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我们对杨坚的批评，也就只能仅此而已了，因为，接下来，我们所能做的，就只能是以最热烈的掌声，给杨坚致以最高的敬意了——

如萧瑀所说，尽管杨坚“性非仁明”，但仍不失为一个杰出的“励精之主”。

而在中国历史上，杨坚这样的“励精之主”，实在是屈指可数。

<h2>励精之主</h2>

我们先从杨坚的生活状态开始吧。

杨坚的生活状态，可以用两个词来概括——简单，而又忙碌。

所谓简单，就是说杨坚对自己的生活享受方面，没有任何的要求。《资治通鉴》最后对他的评价里有这样的话：其自奉养，务为俭素，乘舆御物，故弊者随令补用；自非享宴，所食不过一肉；后宫皆服浣濯之衣。天下化之，开皇、仁寿之间，丈夫率衣绢布，不服绫绮，装带不过铜铁骨角，无金玉之饰。

在传统的中国式价值观里，对世俗君王，有一种潜藏的“圣王”的要求。也就是说，在中国式的观念里，一个皇帝，不仅仅需要有强大的政治力量，同时，还需要在道德方面，有突出的优越性，以此，知识分子们还给皇帝列出了诸如“尧舜禹汤”这样的传说中的圣君。因此，在宋明时代，皇帝们通常会遇到知识分子们拿着“圣人之言”和“祖宗之训”的标尺，来严格监督他们的行为。

然而，可惜的是，知识分子们的努力总是失败，中国历史的皇帝，几乎没有人能达到“圣王”的标准，相反，被知识分子们逼疯，以此做极端反抗的，倒不乏其例。当然，这是正常的，皇帝毕竟也是正常人，任何一个正常人，都很难去达到“圣人”的标准，中国的政治思路，似乎从一开始就偏离了跑道。

但是，在中国的历史中，撇开那些传说中的上古大神，还是有那么几位皇帝，兢兢业业，努力在自我修为上，接近“圣”的标准的，而杨坚就是其中一位。

杨坚的朴素，贯穿了他的一生，这一点很不容易，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说首屈一指。在生活的简朴方面，历代皇帝能跟杨坚一较高下的，似乎也就是西汉文帝和南梁的萧衍，然而，汉文帝的朴素，客观因素乃是西汉刚刚建国，国力不足；而萧衍的朴素，只是他的个人风格，他的朴素并没有能起到榜样和表率作用，相反，他的溺爱和纵容，让他的子孙们，都成为了自私自利的吸血鬼。

杨坚的朴素，其可贵，就可贵在他能奢侈，却不奢侈；而且，他不仅仅只是自己严格要求，而且对国家，对臣民，对子女，都严格要求，形成了社会风尚。

在《炀帝篇》里我们会知道，杨坚一共五个儿子，其中太子杨勇和秦王杨俊，都是因为不符合“简朴”这一条，而多次遭到杨坚的斥责，甚至，到最后，杨勇和杨俊都因此遭到了废黜。

对于杨勇，杨坚曾经三令五申，多次教导他要节俭，甚至上纲上线，上升到王朝的兴衰安危的高度，有一次杨坚是这么说的：“自古帝王未有好奢侈而能久长者。汝为储后，当以俭约为先，乃能奉承宗庙。吾昔日衣服，各留一物，时复观之以自警戒。恐汝以今日皇太子之心忘昔时之事，故赐汝以我旧所带刀一枚，并菹酱一合，汝昔作上士时常所食也。若存记前事，应知我心。”

可惜的是，杨坚的要求太严格，杨勇的自制力不够，所以，太子当不下去了。

对子女如此，对臣民更不用说。

曾经有个机构，送干姜到宫中，一开始用的是布袋，杨坚就对此大为心疼，认为过于浪费。结果呢，这个机构不开窍，还以为是杨坚认为用的材质不好，下次送香进宫，竟用了毡袋装裹，这下彻底把杨坚惹怒了，当即把这位蠢材领过来，痛扁一顿，才让手下知道，他这俭素二字，不是虚言。

