屹立在怒江河谷上方的松山依然沉默无言。二十多年前日军占领了它，抓来上千中国、印度、缅甸的民夫，在它的山腹里开肠破肚、挖沟掘壕，苦心经营两年之久，构筑成半永久性的防御工事，侵略者一度扬言：这是“东方的马其诺防线”，中国军队要攻下松山，除非怒江水倒流。松山没有反驳，只用它满山的松涛日日夜夜地低鸣，像一个被掳走的孩子想回家的哭泣；两年之后，中国远征军席卷而来，炮弹犁翻了松山上的每一棵松树，鲜血浸透了松山上的每一寸土地。它曾经因为遍山长满古老的松树而得名松山，也曾经因为一场恶战而写入中日双方的军事教科书。饱尝战火之后，山上寸草不留，但抗日阵亡将士的尸骨重新肥沃了这座巍峨的大山，现在它再度郁郁葱葱，大腿粗的松树布满山岗丘壑，像从阴间地府再次站立起来的士兵。这是一座需要拱卫的南国边陲大山，这是一座磨砺人血骨的人间炼狱。就像现在，它有了一个新的名字——松山劳改农场。

半年以前，赵广陵被移送松山劳改农场。他的罪名除了历史反革命之外，又新加了一条：战犯。历史如是具有嘲讽意味，但人们并不以为然，似乎早已忘记了二十多年前发生在松山上的一切。即便不能忘记的人，也不自觉地将那些当年为国家民族而战，却不幸站错了阵营的人当成了他们永远洗不掉的人生污点。赵广陵这种拒不主动交代历史问题的死硬分子，在被再次宣布判刑十二年、押送松山劳改农场服刑时，他的回答是：

“在哪里得到的勋章，就在哪里交还回去。我配这十二年。”

到了松山劳改农场，赵广陵才发现自己在这场运动中其实一点也不冤。向人民认罪是必须的，势不可挡的，就像面对铺天盖地涌上来的敌人，你要么战死，要么缴械投降。历史再一次发了大洪灾，你不过是洪水滔天中的一棵小草，多少参天大树都被连根拔起了，遑论一介草民。

一个雨天，赵广陵所在的木工队——在哪里他都要靠木匠这个手艺活下去——接到命令说，有辆牛车翻倒在山道上了，牛挑翻了新来的赶牛老倌，挣脱了轭，发疯般地逃了。管教干部让赵广陵他们赶紧去救人、找牛。

一到夏季，松山上总是那么多雨。就像当年的松山战场上，泪飞化作倾盆雨，尸为腐泥血成河。赵广陵带了两个犯人来到出事处时，见到一个佝偻的背影蹲在泥地里号啕大哭。雨水鞭子一般抽打着他的背，似乎打得他疼痛难忍才这样在荒天野地里放声哀号。

“嗨，别哭啦，牛是哭不回来的。”赵广陵一步一滑地走到他跟前说。

老倌抬起了头，赵广陵不知是站立不稳还是腿上的骨头被一把抽走了，他“扑通”一下给这个赶牛老倌跪下了。

在赵广陵的劳改生涯中，监狱里的大知识分子、国家精英见得多了，比如说第一次坐牢时的同改刘麒麟，赵广陵相信我们国家爆炸的第一颗原子弹一定与他有关。他一直想不明白的是，无论是国民党的监狱还是共产党的监狱，关他这样的人也就罢了，但那些民族精英、国家栋梁，你都可在监狱里看到他们的身影。一个本来是藏污纳垢的地方，同时又藏龙卧虎，这个社会一定就不正常了。但再不正常，都没有这一次让赵广陵震撼。30年代的知名作家、延安时代的革命文艺工作者、西南联大的教授、地下党，堂堂省文联主席李旷田，此刻也成他的同改了。赵广陵跪下了，不仅仅是为李旷田，还为自己的国家。

“李……主席，李老师……”

“不是什么老师了，更不是什么主席，我现在是劳改犯4387号。”李旷田抹了一把脸上的泪水和雨水，很难为情地说，“没想到……没想到……”

