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1 >1985：自赎——以老兵之名</h1><h2>23　忠孝师表</h2>

赵广陵20世纪80年代中期才从松山农场退休，那一年他六十七岁，但工龄只能从他大赦后留在农场当木匠时算起，也不过十来年。之前经历过的那些乱七八糟、支离破碎的改造岁月，谁给你算工龄？因此他只拿到不到两千元的安家费和每月三十来块的退休金。他显然不可能再回昆明了，尽管退休前一年，他接到前妻的来信，说叶世传同志因病逝世了，她现在跟女儿住在一起。女儿在省城上师范学校，周末才回来。她也提前病退了，这些年身体不大好，主要是心脑血管方面的毛病，血压还高。好在他们的儿子叶保国现在已经工作了，在郊县当农业局局长呢。经常开小车送她去医院。儿子还说，等有机会到滇西出差，会抽时间去看他的。如果你身体还好的话，我们欢迎你回昆明。昆明是你求学的地方，也曾经有你的家，也算是第二个故乡吧。国家现在已经太平，多少恩怨都化解了，大家都要向前看，要好好地活下去。你也该来看看你的儿子。舒淑文还在信里说，终于和泰国的家人联系上了，父亲已经去世，姐姐舒菲菲前年回来过一次，她还说现在国内安定了，打算回来养老呢。舒淑文特别说明，舒菲菲在国外一直没有结婚，不知道她的心里究竟有哪个。她很关心你这些年的情况，还说下次回来，希望大家能见上一面。

读前妻的信，赵广陵心里一直都很平和，但舒菲菲一直单身，倒是让赵广陵心里咯噔了一下，仿佛被一只指甲尖尖的纤细手指抓挠了一把，还久久地反复摩挲。难道她“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吗？难道她这几十年一直在期待着什么吗？照理讲当年昆明社交场上的交际花，到哪里都不乏追求者的。现在两个曾经爱过的女人，都虚位以待，老来无伴，你还敢冲上前去吗？要么破镜重圆，要么再续旧情。舒淑文的信里好像有点那个意思。难道这是命中的安排，爱的补偿，抑或上天的恩赐？

但两手空空的赵广陵已经没有当年大赦时、不管不顾地奔向舒淑文的勇气。他回了前妻一封信，说自己花甲之年，该落叶归根了。春城虽美好，重阳也落花。他的人生该谢幕了。人老了，当年的雄心也老了，在桑梓之地孤老终生，未尝不是一种幸福。纵然大家没有一生一世相伴到老，但生命中曾经有过的患难与共，相濡以沫，还是让他在垂暮之年，向永远美丽善良的妻子深深地鞠躬，再鞠躬。

就这样孤身回到家乡。多年来家乡其实和他仅隔着一座松山，也就五十来公里，但那就像地球和月亮的距离。四十多年前他豪气干云，骄傲地认为攻克松山就可以回家了；但他绝没有想到人生多歧路，还乡路漫漫。松山再不是障碍以后，他会在地球一隅隐姓埋名，故乡就是那阴晴圆缺的月亮，故乡也是一只令人怜惜的猫，你想把它日夜抱在怀里，但它却一纵身跑了，只是在远处用美丽而忧伤的眼睛望着你。故乡归不去，正如月宫不可攀一样。曾经胸怀大志负笈求学的少年，曾经一身戎装驰骋疆场的军人，现在只是一个近乎两手空空的回乡浪子，只赚得人生丰沛的阅历和苦难。

老家只有赵广陵的一个侄儿和一个侄女两家人，兄长赵忠仁50年代已被镇压，他的子女都是盘田种地的农民，在老实巴交、谨小慎微中过了大半生，人生唯一的满足也许就是为赵家生下一窝后人，但都一无本事二没文化。侄孙们长大了，要娶媳妇成家了，却连建房子的钱都不够。赵广陵让一个侄孙赵厚明去农场“顶替”了一份工作，算是将来养老有了依靠，然后用所有的积蓄在老家建了一所小小的四合院。这是他祖上的宅基地，离县城约三四华里。说是建，其实不过是将从前荒废的祖屋作了适度的翻修。干了大半辈子木工，在年近古稀之时终于可以自由地为自己盖一处房子了。几个侄孙给他当帮手，赵广陵买来木料砖瓦，自己拉大锯、拌沙灰、舂土墙、上房梁、雕花窗、铺黑瓦。没有请一个工，累不动了就歇上几天，钱不够了又出去帮人打一阵临工。他有技术，身体尚硬朗，帮那些新出道的小木匠们“掌墨”，做些指点，还是人家求之不得的。刚回来那两年他还可以去补习班帮人上英语和语文课，后来嗓子不行了，喉咙里总有一团火在燃烧，当年在松山吸进的烟火仿佛死灰复燃，话一说多了就灼伤得痛。还有一个原因是，现在的高考补习已不像当年了，无论是英文还是语文，都让他这个老西南联大生无所适从。面对纷繁变迁的社会，赵广陵在清贫中唯有苦涩地笑笑：我误了自己一生，就别去误人子弟了吧。

