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这话的是剧社的当家小生刘国栋，他是抗战时期流亡到云南的杭州艺专高才生，山东人，天生的舞台坯子，往哪儿一站都是一副英气逼人的模样。抗战胜利后他因为追求昆明市长的千金留了下来。1949年底卢汉将军在昆明起义，他的老岳父带着家眷连同他的妻子随余程万的部队跑到了缅甸，他当时为什么没有走一直是个谜，有人说他要继续留在昆明演戏，有人说他其实是舍不得自己的情妇——一个富商的三姨太。这是一个为爱情而演戏、而活着的人。

“爱情戏？”赵迅反问道，“这个火热的时代，你可别心中光想到爱啊情的，一旦参加了革命工作，哪里还有时间谈爱情？”

“娃娃总要生的吧，不管是哪一家的革命。”刘国栋笑嘻嘻地说。

众人哄笑起来，赵迅提高了声音说：“各位，各位，要想当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我们不能再这样自由散漫了。而且，李旷田同志还要求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填一份表格，写清楚自己参加革命工作的理由，还有在旧社会所从事的职业，证明人，有没有参加过什么社团组织。旷田同志说了，革命队伍是纯洁的，每一个革命文艺工作者都要像水晶石一样透明。”

“那要看到我的内裤了。”

剧社里只有从来都没个正经的阿Q才会说这样的话。这个家伙在舞台上把阿Q演得就像他自己，或者说在生活中他就是阿Q。小市民的痞气、怯弱、自卑、贪婪、安于现状、贪图享乐与小城名人的自负、傲慢、虚荣、油滑、不知有汉、何论魏晋等诸种性格杂糅于一身。他就是城市版的阿Q，因此大家平常都叫他阿Q，几乎忘记了他的名字。

赵迅瞪了他一眼，话到嘴边又咽下去了。阿Q的内裤想来应是最见不得阳光的东西。

可是，谁的又不是？

人们都说当演员的人总是分不清楚台上台下，人生如戏，戏如人生。是人生更辉煌，还是舞台更灿烂？是戏剧人物更催人泪下，还是人生命运更坎坷磨难？这是一个永远也说不清道不明的命题。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舞台，不管他愿不愿意，他都是社会现实中的一个角色，或英雄，或小丑，或正派，或反派，或其他的连自己都难以界定的角色。谁都想演一出正剧，积极的，健康的，向上的，皆大欢喜大团圆的，王子和灰姑娘最后生活在了一起。但谁也都知道，生活远不是那么简单。生活就像《雷雨》中的那些人物关系和人物命运，充满阴谋、谎言、欺骗、伪善、情欲、乱伦、恃强凌弱、被大时代所左右，以及剪不断理还乱的个人悲情。赵迅在自己短暂的导演生涯中更偏爱悲剧，不是因为悲剧总有票房，而是由于人们在剧场淌下眼泪之后，发现自己还活着，身边爹娘还健在，妻子儿女环伺，会对自己原来或许平淡的生活倍加珍惜。那天赵迅在街上看镇压反革命的游街示众，一长串的大卡车，几乎每辆车上那些五花大绑、背上插一块长长木牌的反革命中都有他认识的人。有的是旧时代的权贵，有的和他打过交道，有的曾经训斥过他、欺压过他（比如有个家伙是税务稽查员，来他的米线店从来不付账，有一回甚至还带来他家七大姑八大姨的一帮人，蹲在米线店狂吃。只是一碗米线啊，你们吃吧，吃进去容易，吐出来难啊，现在共产党请你吃一颗枪子儿）。赵迅那天是长长出了口恶气的。而最让赵迅解气的是， 1946年在昆明暗杀闻一多先生的两个凶手，现在也被人民政府抓获并且立即正法。当年这些人多么猖狂啊，暗杀、绑架、秘密处决、打打杀杀，就像闻一多先生在《最后的演讲》中说的，“用制造恐怖来掩饰自己的恐怖”。但有一个人物赵迅就搞不明白了，这个人在车上高呼口号，竟然喊的是“毛泽东主席万岁！朱德总司令万岁！斯大林元帅万岁”！那一分钟赵迅以为是国民党在杀地下党呢。刚才每经过一辆卡车，围观的群众都在纷纷叫好、拍手称快。此刻听到这口号声，竟然都戚戚然、不做声了。悲剧。不知道根源的悲剧。把世间最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你看的悲剧。命运中无以解套的悲剧。弑父娶母的悲剧比起这一幕，轻飘多了，远远超出一个导演的想象力。赵迅那时只感到人头攒动的街道两边忽然爆发了一场鸡瘟，他自己则一身鸡皮疙瘩，头发都竖起来了。而人们之所以接受眼前的悲剧，还不仅仅因为它与己无关，过去时代还有比这更大更惨的悲剧，至于未来会如何，暂且不去想它，自己还活着就好。特殊环境之下，一个好时代与坏时代的区别仅在于，前者上演喜剧，后者上演闹剧。至于悲剧，大约哪个时代都不能幸免。

