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娟本来在团部当少尉政工宣传员，但部队打散后，她就自愿要求去医疗队。我要她随团部一起走，存活下来的几率高一些。但她说有那样多的伤员需要照料，我们这些手脚健全的人，岂能丢下他们不管？我只好离开师部，跟她一起走。大溃败的部队哪里还有什么章法规矩？我们的学长穆旦本来随第五军军部一起走的，可你看他也差点没饿死在野人山。我们随医疗队走了不到半个月后，再没有了食物，没有了药品，没有了绷带，医生护士们最后只能把伤兵们集中在一处茅屋，或者某棵大树下，让他们等待当日本人的俘虏。但那些伤兵们说，军医官，放一把火吧，我们死也不当小鬼子的俘虏……常娟被伤兵们叫作“战场之花”，放火前，她……她就把几个护士召集拢来，为伤兵们唱最后的歌谣。让他们听着她的歌声，看着她的美，走向自己的天堂。她们流着眼泪唱，伤兵们流着眼泪听。《松花江上》《马路天使》《渔光曲》……“云儿飘在天空，鱼儿藏在水中，早晨太阳里撒渔网，迎面吹来大海风，潮水升浪花涌，渔船儿飘飘各西东……”在这样的歌声中，我就是那个去点火的人啊……从几个十几个伤兵，到几十个上百个伤兵，一支歌，一把火，一把火，一支歌，就这么一路点下去，点下去，点下去……哼，Humanism。
我知道这两年的军旅生涯早已打掉了我们身上的学生腔，但我没有想到廖志弘变化会这样大。他已经不再是一个单纯的诗人了，他是波特莱尔的“the flower of evil（恶之花）”，是兰波的“crow（乌鸦）”，是死亡的嬉戏者和不得不以毁灭生命来行善的铁血军人。而我们这些被战火锤炼、被硝烟熏染、在死人堆里打滚的青年学子，谁不是呢？
常娟的死我已经难以复述。于廖志弘，于我，不要说讲述，就是想一想，都是用一把钝刀把伤口重新挑开，让血和眼泪一起流。廖志弘说这两年多来他几乎每天都在给常娟写信，有时是信，有时是诗。用常娟送给他的那支派克“战壕笔”，一写就是一个晚上，一写就是洋洋几百行的悲伤、寂寞、悔痛、忧愤和绵绵思念。信和诗写好了，“征鸿过尽，万千心事难寄”。就一沓一沓地放进背囊里，白天跟随他行军打仗，晚上睡觉时枕在头下。等我们把小鬼子赶出国门，反攻进缅甸，打到野人山，我再把这些无法投递的信和诗烧在常娟的坟前罢。廖志弘伤感地说。
那个悲伤的晚上唯一让人开心的是，在我们彻夜长谈时，小鬼子送上门来了，他们一个晚上不折腾几次好像心里就不安一样。我们听到枪声和呐喊声时，小鬼子的五官在照明弹的亮光中都能看得清清楚楚了。他们面无表情，像僵尸一样挺直了身子冲进了我们的堑壕。我们抓起身边的“汤姆逊”冲锋枪就跳了出去。刚才的压抑、愤懑终于找到发泄的机会，就像手正痒得骨头“咔咔”响的人，刚好有个傻脑袋瓜伸过来了。我们疯了一般地呐喊，把枪弹扫射得像阵阵疾风骤雨。这些小鬼子根本就是从坟墓中钻出来的僵尸，你分明打倒了他，都看得见枪弹撕开他们的军服、洞穿了他们肮脏的肉体，但他们翻个滚又爬起来了，挺着一张五官错位的脸向你扑来。混战中我就被这样一个身材高大的鬼子扑倒了，我们在地上翻滚扭打。我的腰磕在一块岩石上，痛得我使不上劲。小鬼子占了上风，不知使个什么家伙就往我头上砸，我只有一口咬住他的肩膀，连他的肩章都咬穿了。那鬼子哇哇乱叫，越挣扎我咬得越深，就像一头疯狂的狼撕扯最后一块肉。这时又一个鬼子窜过来，想用刺刀来刺我。因为我是被压在下面的，两个人又翻来扭去，这让他一时不好下手。我看到那明晃晃的死亡刺刀在我的眼前晃来晃去，就像死神漂浮不定的白眼。忽然，刺刀飞出去了，连同一颗脑袋，一股污血泼了我一脸。然后又听得“哐当”一声脆响，僵尸般压在我身上的鬼子终于软下去了。哈，伟大的现代派桂冠诗人廖志弘同学如关公般耍起了大刀。他第一刀削掉了那个拿刺刀的鬼子的头，第二刀砍在和我搏斗的鬼子的钢盔上，愣是把那钢盔给劈裂了。
