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国后他们的问题很快就查清楚了。周荣的影响力让赵广陵大开眼界，本地政府首脑、公安局长、边境管理局局长、边防武警支队长，在周荣给赵广陵压惊的晚宴上，都来给周荣敬酒，一口一个“老领导”“老八路”，搞得周荣不断指着赵广陵说，打日本鬼子，我没有他厉害。你们给这个老英雄多敬敬酒。
那个晚上赵广陵喝多了，毕竟在监狱里待了一段时间，身子骨虚，第二天就病倒了。周荣不容他多说什么，买了机票两人一起回昆明。周荣说，老伙计，我的老伴儿也不在了，家里空空的，现在我们两个半死老倌不相互搀扶，哪个来管我们哦。
在昆明，周荣让赵广陵住最好的医院，做全身检查，单人病房，进口药物，一个医生、两个护士全程服务。住得赵广陵心惊肉跳，让他想起当年在美军医院才享受到的那种待遇。但此一时彼一时也，怎能相比？他见到周荣就抱怨，这要多少钱，我的医保报销不了的。周荣笑笑说：“我还负担不起你的医疗费？共产党发给我那么高的退休金，也有你一份。老伙计，你得做一个手术了。不大，小手术，我会给你找最好的专家。”
赵广陵一怔，问：“什么手术？”
周荣想了想，才说：“医生说你长癌了，在膀胱里。切了就好了，以后莫喝酒了。”
赵广陵沉默了，头扭向一边。死神终于追过来了，就像一个多次擦身而过的老熟人。阳光从窗户斜射过来，打在病床上，不让人感到温暖，反而倍显凄凉；窗外的树叶婆娑摇曳，像拭泪的手。周荣拉起赵广陵的手，一时不知该说些什么好。
赵广陵在缅甸的监狱里开始发现自己在尿血。开初他以为是劳累和环境改变所致。他对自己的身体一向是自信的，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人，阎王都害怕。这把老骨头已经磨砺成了松山上的一棵老松树，风刀霜剑，火燎雪压，只会越来越坚韧、劲道、皮实。怎么一住进医院就有癌了呢？
“我得回去。我的事情还没有完成。”赵广陵幽幽地说。
“莫给我扯把子啦。你的事情也是我的事情。”周荣知道赵广陵心里惦记的是什么，“廖志弘也是我的老同学、老战友。”
“我有承诺的，耽误了，耽误了……再不抓紧，就来不及了。今后九泉之下，我有何脸面与他相见？”赵广陵哽咽起来。
“你别急，这事还得从两国政府之间的层面来协商。你都不准日本人来松山挖一锹土，人家还不是一样。我会抓紧跟那边联系的。你呢，先做手术，养好了身体我们再去。这些年怪我，离休后对你关照少了。唉，你这个犟头犟脑的老滇票。今后我要把你管起来了。我是你大哥，对吧？”
赵广陵忽然像个无助的老小孩，抓紧周荣的手说：“要是像人家说的，划开肚子看看是晚期了，就缝回去。那还不如不花这笔钱。”
周荣拍拍赵广陵的肩膀，“枪林弹雨的战场上都闯过来的人，还怕这一关？还在乎这点钱？老伙计，放心好了，有我在嘛。要相信我，嗯？”
面对赵广陵这些年做的事情，周荣深感愧疚。离休前他已经官至副省级，离休后他只是全心全意地颐养天年，全国各地到处周游会老战友——当然不是赵广陵那个阵营的，还回老家住了几年。他生活在处处受人尊敬的晚年祥和生活中，人生圆满，没有遗憾。衰老不过是恭候在前方的一个老朋友，他安详而体面地走向它，就像一个领导走向等待提拔的下级，他在衰老面前也是尊贵的。他要是在衰老面前使使性子，说老子还不老。衰老也会说，是的，领导身体还好着哩。领导是八十岁的年龄，四十岁的心脏。离休生活让周荣这样级别的干部深感惬意，出游，唱歌，练书法，打太极拳，定期身体检查，参加老干部集体活动，没有什么可操心的，也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但当他在畹町桥头见到赵广陵被押过来的那一刻，看到赵广陵那样消瘦，那样落魄，像条老野狗，目光里却有一种老而弥坚的东西，恨恨的，硬硬的，一下洞穿了他离休后的慵懒闲适生活，让他既心酸又惭愧。原来有的人还在为过去的光荣与辉煌而活着，原来生命中的承诺正是活下去最重要的价值。就像秋吉夫三点醒了赵广陵，赵广陵唤起了周荣的责任感。
