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所长口气又缓和下来，说这几个月赵迅的改造还是不错的，脏活累活抢着干。身上的臭文人气息已经在拉粪的劳动中打掉了不少。身子可能是臭的，但思想已经开始香起来了。这样就很好嘛。至于你要工作嘛，我看这样，派出所正在盖房子，有个木匠师傅手下正缺个帮手，你去跟他学吧。像你们这种旧社会过来的文化人，狗屎做的鞭子，闻（文）也闻（文不）得，舞（武）也舞（武）不得。学门手艺，对你有好处。男人嘛，做点像男人的活儿。嘿嘿，我要是不出来当兵参加革命，说不定也是个木匠呢。小时候我们村有个曹木匠，人称“曹神仙”啊，什么木活在他手里，变戏法一样的。

赵迅脸上的疤痕急促地抽动，仿佛就要炸裂开来。赵迅，你怎么就活成一根 “狗屎做的鞭子”了？他用了按倒一头疯牛的力量，才没有一把扯开自己的衣服，让王所长看看一个铁血男儿为国效力而留下的一身战伤。幸好王所长还沉浸在对儿时偶像的回忆里，不然他将发现一个自尊受到伤害的男人庐山真面目。更值得庆幸的是，几声孩子的哭号从隔壁房间传来。那是人们刚才送来的一个弃儿，一个女警察正在那边哄他。赵迅内心翻江倒海的冤屈眨眼就退潮了，退潮了，一退再退，退到海平面以下，退到粪坑里。我的小豆芽可不能没有父亲。

转眼他就觉得王所长人真好，算得上苦口婆心、慈悲为怀；人民政府真伟大，将把他这个有严重历史问题的话剧导演改造成一个自食其力的木匠。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大师，你的剧本里可曾有个木匠？

生活对人的塑造，正如一个木匠面对一块圆木。剥皮锯断，改开成方，刨平为板，打眼斗榫，去弯就直，弯曲成扇。再刚直坚硬的原料，在一个木匠手里，要它方就方，让它圆就圆。1951年春，当那个还在接受人民管制的赵迅被派出所的王所长介绍给木匠熊老倌时，他还是人们眼中“狗屎做的鞭子”。熊老倌是个酒鬼，但就是在醉醺醺的情况下，也能挥一把斧子，把一根圆木砍得方方正正，或者将一根方木削得浑圆如柱，连刨子都不用。人们说的“方墨活”和“圆墨活”，他都可以通吃。但此人大字不识一个，看什么都用眼睛一瞄，或者用粗糙的手掌一抚摸，这活儿能干还是不能干，该如何干，心里就有数了。那时是个信誉社会，干什么活儿，给多少钱，全凭信用。赵迅跟着熊老倌从拉大锯弹墨线学起，每天可挣一块二毛钱，比在家纳鞋底强多了。

那时熊老倌手下有几个帮手，都是最低层干粗活的劳动人民，开初他们帮派出所盖房子，立柱、上梁、架拱、架厢、斗榫，活计干得漂漂亮亮。熊老倌最拿手的是做屋檐下的那些斗拱以及翘翘的飞檐，做得像庙宇那般巍峨庄严。后来省公安厅也要盖房子，就把他们都请去了。人民政府正在一张白纸上描绘最新最美的图画，到处都在大兴土木，公安厅后勤管理处的周荣处长对熊老倌说，我们要盖大房子，你这几个人不行，得多招些人手，成立个木工队。你还得跟我们签个合同，你干多少活，给你多少钱。熊老倌说我是给乡下人盖房子的，字都不识的人，要签啥合同哦。人家一句话，我就干活拿钱了。周处长急了，说这是公家的事情，政府的钱，你不签合同，不跟我算清每一笔账，我怎么向组织交代？熊老倌这才想起他的徒弟赵迅，一拍大腿道，我那儿倒有个识字的人，人家从前还是演戏的哩，可不晓得犯了啥子错，成了人民管制分子。不过这人本分，让他来跟你们签合同啥的吧。