一个诗人，什么时候学会舞大刀的呢？这是我一生都没有想明白的问题。
战斗结束后，我们把那个家伙翻过来后，发现他刚才只是被震晕了，那顶钢盔救了他的命。这样，我和廖志弘同学就联手抓了一个俘虏，这让我们非常开心。这是松山战役打响以来，我军抓到的第一个俘虏。不过当时我差点没有杀了他。我想起他刚才像地狱里派来的小鬼一样想把我往阴曹地府里拖，都把我拖到地狱的门口了。我掏出手枪来就想再送他回地狱。但廖同学一把压下了我的枪，说humanitarianism ，留个活口。我大喊道，不，我要为常娟报仇！廖志弘愣了一下，仇恨似乎也被我点燃了，他也把腰间的手枪掏出来了。滑稽的是那个小鬼子竟然给我们跪下了，不断地磕头，还用半生不熟的中文说：重庆军的，俘虏的不杀。humanity ，humanity (人道、人道)。他妈的，我们漫山遍野地扔传单要他们投降，他们理都不理；我们的炮弹把松山犁了几遍了，他们仍然负隅顽抗。现在你看这个被打倒的小鬼子，像他妈的一个无赖！我推弹上膛，廖志弘忽然又改变主意了。他一脚踢翻了这家伙，对旁边的小三子说，给我捆起来。
廖志弘听他学说humanity ，便断定他也懂英语，因此我们用英语审他。这个鬼子叫秋吉夫三，是个见习下士官，竟然还是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人文专业毕业的，竟然还说自己是个日本共产党员！还曾经是个社会主义者，反对军国主义，为这个还坐了三年监牢，1943年出狱后就被送到松山战场上来了。看来那个时代世界各国的大学生都向往社会主义啊。我们问他，你既然是反战的，为什么还来侵略我们的国家，还这么死硬顽固？他说战争是错误的继续，为了修正错误，就只有战斗下去。就像诗人去狎酒嫖妓，本来是对不住家人的，但为了写出好诗来，他还得去那些地方。他的交代让我和廖志弘面面相觑，似乎遇到了同道，但这同道又是个魔鬼。这时，廖志弘同学说了一句很长我们联大志气的话，他说，你们东京帝国大学，还不是败在我们西南联大手上了。
话虽这样说，但鬼子的这次偷袭还是让我们损失不小。我们连又死伤十几个兄弟，一个美国人詹姆斯中尉也战死了。他本来是配属给我们部队的地空联络官，掌管一部当时最先进的雷达机，指挥飞虎队的飞机来松山助战。我向上级报告詹姆斯的死讯时，我的团长暴跳如雷，说我失职了，没有保护好友军，要枪毙我。我在电话里喊，团长，等我打下松山，如果我还活着，你再枪毙我也不迟。所幸美军联络组的罗伯特中校为我说情，再加之团长又听说我们抓了个活的，他的气才消了。说先留你一条命，攻克松山后再送你上军事法庭。李老师，那些高声嚷嚷着要枪毙你的人，只不过是一些语言的屠夫。就像现在。
第二天早上，廖志弘接到命令，押送秋吉夫三去远征军长官司令部。他来我们部队是和美军顾问一起来的，手下一个兵也没有带。我怕他路上有什么闪失，就让我的勤务兵小三子随他一起去。临行前廖志弘才告诉我，他参加了一个非常保密又精锐的军事单位，叫“OSS•OG”，即美军战略情报局下面的作战组，这是一个中美混编的伞兵突击队，每个组都由二十到三十名美军战斗人员和几十名中国军人组成。联大懂英语的从军学生在这种部队的人还有不少。他们执行的是特种作战任务，敌后侦察、破坏、捕俘、突袭等。