膀胱切除手术很快就做了，这个浑身战伤的老兵又多了个让他感到羞愧的伤口——腹部一直要挂一个接大便的塑料袋。医生说你没有膀胱了，我们给你把尿道改道了，小便由肛门排出，而大便由腹部切开这个口排出。生活是麻烦点，但你的命保下来了。赵广陵见到来探视的周荣，第一句话便开骂，你这个老龟儿子，给我找的什么歪医生啊！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更不要说里面的器官。让他们乱切一气不说，还东改西改的。我还像个什么人？还不如一刀切死我。
周荣笑呵呵地说：“死哪有那么容易，还有人惦记着你哩。”然后他回头向病房外面喊：“都进来吧，又不是大姑娘下花轿。”
两个老太太略带羞涩地踅进来，手足无措的样子，真像再一次下花轿的女人了。
只能是舒淑文和舒淑雅姐妹。
都老了，老得来如此彻底，老得来不敢相识相见，不敢相依相伴。世事变迁如斯，故人就像舞台上或大或小的角色，换一幕就都朝如青丝暮成雪了。命运为什么要如此戏谑，非要等到一个在病床上，两个来到病床前，才让他们别时已难、相见更难呢？
舒淑雅还是那么仪态万方，气质高雅，满头银发蓬松，但丝毫不乱，像一朵盛开的蒲公英，仿佛每一根发丝都是某个高级发型师巧妙布局的细节，述说着镜中人自惜羽毛的精细呵护与不老柔情。她手捧一大把乳白色的百合，那百合的颜色就如她的肤色，还透着凝脂般的华贵。她唇上的口红让赵广陵一瞬间想起那个芳子小姐，还想起多年前舒菲菲站在舞台上的昆明腔国语，甚至还想起唐朝的明月下，杨贵妃的回眸一笑——不是“六宫粉黛无颜色”，而是长恨的岁月里，如此的笑靥昙花难现。舒淑雅老了，但舒菲菲还如她手中的百合花一般，永远都在赵广陵心中盛开。
即便五十年过去了，在姐姐面前，舒淑文永远都是配角，永远都是被改造好了的素面朝天的劳动人民，不施粉黛，不描蛾眉，清风朗月，沉静如水。但却有“才下眉头，又上心头”的那种无法消除的哀怨。她不捧花，却捧一个保温盒壶，里面是煲好的鸡汤。她比她姐姐的眼泪下来得更快，更多，更悲戚。赵广陵虽然目光被舒淑雅的惊艳吸引，但在短暂的震慑之后，他的目光望向舒淑文，一如一个走失多年的孩子望着母亲。
片刻的尴尬后，赵广陵像个战败的士兵，难为情地笑了，“这么大的太阳，还劳烦你们来看我，我没什么大碍。已经好了，好了……”
这三个人的见面竟然如此平淡，仿佛他们从未曾生离死别过。乱世佳人花期已谢，铁血男儿深陷病床。旁观者周荣就像一个现场导演，把演员调度到一个重逢的场景中，让他们去临场发挥，演绎后面的情节。他坏坏地笑了一下，说：“你们一家人摆摆龙门阵。我要先走了。”
赵广陵有些胆怯地说：“别走，龙门阵大家一起摆。”
周荣挠挠自己的脑袋，“这颗白脑壳，也不能当灯泡吧。”然后向赵广陵了眼，转身就走了。
“你是个龟儿子。”赵广陵冲他的背影喊。
“都生病了，还那么火气旺。”舒淑文有些嗔怪道。就像多年前在自家饭桌或卧室里的那种无处不在的数落。毕竟还是做过十几年的夫妻啊。
舒淑雅正襟危坐在病床前，她戴了副茶色眼镜，让赵广陵看不清她眼里真实的情感，也正如她多年以来让赵广陵探究不到她非雾非花的内心世界。她终于浅浅一笑，清风悦耳地说：
“赵导演，你演了一部人生大戏啊，周先生和我妹妹都给我讲了。这些年，真苦了你了。”
五十年没有人叫过他“赵导演”了。这个尘封的称谓就是锈成了一坨铁，也被舒淑雅转眼就在一个温情的熔炉里回了一次炉，马上就光彩重生，唤醒了一个人的自信和骄傲。他微微一笑，说：
“没什么，生命要有苦难，人生才会戏剧化。不是说人生如戏嘛，要演就演最精彩的。”