还记得他的老人牵着孙子来看热闹，说，喔唷，原来是赵家老二忠义回来了，真是稀罕啊。上一次回来还是扛着亮闪闪金星的军官哩。还以为你去台湾那边当大官发大财去了。赵广陵对这些势利眼的乡党冷硬地笑笑，不与作答。“赵忠义”是这个身世沧桑、经历复杂的老人最为单纯的名字。它和下河摸鱼捉虾、上山打鸟下扣子、田野里疯跑撒野以及课堂里被先生呵斥打手心有关。儿时的伙伴们都认得赵忠义而不知道他后来那些让人头脑发晕、皂白莫辨的“大名”。甚至当乡党们叫他赵忠义时，他也要愣一下才会反应过来。一个天涯浪子离自己童年的名字有多远，他和故乡就有多远。

此番再建家园差不多晚了四十年。如果在日本人投降那年就英雄还乡，人生或许是另外一番景观。尽管被战火蹂躏过的故乡已然破碎，但那时门前还桃红柳绿，老母尚在，哥嫂同院，侄甥绕膝；屋外的田畴新苗拔节，麦穗安详；故园被鲜血浇灌后正在复苏，赵家老屋就像当时的国家那样，在巨大的伤痛中舔血抚痕，拭干眼泪，再度屹立。那一年几乎家家都在重建战火中毁坏的房子，赵广陵作为抗日军人回到家乡，受到家乡父老的盛情厚待。县府专门拨出一小笔钱款，资助赵家恢复家园。新房落成时，一个乡绅还特意送来一副“忠孝师表”，其书云：

<i>龙陵赵君忠义，乃我抗日军人壮士营长也。白塔赵氏，渊源深厚，先祖南京应天府籍，乃明洪武十四年征南将军沐英之副将。奉旨西征南疆，荡平叛逆，开疆拓土。功在大明，利在汉家。虽屯垦边陲，忠孝之节，仁义之礼，香火传焉。数百年庭趋千孙，庙食百世，名登通志，位列乡贤。忠义营长之高堂稷源公，仁德并齐，不慕轩冕，躬耕陇亩，行仿武侯；养亲训子，耕读传家；南山隐豹，边地真君子也。时倭寇窜境，躏我国土，稷源公芝兰生于深林，大义彰于天下，慨然送子“死”旗一面，倭寇闻之胆怯，四邻唏嘘服膺，诚可为千古楷模矣！壮士去兮，视死如归；从军杀敌，歼敌无算，踏破敌阵，屡建奇功。忠义营长舍身报国、救民族存亡如斯，何也？我边地龙陵钟灵毓秀之养，赵氏家族诗书传家之训，忠义营长忠孝仁义之守。斯称不朽，诚哉信然欤。河山光复，家国再兴，忠义营长忠孝两全，车师凯旋。佩勋章光祖先耀门庭，裹“死”旗灭倭寇夺降旗。赵氏一门有幸，山川备沐荣光。忠义营长精忠报国之丰功伟业，可传百世而昭后人矣。</i>

这份几十年前的“忠孝师表”赵广陵早就忘记了，赵家的后辈也无一人知道。只是在翻修房屋时，赵广陵在屋顶的横梁上才无意中发现。它被卷起来仔细地装在一个木匣里，镶嵌在横梁上方专门掏出来的木槽中。木匣上的烟垢、灰尘足有一寸多厚，把一个人曾经的荣耀，密密实实地尘封了。

