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君不见走马川，行雪海边，平沙莽莽黄入天。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匈奴草黄马正肥，金山西见烟尘飞，汉家大将西出师。将军金甲夜不脱，半夜军行戈相拨，风头如刀面如割。马毛带雪汗气蒸，五花连钱旋作冰，幕中草檄砚水凝。虏骑闻之应胆慑，料知短兵不敢接，车师西门伫献捷。</i>
李老师，每当我回到这滇西，我的每一个还活着的细胞，都在吟诵岑参的这首诗，哪怕是以一个劳改犯的身份。1944年春夏之交的滇西边地，每一条江河，每一座山头，每一块岩石，每一棵树木，都在高唱这讨伐侵略者的慷慨激昂之音。伴随这大风之歌的，是滇缅公路上连绵不绝的军车队，天上隆隆飞过的飞虎队的战机，落在日本鬼子阵地上的炸弹，以及怒江经久不息的怒吼。“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国军打仗从来没有这样气派过，虽然还是土布军装、脚上还穿着草鞋。但我们已经以车代步，有强大的火炮，有空中优势，有美国人提供的最新式武器，比如火焰喷射器，那时我们叫喷火枪，是那些躲在地堡里的小鬼子的夺命枪哩。
好吧李老师，我不跟你兜圈子了，我向你如实交代。其实我就是赵岑，这是我上黄埔军校时和打日本人时用的名字。我要效仿边塞诗人岑参嘛，上联大时我写的论文就是关于岑参的诗歌的。赵广陵是我上西南联大时的名字，赵迅是我抗战胜利后在昆明搞戏剧时的名字，那时我又以鲁迅的弟子自诩了。而在联大“冬青社”时，我用的是笔名“长河”。李老师来“冬青社”指导我们时，还点评过长河同学的一篇小散文。没关系李老师，你忘记了更好，要不50年代我就在你面前露原形了。那时我们都是文艺青年，相互间喜欢以笔名相称，我还听闻一多先生说过，要打破旧传统，先要废姓哩。在联大时我们都以把过去的旧名字抛弃为时尚。我有个学兄是联大的桂冠诗人，也是我的情敌，他的笔名叫“巨浪”，那时年轻气盛，互相不服输，你敢叫“巨浪”，我就叫“长河”。当然，我还有其他的名字，以后再慢慢告诉你吧。身逢乱世，人不得不变换各种身份。
1944年8月14日，我随部队渡过了怒江。我们第8军本来是整个滇西战役的战略总预备队，松山由远征军第11集团军第71军新28师担任主攻。但他们攻了将近一个月，几乎把一个师打残了，却连松山的主阵地都没有拿下来。71军同时还担负攻打龙陵的任务，所以我们第8军不得不紧急增援松山。
其实我本不是第8军的人，我是滇西大反攻前主动要求回来参战的。之前我在晋察冀第二战区打游击，这是我另一段历史，现在我还不想交代。松山的后面就是我的故乡龙陵啊，还有比一个抗日军人打回老家更令人热血沸腾的事情吗？我到第8军后，任103师307团2营一连上尉连长。在我们连来到松山之前，第8军的兄弟部队也打了一个月多了。我们第8军上来一个团打残一个团，连续上了六个半团，再加上军直属部队，才把松山打下来。国民党军队打仗，士兵还是不怕死的，打日本人嘛，谁不是怀着满腔仇恨报国杀敌的心情上战场。但高级军官素质太差，尤其是师长、军长以上的大官，其军事素质我看还不抵日军的一个营级官佐。松山战役之所以打得那样惨，首先是我们对敌情判断有误，开初认为山上的敌人最多只有几百人，但后来发现这小鬼子越打越多，原来人家有一个联队的主力加一个炮兵大队，还有工兵、通信兵等其他兵种，有一千多号人呢。然后是对敌人坚固的工事估计不足。以为我们有压倒性优势的大炮，还有美军飞虎队助战，炮弹炸弹犁它几遍，士兵冲上去缴械就行了。其实哪有那么简单啊。