出院后赵广陵就被舒淑文姐妹接回家里养病去了。周荣本来想争，赵广陵也情愿去跟老战友挤在一起，周荣有一个独立的小院，除了保姆，儿女们很少回来，但那两个老太婆不容分说，就把他形同“绑架”般接了出去。
舒淑雅在昆明买了一套宽敞的复式房子，赵广陵和舒家的保姆许妹住楼下两间，舒淑文和姐姐住楼上。这是一个奇特的组合，是一家亲，又非一家庭。三个白发老人岁数加起来超过两百岁，餐桌前凑不出一副完整的牙齿。连保姆许妹都说，你们这是一个小型的养老院呢。不过女人护理病人，自然比男人精细得多，有两姊妹的精心伺候，赵广陵恢复得很快。
本来赵广陵早就闹着要回去的，但两姊妹左劝右劝，就是让他迈不开回松山的腿。人一旦生了病，骨头也就软了，心劲儿也泄了，不知是被医院的药腐蚀的，还是经不住舒淑文姐妹温存的劝解。加之周荣隔三差五地跑舒家，也反对赵广陵孤身一人回松山。现在四个老人刚好凑得齐一桌麻将。人生本该相依相伴的岁月，本该携手建功的雄心，竟然就像手掌里抓不住的鱼儿般滑溜出去了，游向了时间的深海，再也捉不回来了，只剩下这几个空留许多遗憾的白发老人，“闲坐说玄宗”。这不是一种残酷，只是一种无奈。
还有一种无奈是一份已经被割断的亲情。有一天四个老人正在打牌，一个派头不小的领导敲开了家门，身后跟着拎包的秘书。已官至副厅级的叶保国威风八面地站在他几十年不见的生父前。高了，胖了，富态了，官相十足了。他没有叫一声“爸爸”，只是说，我来看看你。连路人的问候都比这句官腔不改的话更温暖。他还礼节性地伸出一只手来，像接见下属一样地想和他的父亲握手。赵广陵恨恨地看了儿子一眼，毫不领情地转身就走。舒淑文忙说，都到客厅坐，许妹，赶快来泡茶啊。在客厅落座后父子仍是无言相向。这次会面是舒淑文特意安排的，现在她就像一个翻译，在父子间传递双方想说或不想说的话。你父亲的手术很成功，现在恢复得很好。保国现在工作很忙，成天在外面不是开会就是出差，一年中我都见不到他几次。你父亲想回老家那边，但我们想还是在昆明养病更好更方便一些，我和你大姨反正没事，也可照料照料。保国的儿子快考大学了，成绩还说得过去，保国说要送他出去留学呢。老赵，跟你儿子说两句吧。保国，好好宽宽你父亲的心，让他安心在这里养病。
犟老头赵广陵始终把头扭向窗外；而当了大领导的儿子没有想到在大姨家里还能见到比自己更大的领导周荣。周荣当副省级干部时，他还只是在大会场听报告的一个处级哩，想近身套个近乎都怕秘书挡驾，人家的门朝哪边开也不知道。因此他见到周荣的激动远超过见到自己的亲爹。他向老领导问安，关心老领导的身体和生活，说哪天亲自来带老领导到哪个水库钓鱼，去哪座山上赏花，哪里的温泉SPA又开发得特别好，可以一边赏雪，一边泡温泉，就像在日本一样。老领导只要想去，我打个电话，分分钟，让他们把总统套房给老领导留下来。周荣实在听不下去了，没好气地说，先带你爹去。叶保国顺口说，他嘛，级别不够的。周荣火了，拿出了老领导的威风。喝道，级别不够你就自己掏腰包。我告诉你，不管你当多大的官，百事孝为先！叶保国愣了一下，忙说，是是是，我这不是专程来看他嘛。然后他向秘书一使眼色，秘书连忙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个厚厚的信封，递给叶保国，叶保国并不接，只向赵广陵那边偏了一下头，精明的秘书忙恭谦地说，赵大爹，这是我们领导的一点心意。请您老人家收下，安心养病。我们领导会随时抽时间来看您老的。
赵广陵声音不高不低，但威严十足地说：“滚出去。老子没你这个儿子。”
