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枪口下的大师_吾血吾土

这几天，大家知道，在昆明出现了历史上最卑劣最无耻的事情！李先生（李公朴）1946年7月11日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杀害。究竟犯了什么罪，竟遭此毒手？他只不过用笔写写文章，用嘴说说话，而他所写的，所说的，都无非是一个没有失掉良心的中国人的话！大家都有一支笔，有一张嘴，有什么理由拿出来讲啊！有事实拿出来说啊！为什么要打要杀，而且又不敢光明正大地来打来杀，而是偷偷摸摸地来暗杀！

赵广陵在离昆明二百公里的一个小乡镇上读到闻一多先生用生命呐喊出来的《最后的演讲》时，已经是这一年的秋天了。他就像再一次从战场上遭受重创的伤兵，难以想起受伤前自己的奋然一跃，遭受到的猝然一击；以及为什么会在醒来之时，躺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

吾师为民主死矣！杀吾师，实乃杀苍生，杀民心。

萧瑟秋风中，噩梦醒来，树叶飘零，回忆也零碎。

1946年昆明的夏天，阴晴无定，时而乌云翻滚，阵雨骤来，时而阳光普照，凉风习习。就像当时中国的局势，黑云压城，腥风血雨，而和平民主的曙光，又令人憧憬。赵广陵暂住在城西门外一个不大不小的客栈里，这里面住的客人大都是像他这样衣裹硝烟、满身战伤、军不军、民不民的失意老兵，中下层军官。他们没有工作，没有未来，身佩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勋章，却不敢怀揣英雄还乡的梦想。战事让这些从前的抗日军人既无颜见江东父老，又对前途深感渺茫。

一个晚上，赵广陵在小酒馆里和几个老兵喝酒，忽然看见第8军的一个上校团长走进来了，他当时想糟糕，这下躲不掉了。不想这个老兄主动抢上前来打招呼，还好像不当回事地问：兄弟，别来无恙？赵广陵定神一看，这家伙哪里还有团长的威风，跟一个昆明大街上打流跑滩的混混差不多。赵广陵连忙让坐请他首席。酒过三巡，话题自然要说到部队上的事，赵广陵问：“张团长，你的部队呢？”

张团长轻松地回答说：“阵前反水了，我的副团长竟然是共产党，一下拉走了我两个半营。老子本来有机会一枪毙了他妈那个巴子的，但一想送给共军做个顺水人情也不错，算是在那边的一笔投资嘛，就对我那兄弟说，到老共那边帮你大哥美言几句，说不定哪天大家又是一家人了。妈那个巴子，这仗打的。”

当军人不知道为何而战时，战争就会成为一场闹剧；就像学生不明白为什么而读书，考试就是儿戏一样。那天在一起喝酒的两个老兵也是远征军，只不过他们是驻印军，跟随孙立人将军一路从印度雷多打回中国，他们那时是喊着“回家”冲锋，可没想到回到国内了不但回不了家，还要打共产党。因此他们也像赵广陵一样，想方设法弄到一张复员证，胡乱填一个名字就从战场上脱逃了。国家已经堕落到这样一种地步：军人不但没有了尊严，还充满了背叛。

张团长递给赵广陵一张名片，上面的头衔是“滇缅汽车运输公司董事经理，李子祥”。张团长看赵广陵有些纳闷的目光，便打趣道：

“乱世嘛，人们总得有几个名字。廖营长，我现在该怎么称呼老弟呢？”

“兄弟姓赵，名广陵。”

两人都心照不宣地笑了笑。李子祥说：“广陵老弟，来帮我干吧。那边有人可以搞到盘尼西林，而我们这边，不论共军还是国军，都需要。一箱盘尼西林就值两根金条啊，这条国际公路是我们当年打下来的，该轮到分红利的时候了。”

有个老兵说：“那东西怎么运得进来？有海关，还有军队哨卡、缉私队、稽查处、宪兵……”

“你只要有一根金条，还怕什么关卡？”李子祥不屑地说，“怎么样，广陵老弟？”

赵广陵说：“谢谢李经理厚爱了，兄弟我想回家种田去。”

