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艇通过卡特加特海峡是一件棘手的事，要想隐密通过更是加倍如此。那里水太浅，不能下潜。这海峡白天都很麻烦，晚上就更糟，没有引水员尤其糟糕，“达拉斯”的通过应该是秘密的。根本不能请人引航。

曼寇索在塔桥里。下面，他的领航员汗流决背地坐在海图桌旁，一个士官长在操纵潜望镜，大声喊出各种陆标的方位。他们连帮助航行的雷达也不能用，但潜望镜上有个弱光增强器，它虽不能把黑夜变成白天，至少可以使没有星光的黑夜看起来象晨昏时的样子。气候很帮忙，低云和雨雪降低了能见度，正好让陆上难以发现这六八八一级潜艇又矮又黑的形体。丹麦海军知道这次通过，派出几艘小舰艇为它挡住所有窥探者——实际上没有——除此之外，“达拉斯”继续前进。

“左前方发现船只。”一个瞭望者喊道。

“我看见了。”曼寇索马上回答。他带有一个手枪式的光增强镜，看到了那只中型集装箱船。他想，看来象是一艘东欧集团的船。不出一分钟，来船的航线和速度已经在图上标出，最近距离为七百码。艇长咒骂起来，并发出命令。

“达拉斯”开着夜航灯——丹麦人曾坚持过。桅顶上旋转着的琥珀色灯光标志着她无疑是一艘潜艇。在船尾，一个水兵扯下美国旗，换上丹麦旗。

“每人都装成斯堪的纳维亚人。”曼寇素带讽刺味地发出指示。

“呀，呀，艇长。”一个低级军官在黑暗里咯咯发笑。这时他太难了。他是个黑人，“我们的朋友方位改变得很慢。我敢说，他没有改变航向，长官。看……”

“是的，我看见他们了。”两艘丹麦船快速驶向前来，插进集装箱船和“达拉斯”之间。曼寇索想这会有帮助，在黑夜里。猫都是灰色的，一艘浮在水面的潜艇看起来象是……一艘浮在水面的潜艇，带着垂直鳍板的一个黑东西。

“我觉得它是波兰船，”上尉观察到，“不错，我看到烟囱了。‘马埃尔斯克’公司的船。”

两只船以每分钟半英里的速度接近。曼寇索把望远镜对准那船桥开始观察。他看不到有特别活动。唔，现在是早晨三点钟。船桥上的水手们有艰苦的导航工作要做，可能他们对他这潜艇的兴趣跟他对他们那货船的兴趣是一样的——请不要跟着我，你这白痴。那船令人吃惊地很快就开过了，然后他盯住它的船尾灯。曼寇索觉得，打开航行灯可能是个好主意。要是把灯熄灭而被认出来，可能会引起更大的注意。

一小时后，他们进入波罗的海本部，航向0－6－5，用他们能发现的最深水道把“达拉斯”开向东方。曼寇索把领航员带进他的特别房舱，两人一齐研究在苏联海岸怎样最好地靠近，什么是岸上最安全的地点。他们选好之后，克拉克先生参加进来，三人一块讨论这次任务的微妙部分。

瓦吐丁讽刺地寻思着：理想的情况是，他们把这恼人的移交给国防部长，他将同克格勃的调查充分合作。可是情况不会理想。除了组织上的敌对之外，雅佐夫是总书记口袋里的人，他知道格拉西莫夫和纳尔莫诺夫之间的意见分歧。不，国防部长要么就会把整个调查拿过去，通过他自己的保安机构去进行，要么就会利用他的政治权力，把此案结束，以免雅佐夫因使用一个叛国者作助手而丢脸，并危及纳尔莫诺夫。

如果纳尔莫诺夫倒台了，国防部长充其量是回去当苏军的人事首长；更可能的是，他将因后台被解职而忍辱退休。即使总书记能设法渡过危机，保全职位，雅佐夫也将象不久以前的索科洛夫一样成为替罪羊。雅佐夫会作什么选择呢？

国防部长也是一个有抱负的人。在总书记“改革”倡议的掩护下，雅佐夫希望利用他对军官团的了解来改造苏联军队——可能是希望整个军队职业化。纳尔莫诺夫说过，他要拯救苏联经济，但同样权威的阿列克山德罗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高级传教士说，他是要破坏党本身的纯洁性。雅佐夫想从这个立场来重建军队。瓦吐丁认为，这也将收到使军队效忠于纳尔莫诺夫本人的效果。

