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1 ><b >1951：第一次交代——以迎春花之名</b></h1> <h2 >1　迎春剧艺社</h2>

“那么，你现在如实地向组织说清楚，1949年以前，你在干什么？”

窗外锣鼓喧天，像炸到阵地前一个单元的炮火，天翻地覆，急促欢快；看不见的红旗在人头攒动的会场招展，也在接受问话的赵迅脑海里血红一片。那是红色掩映的会场，是红旗遍地的新中国。为了这一天的到来，赵迅也曾经像等待揭开新娘的红盖头一样既激动又忐忑，既想忘情地拥抱它又担心被冷漠地拒绝。

“我出生在民国十五年的九月十八日，五年后的同一天，九一八事变……”

“赵迅同志，我必须提醒你，现在不是民国了，是新的时代，新的纪年。” 云南省文学艺术家联合会筹备处的领导李旷田说，他的语气威严中透着些许和蔼，严肃的面孔又让人感到某种亲切。

这是一间陈设简洁的办公室，一张办公桌、几张椅子和两排文件柜。办公桌上铺着土黄色的麻布，桌上一个茶杯，一个烟缸，一摞材料。桌后的那个中年人穿着没有任何标识的黄布军装，微微泛白，但整洁利落，合体潇洒。风纪扣一丝不苟，四个兜盖平平整整，这是那个年代胜利者的普遍着装，硝烟在他们身上还没有褪尽，但他们就穿着这身土布衣裳入主江山。

赵迅双手握在腹部——手心里全是汗！挺直了腰毕恭毕敬地说：“对对，对不起。是新社会了，李先生，不，李主席。” 人家李旷田可是抗战时期的大作家啊！更是当年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文艺青年学生们崇拜的偶像啊！可谁能料到他会是共产党员！那时他无论穿一身浅灰色的西装，还是一袭沾满粉笔灰的青布长衫，甚或脚下的布鞋开了口，裤子的膝盖处打着补丁，当他匆匆走进教室时，带进门来的都不是一阵风，而是一股股文澜之气，就像缪斯来到联大的课堂。

李旷田笑了：“不要叫我主席，省文联还在筹备，还要经过民主选举，组织批准，我这个主席才算数。”

在李旷田身后的墙上，挂着毛主席和斯大林的画像，让这间四壁空空的办公室光彩四溢，夺人魂魄。画像上的毛泽东自信、和蔼，温润的目光仿佛把宇宙万物收罗殆尽，有君临天下、安抚四方之气概。一个旷世新领袖已然成为苦难中国的救星。正如他在1945年秋天发表的那首词作中写的那样——“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闻一多先生当年在昆明曾对前去拜访他的赵迅感叹道：“毛先生的词，气度不输太白，辞章已盖（李）后主矣。”一个诗人做了领袖，万民幸甚！赵迅走了下神，自己都被吓了一跳。赶紧把有些纷乱的思绪拉回来，专注地往李旷田那方看，但他又不能不望到与毛主席画像并排的斯大林，略微上扬的胡须和让人陌生的格鲁吉亚人的眼神，隐约体现出此君的骄傲、霸气，赵迅甚至还看出了些许的嘲讽。仿佛在一个温和的巨人身旁，还站着一个令人捉摸不透的人。

“听口音你是云南人，哪里的啊？”李旷田又问。

“龙陵。在滇西。”

“龙陵？”李旷田沉吟了片刻，“在联大时我有个学生好像就是龙陵人，那时联大的云南籍学生不多。”

赵迅的心脏此刻跳得比外面的锣鼓都要响了，他生怕拥有一双慧眼的李旷田看到那狂跳乱响的心。“那……那李主席、李……李、李老师，认识……这个、这个人吗？”他已经不知道该怎样称呼面前这个让他敬畏的领导了，他更不知道的是，当自己全身的血涌往脑部的时候，脸红没有？想来脸上大面积的疤痕应该把他当时的难堪遮掩一些。这是一个只有小半边脸和一只正常耳朵轮廓、嘴也略歪的“卡西莫多”，一般人都不忍盯住这张脸看上十秒钟。就像你不会盯着人家衣衫上的补丁看一样。

好在李旷田还在自己的思绪里，他仿佛在对着过去说话。“他是我们联大地下党的外围组织‘冬青社’的一个成员，我好像见过几次的。哎呀，十多年过去了，印象不深了，挺朴实厚道的一个人。唉，云南人都这样，话不多，但人实在，不像联大那些其他省籍的学生那么活跃。大概三九年前后吧，他就离开联大转考黄埔军校去了，据说后来战死了。”

