸孔漠然地、沉默地打量他们。这群人一点儿也不在意他们，女孩想。这群人不在乎他们的遭遇，也不在乎他们将被带到何方。一个男人指着他们忽然笑了起来，他手上抱着的孩子也笑了起来。为什么？女孩想，为什么？就因为他们衣衫褴褛，所以就很可笑吗？难道这很有趣吗？这群人怎么可以如此残酷地嘲笑他们？她真想朝着这群人吐口痰，朝这群人嘶声呐喊。
忽然，一个中年女人横穿街道，飞快地在女孩手里塞了什么东西——那是块小小的软面包。女人的做法迅速引来警察的大声呵斥。女孩目送着女人到了街道的另一头，临了，女孩听见她说：“可怜的女孩，愿上天垂怜。”可老天爷做了什么呢？女孩讷讷地想。老天爷放弃了他们吗？老天爷会因为她不知道的缘故惩罚他们吗？她知道父母是有信仰的，但并没有那么虔诚，也没有用特别传统的宗教方式抚育她。阿梅勒的父母就十分刻板，事事都要遵从宗教习惯。女孩想，会不会这就是他们遭受惩罚的缘故呢？因为他们没有严格地遵照宗教的仪式？
她把面包递给爸爸，他叫她自己吃掉。她狼吞虎咽了下去，差点噎到。
他们乘坐相同的巴士来到了河边的火车站。她并不知道有过这个站台，之前也没来过，毕竟在她十岁的生涯里，她从未离开过巴黎。一看到火车，一阵恐慌就立刻袭来。不，她不能离开，她必须留在这里，因为她弟弟，她承诺过她会回去救他的。她扯住爸爸的袖子，低声唤着她弟弟的名字。她爸爸低头看着她。
“我们什么也做不了了。”爸爸如同看透了一切，“什么也做不了。”
她想起了那个曾经机灵地逃走的男孩，怒火在心中迸发，为什么爸爸这么软弱无能？难道他就一点儿也不在乎自己的儿子了吗？怎么他就不能有勇气溜走呢？他就站在这里，任凭自己像只听话的羔羊一般等着被带上火车。怎么他就不能鼓起勇气溜回自己的公寓，把儿子救出来，然后寻求自由的生活？怎么他就不能带着钥匙跑掉呢？！
女孩沐浴在爸爸的目光之中，忽然之间她明白了，其实爸爸已经看透了她所有的心思。他波澜不惊地告诉她，如今他们已经陷入巨大的危险之中，他不知道他们会被带到哪儿，也不知道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遭遇。但他知道，一旦他想逃跑，那么他就必死无疑，在妻女面前，他会被立刻枪决。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一切都结束了，她们母女俩将无依无靠，所以，他只能和她们在一起，保她们周全。
女孩静静地听着。她从未听过爸爸用这样的语气和她讲话，她只在那一晚焦虑的秘密谈话中听见爸爸用过这样的语气。她想弄懂爸爸话里的含意，不想让脸上流露出焦虑的神色，可是她弟弟……这都是她的错！是她叫弟弟躲进壁橱里的，这全是她的错，要不然，弟弟现在就会和他们待在一起。弟弟若是在这儿，他便会牵着她的手。
她哭了，炽热的泪水灼伤了她的眼眶和脸颊。
“我不知道！”女孩啜泣着，“爸爸，我不知道！我以为我们会回去的，我以为我们很安全。”她仰起脸，看着爸爸，嗓音中满是愤怒与痛苦。她握紧小小的拳头，使劲捶打着胸口：“你从来就没告诉过我，爸爸！你也没有跟我解释过，从来没有告诉我我们正身陷危难之中，从来没有！为什么？你以为我小，所以我就什么都不懂吗？是吗？所以你就想保护我吗？这就是你想要做的吗？”
爸爸的眼底一片绝望与哀愁，她再也不忍看着爸爸的脸了。泪水中，爸爸的面容逐渐变得模糊，她伸手捂住脸庞，恍若身在无边的孤独之中，爸爸也没有伸手抚慰她。在那孤立无援的几分钟里，女孩全然明白了，她再也不是那个无忧无虑的十岁女孩了；就在那一瞬间，她便已然老去。对她而言，对她家人、对她弟弟而言，往昔的岁月将不复存在。
当这个念头袭来时，她再也忍受不了了，她狂乱地拉扯着爸爸的手臂。
“他会死的！他会死的啊！”
“我们都身陷危难之中。”爸爸终于开口说话了，“你和我，还有你的妈妈，你的弟弟，伊娃和她的儿子，所有这些人，所有站在这里的人，都在危难之中。我就在这里，陪着你们，我们和你的弟弟都在一起，我们为他祈祷，他就在我们的心里。”
没等女孩说话，他们就被推上了火车。这列火车并没有座位，就像是辆加了张顶篷的货车。不仅如此，这里还恶臭难闻，肮脏不堪。女孩站在门边，看着外面灰尘铺天盖地的火车站。
不远的站台上，一对父母和他们的两个孩子正在等待着另一辆火车。那位妈妈很漂亮，头发绾成一个时髦的发髻。他们应该是要去度假的，那个与她年纪相仿的女孩穿着一条光鲜的淡紫色裙子。她的一头秀发很清爽，她的鞋在闪闪发亮。
隔着站台，两个女孩就这么对视着，那个绾着时髦发髻的妈妈也看了过来。火车里的女孩正泪眼婆娑，她知道此刻自己蓬头垢面的，但她并没有因为羞愧而垂下头去。她直挺挺地站着，下巴昂立。她抹去了眼泪。
当火车门关闭时，车厢猛地一震，车轮嘎吱作响地开动起来。通过金属板的缝隙，女孩目不转睛地盯着那个站台上的小女孩，直到那抹浅紫色的身影完全消失不见。
我对巴黎第十五区的好感本来就所剩无几，这可能是因为塞纳河畔那些紧挨着埃菲尔铁塔的高耸丑陋的现代建筑吧。哪怕它们都是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建造的，早在我定居巴黎之前它们就坐落在那里了，但我仍然觉得它们如同卡在喉咙里的鱼刺般让人难受。当我和班贝尔踏上乐拉敦街，也就是冬赛馆的原址时，残留的一点儿好感瞬间就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