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佐伊！”我拉高嗓门，“拜托，牵好妹妹的手，她这一摔，会把脖子给摔断的！”
我的长腿女儿拉下脸。
“老妈，你紧张过度啦。”
佐伊抓住宝宝胖嘟嘟的手臂，一把将她放回小三轮车里，她短短的小腿奋力踩踏，佐伊跟在后头追赶。宝宝咯咯大笑，回头观望我是否看着她，这个两岁娃实在太享受他人的眼光了。
初春的脚步踩入中央公园，我伸直双腿，仰头享受着阳光。
身边的男人轻抚我的脸颊。
我的男友尼尔年龄略长我一些，是个离婚的律师，带着儿子住在引领时尚的熨斗区。我们通过夏拉的介绍认识。我喜欢他，虽然称不上爱情，但总是互相为伴。尼尔头脑灵活，涵养甚佳。还好，他并不打算娶我为妻，偶尔还愿意容忍我的两个女儿。
搬来纽约后，我前前后后交了几个男朋友，互不拘束，也没有认真许下承诺。佐伊称他们是我的追求者，夏拉则偏好小说中的戏剧性说法，认为这些人“拜倒在我的石榴裙下”。在尼尔之前，我的前任追求者是开画廊的彼得，他深受秃顶所苦，拥有一户下曼哈顿特里贝克区的豪华顶楼住家。他们全都是值得信任的中年美国男人，唯一的缺点是稍显无趣。这些男士彬彬有礼，一丝不苟，热心友善，拥有好工作，高学历，教养良好，通常还都离了婚。他们到府接送，除了伸手扶持还负责撑伞。我们会外出用餐，参观大都会博物馆、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去听歌剧，看芭蕾舞，在百老汇欣赏歌舞剧，偶尔还上床。我并未乐在其中，性生活成了一项交差了事的单调活动，没有感情成分，令人兴奋的情欲也已经消失了。
仿佛有人——也许就是我自己——将我这辈子的生活往前快转，新生活中的快乐人物就此粉墨登场，我宛若默片时代的僵硬角色，挂上呆板的笑容，别无选择，只会笨拙地表演。
夏拉偶尔会瞥着我，问道：“老姐，你还好吗？”
她会轻碰我一下，我则喃喃回答：“哦，好啊，当然没事。”我虽然没能说服她，但是她会暂且放过我。
我的母亲也会仔细检视我，忧心忡忡地问：“宝贝，一切都好吗？”
我端上无忧无虑的笑容，耸耸肩抖掉她的焦虑。
纽约的早晨清新宜人，与巴黎截然不同。空气新鲜，天空晴朗，高过树梢的天际线环抱居住在此的众人。我遥望着列侬<small>(1)</small>故居白色的建筑外观，微风送来热狗和脆饼的香气。
我伸手轻拍尼尔的膝盖，闭眼迎向越来越温暖的阳光。尽管夏季酷热难当，下雪的冬天又冰寒彻骨，我却爱上了纽约的极端气候，以及银光闪烁、普照整个城市的耀眼光线。
我睁开双眼，看向蹦蹦跳跳的一双女儿。佐伊似乎在转瞬之间成了修长敏捷、亭亭玉立的少女，她的个子甚至比我还高。她身上有夏拉和伯特兰的影子，继承了嘉蒙德和泰泽克两家人引人注目的外表和魅力，活跃出色。
宝宝就不同，柔和，圆润，比姐姐精致许多。她需要我的爱抚亲吻和关怀照料，比小时候的佐伊更甚。是因为父亲不在身边吗？还是因为在宝宝出生后没多久，我就带着两个女儿离开法国来到纽约？我无从得知，也不想深究。
离开长年生活的巴黎搬回美国并不容易。即使是现在，我偶尔还是会感到疏离。这里不像我的家，我也不知道还要多久才能完全融入。但是，就算当初这个抉择困难，过程也不容易，如今一切都已步入正轨。
我的情绪起伏波动过大加上身体不适，圣诞节刚过，宝宝就提早两个月来到人世。我在保罗圣文森医院的急诊室中经历了一场艰辛的剖腹生产。伯特兰陪伴着我，尽管他另有想法，但是当时依然紧张激动。看到体形娇小的女娃，不知他是否感到失望？我则不然。这个孩子对我来说意义非凡，经过好一番挣扎和争取才得来，她代表着胜利。
