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们了解到些什么？”穆尔法官问道。

这是在兰利，清晨六点刚过，天还没亮。窗外的景色跟局长和两个主要部下的心情一样阴暗。

“有人正在跟踪我们的四号接头人，”里塔说。这位负责行动的副局长翻着手里的一叠纸张，“正要传递之前他发现了这个尾巴，就作手势让那人走开了。那尾巴可能没有看到他的脸，就赶快去跟踪那个接头人去了。弗利说：他看起来笨手笨脚——这事很奇怪，但他是凭本能去干的，艾德在这方面很在行。他派人到街上去看有没有我们那个特务已摆脱了的暗号，结果没见到。我们不得不假定他是上当了，同时，除非我们能从别的方面得到证实，也不得不假定胶卷已落入他们手中。弗利已将这一链条切断。红衣主教将接到通知不再使用他的收件人。我要告诉艾德使用例行的材料遗失信号，而不是紧急信号。”

“为什么呢？”格里尔上将问。穆尔法官答道：“这份在发送中的情报非常重要，詹姆斯。如果我们给他紧急行动的信号，他可能——该死的，我们已告诉他，如果发生那种情况，他必须销毁一切有牵连的东西。要是他不能再复制出那个情报怎么办呢？我们需要它。”

“此外，俄国佬得费很多事才能查到他那里，”里塔继续说：“我想要弗利将情报再复制一份并送出来，然后——然后一劳永逸地把红衣主教弄出来。他应当付出的都已经付出了。我们在得到那个情报之后，就给他发一个紧急信号；如果我们走运，那将使他受到足够的惊动，使我们能把他弄出来。”

“你怎样把他弄出来呢？”穆尔问。

“走水路，上北方。”行动副局长答。

“你的意见呢，詹姆斯？”穆尔问情报副局长。

“有道理。准备时间也不多。十到十五天。”

“那么咱们今天就动手。你给五角大楼打电话提出要求。盯着他们给咱们一艘好的。”

“对。”格里尔点头，笑了，“我知道要哪一艘。”

“一知道是哪一艘，我就派咱们的人去。咱们要起用克拉克先生。”里塔说。大家都点头。克拉克是行动处的一个小小的传奇人物。如果说什么人能干这事，那就是他。

“好的，把这个信息给弗利送去。”法官说：“我得向总统报告此事。”那不是他急切盼望的。

“谁也不能长胜不败。红衣主教已经三次转危为安了。”里塔说：“你一定也要把那个告诉他。”

“是。好啦，先生们，咱们分头行动吧。”

海军上将格里尔马上回到他的办公室。钟刚要打七点，他打电话给五角大楼OP－02海军作战部助理部长（水下作战）办公室。报完姓名之后，他首先问道：“‘达拉斯’在干什么？”

曼寇索艇长也已经开始工作了。他在美国潜艇“达拉斯”号上的最后一次战斗部署将在五小时内开始。舰艇将在诲面上航行。在艇尾，工程师们已将核反应堆处于工作状态。当副艇长在前后照应的时候，艇长把航行命令又看了一遍。他在最后一次作向北航行。在美国海军和皇家海军里，“向北方”意味着去巴伦次海，苏联海军的后院。他在那里曾执行过一次海军术语上的“海洋学研究”，对“达拉斯”号来说，意味着其要尽可能长时期地跟踪苏联导弹潜艇。这不是容易的活儿，但曼寇索对此十分在行，事实上，他曾经就近观察过一只俄国“大袋鼠”〔导弹潜艇的外号。——译者〕，比别的任何美国潜艇艇长都要靠得近些。当然，他不能和任何人（即使和一个艇长）讨论此事，他为那次任务而获得的第二枚杰出军功章属于保密范围，不能佩带；它虽然存在于他个人档案的保密部分，但实际嘉奖状却不在其中，不过那已经是过去的事了，而曼寇索是一个永远向前看的人。如果他必须作最后一次部署，那不妨再上北方去。他的电话响了。

“我是艇长。”他答道。

“巴特，我是迈克·威廉森。”潜艇第二大队司令说：“我要你到这里来，马上。”

