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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能任事者，无不好名，无不贪财”，若果不为名为利，又如
何能投到湘军之中拼命呢？冷眼看一看他的湘军将领和由这些
将领变成的地方官员，他才感慨地说：“安得有人乎？勇于事
者皆有大欲存焉！”
现在，要由他自己来整顿他亲手提拔、保举的官吏。这些
官吏表现什么样他不难知道，在战争中，尤其攻破金陵之后，
湘军将领哪个不大掠大抢，由此闹得全国尽人皆知。所以，真
要整顿起来，等于自我否定、自我大暴露。当时他所处的地位
那么险恶，自己刚刚从前线败回两江，从官文等满贵的明枪暗
箭丛中钻了出来，哪里还有勇气再动湘军将领及湘系官员的手
术呢！
他自知吏治的重要，问题的严重，非整顿不可，但却无法
下手，也不敢下手。他向赵烈文问计，赵回答他：要搞吏治，
必须先从江苏布政使丁日昌开刀。丁日昌原为江西万安知县，
因贪污庸劣而被革职，时值曾国藩在江西万分困难之际而投入
幕府，为一厘局文员。同治元年（1**2）随李鸿章到上海，被
李提为苏松太道，兼任江南制造局总办、两淮盐运使，后又被
李鸿章保荐为江苏布政使。丁日昌为人贪婪成性，又任苏松太
道和盐运使肥缺，贪名极重。赵烈文说：“使若辈在位，吏治
非江河日下不已。”然而曾国藩听后却为难地说：“你知道我的
苦心吗？丁日昌之流与少荃至好，我与少荃势同一家，丁虽是
小人，他为少荃筹前敌财用，我又怎能裁治他的手下呢！”就
是说，李鸿章的亲信就是他的亲信，丁日昌人虽贪鄙，但他把
贪侵的钱供李鸿章军饷。所以丁再坏也不能裁治。连最明显的
坏官都不敢轻动，又何谈整顿吏治？
看来，曾国藩对如何解决有大贪欲又“勇于事者”所造成
的吏治腐败现象也深感为难。他想整顿吏治，却碍着湘、淮系
官员而不敢行动，这使他非常苦恼。他多次向赵烈文诉苦，并
检讨自己说，连自己管辖的“三吴吏治”都不能下手整顿，真
是“负国负民”呀。
对于勇于任事而又有权势者的贪婪与腐败，或是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