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问题。”
“那好。我乘车到你家附近去。有没有什么好地方可以碰面?”
“你知道莫扎特咖啡馆吗?就在西七十街和百老汇交叉口。”
“好的,我知道,那么半小时后见。”
我挂断电话,激烈的心跳让我几乎喘不过气来。我叫醒宝宝,没有理会她的抗议,为她穿戴妥当之后,把她放入推车,便立刻上路了。
他比我早到咖啡馆。我先是看到他的背影,强壮的肩膀和浓密的头发,原来金色的发丝已经褪去色彩。他正在读报纸,就在我接近的时候,他突然转过头,仿佛察觉到我的眼光。他起身相迎,这一刻既尴尬又好笑,因为我们不知该握手还是和在欧洲时一样亲吻脸颊。两人都笑了出来,他终于决定紧紧拥抱我,把我的下巴靠向他的锁骨,然后拍拍我的后腰,接着他弯身称赞我的小女儿。
“真是漂亮的小姑娘。”他轻声赞美。
她将最钟爱的橡胶长颈鹿递给威廉,态度严肃慎重。
“你叫什么名字呢?”他问。
“露西。”宝宝口齿不清。
“那是长颈鹿的名字——”我还没说完,但是威廉已经玩起了长颈鹿,响亮的声响盖过我的声音,逗得宝宝大乐,兴奋地尖叫起来。
我们找了张桌子坐下,宝宝则妥当地坐在推车里。他浏览菜单。
“尝过他们的阿玛迪斯奶起司蛋糕吗?”他扬眉问。
“尝过,”我回答,“好吃得可怕。”
他咧嘴一笑。
“茱莉娅,你容光焕发,纽约很适合你。”
我像个少女一样涨红了脸,如果佐伊看到,绝对会翻白眼,大感不屑。
接着他的手机响起,从他接听的态度,我猜出对方应该是个女人。会是谁呢?他的妻子还是女儿?他继续说话,有些慌乱。我弯下腰,拿长颈鹿逗弄女儿。
“对不起,”他收起电话,“是我的女朋友。”
“哦。”
我一定是表现出困惑的样子,他笑了出来。
“我离婚了,茱莉娅。”
他面容严肃直视着我。
“自从你告诉我所有的事情之后,一切都改观了。”
我终于等到这一刻,他即将说出我所需要知道的结果。
我不太确定自己该说些什么,担心任何一句话都会让他哑口无言。于是我别过头去忙着照顾女儿,递水给她喝,翻找纸巾,注意别让她噎到或吐得到处都是。
侍者来点餐了,我们要了两份阿玛迪斯起司蛋糕和两杯咖啡,还帮宝宝点了烤松饼。
威廉说:“那一年真悲惨,我的生活分崩离析,仿佛置身地狱。”
好几分钟过去,我们什么也没说,只看着四周咖啡桌边的动静。咖啡馆生意很好,窗明几净,隐藏式喇叭播放着古典音乐。宝宝自顾自地叽咕作声,对着我和威廉露出笑脸,挥舞手上的玩具。侍者为我们端来糕点。
“你现在好些了吗?”我的试探意味十足。
“好多了,”他的反应很快,“我很好。之前,我花了不少时间来适应新的自己,去了解并接受我母亲的故事,承受所有的痛苦。这一切真的不容易,但是我努力面对。同时,我也做了几件必须做的事。”
“比方说呢?”我一边问,一边喂女儿小口吃下黏糊糊的松饼。
“我了解自己无法继续单独承受一切,觉得孤独又沮丧。我的妻子没办法理解我的心情,但是我又没办法开口解释,两人之间根本没有沟通。去年,就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六十周年的前夕,我带两个女儿去了奥斯维辛。我必须让她们知道自己曾祖父母的遭遇。这并不容易,但我只能这么做,让她们亲眼看到。那趟旅程充满泪水,令人感动,最后,我终于感受到平静。我想,女儿也都能够理解。”
他的脸色沉重哀伤。我没有打断他的话。我擦擦宝宝的脸,再拿些水给她喝。
“一月,我回到巴黎,这是最后一件事。不晓得你知不知道,玛黑区成立了新的大屠杀纪念馆。”我点头,我不但听说过,还打算下次到巴黎时去造访。“席哈克总统一月底揭幕,纪念馆入口处有一面纪念墙。巨大的灰石墙面上镌刻了七万六千个人名,代表每一个从法国被遣送出去的犹太人。”