“就来，长官。”曼寇索挂上电话，感到惊讶。不到一分钟，他已登上扶梯，离开潜艇，走在泰晤士河的黑顶码头上，海军少将的车正等在那里。又过了四分钟，他已经在第二大队的办公室里了。

“命令改变了。”海军少将威廉森等他一关好门就宣布。

“怎么啦？”

“你要以最快速度赶到法士兰去，有人在那里接你。这是我知道的全部内容。命令是从OP－02发出，经过大西洋潜艇部队在大约三十秒钟之内传来的。”威廉森用不着说别的了。某种十分紧急的事情发生了。紧急事件传到“达拉斯”号是常事。实际上是传到曼寇索这里，他同时就是“达拉斯”。

“我的声纳部门还是有点薄弱。”艇长说：“我们调来了一些很好的年轻人，但是新的部门长官在医院里。如果这一趟是特别困难的话……”

“你需要什么？”海军少将威廉森问，得到了他的回答。

“好的，我去设法。你去苏格兰还有五天的时间，我能做出点结果来。让她拼命干吧，巴特。”

“当然，当然，长官。”当他到法士兰的时候，他会知道发生的是什么事。

“你怎么样了，俄国人？”神箭手问。

他已经好些了。前两天，他曾肯定自己会死去。现在他不那么肯定了。不管是不是虚幻的希望，这是某种他以前沿有过的东西。丘尔金不知道他的生命是否真的还有前途，不知道是否有某种他不能不害伯的东西。害怕，他已经忘记了。他在一个短暂的时间里，己两次面临死亡。一次是在燃烧、坠落的飞机里，撞击地面，看到他生命结束的一瞬间；接着就是从死亡中苏醒过来，发现一个拿刀的阿富汗土匪在他对面，又一次看见死亡，只是叫“害怕”停止并走开了。为什么？这个土匪，这个有一双奇怪的眼睛，有一双既坚硬又柔和、既无情又有情的眼睛的土匪，要他活下来了。为什么？丘尔金现在有时间和精力提出这问题了，但他们没有给他答案。

有个什么东西在裁着他。丘尔金认清了他躺在一块钢板上。一辆卡车？不对，头顶上是一个平面，也是钢的。我在什么地方？外面一定是黑的。那炮眼连一点光也没有透进来，这是在——他是在一辆装甲运兵车里！这些土匪从哪里搞来的这个东西？他们在什么地方一一他们正将他送往巴基斯坦！他们要把他转交给……美国人？希望又再度变为绝望。他又咳嗽了，鲜血从他的嘴里喷出。

就神箭手来说，他感到幸运。他的小队碰上了另一个小队，他们带有两辆苏联BTR-60型的步兵运输车前往巴基斯诅，真是太高兴能把他的队里受伤的人一起带出来。神箭手有名气，而且有这么一个地对空导弹射手，在俄国直升机出现时可以保护他们，这也没有什么坏处。其实没什么危险。夜很长，天气变坏了，他们每小时的平均速度是平路十五公里，山路不少于五公里。还有不到一小时就到边界了，这地区是在“圣战者”手中。游击队员的精神开始放松了，不久他们就可以得到一个星期的相当和平的生活，美国人对苏联硬件的报酬也很优厚。这一辆车有一台夜视仪，驾驶员正利用它来走山路，利用它可望得到火箭、迫击炮弹，一些机关枪和药品。

事情的发展有利于“圣战者”。传说俄国人可能撤退。他们的部队不再希望与阿富汗人近战。多数情况是俄国用步兵来取得接触，然后要求炮兵和空军支援。除了少数恶毒的空降部队和可恨的特种部队之外，阿富汗人感到他们在战场上的斗志占了上风——这当然是由于他们的神圣目的之故。有些官员已经在谈论胜利，在个别的战士当中也谈论起来。他们除了继续圣战，还有了更多的希望。

这两辆步兵运输车半夜时到达边境。从那里开始，行程就更容易了。通向巴基斯坦的道路现在由他们自己的部队看守。这装甲运兵车的驾驶员们能够加快速度，享受痛快开车的乐趣了；三小时后他们到达米拉姆沙。神箭手带着俄国俘虏和他的伤员首先下车。