这次他们是配属到71军作战，为了保密，也打着71军新28师的番号。我这时才知道，廖诗人已经受过跳伞训练，诗人的翅膀现在能够诗意地翱翔在蓝天了。难怪他老跟美国军人在一起。伞兵，即便是现在，都是个多么带劲的军种！把我给羡慕的，连说这么好的差事，也不早通报一声，让兄弟也同去啊。廖志弘按着我的肩膀，说我们马上就要插到敌后去了，你以为当伞兵浪漫吗？你在天上飘的时候，就是地面上的敌人的活靶子。老同学，有个事情要拜托你。我说你讲。他说，去年受训之前我回了一趟家。家中父母……唉，我一进家门就拜堂……我问，你是什么意思？他说我家只有我一个男丁，又身在战场。当爹娘的哪个不急？我大叫起来，你个骚诗人，常娟还在野人山啊！一提到常娟，两个人的泪水都在眼眶中打转。如果我有他这般轰轰烈烈的浪漫爱情，我会在常娟为国捐躯后终生不再娶吗？
我瞬间又理解他了，男儿效命沙场，尽忠不能尽孝，尽孝不能尽忠，爹娘想留个种，只是我们唯一能尽到的孝道。
廖志弘说，如果我战死了，你替我回家看望爹娘，让我那妻子早日改嫁。她叫陈椒兰，还是一个大户人家的女子呢。你战死了，我也去做同样的事。
他用一双你不能拒绝的眼睛看着我，黑色的眼瞳里全是炽热的光芒。我记得那时天空格外晴朗，太阳就要爬上山来了，对连续在雨中作战的攻击部队来说，这是绝好的天气，我军的预射炮击已经开始，炮弹呼啸着飞过我们的头顶，落到敌人阵地上，我将要带部队紧随炮弹的脚步，去把山顶上那颗好战的“太阳”打下来，让我们中国的太阳，和平地升起在东方。我们不知道这一次见面之后，谁还能幸运地活着，或者都在英烈簿上携手长眠……
分手时，廖上尉站在堑壕口，忽然向我行了个军礼，那姿势利落、潇洒、自信，带有一个诗人的浪漫和优雅，一个军人的强悍和刚毅，一个学长的温暖和鼓励。我一辈子都记得这个漂亮的军礼！晨曦打在他的脸上，让他像一个电影明星般英武挺拔，行礼的右手掌五指并拢，仿佛足以搅动乾坤。那一瞬间我忽然觉得他和常娟是真正的绝配，不是他们男才女貌，而是他们共赴国难的慷慨激昂，同心热血，让我嫉妒得眼热。
我到现在都很后悔，竟然没有还他一个军礼！所谓生死之托，就是这样的吧。当时并不觉得这份承诺有多重，只有活下来的人才知道，这份托付太沉重！
廖志弘上尉转身走了，背影消失在硝烟中。我们什么都没有说，似乎头晚已经把该说的话说尽了。其实这些年来，我一直在跟他说话啊，说些当年没来得及说的话，尽管我们已经阴阳两隔，但我们的交流从未停歇；尽管我的过去让我灾祸连连，但我害怕自己忘记。杜甫在《梦李白》中写道：“死别已吞声，生别常恻恻。”廖志弘同学那时也许预料到什么，因此他向我行军礼、作“死别”，我竟然没有反应过来，真是遗憾终生！当“死别”来临时，人们都会想：还会相逢的，还会一起煮酒论英雄的。人和人啊，生死契阔，不可问天。
我们有太相似的人生了，简直就像孪生兄弟。1940年军校第一年寒假，我回了一次家，那时日本鬼子还没侵占龙陵，我也是假还没有休完，就被家人拥进了洞房。这是我的第一次婚姻，一个我根本不喜欢的陌生女子，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与我成婚。我是受过现代教育的大学生，free love（自由恋爱），romantic（罗曼蒂克），谁不想？更何况那时我心里还暗恋着常娟。但我出生在一个诗书传家的耕读之家。我的老父亲说，你为国家去打仗，我双手赞成；你为国捐躯了，我为你骄傲。但你要把我们赵家的家谱续下去，到你这一代不能断了香火。我父亲还亲自给我授旗一面，杏黄色绢面，黑色大字，由我母亲和我的新媳妇含泪绣成。什么旗？不是锦旗，也不是令旗，而是一面“死字旗”。上面一个斗大的“死”字，旗左下侧是家父的亲笔手书：