李子祥打着哈哈：“想做解甲归田的美梦啊？别书生气啦，共产党得了天下，我们这种跟他们杀红过眼的人，怕是连种豆南山下的机会都没有。现在这个世道，主义是虚无的，江山是飘摇的，连钞票都是贬值的，只有揣在兜里的金条，是沉甸甸的啊。”

他们俩都是刚刚从内战的火线上九死一生才捡回一条命来的人，大后方的纸醉金迷和前方的残酷荒谬，都足以让一个无论多么刚强的人崩溃十次。当国家的命运处于十字路口时，个人的命运可能就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了。往左还是往右，勇敢向前还是为己退后，这是一个艰难的选择。赵广陵的确想过回家过诗书耕读的宁静生活，他在抗战刚刚胜利时已经回过一趟家，面对饱受日寇蹂躏过的家乡，他没有英雄还乡的荣耀，只有痛失亲人的哀伤。故乡之痛，是痛在心灵深处的那种丧魂失魄之苦痛，是失怙失恃、失去家园的安详和谐、失去童年时蜻蜓在眼前自在飞舞、蝈蝈在耳边挑逗鸣叫的哀痛。故乡满目疮痍，家人流离失所，炊烟浸透了哀伤，父亲的白发早已化作孤坟上的荒草，母亲的眼前已是一片黑暗，看不见征战归来的儿子满身的创伤。如此田园荒芜的故乡，对赵广陵这种曾经满怀抱负远走异乡的年轻人来说，归去，无以疗伤；不归，又去往何方？

那个晚上酒桌上的老兵都跟李子祥走了，只留下赵广陵一个人喝闷酒。他本来是想约这些没事干的老兵做一件可以让他们自豪的事情的，但这些穷困潦倒的家伙只要有人给他们饭吃，连杀人越货的事情都干得出来，在自豪感和金条面前，他们当然选择后者。

第二天上午，赵广陵宿醉未醒，客栈的堂倌就来拍他的门，说楼下有个太太来拜访。赵广陵慌忙起床，头发都没有梳清爽就冲到楼下。拜访者原来是他在联大读书时的同班女同学王青莲，刚回到昆明时他们曾经聚过一次，王青莲眼下在银行上班，嫁了个在政府里做事的处长，是个日子过得很悠闲的人。赵广陵有些狼狈地问：“你怎么知道我住这里？”

“哎呀，我的落魄‘百夫长’，快跟我走，有比你更大的‘千夫长’来昆明了。”王青莲说。

从胶东前线回来后，赵广陵一般不愿参加同学聚会，就像一个穷人不愿轻易坐进富人的厅堂。路上赵广陵问谁来了，王青莲神秘地笑笑，说你到了就知道了，当年我们偶像级的“百夫长”哦。赵广陵说，只要不比我更落魄就好。当年联大的那些慷慨从军的学子，一到部队都封中尉军衔，因此同学们都一概以“百夫长”论之，赵广陵不知道在这内战的紧要关口，那些当初为抗日和自己一样投笔从戎的同学，命运如何。

在联大同学、现在云南师范学院当讲师的叶之聪家，赵广陵看到一个身材颀长、西装革履、俊朗挺拔的背影，先到的几个老同学对那身影起哄喊：“先别转过来，让赵广陵猜。”

“杨鲲鹏？”“林志乾？”“萧骁？”赵广陵连猜了几个从军同学的名字，都被同学们说要罚酒了，要再罚一杯了。最后那个潇洒的身影终于转过来了，一张永远张扬着诗人优雅的才华和经受了战火历练的青春的脸，笑盈盈地望着赵广陵。

“穆旦学长！”