当时，帮他取出这个木匣的几个侄孙很失望，他们都是初中都没有读完就混迹在社会上的年轻人，或外出打工，或在家务农，做点小生意啥的。家里忽然冒出来的这个二爷一度让他们认为是个有钱的阔佬。赵家这几十年一直是凋败的、破落的，儿孙们在背着反革命亲属的黑锅中长大。到这口“黑锅”终于被扔掉时，他们也成年了，回头一望，耕读传家几百年的家族后裔，竟然没有一个读书人了。赵广陵展开“忠孝师表”时，先是自己默念了一遍，看得眼热心跳，旧日时光风起云涌、滚滚而来。他颇感自豪地对身边的一个侄孙说：念一念。那小子吭哧半天，念了五句就念不下去了。还嘀咕了一句，说些什么吗？又不是说老祖先留给我们的金银财宝，还藏得那么高。

一个诗书世家断了文脉，几近于断了香火。赵广陵心中的荣誉顿时裹满了尘埃。历史的悲怆正在于它被后人误读、漠视，乃至遗忘。这遗忘来得如此之快，仿佛花开一季。

对一个浪迹天涯的浪子来说，故乡不过是一部老电影，即便再看，也续不上当年的情节，走不进旧日的场景，更找不回往昔的情感了。回到龙陵落籍的前几年，赵广陵虽然接上了家乡的地气，却过得越来越不开心，越来越孤独。早几年他和几个都蹲过监牢的国民党老兵还有个麻将局。赵广陵就此学会了打麻将。老家伙们也放点“彩头”，不多，一毛钱的输赢，为的是惩罚乱“点炮”的冒失鬼。这几个麻友除了赵广陵和一个叫莫大爹的是本地人外，其余几个都是自愿落籍在龙陵的外省人。滇缅战役结束后，许多内地籍的士兵，甚至中下层军官利用国军裁编部队的机会，都落籍当地了。当年国民政府发给他们的遣散费少得可怜，一个士兵仅有两块法币，尉官三块，校官也才五块。士兵们拿到的遣散费只能买到五双草鞋。战争过后本地的一个奇怪的现象是，那些半年前还在跟日本人浴血奋战的远征军军人，现在成了流浪汉、叫花子。当时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的百姓，现在不得不联合起来，防备那些散兵游勇的侵袭。当然也有不少老实本分的士兵，认为这样的地方，无论务农还是经商，都堪称风水宝地。他们四处为人打零工，做点小本生意，运气好的便上门入赘，也不论人家姑娘的好丑了，有家有媳妇，铸剑为犁，在没有战火的和平岁月，就是天堂里的日子。

但谁能想到即便在山高皇帝远的地方，他们该承受的磨砺，一点也不比别人少，尤其是在边疆地区，政治环境愈加严厉，“文革”前搞的“政治边防”足以让这些旧军人吃够苦头。一生风风雨雨过来，老兵们永远只能苟活在社会的边缘，连他们都觉得自己的命足够硬。现在好了，他们可以大胆谈论属于自己的话题，远征军里哪个师长既能打仗又能作诗，哪个长官写得一手好字，某某军长有两个姨太太，某某团长一次就吃六百多号人的空饷，部队站队时连一个营的人数都凑不齐，结果被当场枪决了。这是这些远征军老兵的共同记忆，也是他们一生中唯一闲适安详的时光，他们的话题属于另一个阵营，因此只有他们才凑得到一起。他们也自称为“老干部活动中心”，这个“中心”有组织无领导，有场所无经费，有老兵无干部，大家凑份子自得其乐。只是随着岁月老去，白发飘零，来“活动中心”的老兵日渐稀少了，终于有一天，还活着的人送走昔日的战友、如今的麻友后，才发现连一桌麻将都三缺一了。赵广陵那天看着麻将桌对面空出来的位置，不无凄凉地说：

“我们这种孤老倌，在阳世的朋友越来越少，阴间的熟人越来越多啰。我们就他妈的等死吧。小狗日的，我们这一生啊……”

莫大爹抱着烟筒呼噜了一口，打趣道：“那你去打冲锋啊，赵老倌。”

赵广陵愣了一下，就像被人扇了一巴掌。糟老头子们聚在一起时，有惺惺相惜，也有不服气的埋汰挖苦。都是阅尽人生、从苦海里九死一生捡回一条命的人，谁还不晓得谁苦水有多深？赵广陵当时无话可说，就像被一个辣椒呛到嗓子眼。