这仗开初打得非常窝囊。你攻击前方的山头，隐藏在暗堡的敌人先不开枪，放你的攻击部队从他眼皮下通过，等主阵地上的枪一响，他们就从你背后扫来阵阵弹雨。你攻击侧面的暗堡吧，主阵地的敌人又居高临下地支援。我们连开上松山的第一仗，我把部队编成三个攻击波次。第一波攻击部队就遇到敌人正面和侧面的同时打击，我们的士兵大都是一些军事素质不太高的壮丁兵，冲锋时倒是勇敢了，但敌人机枪一响，士兵就像打翻了一簸箕的豆子一样，满山坡乱滚。许多士兵被打中时，后面督战观察的军官都不知道暴雨般的子弹是从哪里泼洒出来的。没有倒下的士兵们哗啦啦就退下来了。我那时在督战的位置，督战机枪手就趴在我的身边。在我身后观战的营长吼道，机枪，把他们打回去！那些可怜的士兵，上前冲锋是死，退后一步也是死。机枪手望着我，可是我下不了这命令啊。我的一个勤务兵小三子忽然抓过了司号兵的军号，嘀嘀嗒嗒地吹了起来，往回跑的士兵们愣了一下，又看到我率队冲出了堑壕，于是都发声喊往回冲了。我们只占领了日军的一段堑壕，把前沿阵地往前推了不到二十米。但我们连损失了差不多一半的人马，战死了一个副连长，两个排长和几个班长，还连鬼子的影子都没有看见几个。
那天战死的本来应该是我。小连长嘛，就是打冲锋的命。但我的副连长说，赵连长，明天就是你的生日了，我先上吧。你好好活过今天。这个副连长姓秦，陕西人，典型的关中大汉呀。
这小鬼子阵地设计得太精了，他们占领松山两年多来，像建造自己的家园一样经营松山的阵地。松山方圆二十多平方公里，日军的大小阵地几十个，每个阵地又是多层堡垒，互为侧防，上下掩护，交叉射击。那些堡垒圆木铺一层，泥土铺一层，钢板铺一层，如是者三，外面还用汽油桶装满土掩护。堡垒里上下有三层，150毫米的榴弹炮弹落上去，晃都不晃一下。还有数不清的暗堡、地堡、堑壕，散兵坑，你现在上松山上去看，这些玩意儿都还没有塌。当年里面可是铺满了敌我双方的尸体。
松山攻下来后，国民党军队各战区的将官都来学习日本人的防御战法。但他们看来学去，还是想不出面对这样的防御阵地，该如何攻打才是最有效的。那时国民党军队跟日本人打仗，守多攻少，大部分时候都是在防御，没有多少主动攻击作战的经验。那我们又是怎样打下来的呢？拿士兵的命去堆嘛。
当然，我们也在想办法。一天团部来命令说，先前攻打松山的71军新28师派来了几个军官，还有美军的一个顾问小组，他们比我们更熟悉情况，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经验教训。我一到团部的前沿指挥所，就看到了一个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身影。你猜是谁？廖志弘，71军新28师的上尉连长。
对，廖志弘是另外一个人，他是我的联大国文系同学，湖北荆州人。他个子不高，略显羸弱，他就是那个笔名叫巨浪的才华横溢的家伙，1939年我们一起投考黄埔军校，他是闻一多先生的得意门生。和我们一起投考军校的还有一个化学系的老兄刘苍璧，他是曾昭抡先生的高足。对，就是建国后当过教育部长的那个大化学家。当年我考上的是北大37级，廖志弘是清华36级的，刘苍璧是南开35级的，那时我们被称为“联大三杰”。不是因为我们学习成绩怎么好、诗才怎么样啥的，而是由于我们三个是较早的从军学生。