没想到什么呢？一个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原来也会和一个国民党的旧军官同为囚徒？没想到他们再次见面是在这样一个地方、这样一个狼狈不堪的时刻？这些年来李旷田疏远了赵广陵，50年代在赵广陵结束人民管制时，逢年过节他还会给赵广陵寄一份贺卡什么的，有时还会来一封温暖的短简，询问一下家庭和生活情况。赵广陵每次总是会很认真地回一封长长的信。他还记得有一年的迎春茶话会，李旷田特地寄来一份邀请信，让赵广陵放下思想包袱，来和昆明的文艺家们见见面啥的，那天赵广陵甚至都走到翠湖边了，但他终于还是没有勇气走进那代表全省文学艺术殿堂的大门。不是他自卑，而是他感到自己不配。在赵广陵第一次被判刑以后，他们彻底失去了联系，连他戴罪立功提前释放留队，他也没有主动给李旷田去封信。想过，但没有那份勇气。

错误的时空给了赵广陵证明自己勇气的机会。那头跑掉的牛终于没有找回来，这被农场看作是一个重大的反革命事件。因为在这个戒备森严的劳改农场，不要说一头牛，就是一只鸟儿也飞不出去。李旷田由此被关进了禁闭室，罪名是盗窃耕牛团伙分子之一。农场夺了权的造反派认为，人发疯是正常的，牛发疯就非正常了。所以李旷田事后交代说牛发疯了，显然就是一派胡言。况且前不久人们发现松山下面的街市上有人私自卖牛肉，这就是黑市，有黑市一定就有破坏国民经济秩序的黑团伙。大家都凭票才能吃到牛肉，一根牛毛都属于国家财产。一小撮敌视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就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要是农场里真养得有天鹅，这帮反革命杂种连天鹅屎都会吃哩。

农场革委会的副主任是个粗鲁到放屁都带革命性的左派，这种人忠诚、革命干劲大，但没有多少文化。他认为这些被送到农场劳改的牛鬼蛇神反革命就是让他三代赤贫的国民党反动派。他从50年代一翻身就积极投身土改，斗地主、剿匪、肃反、镇压反革命，按他教育犯人们的说法：我是光着屁股跟共产党闹革命，把那些穿阴丹布的地主富农一个个斗翻在地吃屎了。他总是冲在最前面，仿佛斗人、整人，到“文革”时期的打人、吊人，是其与生俱来的天性，也是革命性中最重要的基因。他最具威慑力的一句话是：小心我吊你“半边猪”。吊“半边猪”是他的一项专利发明，即将细麻绳分别拴住人的大拇指和大脚趾，横空吊起来。再刚强的汉子，也抵不住吊半天的“半边猪”。如果你真扛了半天，他就会在你勒到骨头的拇指上撒点盐或者辣椒面，说是给你消消毒。从50年代吊地主富农、土匪流氓，到60年代吊倒霉的走资派、反革命，此法屡试不爽。他上识字班扫的盲，在连续的运动中无师自通、锻炼成长，运动来得越多越大，他的进步也就越快越神速。令人奇怪的是，“文革”中这个农场的很多解放干部、土改干部都被打倒了，而他却能从一个普通劳改干部被结合进农场的革命委员会。也许因为他有一个令人胆寒的名字：阚天雷。

阚天雷把赵广陵叫到公室，要他主动揭发李旷田盗卖农场耕牛的罪行。因为他是第一个到现场的，他应该看到牛是怎么被卖掉的，李旷田又是怎样存心破坏国家财产的。阚天雷知道，赵广陵是“二进宫”的犯人，监狱饭早吃出滋味来了，明白如何迎合管教干部，况且他在木工队还是个小组长，大小是个犯人中的头。他最后对赵广陵说：

“你揭发了，我就不吊你的‘半边猪’。”

按农场方的规定，凡是被叫去谈话的服刑人员，进门喊“报告”后，要自觉蹲在地上，管教干部代表政府，因此你就必须仰着脸跟政府说话。

“报告政府，牛是自己跑掉的。因为挣断的牛鼻绳还有一截在车上，牛轭是在翻车时崩断的。这些你可以去看看。那牛车还在我们木工队。”

“你想包庇他吗？”

“不。我说的是实情。”

“等我把你吊起来，你说的才是实情。是不是？”

“你就是把我也关禁闭了，我也这样说。”

“赵广陵！你个国民党癞子兵，你给我放老实点，别忘了这是什么地方！”

