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黑暗的深渊中挣扎出来时，先是看到了碧蓝的天空，蓝得晃眼，竟然融化了我的眼睛，让我饱蘸硝烟的泪水杜鹃啼血一般淌出；然后我再看见天堂里的蓝色湖泊，一些白云飘浮在上面，虚假得像舞台上的布景。有个声音在云端里说：这就是水葬你的地方。好吧，我愿意。就像有一天我会对我的新娘如此说一样——可是啊，我炮火中依然夏花一样开放的爱人，你葬在哪里？我还看见自己的灵魂在那一片蔚蓝中翻飞舞蹈。多么轻盈快乐的灵魂，刚才还是一只飘落在牛背上的白鹭，婉转歌唱在树梢上的百灵，蹁跹起舞在花蕊上的蝴蝶，转眼就成了上穷碧落下黄泉的蓝色仙子。

魂兮归来，魂兮飞去。湛湛江水兮，上有枫。目极千里兮，伤春心。魂兮归来，哀江南。

呜呼！就把我葬在那蔚蓝的深处吧。

我正要幸福地埋葬自己时，听到一个女人悦耳的尖叫，然后是一个浑厚的男低音在说：“噢，我的上帝，我的孩子醒过来了。”

这是一个美国人，正在用他的大鼻子凑近我的脸。他用一个精致的手电，照照我的瞳孔，再照我的鼻子，我的牙、嘴、喉咙、耳朵，又听听我的心和肺，然后他说：

“嗨！廖，我的孩子，你帮我完成了一个奇迹。谢谢，非常感谢！”他仿佛也是抑制不住自己的兴奋，轻轻地拍打了一下我的肩膀，但我感到就像被一头大象踩了一脚，剧痛淹没了我。我不明白这个美国佬为什么要那样“痛击”我。

我还有些不明白的是，他叫我什么？廖？

周围的人们在欢呼。原来我躺在一间病房里，洁白的床单，柔软的床垫，清新的空气中弥漫着些许我叫不出名字的香水的馨香，一大束野生波斯菊放在我目光所及的床头，穿白大褂的都是美国人——高大的军医和天使一样的护士小姐。如果上帝是存在的，我认为他一定弄错了，把我发配到了美国人的天堂里。

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一直想弄清这个问题。我好像被千百根绳索捆绑，一点也不能动弹；我的脑子只要稍一转动，浑身就有千万根钢针在刺我、扎我，不是在皮肉上扎，而是从肉里往外刺。我连想弄清楚自己是谁的力气都没有了。

我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也丧失了说话的能力。我的喉咙里就像有个小火炉一直在燃烧，脑海里想到的词汇刚一形成，就在喉咙那里被煮烂烧焦。人不能自由表达，是为地狱之一种吧？

在我可以稍微皱一下眉头想事情时，才明白我是在一家设施完美的美军野战医院里，这家医院应该是在昆明郊区的滇池边。因为我从床上就可以看到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这个高原湖泊的美丽就像一个女神一样让人刻骨铭心。晚上我还能看到滇池岸边稀疏的渔火，听到西山华亭寺的夜半钟声。唉，当年是谁在烟波浩渺的滇池边，披襟岸帻，嬉鸥歌唱，指点江山？又是谁，携诗登高，把酒凌虚，叹滚滚英雄谁在？还有谁，痛饮着青春的绚烂时光，飘发为旗，煮酒为歌——

<i>西山苍苍，滇水茫茫。</i>

<i>这已不是渤海太行，这已不是衡岳潇湘。</i>

<i>同学们，莫忘记失掉的家乡！莫辜负伟大的时代！莫耽误宝贵的辰光！</i>

<i>赶紧学习，赶紧准备，抗战，建国，都要我们担当，都要我们担当！</i>

<i>同学们，要利用宝贵的时光，要创造伟大的时代，要恢复失掉的家乡！</i>

“廖志弘，你叫廖志弘吗？”有一天一个国军中尉拿着一个本子，站在我的病床前问。他皮肤白皙，衣着整洁，手指纤细，手背像女人一样的光滑，一看就是个没有上过战场的娘娘腔军官。