赵迅跟着熊老倌走进省公安厅有士兵站岗的威严大门时，有种不祥的预感。当他和周荣处长第一次见面时，两人目光一对视，赵迅脸上的疤痕急剧地抖动起来，几乎要错位，但他很快把头低下去了。

也许因为办公室的光线有些昏暗，周荣处长足足审视了他三分钟，两个人都能感受到对方的胸膛海浪般起伏，但却像被一道大堤或者一片大陆隔离开来的两片大海，海潮兀自涌动，但却不能相汇相拥。周荣从办公桌后站起来，踱步到窗前，背对着赵迅，点上一支烟后才缓缓地问：

“因为什么被管制的？”

赵迅尽量用平和的口气说：“四八年参加了老丈人的一个诗会，没想到这个诗会里混进了国民党特务，把它搞成了一个特务的外围组织。我是……我是抗战胜利后，就在昆明搞戏剧、当导演的。没有干过任何反共反人民的事情。”

“嗯。我知道了，你要好好接受改造。”

“是。”赵迅轻声说。

又是长时间的沉默，屋子里的空气都变得沉重起来。周荣处长吐出的那些烟雾在房间里凝滞不动，仿佛既威严，又有压力。

“我们从今天开始，算是认识了。公安厅是军警机关，你要老老实实干活，见到的、看到的，不准乱说乱讲。”

“是。我听周处长的。”

“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在新社会，重新做人，管制期一结束，你还是有希望的。”

赵迅长长嘘了口气，抹了把头上的冷汗，“谢谢。谢谢周处长指教。”他出来时，甚至感觉得到汗水从裤管处淌下来。

赵迅从此成为木工队的重要人物。对外谈判价格、签合同、写计划，甚至画效果图等，都是他代表熊老倌做；而对内估料、备料、估工时、算价钱、安排人手，他像当初在戏剧舞台上当导演一样调度木工们干活。熊老倌在酒喝高时常会发出这样的感叹：共产党真是了不得，把干细活的人和干粗活的人搭配在一起，就像把粗粮和细粮搭配着吃一样。这样日子才会长久啊。

赵迅是个聪明人，学什么都很快，斧、刨、凿、锯，四大基本技能一学就会，墨斗、鲁班尺没多久就用得得心应手；而熊老倌是个厚道人，恨不得把自己的一身技艺在一夜之间都传授给赵迅。赵迅当他的徒弟不到半年，就由他来“定墨”了，砍哪里、锯哪里、刨哪里、凿哪里，都由赵迅说了算。熊老倌私下里对别人说，别看这个人是个戏子——他永远不清楚导演究竟算个什么行当，还是个人民管制分子，但我看哪，这种人到底念过书，做什么成什么，了不得。

有一天周处长带着司机开来一辆破旧的美式吉普，说是公安厅厅长的车。人一看就知道那是共产党军队的战利品，车身挡板上都还残存有弹孔，车里面的内饰挡板要么脱落了，要么开裂起翘了，连仪表盘都快掉下来了。周处长问熊老倌能不能修一下？熊老倌跳起脚来喊道，我的大处长，我是盖房子的，又不是修车的！周处长拍拍车内哗哗作响的内饰板说，我是让你换几块板子，这个都不会做？熊老倌用手去摸摸那些脱落开裂的部分，摇摇头说，不好弄，地方太小了，使不开家伙，接缝也太细密。这些木板我都不晓得人家是咋个镶进去的。这狗日的老美就是怪。

“让我来试试看。”赵迅在熊老倌身后说。

熊老倌吼他一声：“这是人家厅长的车，弄坏了敲你的沙罐。”

周处长目光复杂地看着赵迅，说：“那你先做驾驶座这一面试试。做好了，我给你请功。”

