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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时，不分大小，朝夕争辩，徒为彼族所轻视
也。”总体说来，中国正“渐图自强”，为了赢得时问，应当在
“坚守条约”的前提下予以力争。他说：“与洋人交际，丰裁不
宜过峻，宜带浑含气象。渠之欺侮诡谲蔑视一切，吾若知之若
不知之，恍似有几分痴气者，亦善处之道也。”这就说明，曾
国藩的“大事苦争，小事放松”的基本思想运用于外交事务之
中，就形成
了他有时在有关问题上抵拒抗争的一面，同时又因
为总体方针是坚守条约，故又带有极大妥协性。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以后，国内农民起义尚未镇压下去，
“中外和好”的局面开始形成。曾国藩积极主张“攘外必先安
内”，即全力镇压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之后，必须考虑“御侮”
的问题。其基本设想是：“苟欲捍御外侮，徐图自强，非持以
一二十年之久，未易收效。然因事端艰巨，畏缩不为，俟诸后
人，则永无一自强之日。”为了争得十年或二十年时间的和平
环境，在总结前段经验教训之后，他强调维持和遵守不平等条
约的重要性，明确指出：“道光庚子以后，办理夷务，失在朝
和夕战，无一定之至计。遂至外患渐深，不可收拾。……惟赖
守定和议，绝无改更，用能中外相安，十年无事。”围绕着以
遵守不平等条约为基本准绳而进行的“大事苦争，小事放松”
这个中心，我们可以就曾国藩在处理对外交涉中一些具体事例
作些分析考察。
关于“华洋会剿”的问题，曾国藩先是表示反对，继则认
为条约所未规定开放的口岸不需外人相助收复，再则既已借
助，就得以礼相待，不能再生枝节。
在用中国之钱购买外国船只，由英国人组织舰队的问题
上，曾国藩也表示了“大事苦争，小事放松”的基本立场。
1**1年8月，曾国藩曾向清廷上了一个关于购置外国船
炮的奏疏，主张用实力武装水师，以清军将领主办其事。他在
给友人信函中指出：必须“操纵自如，指挥由我”，每船只
“酌留外洋三四人，令其习枪习火”。然而，代办购置船炮事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