他的手指触碰咖啡杯缘,我没办法抬起眼睛看他的脸。
“我外祖父母的名字——弗拉帝斯洛和瑞娃卡·史塔辛斯基就在墙上。当时,我感受到早前在奥斯维辛时的平静与痛苦。我心怀感激,因为他们并没有被遗忘,法国人记得他们,以这种方式作为纪念。茱莉娅,有些人就在纪念墙前哭泣,老老少少,也有和我年纪相近的人,落泪抚摩墙面。”
他停顿了一下,张口吸气。我的眼睛仍然盯着杯子和他的手指头。宝宝捏着长颈鹿,但是我听不到她尖锐的声响。
“当然了,我听不懂席哈克的演说,后来才在网络上读到译文。演说很精彩,要求大众谨记法国在冬季竞赛馆以及后续事件中应当担负的责任。席哈克说出我母亲信件上最后的希伯来文——Zakhor,AlTichkah,切记,勿忘。”
他弯下腰,从脚边的背包里拿出一只黄色的信封,然后递给我。
“这是她的照片,我想让你看看。我突然觉得我不认识自己的母亲。我知道她的长相,认得她的笑容,对她的内心世界却完全陌生。”
我抹净手指头上的枫糖浆,接下照片。莎拉的结婚照,她高瘦苗条,带着浅浅的笑容,眼神难解。莎拉怀中抱着婴儿威廉,接着是牵着学走路的小威廉。莎拉三十岁了,穿着祖母绿色的小礼服。最后一张照片是过世前不久的莎拉,在这张彩色大头照上,她的发丝渐灰,和儿子一样华发早生。
“我记得她高瘦苗条,个性安静,”我看着照片,情绪澎湃,威廉继续说话,“她不太爱笑,个性热切,是个慈爱的母亲。但在她死后,从来没人提起自杀,连我父亲都不知道。爸爸可能从来没读过笔记本,大家都以为是单纯的意外。茱莉娅,没有人真正认识我的母亲,包括我在内。这是我难以接受事实的原因。她为什么会在那个下雪的日子里走向死亡?我无法理解她为什么没告诉我父亲,为何要独自承受所有的折磨与痛苦。”
“这些照片真美,”我终于找到话说,“谢谢你带过来给我看。”
我停了一下。
“有些事,我一定得问。”我整理着照片,鼓起勇气望着他。
“请说。”
“你对我没有怨恨吗?”我虽然对他微笑,却发现这不具说服力。我又说,“我一直觉得自己毁了你的生命。”
他笑了。
“没有怨恨,茱莉娅。我只是需要时间思考,沉淀,拼凑出完整的生活。这的确花了很长的时间。也正因为这样,我才没有与你联系。”
我感觉到解脱。
“但是我一直知道你在哪里。”他笑了,“我花了不少时间追踪你的行踪。”我想起了佐伊说过的话:我敢说他一定知道你人在纽约,一定也上网查过你的动向,知道你做什么工作,住在什么地方。“你什么时候搬来纽约的?”他问。
“二〇〇三年春天,就在宝宝出生后没多久。”
“为什么要离开巴黎?这样问好像有些冒昧……”
我的笑容中仍有悔恨。
“婚姻触礁。我才刚生下宝宝,不想住进圣东日街,然后每天晚上想到公寓里曾经发生过的事。而且,我想搬回美国。”
“一切从头开始应该不容易吧?”
“我们先住在我妹妹位于上东区的家里,然后她帮我找到这个朋友转租的公寓。我的前任老板也帮我找到一个好工作。你呢?”
“说来话长。我在卢卡的生活完全变调,我们夫妇……”他的声音越来越小,手指动了动,比画出道别的手势,“小时候,在搬到罗克斯伯里镇之前,我曾经在纽约住过一阵子,于是我有了这个念头,也终于实践了这个想法。刚开始,我住在布鲁克林的老朋友家中,接着就在西村找到住处。工作还是一样,美食评论。”
威廉的电话又响了,还是女朋友。我转身避开,尽量留给他私人空间。他终于挂断电话。
“她的占有欲有点强,”他有点不好意思,“我看,我还是先关机好了。”
他关掉电话。
“你们交往多久了?”
“几个月。”他看着我,“你呢?有没有交往的对象?”
