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2>一</h2>

一九四三年夏天，在突破库尔斯克地区、解放奥勒尔之后，不久前升为少尉的戈尔东，和少校杜多罗夫分别赶回他们共同服役的部队。戈尔东是去莫斯科出差回来，杜多罗夫也从那里来，度完了三周的假期。

在返队的路上两人相遇，过宿在一个小城切尔恩。这是个虽遭破坏却没完全消灭的城市，不像这带“无人区”的大多数居民点，已被撤退的敌军一扫而光。

在这个已成一片废墟、尽是碎砖和石粉的城市里，他们却发现了一间完好的干草房。两人傍晚就住了进去。

他们不能入睡，便彻夜长谈。凌晨三点，杜多罗夫刚打起盹来，戈尔东折腾什么，把他吵醒了。原来戈尔东坐在柔软的干草堆上，像在水里，一会儿扎下去，一会儿转个身，把穿的衣服裹成小包，然后又笨手笨脚地从草垛上往房门口爬去。

“你这是去哪儿呀？还早呢。”

“去河边。想把身上的衣服洗一洗。”

“这才是发疯呢。晚上咱们就归队了。服装保管员丹尼娅会发一套内衣。忙个啥呀。”

“不想再等啦。尽出汗，太脏了。早上太阳大。我快些洗刷一下，拧得干点，太阳稍微一晒就干。好好洗个澡，换身衣裳。”

“你知道，反正不大合适。你总是个军官嘛，对吧。”

“天还早，别人都在睡觉。我躲到树后去，谁也看不见。你别说话了，睡一会儿吧。不然就把觉给耽误了。”

“我反正也睡不着了，和你一起去。”

两人在碎石堆旁朝小河走去。太阳刚出来，白色碎石就已经被炎热的阳光晒烫了。阳光直射在曾是街道的地面上，汗湿的人们还睡着，脸色通红，一片鼾声。他们大多是当地无家可归的老妇幼女，偶尔也有打散后寻找部队的红军战士。戈尔东和杜多罗夫低着头，小心翼翼地移动脚步，生怕踩上睡着的人们。

“说话小点声，要不把全城人都惊醒了，可别想洗衣服了。”

于是他俩低声接着谈起夜里的话题。

<h2>二</h2>

“这是什么河？”

“不知道。没打听过。大概是祖沙河。”

“不对，不是祖沙河。是一条别的河。”

“那我就不知道了。”

“这事就发生在祖沙河上嘛。我是说赫里斯季娜的事迹。”

“对，不过不在这一段上。在下游。听说教堂把她列到圣像里了。”

“那里有幢石楼，得了个名字叫‘马厩’。也的确是马场的国营马厩。现如今这普通的名词成了历史名词。这建筑很古老，墙壁非常厚。德军在里面加固之后，把它变成了坚不可摧的堡垒。从楼里可以射击整个地区，所以挡住了我们的进攻。非得攻下这马厩才行。赫里斯季娜靠了勇敢机智，潜入敌营，炸毁了马厩，自己被敌人活捉吊死了。”

“赫里斯季娜的姓，为什么是奥尔列佐娃，而不是你的这个杜多罗娃？”

“我俩还没有结婚呀。四一年夏天我们约定战争结束后结婚。那以后我随部队南征北战。我们的队伍不断调动，弄得我把她的下落给丢了。此后再没见到她。她的英雄事迹和就义的情况，我也同别人一样是从报上和团部命令中知道的。据说人们想在这一带给她建个纪念碑。我听说，过世的尤拉的弟弟，叶夫格拉夫·日瓦戈将军，正在这一带地方寻访，收集有关她的材料。”

“对不起，我引得你讲起了她的事。这事一定令你非常难受。”

“问题不在这里。看，咱们扯得远了。我不想打扰你。快脱衣下水，干你的事吧。我含根草棍在岸上躺一躺。嚼着草根想想事，说不定能睡一会呢。”

几分钟之后，两人又谈了起来。

“你在哪儿学会这么洗衣服的？”

“什么都是逼出来的。我们不走运呀。我们碰上的惩罚营，是最可怕的一个。很少有活下来的。从一开始就够呛。我们一批人，从火车车厢里被人带出来，周围是大雪的荒原，远处是森林。有警戒兵，步枪的枪口冲着人群，还有警犬。那一个小时里先后又赶来几批人。让我们排成多角的横队，背靠背，互相不能看见。然后下令跪下，不准左顾右盼，要不就得枪毙。接着开始点名，用了很长的时间，方式叫人深感屈辱。我们一直得跪着。后来才叫站起来，别的部分带往各处去了，对我们这一批却宣布说：‘你们的营地就在这里。随你们怎么样，就在这儿安顿下来吧。’这是露天的雪地，中间竖了一个杆子，上面有块牌子：‘古拉格92雅恩90’，此外便一无所有了。”

“那我们要好些。运气算不错。我又服了第二次劳役。第二次服刑，是由第一次引起的。另外，我犯的是另一个条款，条件也就不相同。释放之后，又给我恢复了名誉，和第一次出狱一样。同时也再次允许我在大学教书。动员我上前线时，给了我真正的少校衔，不像你似的作为劳改犯弄去打仗。”