赵迅是毁过容的人，从大半张脸被烧坏那一天起，他就知道自己一生都得当悲剧的主角了。一个没有正常脸面的人，他活在这个世界上，要么是行尸走肉，要么就得忍受犹如黑暗深渊中的屈辱和羞愧。可现在赵迅为自己深感庆幸，不是由于他就要成为革命的文艺工作者了，也不是因为他没有被绑在卡车上押赴刑场，而是因为他容颜已改，成了一个谁也不认识的人。这个中国的“卡西莫多”并非无“脸”见人，而是人不见其往昔真面目了。

几年前，当赵迅只身来到昆明创建迎春剧艺社时，没有人相信这个不知从何处冒出来的“卡西莫多”。那时昆明一帮热爱话剧的艺人以老韩为主心骨，在日渐萎靡的话剧舞台东一榔头西一棒子，是个十足的草台班子，常常窘迫得连场租费都付不起。老韩抗战时期曾经在上海和重庆的话剧团体里待过，是到处流亡的“下江人”，还和田汉、老舍这些大师共过事。他在昆明一所中学教音乐，异想天开地把《阿Q正传》改编成歌剧上演。昆明人能接受话剧也不过十来年时间，那还应归功于西南联大的学生剧团。他们刚开始在昆明上演话剧时，被称为“文明戏”或“新戏”。女学生露着胳膊在舞台上出场时，下面还会传来嘘声和辱骂声。老韩把昆明的舞台艺术大胆向前推进了一步，但观众却不买账，连本埠报纸都评论说，“洋人歌剧唱腔堪比骡马嘶鸣，远不如云南花灯委婉流畅，更遑论国粹之京剧也”。老韩看到这样的评价，气得吐了血。更让老韩吐血不止的是借债人的催逼。那时搞话剧的人都要依附在一些商人身上，他们或入股某出剧目，或拉来投资，或高利放贷。就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一样，也没有白演的话剧。在老韩走投无路之际，赵迅像个救世主一般出现在昆明的话剧舞台。他还清了剧团的债务，重新改组了剧组人员，给新剧团起名迎春剧艺社。他说：“我们虽然身在春城，但我们话剧人的春天还没有真正到来，我们要用自己的演出去迎接它。”最为重要的是，他发掘出了璀璨夺目的话剧明星舒菲菲，在此之前，她只是舞台上的一个花瓶，连国语都带有浓郁的昆明腔，常引得剧场里的外省人窃笑。老韩曾经为此焦头烂额，无计可施。是赵迅一个字一个词地教会她，什么是前鼻音，什么是后鼻音，这里该用卷舌音，那里该用前舌音，就像一个上语言课的教书先生。

平心而论，仿佛从天外来的怪人赵迅能够让一帮话剧人服众，不单是因为他慷慨地替剧社还清了债务，并出资支撑剧团继续演下去，更因为他的执着和才华，以及成熟男人的神秘魅力。他开一家不大的米线店，对每一出剧目的投入却好像挥金如土的富翁；他虽然面目全非，但身材挺拔，器宇轩昂（如果不看那张脸的话），既孔武有力，身手矫健，又温和儒雅，出口成章。他不图名利，让老韩当社长，自己做一个幕后的导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告诉我们”，那是他在排练场的口头禅。每当他这么一提斯氏的大名，全场肃然，赵导演也仿佛斯氏魂灵附体。

——“直觉，直觉！这是阿Q去摸小尼姑光头的感受吗？他是一个怯弱的二流子，第一次耍流氓的胆小鬼。”

——“情感，情感，你的情感在哪里？想想四凤吧，这个地位卑下的女人如何去爱。”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成为你所饰演的形象吧，你们都会成为大演员！”

他在台上台下跳来跳去，纠正演员朗诵台词的轻重，阐述演员台步每一步蕴含的意义，告诉演员即便是倒一杯茶，也要体现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所说的“内心现实主义”。

