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晨，我踏上西行列车，前往青海省会西宁。青海是我这次黄河之旅的最后一个省，黄河的源头就在青海。到了西宁，离源头就不远了。从兰州去西宁二百二十公里，就在几十年前，这段路还只能步行或者骑马。步行要八天，骑马也要四天。现在坐火车，只要五个小时。另外西宁的新机场也很快就要投用了，以后每天有航班往返于兰州。青海相对闭塞的交通将一去不复返。不过我还是觉得火车是最佳选择，可以悠闲地欣赏窗外的乡村画卷，又不像汽车那样总有烦人的喇叭。特别是我曾经遭遇的巴士上的种种不爽，有时真能把人折腾死了。
中午刚过就到了西宁，入住“西宁宾馆”后，我到外面随意闲逛，这一逛竟然逛到了青海省博物馆。一路上没有任何标志，就是同一个街区卖面条的小贩都没有听说过它。只有一块小匾宣告它的存在——“青海省历史研究中心”。这座博物馆最有趣的地方在于它的建筑，它曾是马步芳的旧宅。五十年前，当国民党控制着大半个中国时，马步芳曾任青海省长。博物馆并不对外开放，这也许就是它默默无闻的原因。我那天一进大门，馆方竟将我误认为是他们正在等待的某位美国历史学家，还给我安排了讲解员。
博物馆的展品陈设颇为凌乱，貌似馆方在选展和布展上没有下工夫。不过还是有些东西吸引了我。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一个有五千年历史的彩绘陶壶。壶的边缘绘着一群裸体的人，性别难以判断，他们正围成一个圈在舞蹈。在中国，类似主题的彩陶只有这一件，因此被视为国宝。我忽然想到，这个陶壶可能初衷就是为了旋转而不是为了盛水，在它旋转时，壶上的人物看起来就像真的在跳舞。如果我猜得没错，那它称得上是世界上最早的情色电影了。我向馆方人员提出了这个看法，这一提露了馅，他们开始怀疑我不是他们等待的那位美国历史学家了。于是我就离开博物馆，去看市内的其他景点。
除了这座貌似不存在的博物馆，西宁还有一座不存在但很著名的寺庙。我从宾馆房间可以看到它的遗址，甚至还可以用我的望远镜仔细观察山崖上的洞窟。它就是北山寺，至少有一千五百年的历史，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中曾提到过它。但是“文革”破坏了这座寺庙。我喝了两瓶啤酒，凝视着窗外的土楼山，北山寺的一大片神殿，曾经就在那座山上。
直到二十世纪中叶，青海一直是西藏的一部分，因此青海现在随处可见藏文化的影响。藏传佛教六大寺庙之一的塔尔寺就在西宁市以南不到三十公里处，它就是我明天一早要去的地方。塔尔寺之所以如此著名，缘于它是六百年前中国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创始人宗喀巴的诞生地。
我从西宁坐巴士前往湟中县，又花五毛钱坐了一公里的马车，就到了塔尔寺。与甘肃的拉卜楞寺一样，塔尔寺也是一个庙宇建筑群，一共有十座神殿，每一座都有独特的风格。购买门票后，游客就可以参观其中的七座了。我的手电和望远镜又一次派上了用场。在塔尔寺的神殿里也有壁画，而且可以说是西藏自治区之外最精美的佛教密宗壁画，甚至比拉卜楞寺和五当召的壁画还要好。
从入口往里走，第一神殿的中心是一座塔，塔上覆盖着价值一亿四千万元的金叶之瓦，给人强烈的视觉冲击。第四神殿拥有全寺最伟大的艺术宝藏，壁画美得令人凝神静气，不敢出声。塔尔寺的多数壁画是先绘在布上，然后粘贴于墙上，最后涂以一层保护性的漆。除了我的手电，神殿里唯一的亮光就是酥油灯了。用酥油灯代替蜡烛或煤油灯有多种原因，其中之一是因为它没有烟，更适应寺庙环境。不过它的气味可不是人一下子能适应的。我就见过一位妇女冲出神殿，找地方呕吐起来。
十座神殿中最吸引游客的是第六神殿，它有固化酥油雕刻的巨幅酥油花（一种彩色浮雕），向游客描绘了黄教的创立和发展过程。这幅酥油花放在玻璃冷柜中。导游说过去为了防止融化，要用冰块把它冷冻起来。每年一月，喇嘛们会把它化掉，用来点酥油灯，然后再用一个月的时间把它重新雕刻出来。
来塔尔寺的游客很多，但朝拜者往往比游客更多，他们动辄一大帮子数百人。一位会说些汉语的藏族妇女告诉我，她是从拉卜楞寺徒步走到塔尔寺的，共有二百多公里，沿途磕了四万个长头，而且打算在塔尔寺再磕五万个。除了磕长头，朝拜者还要围绕各个神殿和舍利塔顺时针转圈，拨动转经筒和念珠。
祭拜了黄教创始人宗喀巴，我走出塔尔寺。寺前的街道上全是小店铺，景象与拉卜楞寺相似，卖的东西也差不多，主要是各种宗教和民俗用品。古旧的首饰和保安族制作的闪亮小刀，都是抢手货。我觉得小刀对我没用，就坐上一辆小马车回到湟中县城，然后又坐下一班巴士回了西宁。这时下午时间尚早，我办完退房手续，把包存在宾馆，正好赶上去龙羊峡大坝的巴士。
此次黄河之旅，我已经看过两座大坝，一座是号称黄河第一坝的三门峡大坝，另一座是银川以南的青铜峡大坝。不过它们的重要性都比不上在建的龙羊峡大坝。大坝在西宁市西南，从地图上看并不远，巴士却走了近两个小时。到龙羊峡已经是傍晚时分，没法参观大坝了，只好在水电接待中心找了个房间住了一晚。这是我在黄河岸边度过的第三个夜晚，今晚的感觉与大禹渡和沙坡头都有些不同，安安静静的，没有“黄河入海流”的轰鸣水声。相同的是，今晚我仍然是旅店唯一的旅人。