“松山。”赵广陵扬起了头，眼眶里有股温热的东西要淌下来，不知是为了努力止住它，还是有些名字——无论是人名还是地名——当你在某种场合下提到它时，浑身都会血脉贲张，他竟然忽地站了起来。

“蹲下！”阚天雷喝道，“我认得是松山。我看你是不认得这里是劳改农场，是改造你们这些牛鬼蛇神的地方。你这个国民党反动军官，别以为我不掌握你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罪行，枪毙你十次都死有余辜。你到底揭发还是不揭发？”

“报告政府，我昨天才听说他是‘裴多菲俱乐部’在云南的总代理人，是全省资产阶级黑文艺的总指挥，还是‘胡风反党集团’分子。这样的人绝不会盗卖耕牛。他从前可是一个有名的作家，还是省文联的主席啊。”

“什么作家，什么文联主席，都是混账王八蛋、牛鬼蛇神！你以为我没上过学，就治不了他们这些资产阶级臭知识分子吗？”

“报告政府，我丝毫没有这个意思。我只是不敢羞辱我的老师。”

“羞辱？”阚天雷背着双手走到赵广陵面前，抬起一只脚踩在赵广陵的右侧脖子上，那双解放橡胶鞋都裂口了，阵阵臭味熏得他只想呕吐。“这叫不叫羞辱？”阚天雷问。

“报告政府，这是改造。”赵广陵尽管是蹲着的，但就像把别人施加的侮辱骑在胯下，在气势上一点也不输。

“你是条狗，走资派的走狗。”

“我是服刑劳改人员赵广陵，囚号3209。”

脖子上的那只臭脚放下来了，当恃强凌弱者遇到有尊严的弱者时，逞强已经没有了意义，欺凌反倒自取其辱。

“我要关你的禁闭！你这个国民党残渣余孽，只配去吃走资派的狗屎。”阚天雷最后说。

“是的。我配。”赵广陵镇定地说。

赵广陵再度被埋进黑暗的深渊。他一点也不感到冤屈，相反还觉得有些幸运，因为他和大作家李旷田成了“邻居”。和一生敬重的人同蹲黑牢，朝夕相处，这真是一份光荣。他被革命文艺“拒绝”许久了，他的作家梦、导演梦已经发霉了，但内核里还鲜嫩得一触摸就会淌血，敏感得一提到就像回忆起初恋。一个真正的人，厄运加身时一点都不贱，面对高贵，才会如此卑微。

赵广陵有过蹲禁闭室的经历，心理承受上多少有点经验，他担心自己的邻居。这间禁闭室比起他上一次蹲的还更糟，黑暗、潮湿、狭小自不必说，还憋闷难挡，稀薄的空气中总有一股腐尸味。是因为过去这片土地上孤魂野鬼太多，还是一个大活人也能闻到自己正在快速腐烂的气息？

再坚固的牢房，都阻隔不了人们渴望沟通的欲望。何况这禁闭室的墙壁不过是用土坯砖砌的。这种砖用黏土脱坯，不经烧制，只是放在太阳下晒干后便成了砖。砌墙时在砖缝中再勾以黏土，赵广陵在劳改中也干过这活，知道这种墙的特性。再说在漫长的黑暗中别说一面土坯砖墙，就是一道长城，有心人也能够将它挖穿。他连续几天用自己的尿滋一个固定的地方，然后用床板上掰下的一块小木片一点一点地掏，终于给他掏下两块砖来，而墙那边还浑然不知。

“李老师——”

黑暗中死一般寂静。赵广陵连喊数声，喊得自己心里直发毛。难道李老师被关死了？禁闭室里关人致死、关得人发疯发癫是常有的事情。在暗无天日的黑暗中，生命不过是烟头上一粒抖落的小火星。