那使瓦吐丁烦恼。历史上，党曾经利用克格勃去保持对军队的控制。毕竟，军队掌提了全部的枪，它一旦认识到自己的力量，并感到党的控制放松了……这个想法太伤脑筋，令人难以忍受。一个军队只忠于总书记而不是党本身，让瓦吐丁更伤脑筋，因为这将改变克格勃对整个苏维埃社会的现有关系。这样一来，对总书记就没有限制了。他有军队作后盾，他就能按他的意志破坏克格勃，利用它去“改革”整个的党。他将享有斯大林那样的权力。

在这一系列人事关系中我是怎样开始的？瓦吐丁问他自己。我是一个反谍报军官，不是一个党的理论家。瓦吐丁上校一生中从来没有仔细考虑过国家发生的大事件。他信任上级作重大决策，让自己做一些小的具体工作。现在不再是那样子了。做了格拉西莫夫心腹之后，他便同这人联在一起了，不可解脱。这事发生得如此轻易！的确是一夜之间——你一定要引人注意才可得将军级星徽。他一边想着，一边冷笑。你总是想引人注意。喏，克列门蒂·弗拉基米罗维奇，你确实引人注意了。瞧你现在处在什么地位！

处在克格勃主席和总书记本人的权力角斗之间。

这实在是十分滑稽可笑，他对自己说。他知道，如果格拉西莫夫失算，事情就不会是这样了——但最大的讽刺是，克格勃主席如果垮台，纳尔莫诺夫奠定的自由主义影响会保护瓦吐丁，他毕竟不过是作了合法上级的指定工作。他想他不会被关进牢房，更不会被枪毙掉，曾几何时正是这样。他的官运会走到了头。他会被降级，到鄂木斯克去管一个克格勃地方机构，或者是他们能找到的一个最不重要的“美缺”，决不会再回到莫斯科中心了。

那也不很坏，他想。另一方面，如果格拉西莫夫成功了……也许是“二局”的头头？那就更不坏了。

而你曾真正相信过你不搞“政治”就能发展你的事业了？但那已是无可选择了。他要想逃出这个地方，就会身败名裂。瓦吐丁知道，他已身陷牢笼。要逃出去的唯一办法，就是尽全力做好他的工作。

这场白日梦，在他回头去写报告时才结束了。他认为邦达连科上校是完全清白的。他的档案查了又查，没有任何东西能证明他不是一个爱国者、中等水平以上的军官。瓦吐了认为，费利托夫才是这个人。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是神经错乱的结论，这个戴勋章的英雄是个叛徒。

但我们怎样证明这一点？我们怎样在没有国防部长的合作下进行彻底的调查呢？这是另一个难点。他要是调查失败，格拉西莫夫对他的工作不会有好感；但调查受到了主席所强加的政治约束的阻碍。瓦吐丁回忆起，他在提升少校时几乎被忽略掉；现在认识到，晋级的布告牌忽然改变主意对他又是多么不幸。

奇怪的是，他根本没有想到，一切问题都是由于克格勃主席有政治野心的结果。他召集他手下的高级官员，一分钟后他们都来到了。

“费利托夫案子有进展吗？”他问。

“我们最干练的人在盯着他，”一个中级官员回答，“昼夜六个人。我们轮换着值勤表，所以他不会经常看见（即仅不是完全看不见）同样的面孔。我们有电视持续不断地监视他的公寓大楼的周围，有六个人每晚审查录象带。我们扩大了对美英间谍中可疑分子和他们的一般外交人员的监视范围。我们竭尽人力，冒着反侦查的危险，但那是不可避免的。我要汇报的唯一的新事情是，费利托夫在睡梦中不时地说话——他对一个听起来象是叫罗曼罗夫的谈话。说的话太支离破碎，听不清楚，但我有一个语言病理学家在研究它，可能会搞出点名堂来。总之，费利托夫放个屁，也休想瞒过我们。唯一的问题是，我们没有让手下人离他太近，不能保持连续不断的视觉接触。每天，他转一个弯或者进一个商店，就有五到十五秒钟看不见他——这样长的时间就足够进行一次‘擦身传递’或者‘死投’了。我毫无办法，除非你不怕惊动他。”