当时的元宵节，是举国欢腾，大肆庆祝的日子，“作角抵之戏，递相夸竞，至于糜费财力”，大臣柳彧对此就不是很看得惯，上奏疏如下：

臣闻昔者明王训民治国，率履法度，动由礼典。非法不服，非道不行。道路不同，男女有别，防其邪僻，纳诸轨度。（搬出了古时的圣王，扯了一堆非礼勿行、非礼勿视、非礼勿言的大道理，表明元宵节这种情况，实在不合古风）

窃见京邑，爰及外州，每以正月望夜，充街塞陌，聚戏朋游。鸣鼓聒天，燎炬照地，人戴兽面，男为女服，倡优杂技，诡状异形。以秽嫚为欢娱，用鄙亵为笑乐，内外共观，曾不相避。高棚跨路，广幕陵云，袨服靓妆，车马填噎。肴醑肆陈，丝竹繁会，竭赀破产，竟此一时。尽室并孥，无问贵贱，男女混杂，缁素不分。秽行因此而生，盗贼由斯而起。浸以成俗，实有由来，因循敝风，曾无先觉。非益于化，实损于民。（表明元宵节这种风俗，实在不可取，有碍风化，“秽行因此而生，盗贼由斯而起”；“非益于化，实损于民”……）

请颁行天下，并即禁断。康哉《雅》、《颂》，足美盛德之形容，鼓腹行歌，自表无为之至乐。敢有犯者，请以故违敕论。（要求朝廷禁绝元宵节庆祝活动）

柳彧要求禁断元宵节的大规模庆祝活动，虽说不免管得太宽，但是，于当时的社会而言，对于提倡“俭素”，也确实有一定的作用。

因此，杨坚的俭素，就不再是他个人的俭素，他达到了一种效果，制造了一种社会风气，“天下化之”这四个字，就是对他最好的奖励。

杨坚的生活除了简单之外，还有两个字——忙碌。

史书上对于这一点，有全方位多角度的描述：

《资治通鉴》的评价：

高祖性严重，令行禁止，勤于政事。每旦听朝，日昃忘倦。

《隋书·高祖纪》的遗诏：

所以昧旦临朝，不敢逸豫，一日万机，留心亲览，晦明寒暑，不惮劬劳，匪曰朕躬，盖为百姓故也。王公卿士，每日阙庭，刺史以下，三时朝集，何尝不罄竭心府，诫敕殷勤。

大臣柳彧的描述：

陛下留心治道，无惮疲劳，亦由群官惧罪，不能自决，取判天旨。闻奏过多，乃至营造细小之事，出给轻微之物，一日之内，酬答百司，至乃日旰忘食，夜分未寝，动以文簿，忧劳圣躬。

萧瑀在贞观年间的评价：

克己复礼，勤劳思政，每一坐朝，或至日昃……

这些评价基本上可以说明，杨坚是一个极端勤政的皇帝，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屈指可数。曾经柳彧、杨尚希，也都劝过杨坚，说古之圣君都是抓大放小，把事情交给手下办，但是，杨坚不以为然，跟朱元璋一样，他始终更相信自己。

杨坚之所以如此勤政，原因当然很简单，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开创一个太平盛世，让遭遇了300年分裂之苦的中国百姓，重新过上安定幸福的生活。

杨坚做得或许还有很多缺失，但是，我们得承认，他基本做到了，在他的兢兢业业之下，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开皇之治”由此开启。

“开皇之治”包含许多具体内容，这里，我们就不再一一罗列，我想要选取杨坚一些颇具特色和极具深远影响的举动，来一观杨坚的励精图治。

首先我们要来说的，是从隋朝开始萌芽的科举制度。

于政治制度而言，我们通常所关注的有两点，一是公平，而是效率。

以公平而言，古希腊城邦国家雅典，曾经采取一个影响深远的政治措施，就是选举制。雅典的选举制最大程度保证了公平，只要是平民阶层，人人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最极端的情况，希腊人甚至通过抽签的方式，来决定政府任命。