你一定要问，我为什么一段时间叫“廖志弘”？这个问题太复杂，后面再慢慢讲吧。
这是我们军校毕业后第一次见面。1942年我们提前毕业，前方需要大量的基层军官啊。我和刘苍璧分去二战区阎锡山的司令长官部报到，而廖志弘分到了滇缅战场的远征军，随杜聿明的第五军参加第一次入缅作战。我们联大的青年教师、诗人穆旦也是这个时候加入了入缅远征军的。
自然了，在战场上见到同学，比见到爹娘还高兴。况且大家都干的是舔血吃饭的营生，历尽劫波兄弟在，世上还有比这更幸运的事情吗？廖同学比大学时壮实多了，目光也深沉多了，像杜甫饱经沧桑的沉郁之眼。他还似乎长高了些，也许是因为他脚蹬美军军靴、头戴着美式钢盔的缘故吧。那时不是人人都有一顶美式钢盔的，我脚上都还穿着草鞋呢。我们在开初的惊喜之后，却都沉默了。我不说话，是因为我刚经历了一场败仗，不好意思面对老同学；他不说话，是因为他把我们共同深爱着的女神，弄丢了。是的，她死了。死在野人山了。我们开完作战会议，回到堑壕里，廖同学这样告诉我。
死了？我当时一把甩了自己的军帽，抓着他的军装前襟猛烈摇晃。死了？你以为是死一个大头兵吗？你不是一个军人吗？连自己的爱人都保护不了，你何以保护自己的国家？我们可以死，她不能死啊！女神怎么能死？
我们的女神是联大38级外文系的，有一个很美的名字，常娟。我们戏剧社演《雷雨》时，她演四凤；我们出壁报，她帮我们装饰花边，画些很布尔乔亚情调的花纹。她是陪都重庆人，据说家里很阔，长江上有一支船队。在众多的追求者中，也许我和廖志弘是最有希望的候选选手。廖志弘诗写得好，自然会赢得许多爱才的女生的芳心；我篮球打得好，在球场边也赚到不少眼热的秋波。
是啊，我们念书念得好好的，为什么要投笔从戎呢？李老师，我记得你是1939年初才从延安到联大的，你大约不知道那之前的联大不像后来那般热闹，大家一心只读圣贤书，读书救国论是主流吧李老师。师生们好不容易从北平、天津流亡到长沙，又从长沙迁徙到昆明，总算有一方安静的书桌了。似乎教授们也不太鼓励学生上战场，国民政府提倡“战时教育平时看”，初中以上的学子都可以免兵役。更何况我们联大学生是国家精英，抗日的烽火好像就与我们无关。
1939年的暑假，曾昭抡教授带领我们联大的一队学生到昆明郊区的大板桥搞兵役宣传队，廖志弘、常娟和我都参加了，我们都是学生团体的活跃分子嘛，廖志弘还是我们这个队的小队长。我记得那是个赶街天，我们在当地镇公所的帮助下在街边搭起了台子，为老百姓朗诵诗歌，演独幕抗战剧，唱抗日歌曲。“四万万人的中华，四万万人的国家，四万万人全体，一心一意爱他。要是你真爱他，莫让人家害他，等到人家害他，要你来爱他。倘若你爱他，人家如何害他，中华，中华。”歌词是我们联大学生现编的，为的是让老百姓能听得懂。但是效果似乎并不好，人们该赶街的照样赶街，该聊家常的照聊家常。只有镇公所组织来的小学生是我们的听众。当有同学站在讲台上用国语演讲时，更是听者寥寥。曾先生急了，他把我叫过去说，你是云南人，你上去用云南话跟老乡们讲。这一招还管点用。我把歌词用本地话学说一遍，又把同学们的诗歌和演讲通俗易懂地再讲一遍。那时我们云南真是闭塞啊，当地人不知道北平在哪里，更不知道“七七卢沟桥事变”是怎么回事，日本人到底侵占了我们多少国土。那几天我成了宣传队的忙人，走村串户的同学都愿意跟我结伴，我当然愿意跟常娟同学一个组了。