产后不久，在我们尚未搬进圣东日街之前，伯特兰终于鼓足勇气对我表示他深爱艾米莉，打算与她同居，搬进她位于特罗卡代罗的公寓里。他无法继续欺骗我或佐伊，我们必须快速办理离婚。我看着他垂头丧气，背着双手在房间里来回踱步，陈述冗长复杂的告白，这时，我打算搬回美国的念头忽然闪现。我让伯特兰说完他的话。他虽然筋疲力尽，神情憔悴，还是把自己的想法表达得很明白。他终于诚实地面对我和他自己。我直视我英俊的丈夫，向他道谢，他似乎颇为惊讶，原以为我会有强烈或刻薄的反应，如叫嚣、侮辱，或是哭天喊地。然而，当时只有我怀里的宝宝吱吱呜呜，挥动小手发表意见。
“我们不要争吵，”我说，“不互相叫嚣，不出言相辱，好吗？”
“好的。”说完，他低头亲吻我和宝宝。
他觉得自己早已离开我的生命。
那天晚上我只要起身哺乳，就会想到美国。回波士顿好吗？不，我不想回到过去，回到自己度过童年的城市。
随后，我有个想法。
纽约。我可以带着佐伊和宝宝回到纽约。夏拉在那里，我的父母也不远。何不就去纽约呢？我对这个城市并不是特别熟悉。除每年去看妹妹之外，从未曾长住。
纽约也许是唯一可与巴黎媲美的都市，应有尽有，却又全然不同。我越想越觉得有道理。我没有向朋友提起，因为我知道赫尔夫、克里斯托弗、纪尧姆、苏姗娜、霍莉、珍，还有伊莎贝尔都不会乐于见到我离开。但是我知道他们终将接受，也可以理解。
随后，祖母过世。自从十一月中风之后，她的身体状况便时好时坏，虽然无法说话，却也恢复了神志。家人将她移入寇兴医院的加护病房。我知道她终究会走，也准备面对事实，但仍旧无法平静接受她的过世。
葬礼在勃艮第举行，仪式过后，佐伊在小墓园里对我说：“妈，我们一定得住进圣东日街吗？”
“你爸爸是这么想的。”
“你呢？你想要住在那里吗？”她问。
“不想，”我老实说出看法，“自从我知道那里发生过什么事之后，就一点儿也不想了。”
“我也不想搬进去。”接着她说，“妈，那我们要搬去哪里？”
我半开玩笑，用轻快的语气说：“嗯，纽约怎么样？”我原以为她会嗤之以鼻，大表反对。
佐伊毫不犹豫就接受了我的提议。伯特兰却对这个决定不太满意，觉得女儿离他太远了。但是佐伊相当坚持，她表示自己每隔几个月便会回法国一次，而且伯特兰也可以到美国探望她和宝宝。我告诉伯特兰，一切并非定案，就算搬回美国，也只是短期计划，好让佐伊在这几年之内好好发挥她体内的美国血统，也可以让我重拾前进的力量，开始新生活。伯特兰和艾米莉已经公开地成双入对，艾米莉的孩子即将成年，也已经离家和他们的父亲同住。伯特兰是否期待展开新生活——没有子女负担，不管是自己的还是艾米莉的孩子，不必面对日复一日的责任？也许吧。于是，他终于松口同意，我也开始策划搬迁。
我先在夏拉家住了一阵子，接着她协助我在阿姆斯特丹街和哥伦布街之间的西八十六街找到一处小公寓，我的新家有两间卧房，景观优美，还有门房服务。原来的房客是夏拉的朋友，打算搬到洛杉矶，所以出让公寓。住在这里的大多是小家庭或单亲家庭，四处可见婴儿、幼童、推车、脚踏车和摩托车，虽然舒适，但似乎有所欠缺。至于少了什么，我也说不上来。
在约书亚的大力帮忙下，我也找到了工作，担任热门法国网站的纽约特派员。我在家工作，偶尔需要巴黎的照片，仍然会找班贝尔合作。
佐伊就读的三一中学离家不远，就在几条街之外。“妈，我真没办法和大家打成一片，他们都喊我法国妞。”她的抱怨总是逗我发笑。
纽约客令人着迷，脚步果断，戏谑人生，友善又亲切。邻居搭乘电梯会互道早安，我们刚搬进来时，还有人带着花朵糖果来拜访，门房也是个轻松和善的好人。我早已忘了这种生活方式。我太习惯巴黎人的冷漠，邻人相遇最多不过点个头。
我现在的生活虽然充满刺激，可是我却想念巴黎，这实在讽刺。我想念傍晚每个小时都会闪亮耀眼光芒的埃菲尔铁塔，想念它穿金戴银般地施展魅力。我想念每个月第一个星期三中午施放的演习警报，想念艾德加坚尼街每周六的露天市集，卖蔬菜的小贩总是称呼我“小女士”，不顾我是否是个子最高的女性顾客。我和佐伊有同感，虽然身为美国人，此时却觉得自己是个法国人。