然而，这套被认为很公平的制度，却被古希腊的大哲学家苏格拉底嗤之以鼻，苏格拉底终其一生，都是雅典民主制的反对者，而其激烈拥护的，乃是贵族制。

大家一定很奇怪，选举制乃是现代民主制度的雏形，为了防止作弊，希腊人采取了各种预防措施，为什么大哲学家苏格拉底却如此反对呢？

其实答案两个字就可以概括——效率。选举制诚然保证了公平，但是，这却不能保证另一件重要的事情——让合适的人处于合适的位置。

苏格拉底时代，正是雅典和斯巴达争雄的时代，苏格拉底更是参加了著名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然后他发现，由民主制产生的城邦管理者，在这样的战事中，远远不及斯巴达那些军国主义者们。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最终落败，以至于苏格拉底这样的哲人不得不思考，为什么雅典会最终落败呢？

最后，苏格拉底找到了答案，那就是——雅典民主制不能保证让最有治国才华的人出任国家元首。

苏格拉底曾经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他的政治理念：

苏格拉底向他的学生发问：“如果你的鞋子坏了，你该去找谁呢？”

有些坦率的青年毫不犹豫的回答：“当然是找鞋匠。”

然后苏格拉底又问了诸如木器、铜器之类的问题，学生们也做出了木匠、铜匠之类的回答；最后，苏格拉底发问：“如果国家这艘船坏了，我们该去找谁修理呢？”

鞋匠、木匠或者铜匠，他们都是具有专业技能的人士，当我们在专业问题上遇到困难时，就会去请教这样的专业人士。然后，苏格拉底认为，治国同样是具有专业性的工作，所以，当国家出现了问题，我们是不是要去找“治国匠”呢？

然而，雅典民主制能否产生“治国匠”呢？让我们用维尔杜兰特在《哲学的故事》里四个排比句来做说明吧：

至于国家，有比由一群暴民操纵的、意气用事的民主更可笑的吗？有比由一个争论不休的团体所组成的政府更荒唐的吗？有比这种任意的选举、革职和处死将军更荒谬的吗？有比按姓名字母的次序轮流、不加选择地让头脑简单的农夫和商人充当国家最高法院的成员更滑稽的吗？

答案很显然——不能。雅典民主制不能产生苏格拉底心目中的“治国匠”，所以，苏格拉底认为，这并不是一个什么好的制度。

苏格拉底转而求助于“贵族制”，并成为了雅典一场失败的贵族革命的思想导师，也正因为这场革命，苏格拉底被民主派们判处了死刑。

“贵族制”保证了候选人都受过严格的家庭教育，比起一般人具有更好的知识，但是，这个制度同样存在问题，那就是，谁能保证这些贵族是最有天赋的治国者呢？而那些有天赋的平民，又为什么被剥夺了治国的权力呢？

在政治制度的两极（效率和公平）上，苏格拉底也无法达到平衡，但是，他最有才华的学生柏拉图，进一步深入思考了这个问题，然后，他写作了人类历史极具影响力的《理想国》，力图在这个问题上作出解答。

柏拉图的理想国是个怎样的国家呢？

理想国的基础部分，乃是教育，所以，一切从教育开始。

理想国中所有的公民必须从小便接受教育，那些10岁以上的公民应该全部都遣送到乡下去——这些人已经是朽木不可雕也，不能让他们来带坏我们的孩子。教育必须要从娃娃抓起，怎么抓呢？我们毛主席的思想倒跟柏拉图异曲同工，也就是“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当然，由于柏拉图从小便热爱竞技体育，所以，他认为“野蛮其体魄”是第一位的。

在教育的头十年，体育必须是主体部分，理想国未来的公民必须是身材健硕得跟头蛮牛一样，长大后，他们才能忍受各种疾苦，承受各种考验。体育的教育范畴也不用过于狭窄，任何形式的运动都可以，哪怕是孩子间的嬉戏追逐。

当然，在“野蛮其体魄”之后，还要“文明其精神”。柏拉图认为，音乐是很好的方式，因为音乐是和谐的——“气质和谐的人岂能不公正呢？格劳孔，音乐的训练之所以有那么大的威力，岂不是因为韵律和和谐透入了心灵深处？使乐章优雅，也就是使心灵优雅，不是吗？”