村庄里的人们不算贫困，但几乎都患有“大脖子病”，曾教授说是甲状腺肿大，缺碘导致的。大板桥虽然离昆明只有十来公里，但百姓木讷、麻木、愚钝，对我们的兵役宣传除了好奇，没见几个主动报名应征的，这很挫伤我们的积极性。晚上大家就借宿在镇公所，同学们中时常有争论，这样的民众，大着脖子怎么去跟日本人打仗？有的说我们跟日本至少相差五十年，这抗战不知要打到何年何月。曾教授总是衔着烟斗开导我们，既然我们是被迫抗战，不打，要亡国，打了，暂时还看不到胜利，那就先打了再说，总比当亡国奴好。你们就这样跟老乡讲。作为小队长的廖志弘那几天心里很不痛快，他在台上慷慨激昂地朗诵自己的诗歌，仿佛对牛弹琴；他还在一户人家里碰了一鼻子灰。那家人有五兄弟，但一个也不报名当兵，还指着廖志弘的鼻子骂：你们这些学生娃娃，咯是吃着屎了？好男不当兵，哪个不晓得？小日本地上有铁甲车大炮轰，天上有飞机下蛋蛋，我家有哪样？莫在我家扯白撂谎的了。要打仗送命，你们凭哪样不碦（去）？那时我和常娟就在旁边，看见廖志弘被呛得脸都白了。
那天回到住宿地后，我发现廖志弘把常娟单独约出去了。我嫉妒啊，只恨自己为什么不先下手。那是一个月色很好的夜晚，我和其他同学在屋子里瞎吹，实际上我发现至少有三个男生跟我一样心神不宁。我相信要是哪个人发一声喊，我们一定会把廖志弘痛打一顿。年轻人嘛，都是刚学会打鸣的小公鸡。
不，不。我和常娟从没有在校园里出双入对，也没有过花前月下的漫步，甚至连手都没有拉一下。我总是在读她那双又黑又亮的大眼睛。它们一会儿在我的眼前飘浮，一会儿在我的背后凝视——我以为，每一个想成就大事业的男人，背后都有这样一双充满鼓励、温情、推动力的眼睛。她盯你一眼，你就可以赴汤蹈火。那时我确信自己恋爱了，但我却没有勇气表白。嘿嘿，典型的单相思吧。我是一个来自边地乡下的学生，人家常娟就像是另一个星球的人。她被男生们众星捧月般宠爱，但她却是低调又孤傲的。每每演完一出戏或搞什么活动，大家都要拍照留念，那时照相是多时髦的玩意儿啊。同学们要拉她站在中央，可她总是溜到最边上，站在人群后。而每个人，都希望在她面前展现自己是多么与众不同，我也如此。联大刚迁过来那几年，一些学生还很看不起云南人，称之为“老滇票”。连省主席龙云听到这个蔑称都动了怒，官司还打到梅贻琦校长那里。我当然是同学们眼中的“小滇票”了。因此同学们搞的各种文艺沙龙，我连发言的勇气都没有，因为学长们看的书都可以把我压垮。每当他们谈论华兹华斯、济慈、拜伦、雪莱、普希金、波特莱尔、兰波等名家的作品，甚至尼采、弗洛伊德的高深理论时，我真不知道何以才能说出语惊四座的话来。白雪公主坐在我们大家中间，或手托香腮做沉思状，或双手抱膝目光如电地寻找她心目中的白马王子。而我是七个小矮人中的一个，受怜惜的，敲边鼓的，跑龙套的。可是，小矮人也想长大，也想成为骑白马的王子。但这太难了。廖志弘却总有高论，他是诗歌王子，还是诗论高手。当他朗诵诗的时候，就像在布道，橄榄枝编织的桂冠已经戴在他头上，石头听了他声情并茂的朗诵都会掉泪。当他谈论先贤诗人们时，他已是他们的化身，完美地继承了他们的衣钵，还常有惊世骇俗之言。居然说胡适先生为精神领袖的“新月派”已经过时了，似乎徐志摩、戴望舒、闻一多、卞之琳、杨振声、陈梦家、臧克家、林徽因、沈从文等都不在他这个现代主义诗人的话下——而闻一多先生却对他相当赏识。他和另一个现代派诗人穆旦一唱一和，穆旦那个时候就看不起沈从文，说他没资格在联大教书。可我对从文先生是蛮佩服的，但我辩不过他们。