一只枯瘦如柴的手总算摸索着伸过来了，最后两只不同温度的手紧紧握在一起，相互都能感到对方的哆嗦，都能感到对方黑暗中的泪光。

磨难中的交流总是最真挚的，即便你敞开心灵深处最难以启齿的秘密，也会因为这深重的黑暗而感到安全。李旷田在赵广陵忏悔之前，先向他忏悔了自己。他说当年如果再坚持一下，用自己的乌纱帽去冒一点风险，赵广陵也许就进文联了，他就不会被人民管制。他在文联这样的单位便可发挥自己的才华，但他怯弱了。赵广陵连忙说，李老师，我这样的人，不能再害你。即便当年进得了文联，我那么多的历史问题，一件件翻出来，我自己倒霉也就罢了。连累了你，我于心何忍。李旷田想了想又说，或许不来文联也是塞翁失马吧。反右时我把何三毛划成右派，虽说是迫不得已，但也是一桩丧失良知的事。何三毛真的就像阿Q一样不明不白地被革了命。后来虽然摘帽了，但只能在文联干点收发工作，这个同志的前途就毁在我手里了。上一次运动我整别人，这一次运动就是别人整我了。小赵，你不知道，自到省文联工作后，年年都在运动，天天都在斗争。谁还在专心搞创作啊？我就奇了怪了，旧社会有新文化运动和守旧派之争，有“海派”和“京派”之争，有“左联”和“国防文学”之争，但大家仅是各持己见，算得上是百家争鸣，从不整人害人。国民党也迫害进步的文化人，但不会是大面积的，谁受到迫害，全社会共营救，全民共诛之。现在不一样了，整人的人是进步的，不整人的人反倒落后了。文人之间动辄上纲上线，非置对方于死地不可。文人整起人来，斯文也不要了。我好不容易抓出个好剧本《阿诗玛》，这运动一来，又是大毒草了。连杨丽坤都不能幸免，人家可是周总理带着去出访过的名演员呀。批判《阿诗玛》和杨丽坤，我还得去主持会议，听杨小昆这样的无耻之徒发言批判。这不是自己扇自己的脸吗？这不是自己养的孩子偏要往死里踹吗？

赵广陵看过《阿诗玛》，而且还不止一遍。杨丽坤的样子，他越看越像舒菲菲。他甚至想，要是舒菲菲不走，她会不会也在《阿诗玛》《五朵金花》这两部云南题材的影片中扮演个什么角色。他还认定，舒菲菲的演技和扮相，不会亚于杨丽坤的，而且舒菲菲更有南国女子的那种神韵情调。但一想到新中国培养出来的演员杨丽坤都被斗得那样惨，舒菲菲这种旧时代的演员，个性又那样张扬，还是走掉的好。

“小赵，你在听我说吗？”黑暗中那边急促地问。

赵广陵忙说：“我在听，李老师。你说吧。”幽禁久了的人，一旦释放出他身上的某一项功能，那就是穿石之水，赴火之蛾。赵广陵第一次从黑牢里出来，最痴情的就是听小鸟的叫声，那简直就是人间最美妙的音乐。他曾经在劳动时为了追着去听一只鸟儿的叫声，差一点越过了警戒线，是哨兵的一声断喝，才让他猛醒过来。

“小赵。”李旷田幽怨的声音在黑暗中如此富有磁性，又如此伤感悲怆，“你不知道人一旦做了官，有多少害怕的东西，又失去了多少爹娘给的东西，更不用说愧对自己当年读过的那些先贤之书。我要是只当一个作家，该多好。我就不会对你，对何三毛有愧疚之心了。”

赵广陵说：“李老师，我也一直想向你悔罪，我当年欺骗了你，连我的年龄都向你说了谎。”

李旷田摇摇赵广陵的手说：“我可以理解。我们都是身跨两个时代的人，都需要改造。小赵，我不明白的是，你怎么会成了国民党的军官了呢？你究竟有怎样的人生？”

赵广陵沉默了半晌，才说：“李老师，我是你在西南联大时的学生啊！你还记得吗，1939年春天时，你刚聘为联大的教授，就上我们的国文写作课。你还是我们联大‘冬青社’的指导老师。我只是联大还没有毕业，1939年秋就转投黄埔军校了。我掩盖我西南联大的历史，是为了掩盖后来上黄埔军校参加国民党军队抗战的历史；掩盖打日本人这段光荣的历史，是为了掩盖后来参加内战的历史。我的历史问题，就像水里众多的葫芦和瓢，既要按下这个，也想按下那个。但在我们这个社会……难哪。”

两只握在一起的手现在变成了四手相互摩挲，一会儿紧紧攥住，一会儿细数对方手掌上的老茧、疤痕、裂口，以及条条青筋。这紧紧相握的手，既战胜了孤独，也打破了黑暗。人在困境中，其实有一双温暖的手伸过来就够了。