李旷田陷入沉思，赵迅暗自长长地嘘了一口气。就在一小时以前，赵迅刚去参加了一个公审公判大会。在会场入口，一个学生模样的年轻人用一杆硕大红旗的旗杆底部毫不客气地戳了他一下。“闪开闪开，别挡道。”赵迅当时差点就冒出来一句：学生哥，别那么横，“丘九”谁没当过？老子们上街游行的时候……但看到学生哥的后面跟着一群抬着毛泽东画像的年轻人，还有他们身上都透着的1949年以后那种积极上进的劲儿，心里顿时就泄了气。社会在1949这个时间有序流淌的长河中陡然前进到一个拐点，或者跌倒在一处瀑布前，轰天巨浪腾空而起，浪花四溅。旧秩序分崩离析，土崩瓦解，而新秩序既威风八面，挟雷带电，又春风拂面，如阳春三月的田野，令人应接不暇。像赵迅这样被社会潮流裹挟而前的人，不能不随时多个小心了。

“不说这些，还是说说你吧。我看过你的一些档案，但材料不全。赵迅同志，如果你真想加入革命文艺队伍的话，就得把自己的过去跟组织说清楚。”李旷田边说边拍着桌子上的一宗案卷，威严不知不觉地又回到了他的脸上。

“抗战胜利后，我在玉溪的一所小学教书，两年前，也就是1948年，我才来到昆明搞话剧，同时给报纸写一些文章。”

“1949年3月27日，你用‘小书虫’的笔名，在《云南日报》‘大地’副刊上发表了散文《迎春花》，内容健康，文笔优美，以花喻物，呼唤革命的春天，有进步思想。国民党特务还恐吓过你。”李旷田打开卷宗，拿出一份泛黄发皱的报纸。

“是。”赵迅又吐了一口气，他们什么都知道。

“那你都搞过一些什么话剧呢？还做导演？”

“《雷雨》《阿Q正传》《原野》《黑字二十八》《野玫瑰》《阿佤恩仇记》等等的吧。观众喜欢什么我们就演什么。”说到话剧，自信回到赵迅的脸上来了。

“《黑字二十八》和《阿Q正传》是联大师生在昆明上演的剧目，你们怎么会演？”李旷田与其说是惊讶，不如说是有了兴趣。

“啊？这个……这个我们的剧团有好些流亡的艺术家，他们都是抗战胜利后滞留在昆明的，有北平的，有上海的，还有联大和杭州艺专留下来的学生。”

“你在哪里上的学？”

“我……我、我自学的时候多。我在家乡保山上过高中，我……我没有上正规的大学，高中毕业时，日本人侵占了龙陵，我就出来逃难了，到过很多地方。在当小学教员时，没有多少事情做，我就读鲁迅，巴金，老舍，沈从文，也读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戏剧理论，我还读过李老师你的书呢。《银狐》这本散文集就教会了我写散文。”

“嘿嘿，30年代的老东西了，不值一提的。”李旷田脸上现出当别人提到自己作品时，所有作家都有的那种暗自得意的谦逊。

“我喜好文艺，尤其是进步的革命文艺。解放前我就读过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论人民民主专政》等文章。我……我在那时就想，要是我们的国家像毛主席文章中说的那样，反帝反封建，反独裁树民主，组建代表人民大众的联合政府……”

“嗯。那个时代的知识青年，大多是向往革命的，都是要民主争自由的。这是潮流，是人心所向啊。可是你如何当导演的呢？”

“我能当导演，是……你看我这张脸，能上舞台吗？”赵迅仿佛是很羞愧地低下了头，还下意识地用手捂住了向下歪斜的嘴。

李旷田有些同情地问：“是烧伤吗？”

“嗯，小时候一场大火烧的，长大后就不成个人样了。”赵迅又抬起了头，用自信的口气说：“但我这个丑八怪偏偏又喜欢戏剧，不甘寂寞。我那时在南屏大戏院旁边开了一家米线店，有点钱，社会经验也比那些只会在台上演戏的人丰富。还有就是，我知道如何跟国民党的审查官员周旋。”

“那你上的是社会大学，跟高尔基一样。”李旷田赞赏地说，“作家也不都是靠大学培养的嘛，巴金就不是，沈从文也不是。嘿嘿，你倒真是一个有才华的青年啊！”

“谢谢李老师夸奖了。其实我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云南伙子，不要谦虚了。”李旷田的目光中透着将遇良才的慈爱，“我们的文联一组建起来，各种艺术门类都要相继成立协会。作家协会，美术家协会，戏剧家协会，音乐家协会，等等。党都要把这些作家艺术家团结起来，组织起来，让他们不再受穷，不再为了艺术去卖米线。喏，就像你当年为了搞话剧开米线店一样。你们将是人民的艺术家，只专心为人民服务，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政府还发给你们薪水，你们是自由的，无忧无虑的，只为人民的艺术而存在的。这样好不好啊？”