跟体育教育一样，“真善美”的音乐教育也必须进行十年，这时候，孩子们已经成长为孔武有力的年轻小伙了，已经二十岁了，所以，第一轮淘汰开始了。

淘汰赛绝对是公正公平的，绝对不会有任何猫腻，不论你的父亲是农民还是国王，你都必须经受这次一视同仁的考验。当然，柏拉图式的淘汰赛必须是综合性的，需要“为他们规定一些困苦和竞赛”。

这次考试必须能够体现学生一切层面的东西——你是否聪明，你是否勇敢，你是否善良，你是否友爱，你是否坚韧，你是否正直，诸如此类。淘汰赛结束后，通过考验的人将进入第二阶段的学习，而那些失败者则将失去继续深造的机会，他们将成为理想国第一层级的公民——普通人。

又是一个10年。通过初试的人将面临身体、心灵和性格上更为严格和残酷的训练，这些人将成为理想国金字塔上层的人物，他们必须有足够的能力控制一切。然后，在这10年过后，又一场更加残酷的淘汰赛来临了，这次淘汰赛决定的，将是谁有资格成为理想国的护国者，那些失败者将只能成为士兵。

又一批幸存者诞生了，他们在艰苦的淘汰赛中存活了下来，他们将继续接受治国方面的严格教育。而到了这时候，柏拉图认为，将让他们接受一些真正有力的教育了——该让他们学习哲学了。

哲学教育要经历5年的时间，等到学成之后，那些残存下来的精英已经35岁了，他们体魄强健，德行高尚，知识丰富，思维明快，那他们是不是就能成为柏拉图所说的理想国的理想统治者——哲学王了呢？

答案是，依然不行，教育并没有完成。柏拉图明白，尽管经过了35年的教育，历经两轮筛选，留下来的学生已经几乎具备了所需的一切素质，但只是几乎而已，他们还需要经历最后一步——生活的淬炼。

这些人将被放逐，他们将作为普通人，将扔进尘世间。为此，他们所受的考验是不同寻常的，他们将完全依靠自己的能力来谋生，他们将成为农夫、商人、工匠或是马夫。他们将遇到各种各样的人，狡诈阴险的，自私市侩的，游手好闲的，巧取豪夺的，薄情寡性的，性情暴戾的，等等等等，他们将跟这些人进行毫无差别的竞争，在这里谋求生存。不要指望会有谁来帮助他们，社会是最后的竞技场，优胜劣汰，适者生存，这就是他们最后的教育。

这场残酷的教育，将进行15年的时间。这场教育即是教育，又是淘汰赛，总有那么一些人，他们筋骨不够强健，精神不够激昂，心智不够健全，性格不够强韧，他们会在这场教育中失败，在15年后，或许，他们已经赶不上最终的教育验收了。能够生存下来的只有少数人，他们50岁了，在前35年里，他们在学堂教育中得到了德智体全方位的训练，然后，在后15年里，他们将此前得到的锻炼运用到生活中去；他们饱经风霜，阅历丰富；他们不再只是夸夸其谈喜好争辩的书呆子样的哲学家，他们是最好的生活家；他们的智慧是无与伦比的，有理论的，也有实践的；他们已经进入了人生中最成熟的阶段，他们已经拥有了一切必要的知识，没有什么能够让他们束手无策了……

哲学王诞生了！

柏拉图的《理想国》，是人类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乌托邦构想，他所设想的制度，由于种种限制，无法全部成为现实，所以，当柏拉图一筹莫展、无法给他的理想者找到出路时，他将一切求助于宗教。

然而，纵然如此，我们还是可以来分析一下理想国的政治制度。我们很难说，理想国的制度，是贵族的还是民主的，或者我们说，这是既民主又贵族的：

所谓民主，指的是，所有人的起点都是相同的。理想国的公民并不会因为你的父亲是国王或是农夫而得到什么特别的待遇，他们被一视同仁，他们都将被扔进学堂里进行柏拉图式的教育，那些最杰出的人物将在四个阶段三轮筛选中脱颖而出，这样的选拨制度保证了，能够最终涌现出来的人物就是国民中最优秀的人物，就是最适合成为理想国的统治者的。