一个蹲黑牢的人能承受的生理及生命极限是多少天？一周？一个月？抑或一年？有人出来后就疯了，瘫了，废了，有人直接送了火葬场。赵广陵第一次蹲黑牢后听到的传闻多了。他倒不是为自己担忧，而是李旷田老师身子那么弱，他害怕有一天在黑暗中再也拉不住他的手。好在十天半月的批判会让这些蹲黑牢的人总算有了放风见阳光的机会。即便站在台上挨斗受羞辱，也总比蜷缩在黑牢里强上十万倍。当然，他们也绝对想不到，在一次公审公判大会上，会忽然宣布判处他们的死刑。

那是一个阳光炽热的夏天。刑场就在怒江河谷西岸的一片乱石滩上。江水还没有上涨，阳光灼烤得河滩上的石子乱跳、沙尘纷扬。双手反绑跪在河滩上的赵广陵还记得1944年8月里一个同样燥热难当的热天。他带着自己的部队渡过怒江，那时松山上的日军困兽犹斗，远征军已经强攻了两个多月了。赵广陵还记得他踏上怒江西岸时意气风发的一句话：“兄弟们，攻下松山，我就可以回家了。”

十二个被宣布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死刑犯胸前挂着沉重的木牌，上面是打了红色大叉的名字和被处死的罪名——历史反革命、特务、偷越国境分子、杀人犯、强奸犯、“五一六分子”、大走资派、破坏上山下乡运动分子、三青团骨干、盗窃耕牛团伙头目，等等。他们一字排开地跪在乱石滩上，每个死刑犯身后站有两个士兵，负责把吓瘫了的犯人提溜起来，让他们跪有跪相——经常有这样的死刑犯，刚在公判会上听到“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宣判后，就已经瘫成一堆烂泥了，行刑的人不得不像拖死狗一样把他们拖到刑场。现在，行刑队站在七八步开外的地方，压满了子弹的半自动步枪紧握在他们手中，枪上的刺刀闪着寒光。只等监刑官一声令下，他们便会齐步上前，瞄准，射击……

快些结束吧。赵广陵只是这样想。公捕公判大会开了一上午了，就像在嘲弄他长达四十二年的失败人生。他本来应该在二十四岁时就光荣地战死在这里——松山。但无情的命运似乎要捉弄他近二十年，让他以这种屈辱的方式，了结当年未竟的死亡。快点给我一颗子弹，送我回老家吧。

“荒诞！”赵广陵当时肯定听见了被押在他身边的李旷田说了这么一句，押他的两个警察还用力把他的头往下压，不准他再乱说乱动。赵广陵的脖子上也挨了一巴掌，那是为了让他扭过去的头转回来。也许李旷田为自己被枪毙的罪名感到荒诞？他胸前挂的牌子上写的是“裴多菲俱乐部主任，盗窃耕牛团伙头目”。在冗长的宣判过程中，赵广陵那时还有时间想，那些给李旷田罗织罪名的人知道裴多菲吗？知道裴多菲的“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的千古名句吗？他们或许只知道裴多菲是个洋名，是洋的就是资产阶级的，就应该和盗牛这样下作的行为编织在一起，以达到他们羞辱一切知识、文化、文明、美德、崇高的目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是不是洋人？可他们却是伟大革命导师。这的确荒诞，比多年以前赵广陵（那时他叫廖志弘）打了败仗被李弥枪毙荒诞多了。

因此，赵广陵临枪决前只想快些结束这荒诞的闹剧。在他当戏剧导演的时候，在他做作家梦的时候，他总是想象不出人生的命运应该悲到什么程度，才是最深厚纯正的悲剧。现在，他明白了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悲剧莫过于常识被荒诞所强奸，并由自己和身边的人一起上演。

赵广陵听见行刑指挥下达了命令。“枪上膛，向前，齐步走！”然后他感到背脊一阵阵发凉，四只有力的手压住他的双肩和手臂，他努力想挺直腰杆。真是窝囊到家了，当年在战场上要是知道会是这种死法，真不如面对敌人的枪口勇敢地扑过去。赵广陵还有时间回忆：松山战役进入尾声时，被团团围住的日本鬼子弹尽粮绝，有两个鬼子军官挥舞着指挥刀，直着腰杆扑向远征军的枪林弹雨。他们不号叫，也不缴械，更不会投降。这种敌人你对他有一万种恨，也会暗生钦佩。人生一世，草生一秋，死得灿烂如花，壮怀激烈，那才是好男儿的死法。被人按着像杀猪一样给宰了，真是轻于鸿毛，死亦有悔了。赵广陵最后向左侧李旷田那个方向瞄了一眼，发现他和他一样，挺直了身躯，昂起了头，花白的头发令人心碎，虽然五花大绑，但依旧凛然尊严。而他身边的两个死刑犯已经瘫了。