离开巴黎比我想象的来得困难。纽约是个充满活力的大城市，建筑、桥梁林立，交通永远拥挤，路旁孔盖不时冒出白色蒸气，然而这里还没成为我的家。虽然我在纽约结识了新朋友，但是仍然思念巴黎的友人以及越来越亲近的爱德华，他每个月都会写信给我。过去霍莉总会批评法国男人大胆“裸视”女人，对此，我早就习以为常。在曼哈顿，只有兴高采烈的公交车司机偶尔出声喊佐伊“哟，瘦女孩！”或叫我“喂，金发美女！”我觉得自己似乎成了隐形人，益发想念法国男人的目光。我的生命为何如此空虚？仿佛飓风扫过，深陷无底洞一般。
说起夜晚——
即使有尼尔陪伴，夜晚依然十分凄凉，躺在床上聆听城市的脉动，过去的影像却悄悄爬回了心底，仿佛涌上沙滩的浪头。
莎拉。
她从未离弃我。莎拉彻底改变了我，她的故事、苦难一路随行。我常常觉得自己认识她，打从她的童年、少女时期，一直到她四十岁驾着车，在结冰的新英格兰路上冲向路树。她的面孔清晰可见，细长的绿眼睛、扬首的角度、姿态、双手，以及甚少出现的笑容。我认识她。如果我当时能在路上阻拦，她可能还在人世。
佐伊十分精明，发现了我的举动。
我正在网络上搜寻威廉·雷斯福德的资料。
那个冬日午后，我没发现佐伊已经下了课回到家里。她蹑手蹑脚地溜进家门。
“你这样搜寻他的信息已经有多久了？”她的语气像是逮到青少年子女偷吸大麻的家长。
我满脸通红，承认在过去一年当中，一直在定期追踪。
“然后呢？”她环起双手，皱起眉头瞪着我看。
“呃，他好像离开了卢卡。”我坦白说出来。
“嗯。他现在在哪里？”
“回美国了，已经好几个月了。”
我再也无法承受她的目光，于是起身站到窗边，看着阿姆斯特丹街上的车水马龙。
“妈，他在纽约吗？”她的语气稍有和缓。
她走到我后方，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
我点点头。我实在没办法告诉她，当我发现威廉人在纽约时，内心有多么激动。我们上次见面已经是两年前的事了，一想到他如今也在这个城市里，我既高兴又讶异。我记得他的父亲是纽约本地人，也许他小时候在纽约居住过。
电话簿上查得到他的名字，他住在西村，距离我的住处只有十五分钟的地铁车程。几个星期以来，我心烦不已，不停自问是否该拨电话给他。上次在巴黎见面以后，他一直没有与我联络，杳无音信。
过了一阵子，兴奋之情逐渐消退了，我也没有勇气打电话，但是我依然天天想到他，一个人暗自、静静地想。也许哪一天，我会在公园、百货公司，或是餐厅、酒吧里遇见他。他的妻女是否也来了纽约？他为何和我一样，也回到美国来？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
“你和他联系上了吗？”佐伊问。
“没有。”
“你打算和他联系吗？”
“我不知道，佐伊。”
“哦，妈，拜托。”她叹气。
我愤怒地擦掉泪水，觉得自己像个傻瓜。
“妈，我敢说他一定知道你人在纽约，一定也上网查过你的动向，知道你做什么工作，住在什么地方。”
我从来没有这么想过——威廉搜寻“我”的动向，查看“我”的地址。难道佐伊说得没错？他是否知道我也在纽约，就住在上西区？他会不会想起我？如果会，他心里又是什么感觉？
“妈，你得放手，抛开过去。打个电话给尼尔，多和他出去走走，继续过你自己的生活。”
我转身面对佐伊，语气有些刺耳。
“我没办法，佐伊。我必须弄清楚自己所做的一切是否对他有所帮助。我一定得知道。难道这个要求太过分？为什么不能有个答案呢？”
正在隔壁房间里午睡的宝宝开始哭闹，我把她吵醒了。佐伊过去将胖嘟嘟的妹妹抱了过来。