老子躺在床上只有眨一下眼皮的力气了。这些后方的娘娘腔还来问我是谁。我怎么回答得了这个天大的问题？

我听见那个中尉说，我们根据你送来时军衣上的身份牌，知道你是71军的一名上尉军官，但上面的具体番号被烧坏了，幸好你的名字还能辨认得出来。你是李弥军长亲自关照的伤员，我们会马上报告李弥军长你苏醒过来的消息。

我的记忆随着我身上伤口的新肉一天天增长起来了。我还来不及弄明白我是谁，就想起了战场，想起了怒江天堑，想起了漫山遍野的炮火，和倾盆大雨一起覆盖阵地的机枪子弹，想起了随着炮弹开花而飞舞起来的断肢残臂，想起了兄弟们冲锋的呐喊和被击中时的惨叫，想起了堑壕里日本鬼子肿胀发泡、丑陋不堪的尸体，足有手指粗的蛆虫向一堆堆烂肉发起集团式冲锋，发出令人恶心的潮汐一般的涌动声。全世界吞噬死尸腐肉的蛆虫都来这座名叫松山的地方大会餐了。哦，松山，一座巨大的坟场；唉，松山，一座不堪回首的斗兽场。第一场斗兽表演是国军向日军进攻，第二场是蛆虫向死尸烂肉进攻。如果说战争是台“绞肉机”，松山战场就是“绞肉机”的齿轮，日军纵横交错的阵地和堑壕就是沾满尸骨肉沫的齿轮槽。当你一步跃进日军的堑壕，陷到你膝盖深的不是黄色的烂泥，而是和雨水浸泡在一起的黑绿色的腐肉、五颜六色的肠子、脑浆、心肺、断肢残臂和白花花的蛆虫。你要是倒在一个地方不动弹超过三分钟，成群的蛆虫就能生吃了你。

我终于想清楚了一个问题：我从战争这台“绞肉机”里侥幸活下来了，从蛆虫的口里挣扎回了人间。

我还是不能说话，浑身缠满了白色的纱布，连脸上都只露出眼睛、鼻孔和嘴。护士小姐每隔一天就将这些被脓和血浸透了的白色纱布换下来，堆满一大堆。每揭一层纱布都像在剥我一层皮，不是我不会叫喊，而是我连叫喊的力气都没有。我听那些美军护士说，他就像一个没有痛感的人。但我怎么不会痛，换药时我连大牙都咬掉一颗了，他们发现后不得不每次都往我嘴里塞一块牙托。我知道病房里的其他中国伤兵总是用高声喊痛来引起美军医生的注意。他们在私下里说，美国佬给我们中国伤兵只用一般的药，而给他们美国伤兵却用最好的药，看看他们吃的跟我们有多不一样。这些壮丁兵其实冤枉人家美国医生了，你习惯喝咖啡、吃意大利通心粉吗？就我所知，珍贵而稀有的盘尼西林是大家都在用的。

我恢复意识后才从医生那里慢慢知道，我的面部和手臂、前胸、腹部大面积烧伤，喉咙被灼伤，肺也受到很严重的损坏，腰间贯通伤，臀部和后腰、背上共十二块日军手榴弹的弹片，腿上还有两个弹孔，负责治疗我的鲍勃医生总是称我为“廖，我的孩子”，这个医术精湛、和蔼的中年医生从我身上取出了一托盘各种弹头、弹片，让他自己都感到目眩。他有天查房时笑嘻嘻地对我说：“廖，我的孩子，You are man with shrapnels（弹片人）。”