瓦吐丁点点头。即便是最好的监视也有它的限度。

“哦，有一件怪事。”那个少校说：“昨天才听说的。大约每隔一星期左右，费利托夫就要亲自拿文件销毁袋去焚化炉销毁。这在那里已习以为常，在昨晚上以前，管文件销毁室的那个人都忘记告诉我们了。他是一个年轻人，下班后几小时，才换上便衣去向我们报告。精明的小伙子。原来是，费利托夫在若干年以前就关心这个系统的建立。我亲自检查过那个系统，没有什么出格的地方。设备也正常，跟我们这里一样。就这些了。实际上，这个对象唯一不寻常的是，他现在应该退休了。”

“阿尔土宁方面的调查情况如何？”瓦吐丁问下一个人。

另一个军官打开笔记本，“他被杀以前住在哪里，我们搞不清楚。可能他一个人藏在什么地方。也许是他的朋友们保护着他，这些人我们还不知道是谁。我们还没有确定他的死和外国人的活动有什么联系。他没有携带什么涉嫌他人的犯罪物品，只有一些假证件，看来是出自外行人之手，但对边远共和国来说也够用了。如果他死于中央情报局之手，那是一次完美无缺的惊人之作。没有破绽。没有。”

“你的意见？”

“阿尔土宁案已到尽头。”少校答道：“还有六件事需要检验确定，但没有一点重大突破的希望。”他停了一会儿，“同志……”

“说下去。”

“我相信这是一次巧合。我认为阿尔土宁只是一次单纯的凶杀案的牺牲者，他在错误的时间上了错误的车厢。我没有证据，但我感觉是这样。”

瓦吐丁考虑他的话。一个二局官员说他办的不是一件反间谍案，是需要不小道义勇气的。

“你有多少把握？”

“我们不会有把握，上校同志，可是如果中央情报局搞这次谋杀，就该把尸体处理了——或者，如果他们要用他的死来保护一个地位高的间谍，为什么不留下证据来暗示他完全是另一个案件？没有假象留下，虽然这是留假证的好地方。”

“对，要是我们，就会那样做的。好见解。无论如何，把你的线索全部调查清楚。”

“当然，上校同志。我想得四到六天。”

“还有别的吗？”瓦吐丁问。大家摇头，“很好，各人回科里去吧，同志们。”

玛丽·帕特·弗利心想，她要在冰球赛场上去完成这项工作。红衣主教经一个从投币电话打来的错号电话的提醒，会到那里去的。她亲自去作传递。她的坤包里有三个胶卷，一次握手就能做到。她的儿子在少年冰球队打球，费利托夫的侄孙也在那里，而她每次赛球总是要去的。她要是不去，倒不正常了，而俄国人相信人们是按一定程式生活的。她被盯梢了，这她知道。显然俄国人已加强监视，但她的影子不是那么高明——或者至少是他们用同一个人老跟着她，玛丽·帕特在一天里多次看见一个脸孔，就明白了。

玛丽·帕特丽夏·卡明斯基·弗利的祖先是典型的美国式，混杂一团，有些情况在护照文件上没有写上去。她的祖父曾作过罗曼诺夫王室的侍从武官，教过皇太子阿列克赛骑马——因这年轻人悲惨地患有血友病，这可真不是件小事，必须万分小心才行。那就是他平庸一生中最高的成就了。他不是陆军军官之材，虽然朝廷中的朋友们确保他升至上校。那一切带来的是他的团在纽仑堡森林全军覆没，他被德国人俘虏——然而他活过了一九二○年。得知他的妻子死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革命动乱，他从此就没有回过俄国——他总是称它为俄国——最后漂泊到美国，在纽约郊区定居下来，创建一个小本生意之后结了婚。他活过九十七岁高寿，比他那小二十岁的第二个妻子还活得长些，他那些凌乱不连贯的故事，玛丽·帕特终生难忘，她进大学专攻历史，当然学得不错。她知道了罗曼诺夫王室腐败无能，毫无希望；他们的王朝无可挽回地崩溃了。但有件永不会忘记的事，就是她祖父在谈到阿列克赛，一个勇敢坚定的年轻人，和他全家被布尔什维克象狗一样地枪毙的时候，他那哭泣的样子。那个故事给她重复说过一百遍，给玛丽·帕特一个对苏联的看法，不管经过多少时间，听过多少大学的课程或者多浓的政治现实主义态度，都不能把它冲淡抹掉。她对统治祖父的国土的那个政府的感情，完全是由对尼古拉二世、他的妻子和五个孩子的被屠杀所构成的。她在回忆的时候告诉自己：理智对人们的情感方式是没有什么作用的。