车摆在木工队的工棚外，赵迅在车里车外爬进爬出了两天，手里拿着鲁班尺、三角板、圆规、电筒、本子，耳朵上夹支铅笔，一处一处地丈量记录。熊老倌抽着水烟筒蹲在太阳下看稀罕一般，说你要把这美国鬼子的汽车弄好了，你就是鲁班爷了，我就是鲁班爷的师父了。嘿嘿嘿。

埋头干活的赵迅想，我这追寻鲁迅的，现在要崇拜鲁班了。命运弄人，至少鲁班爷的手艺还可赐我养家糊口，他才是真正的爷。他拿出当年改编鲁迅作品的劲头，敲敲打打半个月，愣是将那破旧的美式吉普焕然一新。方向盘后面的仪表板，车门内侧挡板，他都用了金丝楠木做内衬，那是熊老倌从一间寺庙里找来的原料，赵迅让人将其改成薄薄的板子，仔细打磨后又涂上本地土漆，再打一层蜡，看上去纹理清秀，锃亮发光。

来视察的周处长抚摸着光洁的仪表板，说：“可惜司机不在，我又不会开车，我真想立马开到厅长那里去给他看看呢。” 那时会开汽车的人就跟飞行员一样稀罕，省公安厅刚分到一辆吉普车和两辆美式大卡车时，是用骡子拉进公安厅大院的。周荣处长还记得骡子拉卡车造成的一次事故，平路上骡子拉着卡车走，下坡路时汽车追着骡子跑，还压死了两匹骡子呢。后来才从国民党起义部队人员中找来了几个会开车的司机，其中两个还是从战俘营里直接捞出来的。

刚刚受到了表扬有些得意的赵迅说：“处长，要是你相信我的话，我帮你开过去吧。”

周处长惊讶地问：“你会开车？”

赵迅有些慌了，真恨不得抽自己两个嘴巴。他只好硬着头皮说：“过去……摸过。”

也许周处长太想立即到厅长那里表功了，就让赵迅坐上了驾驶座。熊老倌带着一群人在一边围观。周荣处长坐进驾驶副座时还大声说：“你小子还有两下子嘛。”

汽车发动，马达轰鸣，赵迅不能不想起自己上一次摸方向盘的岁月。战火纷飞，枪林弹雨，美式威利斯敞篷吉普像脱缰的野马，又像惊涛骇浪中的小船，一次次地把死神撞开，一次次地从地狱驶回人间。当然也有驾车过闹市，“汤姆逊”冲锋枪横放在双腿上，副座上坐着威武的宪兵或者妖艳的女郎，故意在人多的地方猛踩刹车，或者猛踩油门忽然启动，让高速转动的车轮在地面发出尖锐刺耳的尖叫，引来路人羡慕或敬畏的目光。“挟弹飞鹰杜陵北，探丸借客渭桥西，俱邀侠客芙蓉剑，共宿娼家桃李蹊。”谁年轻时没有浪漫轻佻过？

引擎在空转，周处长问：“怎么，开不走？”

他应该看见了赵迅眼睛里的泪光，也察觉出赵迅心底里的苍凉。但身为省公安厅的处长，他却装作什么也没有看见，只是说：“快走啊。要我拿鞭子抽它，这车才能走吗？”