他发现埃米里奥·奥蒂兹拿着一个苹果汁罐头在等他。奥蒂兹看见神箭手背着的人是一个俄国佬，吃惊得眼珠子都快突出来了。

“我的朋友，你给我带来了个什么？”

“他受了重伤，这些东西说明他是什么人。”神箭手递过去这人的一个肩章，接着是一个公事皮包，“这是他携带的东西。”

“狗娘养的！”奥蒂兹脱口而出用英语骂了一声。他看见那人的嘴周围结的血痂，知道他的身体状况没有指望了，可是……战果不小啊！他跟着伤员走向野战医院，过了一分钟后，这个专案人员心中才冒出下一个问题，我们究竟该把他怎么办？

这里的医疗队主要也是由法国人组成的，还有几个意大利人和瑞典人。奥蒂兹和他们多数都认识，怀疑他们许多人是向DGSE（法国国外情报局）报告工作的。然而要紧的是，这里有很好的医生和护士。阿富汗人也知道这一点，同时保护他们，就象他们保护安拉的人那样。负责分类的外科医生把这俄国人排在动手术的第三名。一个护士给他上药。神能手留下阿卜杜尔照管这一切。他这么远把这俄国人带来不是为了要杀死他。他和奥蒂兹走出去谈话。

“我听说过加兹尼的事了。”这个中央情报局官员说。

“上帝的旨意。这个俄国人死了个儿子，我不能——也许一天内我杀得够多了。”神箭手长长地吐了一口气，“他有用吗？”

“这些东西有用。”奥蒂兹已经把文件翻阅了一遍，“我的朋友，你不知道你做了多么了不起的事？好，咱们来谈谈这两个星期来的事，好吗？”

汇报一直到天亮。神箭手拿出他的日记本，把他做过的事逐一叙述，在奥蒂兹换录音带时才停一下。

“你看见天空的亮光了。”

“是的……非常奇怪。”神箭手说，揉揉眼睛。

“你带回来的那个人是要到那里去的。这是那基地的图示。”

“它的准确点在哪里——是个什么机构？”

“我不知道，只知道离阿富汗边境约一百公里。我能在地图上给你指出来。你在这边要呆多久？”

“可能一个星期。”神箭手回答。

“我必须把这事向上级汇报。他们可能要和你见面。朋友，你将得到重奖。你想要什么，就开个单子吧。一个长长的单子。”

“这俄国人呢？”

“我们也要和他谈谈。如果他活着的话。”

那交通员从拉佐夫斯基走下去，等候他的接头人。他的信心又大又小。他竟然相信那个审讯他的人，当天下午就拿着他用过的粉笔，在恰当的地方去画上恰当的暗号。他知道他这样做比规定的时间晚了五个钟头，但希望他的监控人能把这原因诿之于逃避追踪耽误了时间。他没有作假暗号，那种暗号会使中央情报局的人察觉到他被拉过去了。不，他现在玩弄的手法太危险了。他沿着那沉闷的人行道走去，等待他的经管人在秘密会晤中出现。

他不知道的是，他的经管人正坐在美国大使馆他的办公室里，几个星期也不会去莫斯科的这个地区。至少在这期间不准备同那交通见面。红衣主教这条线已成过去就中央情报局来说，它跟从未存在过一样。

“我觉得咱们是在浪费时间。”审讯员说。他和二局的另一个高级官员坐在一闻公寓的窗前，在旁边的窗户前，是另一个“二”字号的人，手里拿着一个相机。今天早上，他同那个高级官员已经知道“明星”是什么机构了，领导二局的将军已将本案列入尽可能的优先地位。一个重大的漏洞竟被“一”字号的一匹快垮掉的战马发现了。

“你认为他对你说了谎？”

“不，这个人容易突破——不，也不太容易。是他自己在追问下垮了。”审讯员说得很自信，“我认为，我们失误在没有尽快把他送回到街上去。我觉得他们知道了，并且切断了这条线。”