所谓贵族，指的是，一旦理想国的权力结构形成之后，这就将不再发生变更。第一轮筛选下来的人，他们将永远不可能再去挑战理想国的统治权，他们只能安分守己的干他们的本业，他们将只能是商人、工匠、医生、农民等等。第二轮筛选下来的人，他们将为保卫理想国而战，这是他们的宿命，他们既不可能成为普通人，也不可能成为护国者，他们只能是士兵。而只有那么少数几个通过了重重考验存留下来的人，有资格称为理想国的统治者，而且，他们的身份地位将从此不再发生变化。所有一切，都被定型了，一个社会的流动性被凝固了。

相比较贵族制的固步自封和民主制的放任自流，柏拉图认为，理想国的政治制度是完美的，因为这能保证，国家中的所有人都做他们最擅长的事，同样，取得统治权的哲学王就是这个国家中最有统治才华的人。在柏拉图看来，最优越的政治制度岂非如此？人得其位，各展所长？

这就是柏拉图所认为的最好的社会制度，这个制度的核心是两个层面，一是教育——这是普及型的教育，二是考试——这是为了选拔社会阶层。

很遗憾，柏拉图的理想国，在整个西方历史上都未能出现；相反，西方历史在朝着柏拉图和老师苏格拉底所反对的那个方向前进，而如今为广大愤青同志们所一再推崇的现代民主制，是由雅典民主制为雏形发展革新而来的。

真正选择了柏拉图理想国式道路的，不是与古希腊文明一脉相承的西方文明，而是远在东方的，没有受到柏拉图影响的中国。

下面就让我们来重新审视一下科举制度吧。

西方的现代民主制，是由英国的议会制度发展而来的。

英国的议会制度，某种意义上说，就像个吸盘一样，不断将有力量的社会阶层吸纳进政治决策层——最初，议会的主体是世袭世俗贵族和宗教贵族（被认为是人类史上第一部成文宪法的《大宪章》，最初也不过是贵族和国王斗争的产物），然后，逐渐吸纳了骑士、平民，并最终一步步发展到最后的阶段。

议会制度，其所解决的问题，乃是一个阶级社会的利益分配问题。

然后，就是被我们一度全盘否定了的科举制了。

科举制的意义，于杨坚而言，无外乎两条，一是为国提供更广泛的人才渠道；二是打破世族大家对官场的垄断，从根本上冲击门阀政治。

经过多个朝代的发展和革新，到了明朝的时候，科举制最终成为了中国政治最基础的制度，当时中国90%以上的官僚，来自于科举。

当此之时，中国再也没有世袭贵族，也几乎没有世袭特权，我们可以说，中国依然存在贫富分化，但是，我们却很难说，明朝社会是一个“阶级社会”。理论上说，明朝只存在一个特权贵族——那就是朱明皇室。

当然，朱明皇室所有的特权也是很有限的，他们被严格排除在了统治核心层之外，他们不能参加科举，无法参政议政，他们成年后就要前往藩邸，然后受到一系列严格的限制：

二王不得相见；不得擅离封地；即使出城省墓，也要申请，得到允许后才能成行；如无故出城游玩，地方官要及时上奏，有关官员全部从重杖罪，文官直至罢官，武官降级调边疆；藩王除了生辰外，不得会有司饮酒；王府发放一应事务，地方官要立即奏闻，必待钦准，方许奉行，否则治以重罪。王府官亦改用高年不第举人、落职知县等担任，成了位置闲散之地。

不得预四民之业，仕宦永绝，农商莫通。不得到京师，如有出城越关到京师的，即奏请先革为庶人，然后发往凤阳高墙圈禁，同行之人，发往极边的卫所永远充军。宗室不得擅离境外，有居住乡村者，虽百里之外，十日必三次到府画卯，如果一期不到，即拘墩锁，下审理所，定罪议罚。从郡王至仪宾以下，不得与文武官员往来交结及岁时宴会。请名、请婚也很严格，未经请准，只能呼乳名，不得婚嫁，以致走京游棍以请名、请婚为由乘机勒索宗室钱财，导致许多宗室壮年以后都未能请到名字、成婚。