佐伊一边抱着宝宝，一边轻抚我的头发。
“妈，你可能永远也不会知道。我认为他不会说出来，也永远不可能准备好。你让他的生活天翻地覆，完全改观，记得吗。他可能再也不想看到你。”
我一把抱起佐伊怀中的宝宝，用力贴向自己，汲取宝宝的温暖。佐伊没错。我必须放下过去，走向新生活。
至于怎么做，则是另一回事了。
我一直忙碌着，一刻也不得闲，忙着陪佐伊和宝宝，以及尼尔、我的父母、外甥，忙着工作，还忙着夏拉和妹夫巴里邀我参加的一连串永无止境的聚会。这两年我在纽约认识了许多新朋友，人数远胜于过去十多年在巴黎结交的友人，纽约是个大熔炉，我乐在其中。
的确，我离开了巴黎，但每次出差或回去探望爱德华和朋友时，我都无法控制自己的脚步，自然而然地回到了玛黑区。我透过全新的观点，流连忘返于蔷薇街、塞西尔里国王街、艾古夫街、圣东日街、布列塔尼街。一九四二年我还没出世，但是现在我全盘了解事件的始末。
我很想知道现在是谁在圣东日街的公寓里看着窗外的庭院，抚触着滑顺的大理石壁炉。不晓得新房客与当初在这个地方过世的小男孩，以及那个命运在弹指间改变的小女孩有没有关联。
在梦中，我同样会回到玛黑区。我未曾见证的恐怖事件出现在梦里，使我不得不打开电灯，驱散梦魇。
偶尔，贪杯、交际带来空虚无眠的夜晚，当我躺在床上时，熟悉的伤痛会再次出现，纠缠不清。
我回想起自己大声读出莎拉留下的信时，威廉的眼神和面容。忽然，我睡意不再，记忆钻进了心底。
佐伊的声音引我回到春日的中央公园，尼尔的手放在我的腰际。
“妈，小怪物要吃棒冰。”
“绝对不可以，”我说，“不可以吃棒冰。”
宝宝扑向草地，大声痛哭。
“真是个不简单的孩子，你说是不是？”尼尔若有所思。
二〇〇五年一月，我对莎拉和威廉的记忆一次又一次地被唤起，因为“奥斯维辛死亡集中营的解放六十周年纪念”跃登全球的头条新闻，全世界的人都在谈论这场浩劫。
每次一听到人们说起“大屠杀”，我便不由得想起他和莎拉，这让我很痛苦。我看到电视转播奥斯维辛纪念仪式，心里不禁猜想，如果威廉听到“大屠杀”，看着屏幕上播放过去拍摄的黑白影像，看到骨瘦如柴的尸体堆栈如山、焚化炉、骨灰，以及种种惨不忍睹的情景，是否也会想起我。
他的外祖父母就葬身在那个骇人听闻的集中营，他不可能不想到这一切。佐伊和夏拉坐在我身边，屏幕上，雪花落向集中营、铁丝网、瞭望台、群众、致辞者、虔诚的悼念者，以及蜡烛。俄国士兵踩着独特的步伐，走在纷飞的雪花当中。
夜幕落下，点燃的烛光沿着铁轨一字排开，火光与悲苦伴着怀念，一同冲向漆黑的夜空，此情此景，我永生难忘。
五月的一个下午，正当我坐在书桌前，全身心投入，想征服我的计算机时，电话响了。这吓了我一跳。我接起电话，唐突的应答方式连自己都觉得刺耳。
“你好吗？我是威廉·雷斯福德。”
立刻，我坐直了身子，尽管心脏狂跳，仍然力图镇定。
威廉·雷斯福德。
震惊之下，我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只能紧抓着话筒贴向耳朵。
“茱莉娅，你在听吗？”
我咽下口水。
“在，在，我的电脑刚好有点问题。你好吗，威廉？”
“很好。”他说。
我们两个人都没说话，但是气氛中却闻不出一丝紧张。
“好一阵子了。”我有一搭没一搭说起话来。
“是啊，的确。”他说。
又是沉默。
“你现在也成了纽约客了，”他终于说话了，“我查到了你的联络方式。”
佐伊果然没说错。
“找个时间聚聚如何？”他问。
“今天吗？”我说。
“假如你有空。”
我想到隔壁房里熟睡的宝宝，她早上一直待在托儿所里，但是没关系，我可以带她一起赴约。只是，午睡被打断，她可能会大肆抗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