直到有一天，赵广陵忽然接到保山地区文史办请他去地区开会的通知，他的生活开始发生了转变。文史办的馆员华子君也是个老西南联大生，历史系1944级的，对赵广陵很尊重，执学长礼。他说保山行署的孙专员是个本地成长起来的景颇族干部，他希望我们这些搞文史的能够出一本文史资料集，专门整理本地区抗战时期的历史，以向民众宣传滇西地区为抗战做出的奉献和牺牲。赵广陵当时还心有余悸地问：本地的抗战是国民党打的，共产党也认吗？华子君说，共产党国民党那时结成了统一战线，都在为国家民族而战。那时都不分彼此，现在面对历史，何以再分？况且都思想解放这么多年了，孙专员很支持这项工作，还说远征军在这里打败了日本人，这是中国人的光荣，更是本地的光荣。让我们不要有顾忌。

顾虑当然是有的。赵广陵被华子君领着在孙专员的办公室见到这个共产党的干部时，手脚一时不知道往哪里放好。尽管他和周荣这样的高官还是同学，但人家孙专员是主政一方的父母官，感觉上自然要敬畏三分。其实孙专员朴素得就像刚从田间地头挑粪回来的庄稼汉。他拉着赵广陵的手问：

“你是远征军啊？怎么……怎么跟我当年见到的那些远征军不一样？”

赵广陵误解孙专员的意思了，连声说：“我改造好了，改造好了。”

孙专员愣了一下，拍拍赵广陵的肩膀：“赵大爹，我请你来不是谈改造的事，我们现在要收集整理当年你们打日本鬼子的史料。我听说你参加过松山战役，还是西南联大的大学生，你是我们的宝贵财富啊。你们放手去做，我全力支持。”

在行署招待所吃晚饭时，赵广陵还是一副心事重重的模样。华子君问：“赵学长是否担心资费、人手不够？孙专员说我们可以随意调遣的。”

赵广陵沉吟半晌，才忽然问：“你当过右派吗？”

华子君笑笑：“我是我们这儿的第二号右派，那时我是地区中学的老师。”他马上又反应过来了，说：“学长，现在不会再搞反右那种事情了吧。都改革开放那么多年了，我们只需尊重史实，秉笔直书，不逾规矩，虽再次反右，又奈何我哉？学长，你是学文的，我是学史的，书还是读过几本的，岂能不遵循圣贤之道？太史公曰：‘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学长，我们还没有那么惨吧？”

那天晚上十点多了，赵广陵的房门被敲开，孙专员带着华子君和秘书站在门口说：“赵老师，走，我带你们吃烧烤喝啤酒去。”

孙专员以老师相称，让赵广陵顿时感动莫名。在烟熏火燎的烧烤摊，赵广陵才知道原来孙专员小时候就见识过远征军。日本鬼子打来那年，他才十岁，跟随母亲上山躲避战祸，四处逃难，对战乱之苦自是感受深刻。远征军反攻时，他的景颇山寨就驻扎过一个连的士兵，还有一个参谋住在他们家。孙专员说他还记得那个参谋是个外省人，长得英武极了，好像也是军校毕业生，他还骑过他的肩头，摆弄过他的手枪、皮带、牛皮挎包。这个参谋很喜欢他十六岁的姐姐，有一回还帮她去打猪草。他姐姐帮这个参谋洗衣服，还和参谋一起去村边遛马。村里人都说，孙家怕是要招个远征军的女婿了。但一场战斗下来，参谋战死了，当初住他们村寨的远征军，只有俩兵是活着的，还是担架上抬回来的。孙专员最后叹息道：

“我那个痴情的姐姐啊，一直不相信那个参谋战死了，见到穿军装的国民党兵就打听。唉，多少年过去了，多少人来我家提亲，我姐姐就是不答应。一直到都解放了，我参加了革命工作，回到家里做她的工作，说你还等一个国民党军官干哪样？想让我们一家都当反革命家属吗？那时年轻，不懂历史啊。当然了，那时的政治环境也不允许我有今天的认识嘛。”

赵广陵问：“那你姐姐一直终身未嫁？”

孙专员说：“到我姐姐都四十多岁了，她好像才死了那份心，随便嫁了一个鳏夫。赵老师，你知道的，在我们景颇山寨，三十来岁的女人都可能当奶奶了。我只好把我的一个儿子过继给她，让她好歹也有个后。”孙专员喝下一大口啤酒又说：“我现在才明白了，经历过战争的人，心上的烙印是抹杀不掉的，更何况一段纯真的感情。我那命苦的姐姐，哪里晓得战争有那样残酷？那个远征军参谋也可怜，他和我姐姐可能连手都没有牵过。”