“可是有什么破绽——我的意思是说，这可能仅是一个例行公事罢了。”

“不错。”审讯员点头同意，“我们知道这情报是高度机密的。所以，它的来源也一定很机密。他们已经采取了特殊手段来保护它。从今以后我们不会轻易得手了。”

“那么，把他带进来？”

“是。”一辆小车向那人开去。他们看见那人上了车，才走向自己的车子。

不到三十分钟，他们都回到了列福尔托沃监狱。审讯者脸色阴沉。

“告诉我，为什么我总觉得你欺骗了我？”这人间道。

“可我没有！一切都是按照我应该做的那样去做的。可能我太迟了，这我告诉过您。”

“那你留下的暗号，是不是告诉他们你被我们抓住了？”

“不是的！”这交通几乎恐慌起来，“我把暗号都给您们说清楚了。”

“问题是，你知道，我们认不出那些粉笔记号的区别。如果你机灵，可能已经欺骗了我们。”审讯者俯身向前，“同志，你能骗过我们。任何人都能——暂时地。但是长了不行。”他停下来让这个思想在空中停留一会儿。审讯懦弱的人就是这么容易。给他们希望，然后把希望拿走；交还他，又再夺回。让他们的精神忽起忽落，皂白难分，到了六神无主时，他们的情绪就变成为你所用之物了。

“咱们再从头来吧。你在地铁列车上遇见的那个女人——她是谁？”

“我不知道她的名字。她三十多岁，但长得比她的岁数年轻。秀发，窈窕，美丽。她总是穿得很好，象个外国人，但她不是外国人。”

“穿得象个外国人——怎么个穿着？”

“她的外衣常常是西方货。从剪裁和料子都看得出来。她擦亮，我说过了，还有她……”

“说下去。”审讯人说。

“暗号就是我把手放在她的臀部上。我觉得她喜欢这样。她常常往后紧紧地靠在我的手上。”

审讯者先前没有听过这个细节，但他马上认为这是真的。这样的细节是编造不出来的，而且符合人物特征。那个接头人是个女冒险家。她不是一个真正的职业特务，她这样反应就不会是的。这证明她可能是——几乎肯定是——一个俄国人。

“你这样和她见面有多少次？”

“只有五次。并不是每个星期的同一天，也不在同一个时刻，但总是在同一列车的第二节车厢。”

“你往下传的那个人呢？”

“我从来没有见过他的脸，我是说，没有见过他的全部。他总是站着用手扶住木杆，转动他的脸，使手臂总是在中间挡住不让我看。我只看到一部分，没看全。我觉得他是一个外国人，但不知道他的国籍。”

“五次了，你从来没有看见过他的脸！”声音象响起闷雷，一拳打在桌子上，“你这是拿我当傻瓜！”

那交通畏缩了，然后怏怏地说：“他戴着眼镜；眼镜是西方造的，我敢肯定。他常常戴帽子，还拿着一张折起来的报纸，《消息报》，总是《消息报》。在报纸和手臂之间，你只能看见他四分之一稍多一点的脸。暗号是轻轻地转动报纸，好象在阅读一个故事，然后转过身去把脸遮起来。”

“怎么传递，说下去！”

“列车停下时，他向前走，好象准备在下一站下车。我把东西拿在手里，当我动身下车时，他从后面把东西取走。”

“那么，你认识她，她不认识你。他认识你，你不认识他……”这个人用同样的方法来得到传递的物品。那是一个巧妙的间谍手段，但是为什么在一条线上要两次使用相同的方法呢？克格勃当然也使用这个方法，但是，要在地铁里发狂的高峰时间，在人山人海中重复两次，这比别的方法要艰难一些。他开始想到，这条线上没有采用死投法这种最普通的情报传递方法，那也是非常奇怪的。应当至少有一次是用死投法，否则克格勃就能一网打尽了——可能……