他们眼里只有英国诗人艾略特、奥登，法国诗人波特莱尔等现代派诗人。比如廖志弘说到兰波时，第一次跟我们讲到“spirit speak(通灵)”说，艺术表现的真实并不是真正的真实，冥冥中的真实只有在delusion(幻觉)和somniloquism(梦呓)中才能抵达，因此正常人的感知系统必须被打乱，而要做到这一点只有靠大麻和烈酒。在幻觉的飘升或沉沦中诗人便可达到“通灵”的境界，才可写出真正的诗。诗人们，If you dream to do something， taste the world of corruption first(要想有点出息，先堕落吧)。廖诗人经常醍醐灌顶似的高喊，听得我们一愣一愣的，有几个胆大的同学起身反驳，我们没有大麻，但我们有的是鸦片，你是不是让大家都去吸鸦片？廖诗人不屑地说，刘文典教授为什么要吸鸦片呢？他敢于自言除了庄子本人，只有他才理解庄子。你们达得到他的境界吗？那时我看见常娟同学看廖大师的目光中只有一种东西：worship(崇拜)。
唉，不要跟诗人辩论，更不要跟诗人成为情敌。
那晚十一点钟左右，他们回来了。让我们感到奇怪的是，常娟同学一反常态地走进我们男生的房间，廖志弘跟在后面，一副气宇轩昂的样子。我心里直叫苦，完了，他们已经确定恋爱关系了。马上就要向我们宣布了。或者说，廖志弘要打碎所有男生的春梦了。在我们都恨得牙齿痒痒的时候，常娟同学向大家宣布道：告诉你们一个让我今晚睡不着觉的消息，廖志弘同学决定弃学从军，去报考中央陆军军官学校。the great knight（伟大的骑士）。
常娟同学的语气里全是钦佩、羡慕、敬仰，甚至……浓情蜜意的爱。
我们那时都愣在那里，竟然都无话可说。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也就是先前的黄埔军校，说真话，那时联大的学生是看不起这所蒋介石当校长的学校的，视之为“丘八”的学校，而我们是胡适先生所谓的“丘九”，是懂道理但造起反来又不讲道理的人。嘿嘿，年轻嘛，天王老子也不服的。骄傲、自信、胸中自有雄兵百万，做的是决胜千里之外的大事，哪个看得起那些操正步扛大枪的学生官？那些年国民政府各部门也常来我们联大招生，什么中央军政部的，陆军军官学校的，空军的，税警总团的，青年干训团的，但同学们并不热心。不是我们不爱国，而是大家都认为自己是国家精英，读好书可以为国家做更大的事情。我记得1937年底，南京陷落，西南联大——那时还叫长沙临时大学——在长沙有一大批同学热血沸腾地从军。那年我刚入学，看着学长们慷慨激昂奔赴战场，也很受了些感动。但我认为我好不容易考上了北大，怎么会去当兵打仗呢？
这样的认识一直到那个晚上，被廖志弘同学的壮举和常娟同学带有明显倾向性的爱意粉碎了。廖志弘看我们大家都傻了，便又来了一段诗人的自白。他说下午被一个云南老乡给从温柔乡里赶出来了，听了人家的一顿臭骂，才发现我们的兵役宣传多么苍白无力，多么脱离中国的实际。如果我们写着诗、唱着歌，喊着空洞的口号把我们的兄弟送上前线，而我们却在这安宁的大后方继续读之乎者也、子在川上曰，我们离当亡国奴也就是一步之遥了。我们的脑子就真如那个老乡说的，装的不是四书五经，唐诗宋词，而是shit（屎溺）！如果一个农民兄弟的血是该洒在疆场的，那么一个诗人的热血，既然可以为诗而澎湃，就更应该为抵抗外侮而喷洒。可你们看看板桥镇的民众，昆明的民众，云南乃至中国的民众，他们需要awaken（唤醒），他们需要example（榜样）。上马杀贼，下马写诗，这才是一个诗人在这个时代 的most noble duty（最崇高的职责）。明天我就要告诉他们，我将和他们一起奔赴抗日战场。我还要给他们朗诵我刚才想到的几句诗：