他每天在排练场上声嘶力竭地喊叫，他让天生丽质的舒菲菲一步一步完成了从“模仿形象”到“成为形象”的明星之路，她永远是《雷雨》里的四凤，《原野》中的金子，《野玫瑰》里的女特工夏艳华，抗战剧《祖国》里痴迷情欲的少妇佩玉。他把她塑造成昆明话剧界的大明星，官场上的交际花，社会上芸芸众生争说的名流，报纸八卦新闻里不可或缺的主角。无论是在台上还是台下，她都光彩照人，风姿绰约，韵味十足，像南国艳丽阳光下开放得恰到好处的一株美人蕉，灿烂丰满。她本来就是那种走到哪儿都能把生活当舞台的职业艺人，哪怕到菜市场买把小白菜，尽管没有了舞台的追光，但有比那更耀眼的众人的目光。

舒菲菲是其艺名，原名舒淑雅，她有一个妹妹叫舒淑文，是一名正在学小提琴的高中生，准备考艺专。每到星期天就跟在她的话剧明星姐姐身后，来剧艺社看赵迅他们排戏。一天，在回去的黄包车上，妹妹对姐姐说：“他在追求你了。”舒菲菲问：“你说谁？刘国栋？”舒淑文说：“‘卡西莫多’啊。”舒菲菲当时吓了一跳，却有些手足无措了，“小姑娘家家的，啥都不懂，尽乱说。”

舒菲菲当时身后的追求者至少有一打，有英俊的军官，银行的襄理，政府里位高权重的官员，富家公子，航空公司的飞行员，她每天都能收到鲜花，每个周末都有宴请，连云南省前最高军政长官，省主席龙云的三公子都下帖来请她去龙公馆跳舞。当妹妹说赵迅在追求她时，舒菲菲忽然发现这些人是那样没有文化，那样肤浅庸俗。可如果说赵迅在追求舒菲菲，那就真应了一句老话了——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但天鹅那么美，癞蛤蟆当然也有想的权利。问题的关键是这是一只有思想的癞蛤蟆，有男人魅力的癞蛤蟆，还是才华横溢的癞蛤蟆。天鹅爱美，更爱艺术。在舞台上的悲欢离合、浪漫爱情一步步推向高潮时，人间的爱情也愈演愈浓了。

有一天，在姐妹俩的闺房里，舒菲菲一边读着赵迅的情诗，一边泪洒诗笺，喃喃自语：

“究竟是爱一个人的那张脸，还是爱一个人高贵的灵魂？”

高中生妹妹纯情浪漫，一本正经地对姐姐说：“当然是灵魂了。黑暗中只有高贵的灵魂在闪光。”

那时的确是一个黑暗的时期，兵荒马乱，物价飞涨，工人罢工，商贾罢市，学生上街争民主反内战，军警肆意弹压无辜。唯有像赵迅这样的人，还在一边开米线店一边办剧艺社，甚至还拿出一根金条来，依照大上海的刊物模式，创办了一家名为《桃花潭水》的话剧评论刊物，16开本，彩印封面，不惜成本送到香港去印刷，期期都是舒菲菲的大幅玉照。“我要让你成为话剧界的阮玲玉。”虽然前五期刊物出版后，总共只卖了不到三百本，但赵迅并不气馁，再拿出一根金条，以支付不断飞涨的印工费和纸张费。“你有一颗金子般的心。”舒菲菲端详自己的彩色玉照时，曾经不无感慨地说。

急速发展的时局很快摧毁了这桩不现实的恋情。舒家是昆明的大户人家，舒菲菲的父亲舒惟麒曾经在滇越铁路上帮法国人做事，抗战时滇越铁路中断，舒惟麒便在一家法国洋行做高级帮办，同时还开了一家酱菜园，生意一度做到东南亚各国。1949年底炮火声在昆明周边炸响时，舒惟麒随洋行的法国老板一起撤离去越南，他四个如花似玉的女儿中，唯有最小的舒淑文不愿意走，理由是要留下来照顾年迈的奶奶。在慌乱而仓促的逃难中，人们如林子里被炮火惊吓的鸟儿。据说舒菲菲给赵迅下了最后通牒：要么中断这拖了几年的苦恋，要么随我的家人走。桃花潭水纵然深有三千尺，赵迅的离别赠言却是那样绝情绝义：

“一个没有国家的人，怎么演话剧？”