这是赵广陵和穆旦的第二次见面。去年的9月，抗战刚刚取得胜利，在昆明阴凉的秋雨里，欢庆的鞭炮、锣鼓还在窗外鸣响，在当时中国诗坛已负盛名的现代派诗人穆旦完成了他一生中最伟大的作品之一，《森林之歌——祭野人山死难的兵士》（此诗后来在收入穆旦的诗集中时，诗题改为《森林之魅——祭胡康河谷的白骨》。）。那是穆旦在1942年参加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在兵败野人山整整三年之后，在痛饮胜利之酒后的孤独感慨中，才第一次提笔写这场尸骨遍野的大败退。这是首在数万战死、饿死、冻死在异国他乡的远征军将士目光注视下，一挥而就的洪钟大吕。当初也正是这些孤魂野鬼死亡的目光直瞪瞪地追逐着诗人穆旦，让他走出了野人山。野人山，中国远征军的伤心之地，赵广陵的情断之处。他虽然没有翻越野人山的光荣，但他的初恋恋人就埋葬在那里。

在阴暗的树下，在急流的水边，

逝去的六月和七月，在无人的山间，

你的身体还挣扎着想要回返，

而无名的野花已在头上开满。

“你写的是她吗？”赵广陵读到那惊风雨泣鬼神的诗句，泪眼婆娑地问，而穆旦却沉默不语。赵广陵说的“她”，是当年西南联大诗人群体中的女神，没有哪个联大男生不为她的美丽端庄所倾倒，没有哪个联大诗人不为她的勇气所折服。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校花，香消玉殒在异国的野人山，用自己莲花一样洁白、桂花一样幽香的身躯，浇灌了他乡满山遍野的无名野花。人间还有比这更凄美的悲剧吗？多年以后赵广陵一直想写出这悲剧来，但是他连提笔的勇气都没有。心底里最深沉的哀痛，已无法用语言来描述，更无法用舞台形象来再现。如果有人想贸然饰演她。赵广陵会断然大喝：不，你不是她！

那天的秋雨为这首诗歌的出世挥洒了一整天的眼泪，那天的秋雨也淋湿了两个年轻的抗战老兵的离别愁绪。穆旦即将去已开赴东北的青年军207师报到，而刚刚伤愈归队的赵广陵则要随第8军去广西。“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兄弟，今后我们以诗为笺，互报平安吧。”这是穆旦的临别赠言，赵广陵手抄了一份《森林之歌》，才与穆旦挥泪作别。

历尽劫波后的同学重逢，几近于分离的骨肉再次相聚，师出同门的学子纵然没有血缘相连，但有一层永远割不断的“亚血缘”关系，这种关系不是亲情，又胜似亲情，尤其是西南联大这所在国难中重新组建的大学，三校学子自有更深一层的手足患难之情。赵广陵没有想到这一年穆旦在东北干得也风生水起，他主编的青年军207师的报纸《新报》云集了一帮西南联大的从军学子，纵然是军中报纸，但同样揭露黑暗，同情弱者，抨击时政，已经在社会各界赢得了名声。穆旦笑着说：“联大人办的报纸嘛，走到哪儿，民主的呼声就到哪儿。因为我的俄文说得好，竟然有人说我是领卢布的，还有人叫我‘穆旦诺夫’。”

有个同学说：“好嘛，你可以去找昆明的‘闻一多夫’‘李公朴斯基’认老乡了。”那时右翼的报纸经常给思想左翼的人起俄国名字，闻一多、李公朴这样的知名人士也不能幸免。

赵广陵说：“没有人说你是共产党就好。”

“我还真想见识一下谁是共产党哩。你们中有吗？” 穆旦摁灭了手上的烟，“抗战一胜利，一夜之间，好像满天下都是共产党，都是共产党的主张和学说。Absurd era(荒谬的时代)，我所供职的军队要打共产党，共产党倡导的民主自由、联合政府，又是我们追求的。”

穆旦也很同情赵广陵眼下的境遇，他说：“随我去207师办报纸吧，我们的师长罗又伦将军是个儒将呢。基本上不管我们在报纸上乱说乱写，哈哈。”