在莫斯科工作，为反对这个政府而工作，是她生命的最大刺激。她爱工作胜过她的丈夫。他们是在哥伦比亚大学上学时认识的。艾德参加中央情报局，是由于她很早就决定了要参加这个工作。玛丽·帕特知道，她的丈夫天资聪明又有行政才能，做这个工作是一把好手，但他缺乏她对工作的一股热情。他也缺乏遗传因子。她是在祖父的膝前就学会了俄语的——苏联人把这种更丰富、更文雅的俄语贬低为现行的方言——而更重要的是她了解这个民族，在某种程度上说，不是多少本书能说得清的。她了解那渗透到俄罗斯性格中的民族忧伤，和那矛盾修辞式的私下开放性——自我和灵魂只是在密友之间才完全开放，而作为莫斯科人的公开举止时则讳莫如深。由于这种才能，玛丽·帕特征募了五个有相当地位的代理人，比最高纪录只少一个。在中央情报局的行动局里，有时她以“超级姑娘”而闻名，她可不喜欢这个名称。玛丽·帕特毕竟是两个孩子的母亲，有妊娠线为证。她从镜子里对自己微笑。你经过风雨、见过世面了，孩子。她的祖父会为她而感到骄傲的。

而最好的是：没有人对她的真实身份有丝毫怀疑。她对她的衣饰作最后修整。在莫斯科的西方女人被认为比西方男人更重视穿着。她的穿戴通常都是有点过分的。她在公众中表现的形象，是精心设计和完美执行的。有教养但嫌肤浅，漂亮但注重表面，一个好母亲但另有一点名堂，西方表情来得快但不要太当真。她急匆勿地跑来跑去，有时候在孩子们的学校里代课教书，参加各种社会工作，不停地到处闲逛，象一个闲不住的旅游者，是十足的苏联人先入为主认为的那样—个头脑简单的美国妇女。又一次在镜子里微笑：要是那些杂种知道的话。

在起居室里，蒂米〔原文如此：还是指小埃迪·弗利。——译者〕已经等得不耐烦了，冰球棍在褪了色的地毯上戳来戳去。艾德打开电视。他吻别了妻子，叫蒂米去“猛踹蠢驴”——老弗利从还不识字时起就是“突击队员”〔New York Ranger，是美加职业冰球联合会一队。——译者〕的球迷了。

这有点伤感，玛丽·帕特在电梯里想。埃迪在这里交了一些真正的朋友，但在莫斯科对人太友好是一个错误。你可能忘记他们是敌人。她担心埃迪跟她过去一样正在接受思想灌输，不过是从错误的方向进行的。啊，那也很易纠正，她心里说道。在家里，她在贮藏室里有一张沙皇太子阿列克赛的照片，是亲自签名送给他心爱的教师的。她真正需要做的只是说明他是怎么死的。

开车到运动场是一条老路，比赛时间快到了，小埃迪越来越激动；他在参赛的各队中是并列的第三号得分手，比今晚要同他们赛球的那个队的主力中锋只差六分，小埃迪想对这些某某伊万显示：美国人能在俄国人拿手的项目上打败他们。

停车场上挤得出奇，但这停车场不算很大，而在苏联所允许的活动中，冰球是最接近于宗教的一种。这场球将决定争夺冠军的决赛名次，来看比赛的人真不少。这对玛丽·帕特来说是太好了。她刚刚煞车停下，小埃迪就夺门而出，背起杂物袋，焦急地等着他母亲锁车。他努力慢慢地走，好让母亲能跟上。她一走上看台，他就一溜烟跑进更衣室去了。