“Hell， I saw.”（地狱，我看见了）。

那天我鬼使神差地说出了受伤以来的第一句话，而且还是英语。这让鲍勃医生和他身边的护士小姐们大为惊讶。他们一向以为中国军人都是没有文化的，哪怕是军官，也常常没有军官的气质和尊严。尽管他们身边总有随军翻译——就是那个娘娘腔中尉，但他们私下的谈话我偶尔也会听到。他们会说：This damned chinaman did not take shower for days! What a dirty pig!(这该死的中国佬好多天没洗澡了，脏猪)。也会说：Hey， look at that chieftain， he has longer teeth than the rabbit!(嗨，看那个酋长，兔子的牙齿都没有他的长)。这是指一个少校军官又黄又黑的龅牙。医院里的中国伤兵大多来自中国最底层，他们被抓壮丁走向抗日战场，从来没有享受到如此优越的医护条件和生活条件。有些老兵油子不想再回前线，伤口都结疤了还总说自己这里不好那里不舒服。美国人测体温量血压抽血化验照片子，所有的检查手段都证明这是个完全可以出院的人，但面对不愿离去的士兵，美国医生也只好耸耸肩说：“OK!”我知道在美国人眼里，中国的伤兵都是些孩子，个子矮小，面黄肌瘦，个个看上去都营养不良，但正是他们在前方和日本鬼子浴血拼杀，这是所有的美国人都很佩服的。因此仁慈的、大手大脚的、财大气粗的美国军医从不在乎医院里多几个活蹦乱跳的痊愈伤兵。有个老兵油子实在找不到不出院的理由了，就说自己一听到枪声就会大小便失禁，美国人居然给他找来一个心理医生，天天跟他做什么“战场心理辅导”，竟然磨叽了一个多月。这种家伙要是在我的连队，老子早就一脚踢他个狗吃泥。这才是国军最好的“战场心理辅导”。

没想到美军军医的“战场心理辅导”竟然也做到我的头上来了，那是我终于可以下地走路以后。那天我独自蹒跚到盥洗间，迎面看到一个面目狰狞的人，直瞪瞪地望着我。他的脸像大火烧过的老树疙瘩，东一团西一块的奇形怪状，瘢痕累累，花花绿绿；他没有眉毛，少半只耳朵，鼻子像阳光下就要化掉的一团黄油，嘴是斜歪的，露出残缺的牙齿，仿佛要吃人一般可憎可怖。要是我在夜间猛然和这个家伙相撞，我会以为碰见了鬼。我当时毛骨悚然，头发都竖起来了。我回头看看四周，盥洗间就我一个人，我往前看去，那个妖怪一样的人也在看我。仿佛在问：

你是谁？

我再看，再看，看得眼冒金星、肝胆俱焚，就像面对死神那般，既恐惧又绝望。

那是一面正映照着我未来“无脸”人生的镜子啊！

我就像一个被人当面肆意羞辱的人，挥拳击向镜子中的那个丑八怪。我的心，我的心比镜子还碎裂得更为惨痛，更加不可收拾。

我的号叫招来了受到惊吓的护士小姐们。一个叫露西亚的女护士动情地拥抱着我，把我扶到病床上，温柔地说：

“Dear Liao， you are the man， and you have no idea how much we love you.”（亲爱的廖，你是个男子汉，你不知道我们有多爱你）。

我的麻烦就此来了。我被安排到一间特别的单人病房，盥洗间里没有镜子，窗户是中式的雕花木窗，由医院里最漂亮的护士珍妮小姐专门护理我。我曾经听大病房里的那些老兵油子说，要是能摸一下这个洋妞的手，拉出去枪毙也值了。还有个老兵说珍妮小姐每次给他打针时，他的下身都会硬得难受。可是现在我怕见到她。这就像你情窦初开时穿一件补丁摞补丁的衣服，最怕见到班上的漂亮女生一样。

可要是你的脸打满了补丁呢？

尽管之前我知道我的脸上有伤，但他们怎能把我的脸糟蹋成这样？！我不吃不喝不说话已经有一个多星期了。我像再次死去一般直挺挺地躺在床上，等待蛆虫来啃吃我这堆烂肉。我拒绝鲍勃医生的治疗，更拒绝约翰博士的什么“战场心理辅导”，中国士兵的战场他们永远不会理解。他们以为我被残酷的战争击垮了，实际上他们不知道孔圣人的一句老话——“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

鲍勃医生说他们会从我的臀部上取下一些皮肤来，以修补我烧坏了的面部，还会帮我装上假牙，扶正鼻子。我实在忍无可忍了，愤懑地喊了一句：“难道你要用我的屁股来做我的脸吗？”