赵广陵心想，这老兄怎么如此天真啊！内战就要全面开打了，政府都不会再允许你乱说乱写，更何况军队？但面对学长，他不好多说什么，只以想回家为由婉拒。赵广陵不明白的是，去年北大外文系已经聘请穆旦去做讲师了，他父母又在北京，既能在北大教书，又可侍奉父母，这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了，但他老兄竟然还是舍不得军旅生涯。穆旦的解释是，罗又伦将军待他不薄，都是从野人山回来的患难战友，盛情邀请之下，他当然不好推辞了。不过，作为当年在联大一起徒步从长沙走到昆明、一起泡过茶馆、一起谈论过女生、一起办过壁报、一起在低矮简陋的教室里聆听过教授们讲艾略特、奥登、兰波、叶芝、波特莱尔，还一起在日机的轰炸间歇跌跌撞撞地追逐过现代派诗歌的学弟和诗友，赵广陵又相当清楚，穆旦这样才华横溢、注定要成为中国诗坛坐标式人物的诗人，浪漫主义和英雄主义永远是他创作的双翼。1942年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他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报名从军的西南联大青年教师。他说奥登都可以去西班牙参加反法西斯的战斗，我为什么不能去缅甸打日本人呢？古往今来，全世界的诗人，都有相同的浪漫精神，都渴望那种knight(骑士)生活。

一个大诗人，绝对拥有最纯真的心，纯真到了极致，他就难免天真幼稚。可是，诗人，你要经受多少失败，多少回自讨苦吃，才会写出穆旦这样的诗句：“你给我们丰富，和丰富的痛苦？”

一年以后，赵广陵在云南的乡下得知穆旦的《新报》被查封的消息。再一年，207师在辽沈战役中战败，所幸的是，因为《新报》被查封，穆旦早已离开了207师去联合国世界粮农组织救济署工作了。也是这年，赵广陵在《大公报》上读到穆旦的新作：

目前，为了坏的，向更坏争斗，

暴力，它正在兑现小小的成功，

政治说，美好的全在它脏污的手里，

跟它去吧，同志。阴谋，说谎，或者杀人。

做过了工具再来做工具，

所有受苦的人类都分别签字

制造更多的血泪，为了到达迂回的未来

对垒起“现在”：枪口，欢呼，和驾驶工具的

英雄；相信终点有爱在等待，

为爱所宽恕，于是错误又错误，

相信暴力的种子会开出和平。

逃跑的成功！一开始就在终点失败，

还要被吸进时间无数的角度，因为

面包和自由正获得我们，却不被获得！

赵广陵没有穆旦写诗的才华，但他比穆旦更能洞悉时局的混乱。他比穆旦提前知道了“暴力的种子”不会“开出和平”，只是他在多年以后才会读懂“面包和自由正获得我们，却不被获得”的深刻含义。作为动荡时代的一个普通人，他们的人生悲剧不可避免。那时的中国正挣扎在一个最充满希望又最混乱不堪的局势中，这意味着光明在梦想中，黑暗却深深地笼罩了一切。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看到了民主中国的光明，独裁政权却把他们的名字染黑。赵广陵回到昆明后，还见到过自己从前的军中弟兄，昆明警备司令部宪兵十三团的中尉排长郑霁。当年他在赵广陵手下从勤务兵干到上士班长，九死一生回来后进了宪兵团。他没有什么文化，但聪明活络、勤奋用功，打仗也勇敢，比那些壮丁兵肯用脑子。在松山战场上，他一人拿下两个地堡，却还能活着回来。他在给赵广陵当勤务兵时就说，自己的梦想就是有一天能穿军官呢子服、着高筒马靴、骑高头大马回到家乡。让邻村的张财主一家看看，他们老郑家也终于出了他这样的人物。他对赵广陵说：

“老长官，现在国家戡乱时期，那些个读书人可真比日本人还难伺候，打又打不得，杀又杀不得。你说说，是他们在给政府添乱，还是政府什么地方对不住他们？”

“他们不过是为民众争说话的权利，为国家争和平与民主。”

“说话嘛，你就好好说，干吗要骂领袖和政府呢？当年我们打日本人的时候，他们怎么不来骂？现在抗战胜利了，大家好好地服从领袖，不就把国家弄好了？偏生又冒出个共产党，唆使他们要什么民主。”

“小三子，”郑霁当赵广陵的勤务兵时，他都是这样叫他。“不一定是共产党唆使他们，而是中国需要民主与和平啊。那美国、英国、法国的民主，是共产党搞的？它们实行民主政治时，世界上还没有共产党哩。民主政治是大势所趋。”