赵广陵也喝下一大杯啤酒，动情地说：“孙专员，我现在才相信，面对外辱，同样的苦难，不分党派主义，不分汉族少数民族，大家都有共同的担当，共同的记忆。当年我也有一个手下爱上了当地的一个姑娘。他是我的副连长，陕西人。但他担心自己不能活着回来，一直不敢向那姑娘表白。他让我帮他拿主意，我就说等打完仗吧，戴着军功章去提亲，岂不更好。我那时也愚蠢，不太懂一个男儿再有功名心，也有儿女柔情。”

孙专员问：“他活下来了吗？”

赵广陵悲戚地说：“打松山时，替我死了。”

大家长久无言，各自端起酒杯喝酒。烧烤的烟雾拌着肉香四处弥漫，像一个浓缩的战场。只不过没有硝烟的狰狞，没有生死搏杀的呐喊。隔壁一桌十来个青年男女闹闹嚷嚷，划拳行令。小伙子们豪气冲天，以拼刺刀的干劲拼酒，女孩子们撒娇作态，莺声燕语；对面还有一对安静的情侣，头挨头，男的拿起一串烧豆腐，喂到女的口里，女孩子微张樱桃小口，衔了一半，将铁签上剩下那一半又推到男孩子的嘴里。孙专员听到赵广陵莫名其妙地嘀咕一句：

“我们那时有烧烤摊就好了，我一定请全连的弟兄吃一顿烧烤再上战场。”

孙专员叹一口气，说：“赵老师，和平多好啊。要是还在打仗，他们都要上战场。我上小学时，就在松山脚下，还常听大人们讲打日本鬼子的故事。我们景颇村寨那时没有纪年的，说起往事时会说‘日本人来的那年’，‘烧大山火那年’，‘远征军反攻那年’。后来不能说远征军了，就说‘打跑日本人那年’。但我们不会忘记，是谁打走了日本人，我的家乡才安宁了。我也是那个时候上的国民小学，那所学校就是远征军帮助地方办的，教我识字的还是一个远征军军官，不然我要当一辈子的放牛娃哩。赵老师，你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参与者，我们这些后生晚辈，怎么能忘记你们当年的功绩呢？这是国家民族的大事情。过去极左那一套我相信在中国再不会有了。远征军对我们国家民族是有功的，将来条件成熟了，我们还要给远征军立碑。赵老师，你就放手干吧，我拜托你了。”

历史如此纠缠不清，割舍不掉。赵广陵不能不暗自钦佩，这位共产党的孙专员是个有民族责任感和民族气节的人，于是便全身心投入了进去。在保山他们主要跑档案馆，但打开那些储存档案的库房才发现关于抗战时期的档案已经乏善可陈了。管库房的老保管员说，这里面的档案从清朝时期的诗书文集到民国时代的文牍公函，在1958年就送去造纸厂化纸浆了，“文革”时又烧了一些。以至于赵广陵他们要找到一份抗战时期保山地区支援前线的公粮、民夫的具体数额等公函都难，更不用说能搜集到当年攻打松山、腾冲、龙陵时敌我双方的攻防态势、战争经过、参与将领、阵亡人数等方面的史料了。国家的一段珍贵历史因为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而被粗暴地销毁了。在地区公安处倒是查到一些民国时期的“敌伪档案”，但多是文书档案和人事档案，尤其是后者，分门别类地做得很细，连一个民国时期的保长的档案都很齐全。赵广陵不能不想起当年为省公安厅打造档案柜的岁月，自己见不得人的档案，原来人家是这样装在某个袋子里（赵广陵曾称之为“裹尸布”）的。只是因为他不断改变名字，变换身份，才在风雨飘摇中躲躲闪闪地苟活下来。所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背后一定有一张管理严密的网。

正是在查阅“敌伪档案”时，赵广陵看到了自己父亲赵稷源和兄长赵忠仁三十多年前的档案。

龙陵赵氏在本地枝叶繁茂，赵广陵这一脉世居城边白塔山下。他的父亲赵稷源曾有诗云：“白塔方丈起茅屋，青山排闼入吾庐。柴扉紧闭无车马，翁本素业一老儒。”赵稷源在清末考取过举人，但却弃官不做，自号百谷散人，回乡学陶潜诗书自娱，耕读传家。或许他已看出大清的江山即将寿终正寝，身逢乱世，圣贤之书方是宁静之本，独善其身乃为做人之道。赵氏家族的家训早被他们的先祖高悬在赵家祠堂正门的两侧，“祖宗一脉真传惟忠惟孝，子孙两条正路曰读曰耕。”