“有,”我想到尼尔和煦的笑容,体贴的举动,例行的性生活。我几乎要说出这不算什么认真的关系,不过是孤寂的两人互相为伴,因为这两年半以来,我每天晚上都会想到他——威廉,以及他的母亲,但是我没说出口。“他是个好人,律师,离了婚。”
威廉点了壶热咖啡。他为我倒咖啡,我再次注意到他修长的手指头。
“我们上次见面的半年后,”他说,“我回到圣东日街。我必须见你,和你谈谈,我不知道怎么和你联络,没你的电话号码,不记得你丈夫的名字,所以也没办法去查电话簿。我以为你还会住在圣东日街,没想到你搬了家。”
他停了一下,手指梳过浓密的灰发。
“我读了所有关于冬赛馆事件的文章,去过博恩拉罗朗德和冬赛馆的原址,也去拜访了加斯帕德和尼古拉斯·迪福尔。他们带我去了奥尔良墓园看我舅舅的坟墓。他们真的很好,但是整个过程十分痛苦。我真希望当初能让你陪我,那样我就不必独自一人去面对。当时实在不应该拒绝。”
“也许我也该坚持。”我说。
“我早该接受你的建议,独自承担一切的确太沉重。后来我回到圣东日街,看到陌生人来开门时,心里想,你让我失望了。”
他垂下双眼。我放下咖啡杯,心情难以平复。这么久以来,在我为他付出这么多的努力和痛苦,忍受一切空虚后,他怎能如此想?
他一定读出了我的表情,立刻将手放在我的袖子上。
“对不起,我不该这么说。”他低声说。
“我从来没有放弃你,威廉。”
我的声音变得很严肃。
“我知道,茱莉娅,对不起。”
他低沉的声音颤抖。
我放松自己,努力摆出微笑。我们静静喝着咖啡,桌下的膝盖偶尔相触。和他在一起,一切都很自在,我们就像是认识多年的好友,不觉得两人在今天才第三次见面。
“你一个人带着孩子住在这里,前夫没有意见吗?”他问。
我耸耸肩,低头看着推车里熟睡的宝宝。
“这本来并不容易。但是他爱上别的女人,已经好一阵子了,所以事情就简单多了。他和孩子们并不常见面,偶尔会来纽约,佐伊也会到法国度假。”
“我的前妻也是,离婚后她生了个小男孩。我常去卢卡看女儿,她们并不常来美国,再说,孩子们也都大了。”
“几岁?”
“史蒂芬尼雅二十一岁,吉思缇娜十九岁。”
我吹了声口哨。
“你结婚很早。”
“也许太早了。”
“不知道,”我说,“我有时候觉得自己带小孩有点笨手笨脚,希望自己当初早点生。她和佐伊的年龄差太多了。”
“她真可爱。”他大口吃下起司蛋糕。
“是啊,妈妈的心肝宝贝。”
我们都笑出来。
“你会想要个男孩吗?”他问。
“不会,你呢?”
“也不会,我喜欢女孩,反正她们可能也会为我生孙子的。她叫露西,是吗?”
我先看向他,然后望着宝宝。
“不是,露西是长颈鹿的名字。”我说。
两人都安静了一会儿。
“她叫莎拉。”我静静地说。
他停止咀嚼,放下叉子,眼神变了。他看着我和沉睡的宝宝,什么话也没有说。
接着,他将脸埋入掌心,停了好几分钟。我不知所措,伸手拍他的肩膀。
还是沉默。
愧疚再次出现,我觉得自己不可原谅。但是当我知道出世的是个女孩的时候,我就明白孩子的名字必须叫作莎拉。她的名字早已是定数。
我的女儿不可能会有其他的名字,她是莎拉,我的莎拉,呼应另一个佩戴黄色星星,改变了我一生的小女孩。
终于,他抬起头了,我看到一张激动美丽的面孔。他的眼神透露出清晰的哀伤,情绪激动,但是他不打算避开我的视线。他让泪水落下,似乎是要我目睹他生命当中的美丽与哀愁,要我感受他的谢意和痛苦。
我紧紧握住他的手,无法继续直视他,于是我闭上双眼,拿起他的手贴向自己的脸颊,和他一起流泪。我知道泪水打湿了他的手指头,但是我不愿放手。
我们久久地坐着,直到四周的人群渐渐离去,直到太阳西下,天色向晚,直到我们不再泪眼蒙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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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约翰·列侬,摇滚音乐家、诗人,英国摇滚乐队“披头士”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