<i>没有足够的兵器，且拿我们的鲜血去；</i>
<i>没有热情的安慰，且拿我们的热血去；</i>
<i>热血，是我们唯一的剩余。</i>
<i>自由的大地是该用血来灌溉的，</i>
<i>你，我，谁都不曾忘记。</i>
过去我们认为一个超然于现实的现代派诗人必定是才华横溢的、骄傲颓废的、行事古怪的、自负到自私的。廖志弘在同学中或许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不修边幅，落拓不羁，经常寅吃卯粮，到处找同学借钱，借到钱就去翠湖边泡茶馆，吆五喝六地请人喝酒，谈天论地。有一年还把我的一双棉鞋拿去典当行换酒钱，还大言不惭地跟我说，冬天还早哩，再说昆明的冬天也不冷。可那是我的母亲亲手为我做的啊！甚至连闻一多先生经济状况那样紧张，他居然也敢常去闻先生家混饭吃。一个现代派诗人是超越于礼数的，或者说，是脸皮最厚的。他们玩的是竹林七贤的名士派头，现在怎么说上战场就书也不读了，连诗风都转变了。
我承认，我不仅比廖志弘低一个年级，在才华和观念上，至少还要低两个年级。
廖诗人朗诵诗歌时，常娟同学的眼泪淌下来了。我的热血也冲到脑门上，我忽地从铺上站了起来，头都撞到天花板啦。我说，宁做百夫长，不为一书生，我也早就厌倦了这大后方的生活了。我响应巨浪同学的倡议，上军校去！
是的，我走上抗日战场的初衷并不高尚，但我从不后悔。我们离开联大要出发前，常娟和几个同学在翠湖边的一家饭馆为我们壮行，那天都喝了不少酒，酒酣耳热时，大家边敲着碗筷边唱我们联大的校歌：
<i>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祯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i>
<i>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i>
那时真是我们的时代，热血澎湃，豪气干云。廖诗人一口把酒杯里的酒干了，大声说：我不戴着军功章，就不回来见你们！我也把酒喝了，还把酒杯砸了，说：老子不杀死十个日本鬼子，也不回我们的联大。李老师，你知道常娟在那时有多浪漫吗？她扑上来给我们一人一个热吻。这是我从我的初恋女神那里得到的唯一礼物，这个吻的甘甜，我一生都珍藏在记忆的深处。当然啰，廖志弘的礼物更多更重，他还得到一支深黑色的Parker Pen（派克笔）。我现在还记得那是一支1917年款的“战壕笔”，它是美国政府指定派克公司为参加一战的美国大兵生产的士兵用钢笔，它的墨水不是水，而是颗粒状的，放进笔筒里用水一溶解，就成墨水了。这是常娟让她的父亲专门从重庆航空邮寄来的。一个诗人即便上了战场，笔，就是他的另一支枪。常娟说。
常娟同学还有一句融化在我们血脉里的叮嘱，是她在送我们离开校园时说的。你们三兄弟上了战场，要互相照应啊！
好吧，好吧，不讲我们联大了。联大的生活真是太自由了，太“少年不识愁滋味”了。进了军校，上了战场，方知道sense of responsibility（责任感）、sense of honor（荣誉感）、sacrifice（牺牲精神），因此才痛切地理解到了家国情怀为何物。