天戕斯文，广陵散绝矣！

一阵排枪响后，江水凝固，太阳沉落，松山矮了下去；几只白鹭在远处的稻田里受到惊吓，拍翅惊飞，盘旋在青山绿水间。白鹭啊白鹭，请带我回家。白鹭，你就是我家牛背上的那一只吗？快告诉我的爹娘，不孝孩儿回来了。

但这不是死亡，也不是天堂里的景象。赵广陵依然跪着挺立在刑场上，他转头四处张望，发现李旷田和他一样跪得笔直，只是头低垂，像是很害羞的样子，又像在思索生与死的界限。还有两个也是陪杀场的，但已瘫成了一堆泥。不得不被人提溜起来，拖着走了。这时赵广陵听见一个声音喝道：

“赵广陵，站起来！还不感谢政府对你的宽大？”

跟我玩这个，你们还嫩了点。1944年的春天，远征军大反攻在即，赵广陵的连队驻扎在保山城郊的一个村庄待命。那是一个开满梨花的村庄，一天，值勤排长来报告说抓到一个偷百姓鸡的士兵。按当时的军规，侵扰驻地百姓者，就地正法。村庄里派出三个老者送来全村人按了手印的请愿书，请求不要枪毙那个士兵。但赵广陵不为所动，军法如山，岂可儿戏。枪毙这个士兵时，把他绑在一棵梨树上，梨花灿烂如雪，担负行刑的正是他的老乡，这家伙放了一枪空枪。那天赵广陵集合全连的兄弟站在远处受教育，他们身后是跪了一地的老百姓。枪响之后，老百姓捶胸顿足、呼天抢地。但那被绑着的兄弟忽然高喊：孬种！这种枪法还能上战场打日本鬼子！赵广陵大喝一声：小三子，牵马来！他跳上马，跑出去十几步远后，回身挥手就是一枪。梨花惊落，军民震动，绑在梨树上的那条好汉才软了下去。

人保持最后一点尊严其实很容易，以死相争就是了。但如果人家不让你有尊严地死呢？两个陪杀场的人回到各自的禁闭室后，赵广陵长久没有听到那边的声音。他想也许李老师这样的大知识分子，没有经历过战火，没有见识过法场，第一次面对这样的场面，心有余悸也是常理。但都送过两次饭了（赵广陵以送饭来推算时间），那边还是没有一点动静。赵广陵不能不担忧了。他在墙壁上敲了三下，又把头凑到那个洞口：“李老师，你还好吗？李老师！”

黑暗中终于传来一声：“士……可杀不可辱……要关要杀，干吗不痛快点！”

“李老师，别跟他们一般见识。李老师，你吃饭了吗？把你的手给我。”

“唉，与其被他们这般羞辱……”

“李老师，你可别乱想啊，要活着，要活下去！” 赵广陵摸着了李旷田的手，使劲地摇晃，希望把活着的信心传递给他，就像当年李旷田鼓励他要坚持写作，写下去一样。 “李老师，我一直想请教你一个问题。为什么现在的红卫兵运动和我们当年的学生运动不一样了？都是学生，都当‘丘九’，还都是共产党领导。”

那边无语，许久才传来一个似乎厌倦了的声音：“我也想不明白。”

本来在黑暗中最适合反思这样的问题，但又最想不透彻。因为被黑暗埋得太深，现实便虚幻变形了，时空也就扭曲了。春江花月夜被潮水打湿的月亮，鱼龙潜跃在水面划出的波纹，绿叶上挥舞的阳光的手指，白云柔和发亮的边缘，湖畔柳树梦境般的倒影，苍鹰的翅膀剪开的蓝天，女人眸子里珍贵的宝石，花蕾微微张开的嘴唇，蔷薇月华下的暗香，桂花秋色中的迷醉，以及星星飘逸的光芒，月宫里孤独寂寞的嫦娥，李白床前洒满乡愁的月光，杜甫茅屋旁沉郁雄健的秋歌，都被强大的黑暗埋葬了，被扭曲的时空吞噬了。赵广陵还记得天体物理学家刘麒麟说过，时空越扭曲，重力场就越大。而这种超乎人们想象的“重力场”，会决定一切物质的分布和运行。相对于渺小的人，在这种“重力场”里，也许只能想一个亘古的问题：生存，还是死亡。