<i>岳母刺字，精忠报国；赵家犬子，赐旗一面。尽孝留后，尽忠上阵；伤时拭血，死后裹身。斩尽倭寇，乃告家翁；随身携带，勿忘父训。</i>
是的，家父从知道我弃学从军后，就不指望我还能活着回家了，因此我必须为赵家留下香火。死并不是很难的事，难的是活下来的亲人怎么办。我们那时早就抱定拼光我们这一代人，也要打败日本鬼子，把国家留给我们的后代去建设。种子留下来了，山上过几道山火，不几年青山就又绿了。这话也是家父说的。我们赵家在龙陵虽然不算大户人家，但从明洪武年间起，香火绵延，子嗣兴旺，家谱都有十几卷了。
可是啊李老师，你看看我现在，何以面对列祖列宗，唯一活着的儿子还改姓了。唉！
不，我和第一个妻子没有孩子。1945年春天我养好了伤，获准再次回家乡探亲。松山攻克后，1944年11月光复了龙陵。故乡还到处是战争的创伤，县城断壁残垣，村庄十室九空，满目疮痍，连故乡的炊烟都还在哀伤之中。走到村庄前，我的心跳得仿佛要蹦出来了。近乡情更怯，古人早把天下游子还乡的情感写透了。村口有一个临山崖的池塘，山崖边有几块光滑的巨石，夏天里是人们洗衣服、孩子们跳水嬉戏的好地方，我们叫它“跳跳石”。那天我在山崖对面看见一个穿靛青布上衣的女子在“跳跳石”上洗衣，蓝底白花的头巾，壮实的手臂挥舞着槌衣棒，撩起的水花在阳光下像满天抛洒的珍珠，远远望去非常美。她的美或许只有乐府民歌里“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少年见罗敷，脱帽著帩头”才能形容。我归家心切，也没有把那女子看真切，待回到家里，家人悲喜交加、涕泗横流。报纸上的阵亡官佐名录上有我的名字，所以他们都以为我战死了。而我的家里却没有抗战胜利后“剑外忽传收蓟北，漫卷诗书喜欲狂”的喜庆之情。我的老父亲被日本鬼子杀害了，我的老母亲气瞎了双眼，但我哥哥说是盼我盼的。我在簇拥着我的家人中没有看到我的媳妇，就问小梅呢？我媳妇叫卢小梅，我和她总共生活了十二天。在战场的空隙时间里我偶尔会想起她，却常常想不起她的真实面貌。她的脸团团的，皮肤黑黑的，话不多，身体壮实，臀部肥大，我母亲说这样的女子会生娃娃。我承认我不爱他，我像廖志弘一样，只是为了遵父命尽孝道。但是啊，当我问我的妻子何在时，家人都沉默了，都流眼泪了。李老师，那些狗杂种日本人侵占龙陵时，不时到乡间强拉民女去做慰安妇啊！有一天他们偷袭我的村庄，我媳妇……我媳妇就跑，两个鬼子在后面追，她跑到村口的池塘边，就从“跳跳石”那里跳下去了……跳下去……就再没有起来……
我刚才在村口看见的就是我的媳妇啊！
你不相信？那是她的阴魂。我知道你是马列主义者，是共产党员，信奉唯物主义；我虽然也算是受过高等教育，但我是唯心主义者。我相信人是有阴魂的，我在阴间有那样多的亲人、战友、兄弟。他们还活在我的生活中，我时不时都要和他们打照面，与他们交谈，在他们那里找到宽慰。我在阳间是个猪狗不如的历史反革命，在阴间的那些生死袍泽、患难兄弟找到我时，我仿佛才能找到尊重，知道自己还活着，还是个人哪！李老师，那些屈死的、冤死的、战死的人，阴气特别重。也就是说，他们的灵魂比寿终正寝的人更重，因为他们心中有恨啊。我第一次蹲监狱时，有个同改是美国回来的物理学家，他说在美国曾经有些科学家专门研究人的灵魂有多重，竟然还给他们称出了重量，说是有22克左右。但我的妻子，我的那些抗战时战死的战友，我相信他们的灵魂绝对超过22克。他们的灵魂不会随风飘去，无影无踪。他们会经常回来的，为了让活着的人记得他们。