“老长官，你是读过书的人，我说不过你。但兄弟身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有一天上峰的命令下来了，我就不管什么民主不民主了，照着名单捕人就是。”

赵广陵吃了一惊，“什么名单？谁的？”

“当然是那些乱说乱讲，跟政府过不去的人了。”郑霁在自己的老长官面前完全没有警惕性，不用赵广陵追问就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份名单来，“霍司令（时任昆明警备司令部司令霍揆章。）已经去南京请示去了，上峰只要一同意，我们就该抓的抓，该杀的杀。”

赵广陵接过名单一看，第一名是李公朴、第二个是闻一多。坊间的谣言果然不假。在一个压制人们自由表达、言论极端不自由的专制体制下，谣言常常就是预言，由不得你不信。他沉默了片刻，才神色严肃地说：“小三子，闻一多是西南联大的知名教授，我们民族的大师，也是我的先生，就像我的父亲一样。要是真有那么一天到来，你会去抓他吗？”

没想到郑霁反问道：“老长官，难道你没有当过军人吗？”

赵广陵无言。中国的军队里从来就缺少有民主思想的军人。闻一多先生当年鼓励联大的同学从军抗日，就说过从军打日本人是重要的，同学们去改造国民党军队也很重要。闻先生也许太天真了，他不知道改造一支专制政权的党军，比战胜侵略者更困难。

郑霁又说：“老长官，你刚回昆明不久，不知道这边的行情。什么学生啊教授的，都是些共产党匪谍。不把他们肃清了，前方的将士如何安心打仗？”

看着自己老下属的那份认真劲儿，赵广陵瞬间万念俱灰。这个丧失了理智又专制独裁的政府即便打赢了内战又怎样？他从郑霁呼出的气息中嗅到了死亡的味道。他们曾经一起蛰伏在堑壕里，等待冲锋赴死前的片刻寂静；他们也曾经一同在腐烂的死尸堆跳跃滚打，身上全是血水、尸水和断肢残肉，那时他们的心是那样近，就像一个被窝里焐大的亲兄弟。他有了这些生死兄弟在身边，心中踏实而坚毅。现在，侵略者被他们打跑了，对民主的追求却让他们生分了。

在把民主当成只穿一天的漂亮婚纱的专制政权统治下，那些成天要娶民主为终生新娘、泪里血里呼唤她的人，是“盗火者”，也容易被官方控制的主流舆论众口铄金地说成恐怖分子、流氓、恶棍，哪怕是李公朴这样品行高洁的书生，闻一多这样学富五车的教授。自抗战胜利以来，坊间就充斥着对这两位先生非常不利的舆论，未经证实的传闻，从报纸上含沙射影的攻讦，以及从电线杆子到小巷口的东贴一张西贴一张的小字报，无所不及其能事。什么李公朴携带共匪的巨款来昆，目的是要组织暴动啦，什么闻一多在昆明号召万人签名要民主的运动，是受了共匪的操纵、为出风头博取社会知名度啦，以及李公朴先生和昆明某妇人如何纠缠不清，遭人打上门去啦，等等。政府当局又不敢诉诸法律，把这两位先生送上审判台，公开审判他们的“罪行”。他们更不敢不让他们讲话写文章，因为政府还在虚与委蛇地跟共产党谈联合政府，还在羞羞答答地跟各民主党派谈宪政步骤。一党专制的政府即便干的是婊子的勾当，但牌坊是一定要立的，哪怕这牌坊立得歪歪斜斜，满是污秽。他们自己没有了公信力，又不敢理直气壮地站出来说，民主是不需要的，也不准随便乱提。他们只是采用一些下三滥的手段，力图让人们相信，这些呼吁民主与和平的教授，是制造恐怖、颠覆政府，生活腐化，哗众取宠，破坏人们平静生活的动乱分子。他们将在美丽的春城实施爆破、纵火、暗杀等扰乱社会治安的活动。甚至连物价飞涨、钞票贬值、世风日下、家庭不睦，都跟他们有关。