但生不易，死也不易；牢里的人活得艰难，外面的人也不轻松。各级革委会夺权、反夺权；造反，再被造反。城头变幻大王旗如同儿戏。更儿戏的是赵广陵他们的假枪毙后来成为一种常例。每次枪毙人都把他们拉出去陪杀场，每一次枪毙他们的都是同一个士兵。相互间竟然成为了熟人。一个说你不用怕。一个说你辛苦了。赵广陵把它当成了荒诞的玩笑，而李旷田却认为这是一次又一次的强奸。他终于受不了啦。以至于有一次他在黑暗中愤懑地说：“这是法西斯式的改造！”

一天，假枪毙的戏收场后，阚天雷把赵广陵留了下来，说木工队那几个犯人都是笨到吃屎的日脓包，连个牛车都修不好。你去帮着打理一下。再做几块竖在路边的大语录牌。

赵广陵的机会来了。他完成任务后还偷偷做了个茶几，在阚天雷来检查时，大着胆子对他说：“报告政府，我用多余的材料做了个小茶几。请政府抬回去吧。”

阚天雷鼓起眼睛盯着赵广陵，又看看那个小巧漂亮的小茶桌。“赵广陵，你好大的胆子，你想腐蚀政府？”

赵广陵的心咚咚乱跳，但他从阚天雷看茶几时不经意间流露出来的欣赏眼光，便拿准了这个工农干部的心思。他早就知道这个家伙虽然满嘴革命，但爱贪小便宜，毕竟是农民出身嘛。因此他说：“报告政府，都是用边角余料做的，不做这小茶几，那些材料也丢了浪费了。我是想，政府为我们日夜操劳，客厅有个小茶几，平常喝茶看报方便，我也是多为革命做点贡献。”他一边说一边看阚天雷的脸色，末了又大着胆子加了一句，“现在城里的干部都时兴用这个的。我在昆明的监狱时也给那边的政府做过。”

“嗯，这个……你个小狗日的，天黑后抬到我家里去吧。”

农场的干部们都住在单独的宿舍区，其实也是一排很简单的土坯房，只是每人有一个独立的小院。赵广陵从一个茶几开始，慢慢成了政府宿舍区里的常客。因为阚天雷的妻子要求赵广陵再帮他们做一个三门柜，然后是阚天雷的邻居们。他们都说这个3209号犯人木工手艺好。那期间“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时的那种疯狂劲头似乎已经过去了，人们开始偷偷为自己考虑。松山上有的是木材，劳改犯中又有的是手艺人，哪个不想“靠山吃山”？因此，为劳改干部做家具，也是赵广陵这样的牛鬼蛇神改造之一部分。

去其他劳改干部家做活计，工钱当然是不能讨的，主人最多供点吃，还不能跟主人家一起吃，毕竟你是犯人身份。主人端点饭菜送到做工地点，你就蹲在哪里吃了好赶紧干活。但阚天雷不一样，一是他的活计多，二是他这样的工农干部生性豪爽，还有点乡村人的朴素好客习性。赵广陵在他家干活的第二周，他就招呼赵广陵上饭桌了，而且每到晚上还倒一碗苞谷酒和赵广陵对干。阚天雷的酒量并不怎样，一碗酒下肚舌头就大了。在一个酒酣耳热的晚上，赵广陵趁势说：

“报告政府，我今天中午休息时听广播，说毛主席又特赦了一批国民党战犯了。”

“毛主席真伟大。”阚天雷真诚地说，又真诚地喝了一口酒，“怎么，你有什么想法？”

赵广陵的罪名中就有“战犯”一条，因此他赶紧说：“不敢不敢。毛主席特赦的都是中将以上的大战犯。我们这种小蚂蚱，还要认真接受政府的改造。”

阚天雷斜了赵广陵一眼，“嗯，好好改造，政府会宽大你们的。所以你们不论怎样，都要相信政府、相信党。来，喝一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