那个晚上松山虽然一直在下雨，但空气中仍弥漫着浓烈的尸臭，天空仿佛是一个倒扣过来的坟墓。打了两个多月的仗了，敌我双方数千人抛尸在这十多平方公里的核心阵地上，到处是断肢残臂，到处是腐烂成泥的尸身，到处是血水、尸水、雨水，还有憋闷在心中的泪水。我和廖志弘靠在堑壕壁上欲哭无泪，仿佛老天爷已经代替我们把眼泪流尽了。其实，日军就在我们的头上不到一百米的地方，我们岂能在敌人面前淌眼泪？我们恨啊！恨自己没有本事多杀几个鬼子，恨面对心上的人死去却无能为力，恨日本鬼子不仅掠夺了我们的家园，破坏了我们谈诗论道的和平日子，还夺走了我们的爱情。照明弹在雨夜中一发又一发地在天空中绽放，让我们不断看到天的泪脸。这是为了防止日军的夜袭。刚才在作战会议上，廖志弘他们介绍说，日军擅长夜间偷袭，往往他们白天丢失的阵地，晚上几十个鬼子鬼魂一样摸上来，就把我们的人打个措手不及。近战、夜战是他们的长处，我们的士兵拼刺刀拼不过他们。人家的三八枪比我们的七九步枪枪刺长啊，你还没有刺到他，他就刺穿了你的胸膛了。战场上拼起刺刀来，哪里还有什么技战术，全看谁冲得快，刺得快。你就像面对死神迎面撞过去，撞翻一个是一个。我们不怕死，但日本鬼子是僵尸，是厉鬼，是凶煞。所谓战场上的勇敢，只是看谁能置之死地而后生。这个晚上我太希望那些鬼子摸上来了，是好汉就来面对面大拼一场吧！
我的勤务兵小三子爬过来劝我们说，他在一处岩石下搭了个窝棚，我们可去那里避避雨休息一下，明天还有一场恶战哩。我想起我还有一陶罐酒，是我在保山待命时买的。原来想等打下松山时和弟兄们当庆功酒，现在老同学来了，又是这阴冷的雨天，漫天的尸臭，这酒正可派上用场，于是我们听了小三子的。这小三子是我的一个患难兄弟，姓郑名霁，上午那场战斗要不是他，我们连会败得更没有面子。抗战胜利后他到了昆明宪兵十三团，还参加了军统，解放后被镇压了……唉，不说他了。
我布置好警戒哨，和廖志弘去到窝棚里，小三子帮我们把湿透了的军装拿去烤干。我把酒倒在两个瓷缸里，对廖志弘说，老同学，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这曾是我们向往的生活。刚才你在作战会议上介绍说，你们部队在松山连排长伤亡率达八成以上。看来明天就该轮到我了。小连长嘛，顶枪子儿的官。廖志弘问，你害怕啦？他总是这样，喜欢在语气上压人一头。我说我只怕自己死在你的前面，先你一步见到常娟。那时你可别怪我。
我在第二战区打游击时，曾经收到他们的结婚请柬。当然，我知道这只是一个礼节上的告知书。身在战场的人，哪能说回来喝喜酒就能拔腿走人，况且我当时恨不得一刀捅了自己。我还没有杀够十个日本鬼子，廖志弘也没有戴上军功章，重然诺，守信义，才为真男儿也。谁会晃着一副空空的肩膀去见大家共同的女神？但诗人浪漫起来，跟有夫之妇私奔就像去郊游，他才不管有没有军功章哩。诗人的浪漫轻率足以摧毁一切信义。这是诗人的缺点，也是他们的优点，你想学也学不来。尤其是在多年以后，诗人远去，他们的所作所为都不重要了，你只能面对他们的诗作，充满怀想。
1942年元月，廖志弘成了国军中尉后第一时间跑到西南联大，可以想象一个诗人、远征军青年军官在校园里引起的轰动。学长穆旦那时也给我来信说，廖志弘回到校园的第二周就和常娟形影不离了。到第三周，正在上大三的常娟同学出人意料地宣布也要弃学从军，跟随廖志弘去缅甸打日本鬼子，据说她家还为此跟她断绝了关系。但这有什么，他们在缅甸密支那举行了浪漫的战地婚礼，机枪声、大炮声、战车的隆隆声，就是他们的婚礼奏鸣曲。一个诗人的婚礼，大约应该如此吧。