鲍勃医生笑了，说：“我可怜的孩子，你终于说话了。你只有臀部和大腿内侧的皮肤是完好的了。我们仔细分析了你的身体状况，臀部部分的皮肤最适合做移植手术。”

日本人毁了我的容，美国人却用我的屁股去当我的脸面。我将活成一个什么样的人啊？可你如何跟一个美国人说明白，在中国人心目中，屁股和脸的差别？

但你冷静下来想想，这世上有多少人在用别人的屁股当自己的脸？那些卖国求荣的汉奸自不必说了，国民政府里那些贪官污吏，军队中那些喝兵血吃空饷的军官，社会上那些狗仗人势的流氓地痞，哪个不是不要脸的人？身逢乱世，一张脸算什么？

我与那些人不同的是，我自己的屁股，我自己的脸。这就是我的命。

那个专门做“战场心理辅导”的约翰博士每天要见我两个小时。开初我不搭理他，任他在我面前喋喋不休。他说自己来滇缅战区前是个大学的心理学教授，他主动报名参军，同时带着自己的研究课题，他希望能为受到战争心理创伤的中国人和美国人服务。说实话我并不了解他的工作，我们中国人要什么心理学？吃饱了饭能平安活着就没有什么心理问题了。不过约翰博士说话倒是有美国人的直截了当，他说：“我不是来治疗你的外伤的，我是来帮你找回快乐的。”

快乐？这些美国人可真能扯。中国人的抗战对来华助战的美国人来说，是一份国际义务、国家责任，更是一次深入东方神秘古国的猎奇和冒险。就像约翰先生，来到中国不过是走出实验室的一次田野考察。他们身在后方医院，又是在偏远古朴的云南，美丽宁静的滇池湖畔，本地土族像印第安人一样淳朴，男人脸上永远是憨厚可掬的笑脸，女人中还可见到裹小脚的老太太，像是另一个世界的孑遗物种。这些都让他们感到好奇和美。而昆明城里的姑娘却跟大上海的女子一样热情开放，更让他们快乐无比。她们中有从沦陷区逃难来的军官眷属、失业白领、富家子女，还有操一口牛津腔的新派大学女生，当然也不会缺少还能弹几曲中国古琴的青楼女子。美军俱乐部里夜夜笙歌，维利斯牌敞篷吉普车进进出出，湖水拍打着堤岸，滇池上空的一轮弯月勾勒出东方情调。他们身在异国他乡，享受的仍然是美国的生活方式，通心粉、火鸡、黄油、巧克力、咖啡、牛肉罐头等都通过驼峰航线从美国运来，美国人在这里没有不感到惬意舒适的。他们中一些生性好动的家伙甚至放弃吉普车，从黄包车夫手中抢过车把来，嘻嘻哈哈地拉着车夫或者穿旗袍的女士在坑洼不平的黄土小道上一路飞跑。这能不让人快乐吗？对于实力强盛的国家来说，战争不过是一场游戏。看到这些快乐的美国人，你不能不感到自己是另一个蛮荒星球上的人。而那些穿着草鞋走向战场、从死亡的边缘捡回一条命来的中国伤兵，他们的快乐就是自己还活着，哪怕已经缺胳膊少腿，或者有一张看着吓人的脸。

约翰博士似乎有足够的耐心，他像个唠叨的老年人，又像个慈祥的父亲——其实他大不了我几岁。他不断地说我是医院里所有美国人心目中的英雄，说我在战场上如何如何勇敢，有的军人在战场上被子弹穿了个窟窿，就会像一个被戳破了的充气娃娃；而我浑身破烂不堪，却依然是医院里最有风度气质的军官。说我一定是个贵族子弟，有教养、有礼貌、讲清洁，英文一流，还带着可贵的牛津腔；他们曾经猜测我可能毕业于牛津或剑桥，也可能毕业于西点军校，或者是两种大学的混合体。因为据他们所知，一个中国军官不可能像我这样有学识涵养，而一个投笔从戎的学生哥又不会像我这样有军人气质。还说我在女士们面前彬彬有礼，刚能下床走路身板就挺得笔直，尽管这会扯动伤口，谁都没有听到我叫唤一声；说我的眼神既充满善意又很敏锐，当它不小心落在珍妮小姐微微露出乳沟的胸脯上时，会很自觉地挪开——他怎么知道的？还说我有东方人的善良聪慧，又有西方人的仪态和直率。那一大通赞美，仿佛我是国军中的Model(楷模)。