好吧，你不相信人的灵魂是可以显现的，但我那天真的看见我媳妇了。我回家第二天就去“跳跳石”那里凭吊我的妻子，却发现“跳跳石”离水面有近两米高。那时正是旱季，池塘里的水也浑浊，没有人傻到这个时候来这里洗衣服。陪同我的哥哥告诉我，这是小梅知道你打日本人回来了，从阴间赶来显形给你看。兄弟，你还得回去多杀几个日本鬼子！
李老师，你说这日本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种？是爹娘生下的不知道礼义廉耻的人吗？是直立行走的禽兽吗？可是你看那个秋吉夫三，也像我们一样上过大学，也读普希金、雪莱、拜伦、艾略特，甚至还背得不少唐诗宋词。我还记得他戴着眼镜的模样，看上去又颇有书卷气。他的五官长得很开阔，不像我们漫画中那些贼眉鼠眼的日本人。有深陷的眼窝，挺直的鼻梁，唇线很柔和的嘴。我那时忽然有个很奇怪的联想：不知这家伙在东京帝国大学，是不是也会演话剧？可不管这些日本人受什么教育，会不会演话剧，可一到战场上，他们就都成了魔鬼。
战争啊……
我受伤后，心灵的伤其实更重，我毁容了，无脸见人，不但认为自己的战争结束了，更认为人生也完蛋了。李弥虽然给我加官晋爵，让我再回部队干，我其实一直在犹豫。滇西战役结束后，国民党政府也在裁编军队，很多军官和士兵都脱下军装回了老家。不是他们不想打内战，而是大家都厌恶了战争。滇西战场太惨了，死人堆爬出来的人，看见活人都会以为遇到了鬼。
但我兄长的那句话就让我重新走上了战场。只是没有想到的是，日本人很快投降了，我们稀里糊涂就被送到内战前线。今生要是还赶得上和日本人开战，我一定要报名上战场。这一回，我要站在共产党这边。
好，好，李老师，我不哭，我只是在呜咽，痛到极点时就是干号。我的眼泪早就被仇恨熬干了。都说仇恨是一团火，人们以为它只在胸中燃烧，其实在战场上，你就能看到仇恨之火在人们的头上燃烧，在眼睛里迸射，从喉咙深处蹿出来，在每一个毛细血管里烧得噼里啪啦直响。我们是这样，日本鬼子也是这样。他们对我们的仇恨，一点也不亚于我们。我这张本来还算对得起观众的脸，就是被他们的仇恨烧毁的。
1944年9月6日，松山即将攻克，小鬼子只剩下最后几个据点了。唉，看我说得多么凌乱，颠三倒四的。反正在这黑暗中，我们都是没有时间感的人，想讲到哪儿讲到哪儿吧。松山战役打到尾声，双方都战得筋疲力尽。日本军人的荣辱感相当强，不投降，不当俘虏，团队协作意识强。我们攻打松山时，一个军加一个师，还有美军助战，围着松山打了三个月，几近于“围殴”了。蒋介石几次发电报来斥责前线指挥官，要我们向日本军人的顽强精神学习。远征军长官司令部总司令卫立煌也火了，所有战场上的军官都降一级继续战斗，我那时也从连长降成了排长，而我的身边实际上还没有一个班的人，事务长、卫生兵、炊事员、司号员、勤务兵都编进了战斗队。兵都打光了，可九一八国耻纪念日之前再攻不克松山，各级军官都要上军事法庭。可见这仗打得多么窝囊艰难。