中国的士大夫，当他们生不逢时、受时代所扼时，他们回归田园，把希望寄托在后代身上。百谷老人壮年时受变法维新思想熏陶，在两个儿子身上下足了教育功夫。他们都在北洋政府时代出生，国民教育也已普及到龙陵这样偏远县城。老大赵忠仁弱冠之年，赵稷源就将其送到日本求学，他在一篇《示儿书》中写道：

<i>日人之技，无外师从欧美；欧美之技，无外善于变通。内变机理，外合潮流。吾国人民，积弱积贫，吾国机理，落后潮流，如牛车之于蒸汽机车耳。然牛车之道，机车难行，机车之道，牛车不适。弃牛车而换机车，大要有三：一曰天时地利人和，二曰更新观念理顺国体，三曰发愤图强振兴民族。待国运轮回，机理调顺，五族共和，民主宪政，政通人和；国家强健，人民富庶，外御列强，内修仁德。彼时欧美敬重，日人仰视。天下承平，春和景明，撒种栽插；桃花夭夭，鹭落牛背，燕筑屋檐，妇孺嬉戏，牧歌悠扬。诗书盈室，男耕女织，温良恭俭，童叟无欺，大同世界，斯为乐土矣！</i>

这是一个乡野老叟的家国强盛梦，美妙得如同飘进柴门的一缕晨雾。赵忠仁在东京的一所法科学校学成归来时，中日战争已爆发，他本来可以在省府做事，但弟弟赵忠义投考军校去了，父亲以“死”旗相赠，家里就当没有这个儿子了，他只得回乡侍奉父母。可没想到1942年，日本人眨眼就侵占了龙陵，当亡国奴原来就是一夜之间的事。

其实，赵稷源老人在远征军第一次入缅兵败时，就感觉到战火烧到自己的家乡是迟早的事情。他几乎以半价卖掉了大部分田产和两家商号，换得三十万法币，在龙陵拉起了一支抗日游击队。日军进占龙陵县城时，赵稷源带着游击队和儿子退到了一个叫皮嗄的傈僳族山寨，同时也为怒江东岸的国军做些传递情报、惩治汉奸、收留远征军伤病员的工作。这支游击队由汉族、傈僳族、傣族、景颇族等多个民族的抗日志士组成，武器却相当简陋，火铳、弓弩、毒箭、大刀是他们的主要装备，五六个人才有一支汉阳造，连机枪都没有一挺。就这样与日军周旋了半年多。

日军侵占龙陵后，专门成立了一个行政班，着手扶持汉奸政权。行政班班长吉村大尉是个略通中国文化的人，还会说点中国话。他得知在偏远的龙陵竟然还有一个在日本留过学的大学生，出身本地望族，其父还是有名的乡绅，赵氏家族的族长，如果能制服这一家子，不仅可解游击队骚扰心腹之患，还可降服当地人之民心。于是在一个夏夜，日军用重兵包围了皮嗄山寨，架好机枪大炮，却并不急于进攻，先把抓来的八个山民架在火堆上活活烧死，然后派人给赵稷源送来一纸战书，说皇军虽为虎狼之师，但并非杀人如麻。皇军只是久慕赵老先生的大名，专程前来邀请赵老先生及公子一同下山，与行政班一道为龙陵百姓效力。龙陵本民风纯良之地，赵老先生深孚众望，在战乱之际护民保乡，应是职责所在。轿子和马已为赵氏父子备好，倘若不从，皇军踏平皮嗄山寨，犹如大象踩踏老鼠耳，届时皇军将不会留下一个活口。且龙陵百姓苟活于刀兵之下，皇军如无赵老先生辅佐，共同建立大东亚秩序，将不能保证士兵滥杀无辜。云云。

游击队那些血性汉子，本来抱定了要和日本鬼子同归于尽的，但面对赵稷源的老泪，他们沉默了。那个夜晚是赵稷源老人一生中最难的一夜，眼泪几乎要浇灭了傈僳人的火塘。老年人淌眼泪几近于佛菩萨在痛哭、在悲悯、在默默担当人世间最大的苦难。到天亮时，赵稷源拭干眼泪，对赵忠仁说：

“从今天以后，你没有我这个父亲，我没有你这个儿子，赵氏家族也不再有我这个族长。我们都是进不了赵家祠堂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