“那真是太好太好了。李老师，你你……你说‘你们’，你，认可我、我也是人民的艺术家了吗？”赵迅此刻就像一个考场上面试的学生。

“当然，依你的才华和表现，向往革命的进步思想，你当然算是人民的艺术家。党和政府需要你们这样的人，还要组织你们到工厂、农村、部队去深入生活，请你们写出反映新社会的艺术作品。嗯，你看报纸了吗？巴金同志上个月才率领一个作家艺术家代表团去了朝鲜战场。多难得的机会啊！一个作家能有几次参加保家卫国战争的机会？这是我们新生共和国的历史，是抵抗外侮的宏阔史诗！”李旷田越说越激动，像一个诗人那样挥起了拳头，“咚”地一下砸在桌子上。马上，他的情绪又低落了下去，“可惜啊，我不能去”。

赵迅静静地望着他，脑海里幻化出那些战争场面，仿佛自己已经是一个一本采访本、一支笔或者一台照相机的战地记者或“人民的艺术家”了。

但是李旷田很快就恢复了平静，“不过，社会主义新中国到处都热火朝天，丰富多彩。听听外面的锣鼓，看看那些斗志昂扬的人民，我们的艺术家到哪里找不到新的生活、新的感受？还怕写不出新的作品？因此我们要赶快组织起来，行动起来。”

让赵迅感到有些亲切的是，李旷田推开了椅子，把一只脚搭在了桌子上，还抽出一支烟来问赵迅要不要。赵迅忙摆手说自己不会。李旷田把烟叼在嘴上，“你可以去找你在昆明话剧界的那些朋友们，希望他们都加入我们的文联。我看得出来，你有很好的组织工作能力，又有一定的才华，好好干吧，你这朵小小的迎春花，文艺的春天真的来了。我知道的，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北上复员，昆明的话剧事业就萎靡不振了。没想到你们还在坚持，真不容易啊。戏剧家协会成立起来后，我看你可以干个副秘书长”。

赵迅真的有如沐春风之感了，他从椅子上激动地站了起来。“李老师，李老师，你……你对我真是有知遇之恩啊，学生不知何以为报了！”

“不要感谢我，你要感谢毛主席，感谢共产党。你也不要在我面前自谦为学生，当导演，你还是我的老师呢。”李旷田吐出一口烟，“不过呢，对你的政治审查还是必要的。你还要详尽认真地把1949年前做过些什么，到过哪些地方，有没有参加过什么组织、证明人是谁，发表了些什么文章，都要写清楚。不能对组织隐瞒。你要知道，革命队伍是纯洁的，每一个参加革命工作的人，都要像水晶石一样纯洁。”

窗外再次响起一阵阵密集的锣鼓，还有口号声断断续续传来。赵迅心有余悸地想：有杂质的人，又被清除一批了。

岁月有时是折叠的，有时又是被重新组合的。难的是这岁月中的人，当他们恰巧处在这折叠处和组合处时，就会像赵迅的那张脸，被痛苦地改变，并且面目全非。

赵迅推着自己那辆美国产的莱凌牌自行车从省文联筹备办公室出来，内心既狂喜又忐忑，他想扯开嗓子大喊一声，又禁不住想往人少的地方躲藏起来。刚才几个穿列宁装、举着小旗子的女人从他身边走过时，用怪异的眼光看他一眼，又回头再看一眼。赵迅一下明白了自己的可疑所在。他还穿着美军的翻领飞行皮夹克，骑的是美国自行车。这两样东西都是抗战后在昆明的旧货市场淘来的。美军飞虎队撤走时，不要说一辆自行车一件飞行夹克，就是一把手枪、一辆吉普车你都可以在护国路旁边的黑市上买到，曾经还有个家伙问赵迅要不要美军的军用电台哩。当时赵迅动了一下念头，想买来作为收藏品，幸好价格没有谈拢。今天的公判大会上就枪毙了一个暗藏电台的国民党特务（倒吸一口冷气）。这些旧时代的时髦玩意儿，与这个崭新的时代显得如此格格不入，君不见街上长衫马褂少了，旗袍更是几乎绝了迹。改天换地，当然也要换一换人们的衣着打扮，而你还大摇大摆地穿着美帝国主义的皮夹克！真是一个出门赴宴时总穿不出得体衣服的蠢妇。赵迅骂了自己一句。这是一个让破衣烂衫的人们扬眉吐气的时代，赵迅想起自己穿着补丁衣服求学的羞涩青春，又不能不由衷赞美眼下这个时尚风气转变了的社会。