她的座位当然是预定好的。苏联人平日不愿公开同外国人过分接近，在冰球赛上就不大一样。有几个家长向她打招呼，她挥手答谢，笑起来嘴有点张得太大了。她看了下表。

“我两年没有看少年联赛了。”雅佐夫说道，他们走下了公务车。

“我也不大来，可我的妻妹说这场比赛是很重要的，小米沙也要求我来看。”费利托夫咧嘴笑了，“他们认为我会带来好运——也许您也一样，元帅同志。”

“干点不同的事确实很好。”雅佐夫承认道，装着认真的样子，“那该死的办公室明天还会在那儿。您知道，我还是孩子的时候就打冰球了。”

“不，我不知道，您打得好吗？”

“我是后卫，别的孩子都抱怨我撞得太凶了。”国防部长咯咯地笑起来，然后挥手让保安人员走在前面。

“我长大的地方根本没有冰场。事实上，我小时候太笨了。坦克对我很合适——指望着你用它们来打烂东西。”米沙大声笑起来。

“这个队怎么样？”

“和成人队相比，我更喜欢少年队。”费利托夫上校答道：“更——更有活力。我想，我就是愿意看见孩子们玩得高兴。”

“是这样。”

冰场四周边上没有多少座位——再说，真正的冰球迷谁愿意坐着？费利托夫上校和雅佐夫元帅找到靠近一些家长的方便地方。他们的苏军大衣和闪光的肩章保证他们能有个又好看又好呼吸空气的地方。四个保安人员守在旁边，努力不那么明显地去看球赛。他们并不太担心，因为来看球是部长在一时冲动之下决定的。

球赛一开始就令人激动。客队的一线中锋动作象是一只黄鼠狼，巧妙地传球，熟练的滑行，控制着冰球。主队——那美国人和米沙的侄孙所在的一队——在第一节里大部分时被压回本场，但小米沙是个攻击型后卫，那美国孩子偷截一记传球，带球通过全场，但被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救球所阻止，得到双方支持者的喝彩。俄国虽然跟世界上其他民族一样好争论，却一直浸染着慷慨的运动员精神。第一节以零比零结束。

“真糟。”米沙说，这时人们拥挤着走向休息室。

“那次突破很漂亮，但救球简直妙极了。”雅佐夫说：“我要把这孩子的名字给他们报给中央集团军。米沙，谢谢您请我来看球。我早已忘记校园球赛是多么令人激动了。”

“你觉得他们在谈论什么？”那克格勃领班官员间道。他和另外两个人在高处有凉棚的地方，照射球场的灯光正好把他们遮起来。

“也许他们只是爱好看冰球罢了。”带照相机的人回答，“操，听起来好象我们错过掉的是场好球。你看那几个保安人员——操他妈的白痴，眼睛瞧着冰场。我要是想杀掉雅佐夫……”

“不是个坏主意，我听说，”第三个评论道：“主席……”

“那不关咱们的事，”那克格勃领班突然发起火来，结束了谈话。

“加油呀，埃迪迪迪！”玛丽·帕特在第二节开始时尖声大叫。她的儿子抬头看看，困窘不安，他想，他的妈妈对这些事总是过于激动。

“谁在叫？”五米之外，米沙问道。

“那边，瘦瘦的那个——我们见过她，可记得？”雅佐夫说。

“哦，她是个球迷。”费利托夫说，他看见球已经攻到另一方去了。部长同志，请您行动吧……他如愿以偿了。

“咱们过去打个招呼。”人群在他们前面分开，雅佐夫侧身走到她的左边。

“弗利太太，我没认错吧？”

听到他说话，她迅速一转身，更快地笑了笑，就又转向赛事，“您好，将军……”

“事实上，我的军衔是元帅。您的儿子是十二号吗？”

“是的，您看见那守门员怎样抢走他的球了吗！”

“那是一个凛亮的救球。”雅佐夫说。

“那么让他对别人也这样来一下吧！”她说道，这时客队又开始攻向埃迪的这一边。

“美国球迷都象您这样子吗？”米沙问道。

她再转过脸来，声音象是有点受窘的样子，“太过分了，是吗？家长们都应该表现得象……”

“象家长？”雅佐夫笑道。

“我正在变成一个少年棒球联盟〔美国少年棒球联盟，因为法子年纪小，常由家长陪送到各地赛球。家长们紧张、认真的程度，超过了孩子们本身。——译者〕的妈妈了。”玛丽·帕特承认。接着她不得不解释那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