当然，他们已经堆备清查泄密来源，但他们不得不谨慎从事。总是有这样的可能：间谍他（或她？）本身就是一个保安人员。对一个收集情报的特务来说，那的确是理想的岗位，因为工作使他们能接触一切，还能事先知道正在进行中的任何反特行动。从前有过这样的事——对泄密的调查惊动了作案的特务，调查结束许多年后事情才揭露出来。另外一件实在令人奇怪的事情是，他们的一帧照片不是真正的图示，而是用手画成的一个……

手写体——是没有采用死投法的原因吗？用那种方法，特务会被查出来，不是吗？多么愚蠢的办法啊——但这里没有任何愚蠢可言，不是吗？也没有什么偶然的东西。如果说这条线上的传递方法很奇怪，这也是很内行的，而这个审讯员还不曾达到的另一个层次。

“我想明天你和我一起去乘地铁。”

费利托夫上校醒来时没有头痛，这使他很高兴。他那“正常的”早晨活动同另一种没有太大差别，只是没有痛苦，也不上澡堂了。穿好衣服后，他检查塞在书桌抽屉里的日记，希望能按通常的程序把它销毁。他有了一个新的日记本，在旧的销毁后便可启用。头一天已经有一些关于激光新发展的情况，下星期他还要看到一份关于导弹系统的材料。

他走进汽车，往后一靠，比往常更加警惕，汽车行驶时他注视窗外。尽管很早，路上却有很多卡车，其中一辆挡住了他的视线，看不见某一段人行道。那是他的“材料遗失”暗号。他看不见那暗号的地方，心里有些不安，但他的报告很少丢失过，这事不太使他烦恼。那“传递成功”的暗号在另一个地方，总是很容易看见。费利托夫上校仰靠在座位上，从窗子注意看那个地方……那儿。他转过头去探寻那个地方，看那个暗号……可是那里没有。奇怪。另外那个暗号设了吗？今晚回家时他得注意检查。他为中央情报局工作的这些年来，他的报告有几次这样那样被丢失过，并且没有设置危险信号也没有接到过找“谢尔盖”，要他马上离开宿舍的电话。只是烦人的不便之处。好啦，上校放宽了心，盘算起他在部里的一天工作来。

这一回地铁里布满了人。足足有一百号二局的人分布在这个区段里，大部分是一般莫斯科市民打扮，有的象工人。后一种人操纵着遍布全地铁线上维修电路板里“黑色”电话线。那审讯员和他的在押犯乘列车在“紫”线和“绿”线上往返寻找一个穿西方外衣的盛装妇女。每天有数以百万计的人乘坐地铁，但反特人员信心十足。时间对他们有利，他们的目标，那个女冒险家的形象特征也对他们有利。她可能不是那么守纪律，能把日常工作和秘密活动分开。这种事情过去发生过。出于一种信念——他们在全世界的对手也这样认为——保安人员坚持说，在本国搞间谍活动的人有些根本的缺陷。他们费尽心机，也难免早晚要自取灭亡。

至少在这个案子上他们说对了。斯维也特拉娜拿着一包用棕色纸包装的东西走进地铁车站。那交通首先认出了她的头发。发型倒是一般，但是她昂着头，有那么一点东西不同一般，有一种难以言传的东西使他指向她，结果他的手被突然按了下去。她一转身，克格勃上校看了一下她的脸。这审讯官看见她悠闲自在，比别的过往乘客（那些表现出莫斯科人那种可憎的冷淡神情的人们）更有甚之。他的第一印象是，她是享受生活的人。

他向一个小无线电里说了几句话，当这妇人上了第二趟列车时，她就有了陪伴。跟她一起上车的这个“二”字号戴着一副耳机，很象是耳聋助听器。在他们后面，在车站上掌管电话线路的人向全线各站的人员发出警号。当她下车时，整个跟踪小组已作好准备。他们跟着她走上长长的电动扶梯直到街上。这儿已经有一辆小汽车，更多的人员开始了监视的常规行动。至少有两个人老是盯住这个监视对象；由于参加追捕的人越来越多，这近距离执勤的人员在组内迅速地轮流更换。他们跟着她一直走到马尔克萨大街莫斯科饭店对门的国家计委大楼。她一点也不知道有人在盯她的梢，甚至根本没想看看有无此种迹象。不到半小时，二十张照片冲印出来了，给这个在押犯看，他绝对地肯定是她。

