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 林丹娅 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 (第2/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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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通,使其他读者的感受得到某种佐证。
问:有意思。你一开头就使我拥有了一种佐证:我总感这世界存在二种文本的生产形态。少数作者能够获拥进入创造场景中的天赋。处于创造境界中的他们,已不再是置身生活场景中的他们。因而他们的作品不但超凡脱俗,也超自脱我。因而他们的创造能量自我也无法预知,何况他人。举个小小佐证,这类作者准会让在生活场景中遇到的读者感到意外;大多数的作者多是意不过生活场景中的读者之外的。而我窃以为这里实际上已有一个创造的“无限”与“有限”之界在显示给我们。读你的小说,首先第一感觉的确有如某个“老外”批评者的感觉:不相信中国竟有人会写出这样的作品。面对这样的作品在中国的横空出世,我们也感到很不相信,觉得它相当“洋化”,是相当地道的具有“现代派”意识与表现的作品。后来,在阅读了众多的类似张贤亮贾平凹那样好读的当红男性作家“土生”的小说文本后,我很感兴趣为什么这样“洋化”的文本,会相当先进地产生在类似刘索拉、张辛欣、残雪这样的女性作家笔下。它在她笔下的生成,是属于自然土生的,就是作家个人意识在本土现阶段文化背景下水到渠成的那种,还是属于望洋而趋凌空嫁接刻意为之的那种,或者是一种心领神会一拍即合的关系。这里也许可以找到我的一个臆想:在中国当下文化状态中,性别与文本构成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特定关系。我有听到人们评论你的小说(写作态度?)“矫情”的说法(这也是一个我觉得相当有趣的生活现象:人们更习惯把这样一个词粘贴给一个女性或者一个有“女性化”倾向的男性),但我担心我们是如此容易忽略掉一种人不能表白的属于黑暗中的痛苦:人们总把某个人的“真情”当做“矫情”。以我的观察来说,我觉得与其说这是一个对“情质”认识有差异的问题,莫如说绝大多数是对“情表”认识有差异的问题。也就是说,“矫情”的评定常常更多的是出于对“表情”的误读与误解。由于“矫情”内含众所领会的“虚情”成份,我担心我们在以真为假的判定下忽略掉某种真实。你当然会知道你的小说文本如何地与众不同,所以我很想知道,这一只让人不得不追究她母亲的“怪蛋”,究竟是怎样被产到这个与它还明显格格不入的文本社会上的?它是人们通常最先感觉到的“故意性”写作行为吗?如果是的话,这种动机是怎样产生的?它有预期效果与目的吗?如果不是的话,你有没有想过有关于你的小说文本与同时同地的他小说文本和她小说文本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太过明显的结构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