他在翠湖边的一家不起眼的小店吃了碗米线，冬天的翠湖除了堤岸边的杨柳还显得落后外，其余花草植物依旧红肥绿瘦，一如既往地积极表现、提前进步到春天。只是如今已不见那些无论四季如何变换，都在这如翡翠遗落闹市的湖滨读书的西南联大学子，手挽手的恋人，唱京剧的老票友，以及桨声灯影处的优雅宁静，或者纸醉金迷。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那就赶快改变吧，所有的人我都不再认识，也都不要认识我；所有的旧日时光我都要尽快忘记，忘记得越干净越好。新社会新机遇，不仅要让我再换一张脸重新做人，我还要洗心革面、脱胎换骨。我要好好表现，证明给他们看，我要争取去做一个人民的艺术家。

前两天刚来了一股寒流，昆明冬天常见的太阳不见了。稍纵即逝的寒流，总让这座常年被阳光温暖着的高原城市微微战栗。一群喧闹的人在湖心岛上学北方的秧歌，红衣绿裤，红色的绸子，给有些肃杀的冬天带来一点不真实的暖意。这是眼下最时髦的艺术，大街小巷都有北方秧歌的锣鼓声和飞舞的红绸。赵迅记得还在1948年前后，这种并不复杂优雅，但处处透着某种叛逆和活力的舞蹈已经在昆明的大学校园里悄然兴起，学生们还流行唱陕北的歌曲——“对面个沟里流河水，横山里下来些游击队，一面面的个红旗硷畔上插，你把咱们的游击队引回咱家；滚滚的个米汤热腾腾的个馍，招待咱们的游击队好吃喝。”还有“山那边哟有个好地方呀，金黄的谷穗儿堆满仓，你要吃饭得耕种，没人为你做牛羊”等高亢嘹亮、野性十足的歌儿。校园里的特务们把唱这些歌曲的学生都写进“黑名单”，但是他们又不敢以唱“淫秽歌曲”的名义捕人。人们已经被当时那腐败的独裁政治压抑很久了，民心所向，已昭然若揭。上周赵迅的迎春剧艺社应昆明军区文化部的邀请，为即将奔赴朝鲜战场的士兵们慰问演出，他们带去了话剧《雷雨》，但演出效果从士兵们稀稀落落的掌声中便可感受出来，而军区文工团的一出《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的秧歌舞蹈，把那些北方来的士兵舞动得情绪激昂，喊叫声震天。饰演周朴园的老韩在后台嘀咕道，我们是秀才演戏给当兵的看了。赵迅立马制止了他的牢骚。不要乱说，看来以后我们也可以在舞台上增加扭秧歌的场景。老韩大叫，我的赵大导演，《雷雨》里哪一场可以扭秧歌？把个买米线起家的大导演噎得无言以对。

没有关系，赵迅此刻想。你要做人民的艺术家，凡是人民群众喜欢的，你都要去满足。相声、快板、街头剧、大合唱，山东快书、陕北秧歌，这些都是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需要尽快熟悉的艺术形式。李旷田同志如是说。在新时代激情饱满、才华横溢的大导演赵迅不仅可以在《雷雨》里导出扭秧歌的场景，《阿Q正传》里同样可以扭秧歌。只要人民喜欢，就是共产党喜欢。共产党马上就要发给你们薪水了。

当赵迅把这个事关肚子温饱的消息告诉他的剧艺社的朋友们时，比给他们加薪水更让他们欢呼雀跃，连思想一直比较落后的老韩眼眶里都有了泪花。他的妻子儿女都到了香港，这些日子一直在暗中打听怎么可以去香港。“这可是国民党也没有魄力做到的事情。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老韩亮了一嗓子。那些容易激动的女演员，挥着拳头喊道：“革命干部，革命干部，我们也是革命干部了。”赵迅纠正道：“叫革命文艺工作者。当干部嘛，我们这些人还有差距，还要继续改造思想的。”他像领导一样地发话：

“省文联筹备组组长李旷田同志——也就是将来的省文联主席，这是水到渠成的事情，没有比他更适合当文联主席的了。李主席指出，你们这些旧时代的知识分子，大部分是好的，是同情革命的，是和人民站在一起的。今后只要是一切有利于社会主义新中国建设事业的文艺，党都会给你们充分的创作自由、表演自由。党会把我们组织起来，行动起来，到人民群众中去，甚至到抗美援朝第一线去，为工人、农民、士兵演出，写他们喜欢的戏，演他们为国家民众的牺牲。”

好激动的老韩一拍大腿，“我就不走了，去信叫家人回来。让他们看看，我老韩也是个对新中国有用的人。”

“爱情戏就不用演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