第二天早晨，我到街对面的办事处去办了游客通行证。第一拨巡游九点半左右开始，内容是参观坝体内部。中国官方早在1955年就有建设龙羊峡大坝的计划，但直到1983年才动工，1987年竣工。竣工之后蓄水发电，导致黄河下游断流两个月。看完大坝内部，一辆区间车将我和其他几名乘客拉到能够坐车回西宁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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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羊峡大坝
回到西宁，中午刚过，我有足够的时间安排下一步的行程，整个黄河之旅中最艰难的时刻就要来了。要出西宁城，去我想看的那些景点，只有两条省级公路和每天一班的巴士，否则游客就只能交通自理或者坐顺风车了。考虑到这段路特别荒凉，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我决定雇一辆吉普车和一位藏语翻译。西宁有几家旅游公司提供这类服务，我找了价位最低的中国青年旅行社。北京吉普带司机，租金每公里一元，藏语翻译每天五十元，路上的食宿费用均由我承担。这条路上住店都不贵，开销实际上并不很大。
第二天一早，司机和翻译来宾馆接我。离开西宁之前，我们在杂货店买够了十天的肉罐头、硬面包以及蜡烛等物什，然后就出发去寻找黄河源头。司机和翻译都没有去过黄河源头方圆两百公里的地域，而且我们三个都不愿带地图。不过我估计我们可以在玛多县城外找到黄河，然后跟着它一路向西；显然我的司机也是这样想的。
玛多县离西宁很远，路上有几个景点我还想看看。出了西宁，我们沿着湟水河一路向西。走到这条河的源头，就开始爬日月山。离开西宁两个小时后，我们登上了日月山顶，停留在日月亭（日月亭系当代建筑，1990年才竣工。——译者注）。日月亭实际上是两个亭子，一个日亭，一个月亭，分别坐落在山口两侧的山头上。古代中国人认为太阳和月亮落山以后，就在这两个地方休息。在上古时代，这里不仅是中华帝国的西部边界，甚至被认为是人类世界的边界，越过这里就意味着离开了人的地界，进入神的地界了。因为中国人认为，如此广袤贫瘠的荒原，只有神才能生存。这片荒原向西延展，无边无际。如今的日月山自然不再是人神的分界线，也不是中原王朝和吐蕃王朝的分界线（唐蕃界线），但仍然是中国农区与牧区的分界线。
三千年前有一个人打破了这个神话，这个人名叫姬满，他有中国人更熟悉的名字——周穆王或穆天子。他是中国的第一个驴友，而且是自驾车驴友。公元前998年，周朝的第五代帝王穆天子驾车西巡，越过此地一路向西，最后登上了昆仑山脉的最高峰。有关周穆王会西王母的故事在中国广泛流传，浪漫的人们甚至给它抹上了一层爱情色彩。在一座战国古墓中，发掘出了记载这次旅行的竹简《穆天子传》。周穆王的这一壮举结束了有关人类地界的错误看法。史学家直到今天也没闹明白，这位帝王当年是怎样率领五万军卒完成这样一次旅行的。
时间到了唐朝，和亲的文成公主也曾在此地停留。她此行是前往拉萨，与吐蕃王松赞干布成亲。在离开大唐国都长安之前，父亲送给她一面魔镜，嘱咐她如果思念故国和亲人，就取出镜子，便会看到她想看的一切。但是当走到我现在站的这个地方，她意识到已经到了中华帝国的边界，便毅然将镜子掷下山谷，以此来坚定远嫁的决心。据说魔镜凌空而降，一分为二，一半化为日，一半化为月，从此这座山就变成了日月山。文成公主的经历与前面讲的王昭君颇为相似，但这位公主似乎更像一个表决心的女生，而没有宫女王昭君那样的悲剧色彩。此外，中国著名小说《红楼梦》中的风月宝鉴，似乎也与公主的魔镜存在某种若隐若现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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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月亭
我追随着周穆王和文成公主的脚步来到这里，时间已经是公元1991年的5月中旬。这里仍然看不到任何春草的迹象，只有刺骨的寒风从白雪皑皑的日月山顶吹过来。我把夹克拉链往上紧了又紧，一直碰到我那拉碴的胡子才罢手。日月亭上的标记表明，这里的海拔为三千五百二十米。在山的西侧，我痛饮了一瓶苏格兰威士忌，然后我们的吉普车冲下山坡，一头扎进了广袤的褐色草原。
车行数公里，到了卡车停靠站倒淌河镇。顾名思义，倒淌河就是河水倒流。在中国几乎所有的河都向东流。为了解释这种现象，中国古代的神话说，天神们之间曾发生一场决斗，在打斗中，某根支撑世界的柱子不小心被撞倒了，导致世界西高东低，因此河水都向东流。而倒淌河这条小河是个罕见的例外，它向西流，注入青海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