（摘自《中国政治制度通史·明代篇》）

由此种种限制，朱明皇室几乎是完全与政治隔绝，甚至是与世隔绝，那么，他们的特权在哪里呢？就两个字——宗禄。

所以，明朝的宗室其实非常可怜，一旦无法成为君王，他们的人生就只剩下了四个字——混吃等死。

很多人批评明朝的宗室制度，认为养了一堆对社会毫无帮助的寄生虫，但是，我必须要指出的是，这些批评者，难道能想出更好的宗室制度吗？

既然连宗室都是没有政治特权只有经济特权的一类人，那么，明朝的社会特征就展露无疑了——这是一个标准的平民社会。

所谓平民社会，我们可以这么说，这个社会存在阶层——贫富差距总是存在，有人富，有人穷，无法避免；但是，这个社会不存在阶级，因为，所谓的“贫富”，是没有世袭性质的，所以中国流传一句“富不过三代”的俗语，概为中国社会特征的一个极为鲜明的写照。

而科举制度，则是平民社会的奠基石，这个制度保证了任何一个人理论上都有机会进入权力核心层，也就是所谓的“公平”，也就是所谓的“民主”，但同时，所有想要进入权力核心层的人，都必须具备治国知识，这就是所谓的“效率”。

我们可以说，中国社会相比于西方社会，很早就进入了平民社会，很早就消除了所谓的阶级性，而这一切，都要大大归功于我们的科举制。

因此，科举制解决的，乃是平民社会的利益分配问题。

科举制的核心是什么呢？一、教育；二、考试。

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科举制的精神实质，跟柏拉图的《理想国》，几乎是不谋而合呢？如果说有区别，那就是，柏拉图为竞争者们准备了大量的知识和科目，而中国的科举制，所要学习的东西，则要狭窄一些。

如果我们硬要说，为什么科举制会走向衰亡，那么，这并不是因为“科举”本身的问题，而是因为，我们的治国知识被局限得太死，渐渐跟不上潮流了。当教材被局限于四书五经，当考试内容局限于八股文章时，这样的考试制度，当然很难产生能够与时俱进的一批“治国匠”了。

这就是伟大的科举制，在我看来，这个制度比之英国的议会制，是绝对毫不逊色的，甚至尤有过之的，而这一切的开创者，乃是隋文帝杨坚。

然后，我们来看看三省六部制。

“三省六部制”是从西汉开始发展，到隋文帝时期成型的中国古代职官制度，在中国政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因此，我们需探讨一二。

所谓“三省六部制”，大体可分为两个部分，一是三省制，二是六部制。其中，“三省制”昙花一现，而“六部制”，则一直延续到清朝。

隋文帝实际设置在中枢的，有三师、三公和五省（尚书、内史、门下、秘书和内侍），其中，前二者为虚衔，而五省中的秘书和内侍二省职权较轻，因此，主要掌管帝国大权的，就成了尚书、内史和门下三省。

尚书省乃是国家政令的执行部门，长官为尚书令，但一般不设，职权由左右仆射代掌；内史省在其他朝代称为中书省，隋朝为了避讳杨忠的“忠”，遂将其名改为内史省，主要的职责是秉承皇帝旨意起草政令，长官为中书令，隋朝称为内史令，副长官为中书侍郎（内史侍郎），职官为中书舍人；门下省主要职责是审核政令，如对中书省的政令表示异议，可发还驳正，这个职权称为“封驳”。

“中书取旨，门下封驳，尚书奉而行之”，乃是三省制的分工原则。

如果用两个字概括一下三省制的核心精神，那就是——制衡。这个制衡，也便是官僚权力对于皇权的制衡，也就是所谓的“相权”制衡“皇权”。

然而，现在我们知道，整个中国政治史，乃是“皇权不断上扬，相权不断走低”的历史。奉行制衡原则的三省制其实在中国历史上也不过是昙花一现，到了唐朝中页，在皇权的不断打压下，三省六部的职权均被其他部门所取代，三省六部制也就名存实亡；而到了明清，更是不再存在三省制，三省六部成了一省六部、乃至六部，明朝设立内阁，清朝设立军机处，原本权力煊赫的宰相，逐渐发展成皇帝的附庸，日渐失去其独立的政治地位。