赵广陵和李公朴先生不是很熟，但抗战时期他在晋察冀打游击时，经人推荐读过李先生写的《华北敌后——晋察冀》一书，这本书里写了李先生在延安的见闻和他对共产党领导下的第18集团军敌后抗日的情况。当时身为国军军官的赵广陵并不以为然，甚至还认为李先生的书里也不无偏颇之处，他对同僚说：“我就是个书生了，李先生比我更书生气。”

这次从郑霁那里见到那份“黑名单”后，他凭超强的记忆暗中记下了所有的名字，然后立即赶到北门书屋，把那份“黑名单”交给了他们。那里面不少人都是他当年读西南联大时的教授啊，张奚若、潘光旦、费孝通、吴晗等。让赵广陵很惊讶的是，李公朴轻蔑地抖抖那张纸，笑着对闻一多说：“闻先生，愚弟不才，虚列榜首，看来要比你先走一步了。”闻一多先生那时正在画第二天民主集会的海报，他用红色的颜料把“民主”两个字写得鲜红似血，对那份“黑名单”看也不看，“仆如（　李公朴的号。），你去了，我给你开追悼会。如果你的血不够，我就来添上。我们的血还不够，自有更多的仁人义士。我就不信中国唤不来一个民主的政体”。李公朴先生踱步过来看闻一多先生的海报，颔首道：“嗯，民主不是黑色的，是红色的。在中国，这种红色有两个方面的寓意，一是代表了共产党方面的意图，二是象征民主是要用鲜血去换取的。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一份‘黑名单’算什么？今天我们两只脚跨出门，就不准备再跨回来。”

迎着枪口往上冲的人，赵广陵在战场上见得不少，但这两个学识渊博的知识分子、大教授面对枪口也毫无惧色，不能不让赵广陵既佩服又心戚戚然。要什么样的政权，才会把国之大器、民族精英时常置于阴险的枪口下？在中国争民主难道比打败日本鬼子还要残酷血腥吗？打日本是为了救亡，争民主是为了国家中兴，我们究竟还要付出多大的代价，流多少血，才能催生出民主中国的到来呢？

实际上当第一次和闻一多先生见面，看见那恐吓信里的两颗子弹时，赵广陵就决定为自己的先生做点有益的事，为民主运动尽一点力量。他这些时日一直在四处联络退伍老兵，企图组建一个护卫队。但那些好不容易招拢来的老兵竟然会被李子祥的金条所蛊惑，有个老兵曾经问他，让我们干那活儿，你每天给多少钱？

赵广陵身上哪里有钱？他现在的饭钱还靠老下属郑霁资助。国军的一个中层军官如果不“喝兵血”，收入还不抵政府机关的一个小办事员。但在第8军，李弥是最讨厌吃空饷的军官的，一经查实，军法论处。赵广陵也不是按正规途径复员的军官，从军营里狼狈逃出来时，身上的积蓄仅有刚发的军饷。在从山东回云南风餐露宿的旅途中，他两次靠找过去的军中同僚接济，才买得起火车票和汽车票。一个失意的军人，就是大地上的一条流浪狗，牙齿是锋利的，却腹中空空。

组建护卫队的事赵广陵有一天跟闻一多先生提起过，但受到先生的断然拒绝，先生还对赵广陵大加申斥，说你把我们看成什么人了？达官显贵吗？帮会老大吗？出入前呼后拥，鸣锣开道？我们民盟从不要一兵一卒，从来就反对任何形式的暴力。我们推倒独裁政权，不是靠枪炮，而是靠民主的理念。你在国民党军队里都学到了些什么？你走吧，我不需要保镖。

那个在编辑部帮忙的陆杰尧，从见到赵广陵第一天起就对他没有好感，他总是对赵广陵说你们国民党军队如何如何，好像他就是一个国民党派来的特务似的。闻一多先生下逐客令时，赵广陵用求援的眼光望着他，因为他认为陆杰尧是清楚闻先生的处境的，应该赞同他的想法。但陆杰尧并不搭理他，还去把门打开，送客了。