往后的步骤更加谨慎。克格勃人员从大楼的一个警卫那里打听到了她的名字，又告诫他不得向别人说起这次调查。有了她的名字，中午时分，一个完整的个人档案就建立起来了。那审讯官经管着本案的各个方面，吃惊地发现斯维也特拉娜·瓦涅也娃是一位老资格中央委员的孩子。那事情就复杂了。很快地，这位上校收集了一些别人的照片去考验那个在押犯，可是他又从六张照片中挑对了那个女人。一个中央委员的家属不同一般——但他们已验明身份，又是要案，瓦吐丁去向局长请示。

下一步发生的事就微妙了。克格勃虽然被西方认为无所不能，也总是屈从于党的机构，牵涉这么一个有权势的官员的家属。即便是克格勃也需要得到允许。二局局长上楼去找克格勃主席。三十分钟后他回来了。

“你可以把她抓起来。”

“那中央委员会书记……”

“还没有通知他。”将军说。

“可是……”

“这是给你的命令。”瓦吐丁接过一张手写的纸，上面有主席的亲笔签名。

“瓦涅也娃同志？”

她抬头看见一个穿便服的人——国家计委当然是一个非军事机构——在奇怪地看着她，“有什么事吗？”

“我是莫斯科民兵的克列门蒂·弗拉基米罗维奇·瓦吐丁大尉。我要您跟我去一趟。”审讯员紧盯着她，想看有什么反应，结果一无所获。

“究竟为了什么？”她问。

“可能您能帮助我们去认清一个人。我不能在这里说得太多。”那人抱歉地说。

“需要很长时间吗？”

“可能几小时。完事后我们可以派车送您回家。”

“很好。我现在手边正没有什么要紧的工作。”她二话没说就站起身来。她那看着瓦吐丁的眼光显露出某种优越感。莫斯科民兵这个组织不太受市民的尊敬，同时，仅仅是一个大尉军衔，对这么一个年龄的人来说，也使她看出他没有多少建树。不到一分钟，她已经穿好上衣，手臂下挟着那一包东西，他们向楼外走去。这大尉至少还是文雅的，她看见他还打开门让她先走呢。从这一点斯维也特拉娜认定，瓦吐丁大尉知道她是谁——更确切地说，知道她的父亲是谁。

一辆小轿车等在那里而且马上开走。她对所走的路线感到吃惊，开始还不怎么样，等到他们驶过科赫洛夫斯卡亚广场，她才肯定了。

“我们不是去司法部吗？”她问。

“不，我们是去列福尔托夫。”瓦吐丁简短地回答。

“可是……”

“我在机关里不想惊动您，您明白。实际上我是第二局的瓦吐丁上校。”瓦涅也娃对此有所反应，但顷刻间就恢复了镇静。

“那么，我可以帮您们什么忙呢？”

她是好样的，瓦吐丁看出来了。这个人对他是一个挑战。上校是忠于党的，但没有必要忠于它的官员。他是这样的一个人，厌恶叛国，几乎也同样厌恶腐败，“一点小事——无疑您可以回家吃晚饭。”

“我的女儿……”

“我们有个人会把她接回去的。如果事情拖得晚一些，你的父亲见到她就不会心烦了，是吗？”

她听到这句话后笑了，“不会的，父亲喜欢宠惯她。”

“很可能不会担搁太久。”瓦吐丁说，眼睛看着窗外。车子穿过大门，开进监狱。一个中士给他们两个开车门，他扶地下车。给他们希望，然后把希望夺走。他文雅地扶着她的手臂，“我的办公室从这里走。我知道，你常去西方旅行。”

“那是我工作的一部分。”她现在提防起来了，但跟任何来到此地的人也差不多。

“是的，我知道。你的分工是办理纺织品的。”瓦吐丁打开门招呼她进去。

“就是她！”有人叫起来。斯维也特拉娜站在那里发呆，象冻僵了一样。瓦吐丁再次扶住她的手臂，把她领到一把椅子面前。

“请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