一个星期后，熊老倌的木工队外停了十几辆汽车，轿车、吉普，甚至卡车都开来了，它们都是解放军的战利品，像一个老兵一样浑身是伤。“赵鲁班”的名字就这样叫出来了。

赵迅后来能够获得减刑，倒不是因为他为省公安厅厅长修好了车，周荣处长对他的相帮，或者成为木匠行当中的“赵鲁班”，而是因为他的一次见义勇为。一个阳光炽热的中午，工地旁边的一所民宅忽然着火了，这种旧时代的百年老屋大多是木结构的，连墙都是木板拼成的，一着火瞬间就成了一支巨大的火炬。当时周围都没有人。赵迅赶到现场，听到里面有孩子的哭喊声，火舌已经从门窗处蹿了出来。赵迅没有犹豫，拉起外衣蒙着脑袋，一脚踹开门冲了进去。他在厅堂里找到了那个哭叫的孩子，抱着她就跑了出来。这时已经来了几个人，有人提一桶水就朝已是一个火人的赵迅泼去，顿时一团白烟蒸腾而起。身上的衣服要么贴着肉烫，要么一块一块往下掉。赵迅大叫：“再给我一桶水！”那被他护在怀里的小女孩却没有一点烧伤，她还在哭喊：“我外婆，我外婆……”

房子烧得噼里啪啦地响，火焰在风中像放出牢笼的老虎，吼出令人畏惧的强劲低鸣。火场外只有四个人，一个中年男人和三个老太婆。赵迅看看那个中年男人，他懦弱地说，怕是进不去了，房子马上就要烧垮了。小女孩还在声嘶力竭地哭喊。赵迅心一横，把已经烧烂的衣服浸到一只水桶里，捂在头上反身又冲了进去。到他把老太太背出来时，身后的房子轰然倒塌。

火烟呛进了赵迅的肺，让这已受到过伤害的肺再次被烟熏火燎，灼热的痛感像千万根针一齐扎进肺里。赵迅踉跄几步，软软地倒下去了。

赵迅成了街坊里的英雄，尽管他旧伤再添新伤，身上又多了几处疤痕。但这些新伤为他赢得提前结束人民管制的奖赏。那个被救出来的老太太牵着外孙女到派出所找到王所长说：“这样的人你们还要管制，就不是人民的政府了。”

人民政府当然要听人民的，提前结束管制，赵迅重新恢复做人的资格。熊老倌说自己该歇歇啦，有这么好的徒弟，他晚年有酒喝就知足了。公安厅的周处长似乎也是个热心人，他有一天把赵迅叫到他的办公室，说，你有文化，有技艺，你就成立个木器生产合作社吧。我们的活儿还多着哩，盖完房子还要做家具、办公桌椅、档案柜啥的。对了，这个档案柜你得帮我好好想想，它必须是结实耐用的，防盗保密的，便于查找的。你要像鲁班发明“云梯”“木马车”那样，造出让我们满意的档案柜来。

赵迅岂敢还在公安厅干活？那感觉就像在火坑边当木匠啊。更不用说，他不敢面对周荣处长那含义深邃的眼光。因此赵迅对周荣处长说：

“谢谢了周处长，我想回老家务农去。”

“糊涂。”周荣处长不轻不重地说。办公室外间还有几个工作人员，他走到赵迅面前，递过一支烟，趁点火的时候小声说：“你在我这儿安全。”然后他又恢复了正常的口气，“现在政府又开始鼓励小手工业生产者自主经营了。赵师傅，你一身本事，总得靠这个养家吧。”

赵迅如醍醐灌顶，他和周荣处长的默契就是在风雨交加中与一棵大树的默契，这是他对老婆也不会讲的秘密。很久以来赵迅就认定，自己虽然命苦，但命里有贵人相帮。能活下去。

第二天赵迅就将木匠们组织起来，成立了迎春木器生产合作社。至于为什么还要取“迎春”一词 ，只有赵迅自己知道了。木器社既解决了生存问题（这些年舒淑文又接二连三给他生下两子一女），又能和省公安厅这样的强力部门搭上线，无形中为自己增加了一把保护伞。不过他和周荣处长除了工作上的请示汇报外，绝无私人往来。手下的木工们都说，周荣处长是延安来的干部，业务水平高，过去还是个大学生哩。这些议论赵迅从不参与，只是埋头干活。谁说话过头了，他会吼一句：好好干活，别乱说乱讲！舒淑文曾有些惋惜地说，其实你应该再回去写文章当导演的，你现在是合法公民了，不妨去找找李旷田老师，或许人家还会要你呢。赵迅断然说：