我不明白的是，小鬼子顽抗到底也就罢了，他们连慰安妇也都冥顽不化，照说她们也是受害者，可为什么会和小鬼子那么齐心？她们光着脚跳出战壕来扔手榴弹，让你打也不是，不打也不是。有个慰安妇给鬼子送弹药啥的，在山脊上滑倒了，一直滚到坡下我方的阵地前。我们的士兵想抓活的，但这女人忽然拉开衣服，露出两个白花花的大奶子。把拿枪对着她的士兵看愣了，结果人家反倒扔出一颗手榴弹来，又炸倒了我们几个人。一个上士班长鬼火怒了，冲过去一刺刀就扎进了女人的胸膛。唉，这仗打的……我们后来总说日本人对我们的侵略战争是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发动的，应该由他们来承担战争罪过。我看啊，日本那时既然是个军国主义国家，其实大多数日本人都是军国主义分子。战争机器开动了，每一颗螺丝钉都在配合。这是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厮杀，阶级分析用不到这个上。跟我们打仗时他们谁不疯狂啊？凭少数几个军国主义分子，就占了我们大片的国土、让我们打了十四年抗战？战争罪从他们的天皇到那个日本慰安妇，都应该承担。不要说我狭隘，要是那几个被慰安妇炸死的士兵是你的亲兄弟，你也不会把她当阶级姐妹了。我们中国人对日本这个国家不是太宽厚了，就是认识不清楚。还要吃亏的。
小鬼子躲在地堡里，任凭你把嗓子都喊哑了，他们就是不出来。那些地堡和七拐八弯的暗道相通，我们先是往里面扔手榴弹，一扔就是十几颗，因为你只扔一颗手榴弹的话，他在地堡里拣起就给你扔回来。后来我们用火焰喷射器往地堡里喷射，把他们一个个地烧成烤鸭。一般的情况是，只要火焰喷射器一射击，一分钟内里面的小鬼子就受不了，浑身是火地往外冲，我们守在洞口的人便是一阵乱枪。我们称之为“打火鸟”。真是让人痛快的经历啊。李弥那时还是第8军的副军长，已经督战到了第一线。他说他也想来打几只“火鸟”解恨。
我记得那是下午五六点钟左右，残阳在天上滴着血缓缓沉落，大半边天空血红血红的，不知是松山上的血染红了天，还是夕阳的血浸染了大地。这血色黄昏的世界在我的记忆中就像一幅永远印在脑子里的油画，凝固沉重，浓墨重彩，悲壮血腥。从山上俯瞰峡谷深处的怒江，竟然是一条血色的河流！怒江峡谷两边的大山荒蛮苍凉，地老天荒般沉默，像是为松山上漫坡遍野的战死者致哀，松山主峰山坡上已没有一棵树，横七竖八躺满了尸体，活着的人像梦游的鬼魂，在尸陀林中穿行。本来日本人的太阳就像天上的那轮残阳，已经不可逆转地沉落下去了，大家应该兴奋才是。但如此惨胜，实在令人高兴不起来。军人以追求胜利为唯一目标，杀敌三千，自损八百，尚可接受；可我们杀敌一千，自损七千，死伤相枕。仅仅在子高地的攻击线上，不到一千米的距离，收尸队就抬下来两千多具尸体！阵地上随处可见士兵和军官蹲在尸体边发呆、哭泣，那一定是他们的老乡、部下或者亲兄弟。还有像冥纸一样的法币，花花绿绿地撒满在尸横遍野的山冈上，那是组建敢死队时发给官兵们的。可是啊，尸体身边的钱，才是世界上最没有用的东西。有三兄弟同在一个团，老二最后只拣起了他哥哥的半截身子和他弟弟的一条腿。他哭哥喊弟的时候，周围的人无不动容。“壮志饥餐胡虏肉”，要是面前有个鬼子，我真的不敢保证自己是否会几把将他撕来吃了。更让人悲不胜悲的是，一个少校军官抱着个头被打掉半边的中尉，号啕大哭说，兄弟啊，我怎么回去跟你爹娘交代啊！全营的弟兄都死在松山了，我也和你们一起去吧。然后他拔出手枪，饮弹自戕。
我相信那时敌我双方都拼到极限了，神经都快崩断了。有个鬼子军官衣帽整齐忽然从地堡里钻了出来，像出操走正步一样迷迷瞪瞪地往我们的枪口上撞。士兵们全愣住了，竟然都不放枪，不是以为活见鬼了，而是没有见过这种“自杀式冲锋”。直到他走到我们的士兵面前，哇呀一声举起了战刀，劈砍了一个发愣的士兵，身边的人才反应过来，抬枪就给他一梭子。