叶保国走了后，舒淑文一把老泪一把辛酸地开始数落犟老头赵广陵。你儿子来认你，你得给人家一个台阶嘛。人家现在当了大领导，出息大了，开会作报告上千人听，难道你还要人家像小时候那样跪着说话？你也不看看你儿子头上也有白头发了吗？你知不知道，那些年你三天两头地管制、劳改，我躲在屋子里偷偷抹眼泪，孩子们却高兴得不得了。为什么？只要他在家，话不准大声说，门永远必须关上，窗帘也得拉上，家里就像一个黑黢黢的牢房。他要出门前，就像外面有特务，站在窗子前撩开窗帘一角左看右看，还把孩子使出去看有没有人。老大豆芽出去看了一次不够，等几分钟又把老二豆角使出去。院子里一有陌生人说话，他就紧张得不行，竖起耳朵躲在窗子后听，从来不敢像一个家庭主人那样，坦坦荡荡地和人交往，爽爽快快地当一个父亲。说好要带家人去公园玩，孩子们头天晚上就开始激动，可是到星期天早上，外面阳光灿烂，鸟儿叫得欢，他却在屋子里转来转去，左打听右打听，就是不跨出门。就像要带孩子们去干坏事。哪个孩子喜欢自己的父亲鬼鬼祟祟的，像电影里躲在阴暗角落里的特务？他只要一不在家，我们家就大门洞开，窗户敞亮，孩子们在院子里活蹦乱跳，打进打出。连邻居都说，你们家老猫一出去，一群小耗子都从窝里跑出来了。
周荣劝舒淑文不要说了，那时赵广陵情况特殊。那些苦日子都过去啦，我们继续打牌吧。
舒淑文这天就像积蓄已久的压抑情绪溃堤了，非要继续数落。苦日子过去了，心头还堵着哩。男儿大丈夫的，在外面失败了，我们不怪你，但你在家里不能失败啊，当爹不能失败啊。人家的孩子从小在父亲身上爬上爬下的，他呢？一周从农场回来一次，饭碗还没端起来，就要孩子们站队点名，还报数，然后逐个报告一周做了什么，没有完成的就打手板心。有一天豆角从外面回来，一颗纽扣没有扣好，他把娃娃抓过来屁股上就是一巴掌，豆角那时还在上幼儿园啊。完全是个旧军阀嘛。人家说父慈子孝，你叫孩子们咋个亲你爱你？你就没有想想，自己的历史问题给孩子们带来了多大的伤害？从上小学开始，他们每学期开学时必须填的表格中，在父亲的“政治面貌”一栏中，先是要填“人民管制分子”，后来就必须填“服刑劳改人员”了。有一年豆芽犟着不填，结果班主任把我叫去，指着空白栏说，他父亲是什么人，就填什么身份。你怎么能教孩子撒谎呢？其实我们的孩子哪里敢撒谎呀，他们天天要求进步，做梦都想加入少先队，红卫兵……
舒淑雅也陪着抹眼泪，说妹妹求求你就别说啦，心头怪堵的。孩子小不懂事，也怪不得他们。
我的孩子懂事可早了，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嘛。舒淑文不管不顾地继续说。豆芽八九岁时就开始担水挑煤、拾柴煮饭。那时我天天搞运动，炼钢铁，身体又不好，挑不了水，豆芽和豆角两兄弟一个九岁，一个七岁，每次用扁担去抬半桶水回来。在水井边还要受人家的欺负：“反革命家的狗崽子，排后面去！”有一天一个混小子说“两个小和尚抬水给一个尼姑吃啊”。赵豆芽抡起扁担就朝他打过去。他那么瘦小的身子，怎么打得过比他大的娃娃？他和豆角满头是血地回到家，手上提着打断的扁担和只剩几块木片的水桶。那天我是豁出去了的，在街坊们面前跳着脚地骂街，要打我儿子的人站出来评理。最后是一个居民小组长说，算啦别吵了。你们这种家庭的人，还有脸在人前说理。想反攻倒算吗？我倒不是想反攻谁，我就是想评一个理啊！我就是想那种时候有一个男人站在我的身后，保护我的孩子们啊！
“哗啦！”赵广陵推翻了麻将桌上的牌，起身进自己的屋子里去了。
这事过了几天后，舒淑文说她外孙生病住院了，她要去女儿家照应几天，还带走了保姆许妹。这有点像某种刻意的回避，让一对孤独的老头老太相互去面对漫长的时光。舒淑雅什么家务事都不会做，赵广陵还得撑着病歪歪的身子为她做饭。舒淑雅说我们叫外卖吧，或者到外面去吃。赵广陵说，有锅有灶的不弄，哪还像个家？
“你想有个家吗？”舒淑雅忽然问。
赵广陵一愣，说：“我有家。在松山。”他的心跳忽然加快了，他看到舒淑雅有些迷蒙的眼光，浸泡着苍老的爱怜，从眼角渔网一般的皱纹中流淌出来，让人心碎。他转身进了厨房。