当“制衡”这个词在中国政治中逐渐失去光芒时，在西方政治制度中，却大放异彩，英国人在议会制的基础上，走出了跟中国政治截然相反的道路，王权被不断削弱，议会权力不断上升，乃至光荣革命后，英国的国王逐渐成为了有名无实的“虚君”，英国政治最终发展成了“君主立宪”。

于是，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中国的政治越来越趋向于“专制”，而英国的政治，则越来越趋向于“民主”，事情为何会演变至此呢？

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实在非得写个上百万字的专著不可，囿于篇幅和能力所限，我在这里只能从局部加以解析。

其实，政治这东西，并没有很多人想象的那么深奥，所有的一切现象，归根结底，都是一个根本性规律决定的——力量决定一切。

隋朝的三省六部制之所以逐渐走向沦亡，道理并不复杂，这是因为，随着中国贵族制的衰落，随着大量寒门子弟走入政治中枢，中国逐渐失去了一个可以跟皇帝相抗衡的社会阶层。伴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皇帝逐渐展露出他在力量上的绝对优势，体现在官制上，便是不断侵袭相权的发挥空间。

打个比方来说，在中国门阀力量强盛的时期，皇权也只是政治特权中最强大的一个，但是，豪门大族可以通过他们的世袭权力，轻松垄断皇权之下的官僚阶层，从而形成一个足以跟皇帝分庭抗礼的政治集团。最典型的，莫过于东晋，在这个贵族国家里，皇室的力量空前弱小，以至于当我们回顾这个朝代，想找出几个代表性人物，所想到的，却根本不是皇帝，而是几个豪门出身的名臣。

然而，当门阀制度破产后，当官僚的选拔制度逐渐向科举倾斜后，当皇帝将政府官员的任命权全部掌握到手中后，皇帝就成了整个政治的操控者。此后，再也没有一个稳定的社会阶层可以跟皇帝扳手腕了，皇帝自然可以为所欲为。

举个例子吧，明朝是历代以来文官集团最有骨气的时期，在中后期，明朝的文官曾经有两次大规模的跟皇帝的抗争，一次是嘉靖年间的“大议礼之争”，二是万历年间的“国本之争”。

在“国本之争”中，万历皇帝为了让群臣屈服，曾经“怠政”长达三十多年，这段时间，他几乎不上朝，也很少批示常规性的奏折，朝臣几乎跟皇帝没有见面机会，重臣的升迁退休，万历帝也不再处理。当皇帝罢工到如此程度，文官们对此居然也毫无办法，最强硬的大臣，也只能是掼乌纱帽，一走了之，而万历帝的地位呢？四个字概括——稳如泰山。

不可思议是吗？有些好事者认为，这是因为万历帝是权谋大师，其实不然，在明朝的政治结构下，皇权本身就处于这种至高无上的地位，根本没有哪个阶层，拥有足够的力量，来加以对抗。在没有制度性制衡的情况下，文官们所能做的，也就是将“节气”二字发挥到极致了，这也便是“大议礼之争”的核心。

再比如说，明朝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最传奇的一位宦官——魏忠贤。论起心机手段，组织能力，领导能力，魏忠贤堪称太监中的战斗机，在历史太监中，他称第二，大概也无人敢称第一，他能够轻松将天启初年强到不可一世的东林党一举干翻，就足以证明他在政治斗争方面的超人天赋。然而，强如魏忠贤，最后的结果，却是“待圣人之出而投缳道路”。崇祯帝几乎没有废什么太多的力气，就把魏忠贤KO出局，曾经徒子徒孙一大批的阉党，竟然瞬息之间就灰飞烟灭。

