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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民生疾苦、揭露阶级压迫、抨击封建统治、表现人民反抗情绪的作品如此的少，作品里如此缺乏磅礴气象和进取精神，这跟元代对知识分子实行高压政策，使他们不能发挥应有的社会功能有关，跟整个封建社会的走下坡路也有关。即使和同时代的杂剧相比，散曲的思想内容也有所逊色。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在杂剧中猛烈抨击过封建官吏和权豪势要，热情歌颂过被压迫人民的反抗的作家，如关汉卿、高文秀、康进之等，他们的散曲也多是男女恋情、流连风景之作，流露出较多的消极思想。这固然和他们世界观中存在着矛盾有关，和这两种文学体裁的不同特点也有关。当他们从事创作的时候，舞台演出、面向观众的杂剧，要求他们必须严肃地考虑作品的内容，观众的要求，这时他们世界观中积极的一面就容易起作用，创作出较有思想光彩的作品；而散曲作为体制短小的抒情诗，多是青楼题咏，或个人遣兴、彼此唱和之作，作时既漫不经意，加上曲坛风气的影响，往往容易流露思想中消极的一面。但是尽管这样，我们从全部元人散曲中披沙拣金，去芜存菁，还是可以找到不少对认识元代社会有用的材料，可以从中得到某些思想启发的。
三
散曲和传统的诗词同属诗歌的范畴，它在成长过程中也受过唐诗宋词的影响；但是元代散曲能够在唐诗宋词之后分占诗歌史上的一席地，主要还因为它在艺术上有自己的特色。这些特色，概括起来就是民间风格和地方色采，因为它是在北方（包括少数民族地区）“俗谣俚曲”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
接触散曲，人们有个突出的印象，就是方言俗语
很多。象“比及”、“畅道”、“赤紧”、“禁受”、“大古里”、“葫芦提”等，真是俯拾即是；集中起来，足够编一本厚厚的辞典。这样大量吸收口语入诗歌，对传统的诗词作家来说，是犯忌的。柳永曾经这样做，就遭到晏殊的奚落，秦观也曾经这样做，又遭到苏轼的责备。南宋后期，在一片歌舞升平声中，词家更片面追求字句的典雅。散曲继承诸宫调、赚词、话本小说等通俗文学的传统，大量使用口语，这是一种进步的现象。当然，人民的口语也必须经过提炼，不能把太生僻、粗糙的方言写进文学作品，如果为了猎奇而饾饤俗语，那是另一种形式主义的表现。选本里有不少成功的例子，如关汉卿的［一枝花］《不伏老》套，马致远的［耍孩儿］《借马》套，睢景臣的[哨遍]《高祖还乡》套，钟嗣成的三首［醉太平］小令，无名氏的［骂玉郎带感皇恩采茶歌］《鏖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