救国无门，报师无路。那几天赵广陵相当消沉，天天在老兵客栈里找醉。在赵广陵的印象中，闻先生从来没有如此严厉地对待过自己的学生，他在学生面前总是循循善诱、谆谆教诲。大二时，有个北方来的同学因为生活实在困难，不知咋的被昆明一个富商的大老婆包养了，那女人少说有五十多岁，脸上的脂粉涂得有城墙厚，常常开着辆道奇车到贫穷的联大校园显摆，两人成天厮混在一起，把那家伙搞得像个鸦片烟鬼似的，昆明话叫“掏枯井”。班上的同学们感到奇耻大辱，结伴要去揍这个有辱联大学风的家伙。闻一多先生知道此事后阻止了大家，有一天在课堂上讲《离骚》，闻先生像往常一样来一段极具个人特色的开场：“痛饮酒，熟读《离骚》，方称名士……”然后掏出烟斗来，问下面：“你们谁要抽？”这其实是给想抽烟的男生们一个信号。但那天闻先生点好烟斗后，丢开讲义，话题一转给大家讲起了《庄子•秋水》，他温和地望着大家说：“抗战时期，国家有难，你们看我和我的家人都在饿肚子，中午我还只靠两个辣椒下饭。但庄子在这篇文章里写道，有一种鸟叫鹓，鹓者，鸾凤也。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而有一种鸟名鸱，却专以腐烂的鼠肉为食，还自以为是得很。故李商隐有诗云：‘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鹓竟未休。’作为一须眉男子，天下有几种饭吃不得，第一汉奸的饭吃不得；第二仇敌的饭吃不得，第三嘛女人的软饭吃不得。腐鼠而已。”在同学们的哄笑中，那个吃软饭的同学头都低在课桌下了。

赵广陵不明白的是，闻先生不把吃软饭的同学赶出教室，却把他赶出了北门书屋的民主周刊编辑部。要是巨浪还活着就好了，赵广陵想。他不是闻先生的高足，巨浪才是。闻先生当年喜欢用秃头毛笔书写教案或书信，那字自有一番名士风味，那些秃头毛笔都是巨浪负责为先生收集，他当年出入闻先生的家就像进自家的门。日本飞机第一次轰炸昆明，闻先生头部负伤，后来联大的课程都改在早上七点上课，十点一到，师生都去城外“跑警报”。每次“跑警报”巨浪总是不离闻先生左右，一边走还一边向天上张望，仿佛随时要扑在闻先生的身上。在松山战场的一个夜晚，两个老同学彻夜喝酒长谈，说到当年在联大的岁月，赵广陵记得巨浪说：“天佑吾师，你说要是那次日本人的炸弹再扔偏一点，中国岂不少了闻先生这样的大师？这狗娘养的小日本，专门来炸我们的校园，是想断我们的文脉啊！”

就在赵广陵还在借酒浇愁的一个冰凉的雨夜，几颗子弹把一个国家对民主的向往击碎了。李公朴先生和他的夫人在看完电影回家的路上，偏僻的小巷里忽然蹿出两个冷血的枪手，他们没有多话，也没有勇气站在手无寸铁的李公朴先生的对面，而是从背后开枪。第二天凌晨赵广陵才得到消息，连忙赶到医院。那时闻一多先生和很多人都来了，人人眼里都噙着眼泪，泪光里都是燃烧的火焰。“无耻！”李公朴先生喊了一句，一口鲜血从口里喷了出来。

“我为民主而死！”这是他的最后呐喊。

“闻先生，不能再有人为民主而死了。”在从医院回来的路上，赵广陵挤到闻一多身边，轻声对他说。闻一多回头看看他，神色严峻地说：

“像李先生那样为民主而死，是胜利的死！你怕什么？”

赵广陵眼泪在眼眶里打转，说：“学生自走上抗日战场，就将生死看作白天和黑夜的关系。学生只是希望用自己的生命报答先生一二。”

旁边有人附和道：“闻先生，我们要小心啊。那些流氓什么都做得出来的。”

“先生，让我跟在你身边吧。”赵广陵恳求道。

有几个还没有北上“复员”的联大学生也说：“闻先生，李先生的后事还要料理，好多事都要您出头露面。我们打算成立一个纠察队，就让这位打过仗的学兄来带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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