要知道，宦官这个行当，在有些朝代，可是威武霸道到不行的——整个东汉时期，政治斗争的主旋律便是外戚对抗宦官，宦官废立皇帝，在东汉一朝司空见惯，乃至东汉出现了大量的婴儿皇帝，《三国演义》的开篇，讲述的也便是十常侍之乱；而在唐朝，有小太宗之称的唐宪宗李忱，也在思虑再三后，放弃了对宦官集团的大清洗，究其原因，乃是鉴于“甘露之变”的故事，投鼠忌器。

历史上那些废立皇帝的太监，有几个在能力上能跟魏忠贤相提并论呢？但是，为什么他们比魏忠贤掀起了更大的风浪呢？究其原因，也不过是明朝皇权的力量空前强大，强如魏忠贤的阉党，也没把握战胜罢了。

顺便说一下，魏忠贤的前辈刘瑾，也曾权势喧天，被人戏称为“立皇帝”，但是，当有人跟武帝告发后，刘瑾却也无力挣扎，最后落了个凌迟的下场。

明朝皇权为何如此强大呢？原因大概如下：

除了宗藩势力，明朝几乎没有其他的世袭贵族，而唯一能对皇权构成威胁的宗藩势力，在永乐之后，也被严格限制；

明朝90%的官僚来自科举取士，权力不具世袭性，哪怕后期如东林党之流有抱团趋势，也在强悍的皇权面前无力反击——魏忠贤能一举干翻势力遍布朝野的东林党，究其根本，也无非是天启帝站到了他的一边；

明朝严格限制外戚势力，整个明朝，都没出现值得一提的权势外戚；

而明朝的宦官集团，则彻底成为皇权的附庸，如刘瑾之流，皇权可以纵容他为恶，但一旦皇权对他关上大门，他们也根本无力挣扎……

一旦丧失了集团性的制衡，官制上的制衡自然也就成了无源之水，中国遂朝着“皇权专制”的道路上不断狂奔。

从这个角度说，中国转变为极端“专制”，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很早就进入了“平民社会”、以致“权力失衡”所造成的呢。

从这个层面说，中国社会因为“科举制”而形成的社会流动性，也是中国政治专制化的“罪魁祸首”呢。

因此，我们可以说，真正摧毁隋文帝确立的“三省六部制”的，很大程度上讲，正是隋文帝所推行的“科举制”。隋文帝玩的，乃是一出“左右互搏”。

而英国又为什么渐趋民主呢？从源头上讲，当然要说到“议会”这个特殊的机构。而“议会”最初为何能产生并立足呢？其根本原因，乃是世袭领主们为了捍卫自己的经济利益，联合起来对抗王室的征税权。

因此，最初的议会，主要成员，乃是由封建土地贵族和宗教贵族组成，为了进一步扩大社会影响，增加对抗王权的力量，议会才吸纳了少量的骑士和平民。换句话说，议会之所以能形成和发展，乃是因为英国的结构是“等级社会”，其存在着一个跟王权既合作又斗争的世袭领主阶层。

而随着议会的发展，由于阶层性的差异，议会逐渐形成了“上院”和“下院”。（议会之所以会分为“上院”和“下院”，最初的原因，是贵族们跟平民们所关注的问题不同，缺乏共同语言，最后还是决定分开讨论各自感兴趣的议题）

由于议会的基本地位从一开始就得到了确立，因此，其后哪怕世袭贵族在玫瑰战争中遭到重创，下院也能扛起对抗王权的大旗，封建领土的地位，也终为新兴的工商业资本家所取代。

因此，英国为什么能逐渐演变成“民主政治”呢？究其根本，乃是因为这个国家从一开始就存在一个能跟王权相对抗的社会阶层，而随着时间推移，这个社会阶层从封建领主变成了工商业新贵，但是，对抗王权始终不变。于是，在经济的力量的此消彼长下，王权遂在政治角力中彻底失败。

所以政治是什么呢？政治无非就是比拳头大小的游戏罢了，很简单不是吗？

“开皇之治”的内容，当然还有很多，但是，篇幅所限（读者阅读意愿所限），我们就讲这么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