解放军进了城，舒府“此地空余黄鹤楼”，让赵迅始料未及的是，在他正忙着各种劳军慰问演出，忙着学说相声快板，忙着去广播电台录音，忙着排演一出迎接解放军进城的新剧目时，一个年轻单薄的身影在一个雨夜守在他租住的楼房木梯前，怀里还抱着个提琴盒。赵迅一眼就看出了舒淑文眼瞳里为爱苦候多年的炽热目光。在房间昏暗的灯光下，在沧桑巨变的迷惘中，在残灯孤影、潇潇暗雨的恓惶心境里，赵迅一生都不会忘记这扑面而来的爱情，就像又迎来了一次解放。在你苦苦追求等待之时，拯救之手温暖地伸了过来。但你又受之有愧，仿佛不敢面对圣母马利亚的圣容。

“这不可以的，我要等你的姐姐归来。”

“你希望国民党再回来吗？”

“绝不。我们刚刚迎来了解放。”

“你永远也等不到。”

“那我就认命。”

“赵哥哥，你以为我留下来是为了我奶奶吗？”

“做我的妹妹吧，我大你整整一轮哩。”

兄妹做了不到三个月，便做成了夫妻。这大约是所有在乱世江湖中的结拜兄妹很圆满的一个归宿。赵迅不得不既愧疚又悲哀地承认：要忘掉一段爱情的伤痛，只能用另一场爱情来填补。不是他对逝去的爱缺乏坚守，而是新的爱扑面而来、势不可挡，就像这场巨大的社会变革。人何其渺小，何其脆弱。

更何况舒淑文的奶奶去世了，她让赵迅索性搬到舒府空荡荡的四合院里。这一对新人的婚礼没有迎亲的花轿，没有去教堂（舒家全家都是天主教徒）接受神父的祝福，没有交换结婚戒指，没有高朋满桌的婚宴，更没有登报志喜，鼓瑟吹笙。“新社会了，新事新办，外国神父已经被人民政府驱逐了，封建礼数也被革了命了。军管会那儿盖个章，媳妇就娶回家门了。”赵迅对前来道贺的朋友们说。刘国栋、阿Q们乐不可支。革命了，解放了，今后什么媒妁之言、父母之命，甚至指腹为婚这些旧时代的封建玩意儿都该打倒了。结婚就像过家家，高兴了就住在一起，不高兴了就扁担开花，各回各家，人民政府还支持。这才叫挣脱了封建牢笼的自由，这才叫真正自由的恋爱和婚姻。赵迅不寻常的爱情在那时已然成为仍然保守的昆明社会的一大谈资。

很多年以后，当赵迅深陷人间最黑暗的地狱时，他会无数次地想起自己的新婚之夜。赵迅捧着娇小的新娘的脸，淑文，我还陌生的爱人，我赵迅何德何能，可以得到你的爱情？你凭什么就把自己的终身大事，托付于我这连脸都不完整的人？你了解我多少？而新娘的回答是那样出乎他的意料，就像话剧舞台上的一段抒情道白：我的郎君，我还不是很了解你，这不重要；你没有一张完整的脸，也不重要，我就是你的另一张脸。重要的是，如果你和我姐姐成亲，那一天我要么削发为尼，终身不嫁；要么苦苦等候，独守闺房。直到有一天，阳光灿烂，天空碧蓝，桃花灼灼，梨花盛开。你骑一匹白马，经过桃林，摘花一朵，再经过梨园，又摘花一朵。桃花梨花，相映成趣。你苦难的人生，由此美满。

所幸新政权摧枯拉朽般摧毁了旧制度，人面桃花俱往矣，梨花坦坦荡荡热辣辣地盛开，笑尽了春风。多年前曾经有个算命先生对赵迅说，他有九条命，一生中有两次恋爱，两次婚姻，但他爱上的人都不会成为他的妻子，而能做他妻子的，却是这个世界上最爱他的人。赵迅深为感谢时代变了，让他避免了讨二房的艳福或者尴尬。如果说舒菲菲是一本内容丰沛的彩印杂志，令人眼花缭乱、爱不释手，舒淑文就是一本单薄的无字书，书中的每一页都要用艰难的日子一天又一天地填写。新娘舒淑文就是穿上旗袍，身材也不会像她姐姐那样凹凸有致、风情万端。她是那样纤细弱小，青涩单纯，仿佛一阵风都会把她从赵迅的手中刮跑，直到她怀孕四个月了，赵迅才从妻子的身上看出了一个女人的韵味。

