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病态的犹太恐惧症的兴起，1918—1933 (第3/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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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2—1973）创作了最具侵略性的、充满仇恨的战争诗篇，诗歌的名字叫《仇恨英国人的赞美诗》，它立刻给他带来的声誉：
被天恨，被地恨；
心也恨，手也恨；
我们爱恨如一人；
英国，我们只有他一个仇人。
在维也纳的犹太人社会，这位维也纳的诗人并非是唯一作出如此兜售战争评论的人。甚至西格蒙德· 弗洛伊德至少在最初也宣称“我的里比多也献给了奥匈帝国”。他承认他是第一次感到自己是奥地利人。弗洛伊德爱国主义的热情很快就冷却了，因为他的三个儿子都被应召入伍，且承担了艰巨的任务。他的犹太同事也受到了应召：马克斯· 艾廷顿为战争胜利的前景激动不已，卡尔· 阿伯拉汉姆被派往柏林附近的外科中心，桑德尔· 弗伦兹被派往匈牙利的轻骑兵部队。还有一些奥地利犹太人很快参与了国家的服务。作家和后来的和平主义者斯特凡· 茨威格最初为奥地利的战争成就撰写了宣传文章。在20世纪将对哲学进行革命性改造的路德维希· 维特根斯坦急忙从剑桥赶回，成为奥地利军队枪炮手的志愿兵，尽管疝气可以让他免除兵役。
许多理想主义的青年奔赴1914年奥地利的战场，再也没有回来。每个人都假定战争将于圣诞节很快结束，但是战争很快变成了一场消耗的拉锯战，造成了令人震惊的人员和物资损失。甚至铁石心肠的军国主义分子在看到伤亡名单的时候也倒吸一口凉气。1914年固若金汤的前线很快出现了裂缝。左翼政党不情愿地投票支持战争拨款，但是希望保守主义的统治阶层做出重大的政治和经济上的让步。当这些让步没有兑现的时候，政治的分歧以复仇的方式重启。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只要战争持续，对取得战争成就的支持就一直在持续。对战争极度兴高采烈的原因只能是：官方对痛苦麻木不仁，许多德国人错误地相信他们的领导能给予他们丰硕的战争果实。
德国最高统帅部缺乏协调多线作战的能力，同时面对具有数量和生产能力决定性优势的敌人，这些都使得德国绝无可能赢得长期的消耗战。到了1916年，这变得越来越明显，并且被冯· 兴登堡和埃里希· 鲁登道夫的团队特别糟糕的决策弄得更加复杂。在坦嫩贝格和马苏里亚恩湖重创俄国人之后，在大多数德国人眼里兴登堡和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