“好马不吃回头草了。我发现在新社会，劳动人民最吃香，凭手艺吃饭最安全。除了画家具图纸签合同，我再也不会写一个字，再也不摸一下笔，免得惹祸上身。”

妻子不轻不重地说：“他们可真是把你改造好了。”

人都是在比较中求生存的，战争时期能活下来的人是最幸福的，现在和平岁月里能平安在家陪着家人，能凭一技之长谋生糊口，也是有福之人哪。那时赵迅觉得，即便再艰辛卑微的改造总比枪毙你强上千百倍。多少他熟悉的人在一波又一波的运动中被押赴了法场，土改、镇反、三反五反、肃反，这些年政府像用梳子赶虱子一样把旧时代“残渣余孽”梳理了一遍又一遍。而现在他是劳动阶级，又在专政机关眼皮子底下干活，“谁也看不见自己的眼屎”。赵迅曾对舒淑文说。

对赵迅这样旧时代的人来说，历史问题如此紧密地和政治问题如影相随，是他在新时代学到的第一条规则，但这并不影响他对这个时代的热爱。国家前所未有地统一强大，社会万象更新般日新月异，而人们，从来没有如此充满朝气。历史翻开新的一页，就像从黑白年代猛然进入了彩色岁月，一切都很新鲜，什么都很夺目。和平不再是一种梦想，而是现实；进步不再是一个词汇，而是一种责任；建设国家也不再是一个口号，而是每天每个人劳动的汗水。赵迅并不因为自己只是一个木匠而有怀才不遇之屈，这个社会是他年轻时候向往的，是他崇敬的先生们曾经奔走呐喊，并用鲜血和生命去奋斗过的。他自觉接受了自己是一个需要改造的“旧人”的命运，只要人民政府给他机会，他相信自己完全能够凭借才华转变为一个“新人”。就像这些年，迎春木器社让他的经济状况大为好转，连住在他院子里的那个在政府商业部门做事的干部，都没有他的收入高。

吃得饱穿得暖，下班回来除了读报——这是赵迅每天的习惯，晚上被窝里的活动就多了起来。豆芽出生的第二个年头，他们有了老二豆角，再两年又有了老三豆荚，后来又终于如愿以偿地添了一个小天使一般的女儿豆秧。自从第一个儿子豆芽在走背运的生活中出生以后，赵迅不再把自己当文化人看待，似乎给孩子取名字的文心也没有了，一路“豆”下去。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生命卑微，人生亦如豆了。

令赵迅深怀感恩的是，上帝将他逐出“伊甸园”，却赐予他一个好女人。舒淑文就像一块肥沃的土地，越勤奋耕种，产出就越高，她的生育能力出乎丈夫的意料。这个十九岁就做了母亲的妻子，二十六岁就成了四个孩子的母亲。之所以会生出那么多娃娃来，赵迅曾经跟妻子在被窝中说笑，要是我还能写作的话，哪天晚上不到一两点睡觉？现在那么漫长的夜晚没有事情干，不生娃娃干什么？而让赵迅更感到神奇的是，舒淑文生一个娃娃就漂亮一截，到老四豆秧出生后，他认为舒淑文简直比她当年的话剧明星姐姐还漂亮了。精致端庄的五官，如满月般的脸庞，凹凸有致的身材，南国女子特有的小麦色光滑闪亮的肤色，让人想到五月灿烂阳光下的麦田，还有那深深的眼窝，总是盛满幽泉一般的柔情，仿佛正是这一泓清水，滋润了那风情万种的麦浪，让那原野上的女人，像大地一样丰沛。女人唯有当了母亲后，才从骨子里散发出那种迷人的韵味，丰腴，饱满，温情，贤淑，体贴，善良。你听听人家舒淑文怎么说：赵哥哥，这些年你脸上的伤疤怎么越来越看不出来了呢？有些男人脸上连一根线条都没有，整个儿一副太监模样。哪像我家赵哥啊，光荣的伤疤都成阳刚之气的线条了。罗丹都找不到这样板扎 （昆明方言，好，标志之意）的模特儿。