这样的女子需要在岁月中慢慢打开，慢慢品味，这样的女子不仅是赵迅的另外一张脸，还是他脑袋背后的另一双眼睛。她总能看到赵迅没有看到的危险。当赵迅兴致勃勃地告诉她，自己即将成为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时，这个娇小的女人一针见血地指出：

“你不合适。不要去。”

“为什么？我们已经集体填好表格交上去了。”

“昨天我看见高建雄被押在汽车上拉走枪毙了。”舒淑文忧心忡忡地说。

赵迅沉默了。高建雄是赵迅过去的朋友，抗战时就在《中央日报》干编辑和记者，后来是《中央日报》云南版的采编部主任。云南籍将领李弥1944年是滇西抗日战场上的名将，但后来却成为解放军的败军之将，狼狈地从淮海战场上只身逃出来后，被蒋介石任命为中央军驻云南的第8军军长。李弥上任伊始便到处拉人，高建雄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去做他的中校新闻官，同时仍在《中央日报》供职。1949年春节过后不久，他穿一身挺括的校官服来见赵迅，问赵迅愿不愿意也一起投军，李弥军长少说也得给他一个少校干干。赵迅当时就像毕业班学生看新生般鄙夷地说，我不参加内战。人民政府的布告说高建雄在滇南战役中“真顽抗、假起义”。赵迅两口子结婚时，高建雄还送来一辆橡皮轮的婴儿车，说是从缅甸搞来的英国货，他那时和起义部队正在东郊接受改编。他还说了段轻松的笑话，说国共内战就像小孩子家玩官兵强盗的游戏，今天你官兵我强盗，明天你强盗我官兵。争斗厮打一番后，大家各自回家找妈妈。我睡一觉醒来，满大街都是红旗，好像人们随时都准备好迎接新政权。上头说，仗打成这个样子，我们起义吧。然后解放军就过来了，还说，蒋军官兵兄弟，你们辛苦了。你们看看，我现在又是解放军了。

赵迅那时不是没有推想，要是自己去了李弥的军队，现在是像高建雄这样呢，还是已经亡命异国他乡，或者已成硝烟飘拂下的孤魂野鬼？那真是一个混乱的时期，一些人逃亡了，一些人失踪了，一些人浮出水面，更多的外地人拥了进来。昆明街头的一个补锅匠，过去经常在赵迅的米线店外面转悠，还帮赵迅的店子补过锅，技艺娴熟，谦卑热情，让客户常常高兴得多赏给他几文。解放军进城后这人忽然穿起了土黄色的军装，扎起武装带，成了威风八面的市军管会副主任，原来人家是地下党的重要人物呢。赵迅有一天在大街上碰见一个二十多年前的小学同学，还是同族的堂兄弟，但是他却不敢相认，而对方似乎也有意避让。大家都知道，社会正在重新洗牌，谁也不清楚人这个渺小的动物，在上一副牌里是什么角色。就像高建雄天真地认为自己既然已经放下了武器，换一身军装，他就是个解放军，人生便可以重新出牌。但他没有想到的是，规则不一样了。

赵迅相信，以自己的聪明，任何规则他都可以很快学会并适应。棋有棋规，牌有牌理，你遵循它们，不一定都是输；你吃透它们，赢家就是你。可是就眼下的情况来看，要么新的游戏规则还没有建立起来，要么这种规则太陌生，一时难以适应。因此赵迅不得不暗自赞同妻子的话。像他这种过去时代里的风云人物，大小也算是昆明文艺圈里的名人，和国民政府的政界军界多多少少都有些瓜葛，朋友总有几个的吧。这些人跑的跑了，战死的战死了，该抓的也都抓起来了。天知道有没有人会交代出什么和自己有关的事情出来。尽管赵迅坚信自己是痛恨旧制度、向往新社会的，可你怎么能让他们相信？

“赵哥，我们的宝宝就要出世了，你可不能出什么事。”结婚以后，舒淑文还一直叫他赵哥。有时亲热起来，就多加一个“哥”，还拖得老长老长，让赵迅温暖得骨头都发酥。

“不会有事的，文妹。”他也一直称她为妹，在新婚之夜，他曾经信誓旦旦地说，就是我们白头偕老了，我都要呼你为文妹。“省文联的领导很信任我的，还要我做戏剧家协会的副秘书长哩。”

“那就更不能去了，赵哥！”舒淑文急得大叫起来，“难道你忘记了自己是什么人了吗？”

赵迅张大了眼睛，一脸的疤痕都抽动起来。“我是什么人？”他好像是问自己，又像是问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