但我就是不跟他啰嗦。

一天，约翰博士带来一个办公桌那样大的沙盘，说：“嗨，廖，我们来玩个儿时的游戏吧。”那个沙盘估计至少费了他一周的工夫，有一个城堡和城墙，上面有卫兵和一个贵族小姐。城堡下有护城河和一片开阔地，还有一个像巧克力糖人儿的持剑骑士。约翰先生说：“廖，你想怎样玩？”

我看着他那双恳求的眼睛，把那个巧克力骑士摁倒了，然后倒头就睡，不再理他。

第二天约翰博士又来了，还是那个沙盘，但城堡上换成了一个将军和卫士，城堡下的骑士身后仿佛有一个兵团的士兵。那个骑士的造型跟昨天的姿态又不一样，既有上马擒贼的气概，又有下马赋诗的优雅。

真是令我讨厌。我调转了那个娘娘腔骑士的方向，让他的马屁股冲着城堡上的将军。

冯特、巴甫洛夫、弗洛伊德、荣格、华生这些从约翰博士嘴里蹦出来的名字，有些人的书我读过，有些则只是听说过。比如说弗洛伊德和巴甫洛夫，上大学时我的先生们偶尔有提起过。记得是学贯中西的闻一多先生，他分析《诗经》时就提到了弗洛伊德，说《诗经》里的许多歌谣是在爱欲驱使下产生的，因此用弗洛伊德的观点看，可以说《诗经》是部“淫诗”，把听课的女生们都羞得脸红。当时我少年不识愁滋味，对西方的精神分析说也了解不深，听得似懂非懂。而一生勤奋的巴甫洛夫，我还记得他临终前对前去探访的人说的那句名言：“巴甫洛夫很忙，巴甫洛夫正忙着死亡。”

我不忙了，我的“无脸”人生将会很长很长，可谁可以这样理直气壮地活下去？我很想对每天头发梳理得油光可鉴、衣冠楚楚的约翰博士说，别他妈啰嗦啦。老子们正忙着死亡。我们中国人的命没有你们美国人那么高贵，啥心理不心理的，你换了我试试看？要不是看在你们是来帮我们打日本人的，我真想跟你们不客气了。

1945年快要过年时，从前线传来了激动人心的消息，在滇西大举反攻的中国远征军和由史迪威将军指挥、从印度打回来的驻印度远征军，元月21日在缅甸芒友胜利会师。这意味着滇西战场的完美收官。不可一世的侵略者第一次被中国军队武力赶出国境，我在离昆明城十多公里的医院里都能听到城里彻夜不停的欢庆鞭炮。美军女护士们和每一个中国伤兵拥抱，报纸上都是部队乘胜追击的消息。“战争就要结束了，我们就要回家啦。”这是医院里的美国人欢快谈论的话题。珍妮小姐每天都在给自己在欧洲战场上的男朋友写信，早晨看看她进病房的表情就可知道她有没有收到情书。她总会把一些热辣辣的片段念给我听，不管是她写的还是她的那个炮兵中士写来的。欧洲战场看来形势大好，咱们中国战场这边，眼下还只有滇缅战场的完美胜利。中东部地区，日本鬼子还在横行无阻，从河南一直打到桂林，日本人的铁骑甚至一度冲到贵州独山。我们回家的路还很漫长。

这年的正月初二，医院里的中国伤兵还在过年的喜庆中，昆明的市民们劳军送来的水饺还没有吃完。我那天在报纸上看到一篇滇西战役远征军阵亡官佐的名录，一个让我泪如泉涌的名字赫然出现：

<i>赵岑，上尉连长；阵亡时间，民国三十四年元月十九日；阵亡地点：畹町芒撒。</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