上峰敦促结束战斗的命令一个接一个地下达，像催命符一般。李弥副军长那时双眼冒火，胡子拉碴，挥动手中的“汤姆逊”枪到处吼叫督战。日落前给我扫清山上的最后两个堡垒，结束战斗。但是出了意外情况，在我们用喷火枪攻击最后一个地堡时，忽然一个火球从李弥身边的暗堡里滚了出来，之前谁也没有发现这里还有个出口。那个火球滚到李弥跟前，忽地站了起来，扑向他。我刚好就站在李弥身边，一个箭步冲上去就把那火球抱住了。那是一个烧得皮肤都在淌油的小鬼子，但他有僵尸一般的力气，抱住我就往山坡下滚。我们滚了约莫四五十米，这个家伙竟然还拉响了身上的手榴弹……
后来，据说他们找到我时，都认为我死了。我裹在身上的“死”字旗也烧得一块布片片都不留了。手榴弹就在我的身边爆炸，我全身也被烧得看不出个人样。但我和那个鬼子还紧紧抱在一起，人们怎么也不能把我们分开，于是就把我们一起往死人坑里抬。那时松山下面挖了几个大坑，是用刚从美国运来的推土机推出来的，驾驶室里都是美国人。我们的士兵从没见过这种东西，呆呆地在一边看。收尸队把一具具尸体抬到坑边，推下去，就像推下一截朽木，或者一头死猪死狗。战场上人们对死亡已经非常麻木了，就连医护队的医护兵，见到那些倒在战场上呼天抢地的伤兵，哪怕他身子被打穿了，一只手没有了，他们理也不理。因为你还叫喊得出来，说明你还有几口气，他们首先要救的是那些叫唤不出来、只剩下最后一口气的人。我其实那时也只有一口气了，这口气化作了一滴泪，这滴眼泪恰好又被李弥看到了。李弥虽然在内战时是个顽固到底的反动派，但在战场上对官兵还是很有感情的，他看到士兵们要把我和那个鬼子一起推到了大坑里，就高声骂道：你们这些混账，怎么能把我们的勇士和鬼子一起埋葬，给我把他们分开！我要给这位兄弟单独立碑。一个军官回答说，副军长，两个人都烧在一起了，分不开。李弥给了那军官一马鞭，自己跳下了墓坑，其他人也只有跟着跳下来。李弥抱着我的头说，你们都给我轻一点，不要弄痛了我这兄弟。我那时大约死不瞑目。我能合眼吗李老师？松山都快要攻克了，我马上就要打回老家去了，我还要睁大眼睛看着他们滚回东洋哩。李弥蹲在我身边帮我揉眼眶，想让我合上眼。他揉啊揉，忽然站起来大喊：王副官，快给老子抬担架来，这位兄弟还在淌眼泪！
那是我最后一滴眼泪。从那以后，我再悲伤都只有干号了。没有眼泪。我的眼泪被烧干了。
我的抗战就这样结束了，想想挺窝囊的。在国家民族需要你效命的时候，你拼尽了全力，也只能做芝麻大点的事情。到今天，真是恨不抗日死，至今蒙难羞！哪像我们联大伟大的诗人廖志弘同学，死得那样轰轰烈烈，那样悲壮激昂。
对了，我后来为什么李代桃僵、顶了廖志弘的名字，跟随李弥参加内战呢？我还是把故事讲回到松山上吧。廖志弘离开那天早上，小三子把头晚帮我们烤干的衣服送来，匆忙中我们互相穿错军服了。领章上都是一杠三星的上尉，战场上军衔在，军人的荣誉和责任就在，下级军官和士兵就得听你指挥。本来远征军的军装左胸前都有个胸章标识牌，上面写有部队番号、军衔、军种、姓名。但在战场上，除非你战死了，哪个还有闲心去辨认那标识牌？
我的勤务兵小三子被我派去跟随廖志弘押送那个日军俘虏到远征军长官部，后来就一直跟着他重返战场。小三子以为我战死了，就对廖志弘说，我的长官死了，你就带我一起打鬼子吧。他是羡慕廖志弘所在的那个伞兵突击队武器好、吃得也好，美国的牛肉罐头放开来吃。而在我的连队，一天也就一斤大米，美国牛肉罐头要营级以上的官佐才配发。他们后来参加了收复龙陵的战役，然后追着小鬼子的屁股打，一直打到一个叫黑山门的地方，廖志弘已经受了伤，但国境线就在前方，亲手把日本鬼子赶出国门，是一个抗日军人多大的荣耀啊。