那些年迎春木器社几乎成了省公安厅的专用木工队，总有做不完的活计。赵迅尽量把每一项工程都做得无可挑剔。做那些成排的档案柜让赵迅费尽了心机。本来工艺并不难，但赵迅为了达到周处长的特殊要求，还真搞了不少小发明。他在柜子上下留了木槽，前面装一扇滑门，平常将滑门一拉，既美观、隐蔽，又让外人看不出是冷冰冰的档案柜。周荣处长在验收这些档案柜时，赵迅和熊老倌跟在旁边做讲解。赵迅说他还在几个重要的抽屉里做了个暗屉，拉开抽屉，再打开一个机关或者一把锁，就可拉开屉中屉。这种类似“中国盒子”的做工，连熊老倌都说没见过更没做过。赵迅看到周荣处长欣赏的表情，便又得意忘形了，画蛇添足地说：

“政府的档案嘛，装的都是秘密。自然越隐秘越好。”

周荣转头用复杂的眼光看了赵迅一眼，仿佛不经意地问了一声：“你怎么想到的？”

赵迅愣了一下，像一个慌不择路的逃犯，干笑两声说：“鲁……鲁班爷，告诉我……给我的启发……吧。”

熊老倌在一边得意地说：“我这徒弟，得了鲁班真传，都可以去北京给毛主席干活了。”

周荣神情严肃地“嗯”了一声，背着手离开了。

迎春木器社的人都对这个后勤处长敬畏有加，熊老倌有次想拉他来喝酒，被周荣处长严肃地拒绝了。他经常来现场检查工程进展，高兴时候也和工人们开开玩笑，但和赵迅除了谈工作上的事情，从不多言。有一天下午，快下班时，赵迅一个人在木工房刨几块板子，猛然发现周荣在离他十多米的地方远远观望。他放下刨子，也朝周荣那边看。阳光在他们中间的空地上明亮得晃眼，周荣在一处屋檐下，而赵迅在有些阴暗的屋子里。但似乎谁也不愿走过去，走到光明之下。他们就这样默默地凝视了足有半个小时。直到下班的人们陆续走出办公楼，周荣才转身离去。

人们嘲笑木匠有一句话叫作“自做木枷自己戴”，赵迅在做公安厅的那些档案柜时曾经想到过，这些像中药柜一样层累相叠的柜子，哪一个会装自己见不得人的档案呢？新社会让赵迅时常梦里惊魂的就是自己的既往历史不知会装进哪只档案袋，不知会暗藏了多少“延时炸弹”。共产党用档案管人，管得你服服帖帖，老老实实。像赵迅这样有所谓“历史污点”的人，他的历史一定归属于“敌伪档案”那一类，隐藏在某个档案柜的抽屉里。有一天“赵鲁班”对手下的徒弟说，我们这是在做一口口“活棺材”。徒弟不解地问：师傅，哪有这么小的棺材？赵迅看看徒弟憨厚的脸，什么也不想说了。如果说一个个的档案抽屉就是“活棺材”的话，里面装的档案袋就是“裹尸布”了。“尸主”都是赵迅这种政治上判了“死刑”的人，他们一生都挣不脱这件“裹尸布”。一封检举揭发信、一张旧时代的履历表，一份认罪书，甚至一篇旧报纸上的文章，都是这个人的“裹尸布”，层层包裹，深深埋葬，永世不得翻身。妙的是这世上有多少人并不知道自己已经有了一副“活棺材”，有无数身“裹尸布”，就像赵迅自己，为别人做着“活棺材”，也不可避免地要为自己做一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