我刚才的话说到廖志弘的痛处了，他喝下一大口，说，兄弟，我对不起你，也对不起我们联大。常娟是我的妻子，但知道她更是我们联大的女神。我现在就像一个渎神者，无以面对联大的先生和师兄师弟们。
我不想听他道歉，就说，讲一讲野人山吧。
廖志弘的眼泪终于下来了，淌得凝重而悲戚，似红烛之泪，梧桐之雨。照明弹的亮光不时打在他的脸上，这个诗人胡子拉碴、面容憔悴黢黑，手臂和脚腕处也乌青发紫，那是尸水浸染的。我们上到松山战场时就被告知，扎好自己的绑腿，保护好眼睛，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一块腐肉或者一团尸水就被炮弹掀起来飞溅到你的眼睛里。但在战场上，哪里还有时间在乎那些。上午冲锋时，我的周围全是战死的弟兄们的尸体，有刚刚倒下的，也有不知死在哪一天的。鬼子的机枪盯着我这个方向打，我伏在几具尸体后面，听到子弹打在那些尸身上“噗噗”乱响。我身边的一具肿胀发泡的尸体竟然被打得炸裂开来，就像一颗手榴弹爆炸。这些狗日的小鬼子，竟敢如此蹂躏我的兄弟们高贵的身体！我身下的土地也全是红色的，抓一把都能捏出血水来。我们洒了那么多年的热血了，我们牺牲了那么多好青年的命了，这小鬼子怎么还打不走呢？每每想到这些，我们虽然都满眼泪光，但眼珠子就像被仇恨包裹着的炮弹，随时都会炸裂开去。战场上的低阶位军官大都是这个样子，那是无数次冲锋陷阵，无数次和死神搏杀后才会有的蒸腾杀气。
请不要误会了我的眼泪。廖志弘说。我不是为自己哭，也不是为常娟，我是为我们第一次入缅的远征军哭。还记得闻一多先生在我们投考军校时对我们的期望吗？他说希望我们这些有知识的青年能够改造旧军队，为中国建造一支现代的新式军队。这样的军队有责任感、荣誉感，有牺牲精神，有Humanitarianism(人道主义)，因为军队是拿枪的团体，没有Humanitarianism，无异于一支土匪武装。可是我们第一次入缅的远征军是支什么样的军队呢？英国人、缅甸人不信任我们，把远征军当掩护他们逃跑的挡箭牌，长官部史迪威将军不听蒋委员长的，下面的军长师长又不听史迪威将军的，令出多门，将帅异心。远征军是威武之师，正义之师，没错；士兵们奋勇杀敌、勇于牺牲，没错。但你知道我随远征军踏出国门的第一个任务是什么吗？护送一支为我们师长走私鸦片和玉石的骡马队伍！这样的师长怎么指望他能带兵打仗？远征军败走野人山，从我们的师长想着去缅甸经商做生意时起，就埋下伏笔了。
野人山没有野人，只有忠魂野鬼。成千上万的士兵，死在战场上也好啊！为什么要让我们去走野人山？长官部的老爷们避战，畏战，草率，贪生。日本鬼子占领了腊戍，截断了我们归国的退路，那里不过只有一个大队的日军，可我们的将领们缺乏杀出一条血路的勇气和气概，宁愿去和大自然赌一把，也不愿和日本人战斗。我们还有成建制的师，成建制的团，大家手里拿的又不是烧火棍！我们也可以避走印度，像孙立人将军带领的新38师那样。但杜长官（杜聿明）不愿意把自己的军队交给史迪威将军，他宁愿把我们交给饥饿和死亡。谁拥有了军权，军队就是谁的，这样一支还带有封建色彩的军队，跟以武士道精神为军魂的日本鬼子作战，怎能不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