那个晚上他们吃得很简单，一个西红柿炒鸡蛋，蒸了一小盘火腿，一碗鱼汤，两个咸菜。但舒淑雅却拿出一瓶红酒来，满满倒上一大杯，赵广陵不喝，静静地望着餐桌对面的女人，听她在酒精的作用下一泻千里的倾诉。女人如果主动要喝酒，一般是一个故事的开始。
三十岁以前，我还认为我的家应该在中国。舒淑雅说。刚到曼谷时，人生地不熟的，父亲的生意也很难，那时天天都在后悔，为什么要跑出来？如果从国内传来的消息好一点，也许我们早就回来了。到了国外才知道，这个世界上没爹没娘的孩子是够可怜的，但没有了自己的国家，就不仅仅是可怜了，是可悲。父亲的头发很早就白了，诗也不写了。带出去的十二根金条，第一次做生意就给人骗去了八根，急得他几乎要上吊。我只好去华侨学校教书，第一天站在讲台上时，想起的是舞台下的观众，海潮一般的掌声，后台堆放不下的鲜花，看都不愿多看一眼的请柬，而现在面对的是一群呆呵呵的小娃娃！那堂课我是含着眼泪讲下来的啊！校长还把我训诫了一通。说我在课堂上内心没有激情，脸上没有表情。天啊！激情。天啊，表情！我那时才想起你的话：没有自己的国家，何以演话剧。后来是一个姓刘的先生带着父亲做海产品生意，生活才慢慢安定下来。但人家的帮助是有代价的，刘先生的妻子也在国内没有出去，就跟父亲商量说，能否让我嫁给他。我怎么能嫁一个跟自己父亲一般大的人！父亲就跟刘先生分手了，自己重新打拼。那些年，真是难啊……
“我记得有一年你父亲找人带回过一封信，还说要把舒淑文接出去。”
“还不是因为国内传来的消息太恐怖。那时华人圈子里都是些国民党政府里跑出来的政府官员、战败军官、破产商人，他们钻在一起哪里会有共产党的好话。后来，得知你和我妹妹结婚了，父亲还对我说，这个赵迅看来注定是我们舒家的人。闺女，你就另攀高枝吧。”
“我不明白，你在那边，怎么就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人？凭你的条件……”
“都是一群丧家之犬，成天只会抱怨哀叹。当初在国内，养尊处优惯了，现在成了别人国家里的二等公民，还端着架子下不来。每一个人都像活在云端里，飘飘晃晃的，一阵风来，就不知会被吹到哪里去了。那些年我天天想我们的迎春剧艺社，做梦都是在舞台上。梦里不知身是客，哭醒后，方才知道，流水落花春去也。”
舒淑文在时，他们不会谈得这样深。即便大家都已淡泊了几十年来的等待和思念，消弭了天各一方的遗恨和酸楚，但有第三方在时，大家都赔着小心，不提情感方面的事情。这个第三方很奇特，有可能是舒淑文，也有可能是舒淑雅。舒淑文多次向她姐姐告罪，说她一不该夺了姐姐的爱，二不该和赵广陵离婚。天主所结合的，人不可以拆散。我们结合时天主被赶出去了，人家当然就可以拆散我们。可是啊，当年不为孩子着想又能怎样，他还不是一样长大，哪怕成为一个普通工人，也比现在这个连亲爹也不认的儿子强。赵广陵一生被判这样罪那样罪，但都平反了；而她的罪是不可宽恕的，在天主面前也得不到宽恕了。
那个晚上舒淑雅喝得花容失色，哭哭笑笑，“为老不尊”，完全不像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婆。赵广陵只能不断给她递纸巾，夺下她的酒杯，劝她早点去休息。舒淑雅还在醉意阑珊中，说我们去吧台那边喝。你不知道，我现在天天都要靠喝下一大杯白兰地，才可入睡。那些相思的夜晚啊……
这套宽大的复式楼里专门辟了一小间房子来做藏酒间，还做了个精巧的吧台。藏酒间有一整排酒柜，收存了各种款式、年份的洋酒、葡萄酒、白酒。赵广陵刚住进来时，不明白一个女人怎么还如此好酒。现在他好像有些明白了——所有的生离死别，隐忍等待，月圆月缺，都为今晚这个时刻而准备；所有的相思绵绵，背井离乡，孤灯难眠，都需要一杯苦酒去溶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