但我们的诗人廖志弘，却战死在中缅边境的国门口，阵亡时间是1945年元月19日。两天后，我们滇西远征军和驻印度的中国远征军胜利会师。胜利的曙光即将带来和平，我们的诗人却倒下了。
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想，廖志弘是一个完美主义的诗人，不是他的诗如何完美，而是他的人生。在他倒下的地方，一首最为完美的史诗，终于以血写成了。“自由的大地是该用血来灌溉的，你、我，谁都不会忘记”。
1946年，我从内战前线回到昆明，小三子告诉我说，廖志弘牺牲时，他就在他身边。他已经浑身是血，都不知道他身上到底有几处战伤。小三子听廖志弘断断续续地对他说：“贾霁……贾霁……”他以为廖连长临死前糊涂了，忙高声喊，长官，我是郑霁，郑霁，不是贾霁。小三子是贵州人，大约听不懂廖志弘的湖北官话。1961年我第一次服刑提前出狱后，曾经想回一次龙陵老家。但走到怒江河谷上的惠通桥哨卡就被挡回去了。为什么？因为那时“搞政治边防”，我这样的人不能靠近边境线，哪怕我的家就在那边。我只能在松山对面的山上遥望我的家乡和松山。记得就在那天，我听到远方的云团上有个声音飘来，那是廖志弘当年在天堂里的叮咛：“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我才幡然醒悟，这才是他最后的遗言！
家祭啊家祭，我们现在何以有家？
我负伤后在昆明的美军医院昏迷了二十多天，醒来后发现人们一直在叫我廖志弘。那是因为我那身烧得破破烂烂的军装，刚好还可辨识出“廖志弘”三个字。养伤期间李弥曾经到医院来看我，为我授勋，还带来了廖志弘的一大堆家信。由于我是战前刚调来第8军的部队，他怎么会认识我这个小军官呢？加之我已被烧得面目全非，我的营长、团长都战死了，连里的兄弟也没几个活下来的。因此他就根据下属的报告把我当成71军的廖志弘，授勋证书上也写的是廖志弘的名字。说真话，我认为他配这个荣誉，人都战死了，没有勋章，连碑都没有一块。他在九泉之下得知以自己的名获得了一枚四等云麾勋章，我相信可以告慰他的英灵了。天堂里的常娟也会为他感到骄傲，为我感到高兴。再说，当时已经把战功表寄给廖志弘的家乡了，我实在不愿廖志弘的父母再接到一纸“荣哀状”，也就是国民政府发的阵亡通知书。
我从内战前线狼狈逃回云南的路上，曾经专程去到湖北廖志弘的家乡，想把那枚勋章交给他的亲人。廖志弘的遗腹子已经一岁多，他是这个家庭的希望和欢乐源泉。我还记得他的妻子那时的模样，朴素、沉静，温婉、贤惠，虽是乡下女子，但也不失落落大方。我在他家喝了一碗茶就仓皇逃跑了，就像一个懦弱的逃兵。因为那时我已经玷污了这枚勋章……
那些年我一直以廖志弘的名义给他家写信，告诉那远在湖北的老父老母，弘儿立战功了，弘儿又晋升了，弘儿随军开赴北方接受日本人的投降，弘儿定会带一面日军军旗回家，弃之于猪圈，任吾家猪狗践踏；弘儿戎机紧迫，实在无暇回家探望父母……到了1950年以后，我再也不敢给那边写信了，怕给人家带来麻烦……黄遵宪有诗云“芝焚蕙叹嗟僚友，李代桃僵泣兄弟”。我顶着廖志弘的名参加内战的那些日子，多少个夜晚，哭我又哭我的好学长啊！我人生中的错事做得多了，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最错的一件事。
唉，就让他们以为廖志弘到台湾去了吧。人只要没有确切的死讯，就会给活着的亲人留点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