“是呀。除了挂着‘古拉格92雅恩90’牌子的木杆，再也没有什么了。起初就在寒风里光着手削竿子建草房。结果，你都难以相信，渐渐地我们盖起了房屋。我们给自己建了住房，用木桩修起围墙，还盖了禁闭室、瞭望台，全是自己建的。后来便开始伐木，砍树。八个人拉一只雪橇，自己运圆木，摔到坑里雪一直没到腰。有很长时间我们不知道发生了战争。有意瞒着我们。突然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建议。谁要愿意，可用劳改犯名义上战场；如果身经百战能保全不死，每个人都可获得自由。那以后，就是没完没了的进攻，通过几里长的带电铁丝网，对付地雷、迫击炮，整月整月的猛烈的战火。难怪人家把我们这种连队叫成敢死队。有时死得一个不剩。亏我能活下来，亏我能活下来。可是你要知道，和集中营的可怕生活比起来，这个流血的地狱简直可算是一种幸福；这绝不是指集中营的条件难以忍受，这完全是指别的方面。”

“是呀，老弟。你可尝到苦头了。”

“在那儿别说洗衣服，什么都可以学会。”

“说来令人惊奇。不仅是对你的劳役生活来说，就是对整个三十年代的生活来说，就算是有自由，能顺利地在大学任教，有书看，有钱用，有舒适的条件，即使如此，这场战争也像一阵清洗冲刷的暴风雨，一股新鲜的空气，一种解放的潮流。

“我觉得，集体化是一个错误的不成功的措施，可又不能承认这个错误。为了掩盖失败，就得用种种恐吓办法不让人们判断思考，要强迫他们看到并不存在的东西，证明同事实相反的东西。由此就产生了前所未有的严厉的专制手段，因此才宣布了不准备实行的宪法，由此才实施了没有选举基础的选举。

“战争一爆发，它的现实的恐怖、现实的危险、现实的死的威胁，比起严酷统治人们的臆想，应该说更为有益，使人们松了口气，因为约束了僵化文字的魔力。

“不仅是你这种服劳役的人，后方和前线所有的人，都能比较自由地呼吸了。他们并且兴高采烈地怀着一种真正的幸福感，投入严酷斗争的洪炉；这既是致命的又是救命的洪炉。

“这场战争在几十年间革命的整个链条中，是一个特殊的环节。它使体现变革本质的那些直接原因，现在已经不再发生作用了。

“逐渐地产生了间接的结果，是果实的果实，后果的后果。在苦难中锻炼出来的性格，不再娇惯的耐力，英勇精神，准备承受前所未有的重大的殊死的斗争——这些都是神话般令人惊叹的品格，构成了一代人道德的精髓。

“这一发现使我充满了幸福感，尽管赫里斯季娜惨死，尽管我受过伤，尽管我们受了损失，尽管战争中付出了昂贵的血的代价。赫里斯季娜的献身精神，以及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帮助我经受住了赫里斯季娜牺牲的痛苦。

“在你这个可怜人遭受无数折磨的时候，我获释得到了自由。赫里斯季娜当时考入历史系，由于科研兴趣接近，分给我指导。早在这之前，第一次从集中营回来，她当时还是个小孩子，我就注意到了这个出色的姑娘。你记得吗？尤拉在世的时候，我就讲到过她。这时她成了听我讲课的学生。

“那个时期，学生批判教员的做法刚刚流行起来。赫里斯季娜干得最来劲。只有老天爷知道，她为啥那么凶狠地整我。她的批评最顽强，气势汹汹，却很不公正，以致班上其他同学有时表示异议，站出来维护我。赫里斯季娜是个出色的幽默家。在墙报上，她尽情地嘲笑一个人，给那人起了假名，所有的人一下子全猜出是我。一次完全偶然的机会，使真相突然大白，这种根深蒂固的仇视，原来是一个伪装，掩盖着由来已久的牢固的青春的爱情。而我一向也对她抱有同样的倾心。

“四一年我俩度过了一个奇妙的夏季，正是战争第一年，在它爆发的前夕和刚宣战的日子里。有几个年轻的大学生，其中包括她，那会儿住到了莫斯科郊外的别墅区里，也是我们部队后来驻扎的地方。他们是搞军训，组织市郊民兵队伍，赫里斯季娜练习跳伞，夜间在市区房顶反击德寇最初的轰炸。就是在这种环境中，我们两人建立起感情。我已说过，那时我俩举行了订婚礼。但不久因我开始调动，便分开了。后来再没见到她。

“等我们的战事出现了有利的转折，德军开始成百上千地投降，我在两次负伤两次住院之后，从高射炮部队调到司令部第七处；那里需要懂外语的人。我好不容易找到你之后，坚持要求把你也调去。

“管理员丹尼娅十分了解赫里斯季娜。她俩在前线相识，成了好朋友。她讲了许多赫里斯季娜的情况。这个丹尼娅微笑的样子，是整个脸都在笑，就像尤拉似的，你注意到了吗？那时翘鼻子、高颧骨全看不出了，面庞变得俊俏可爱。这两人是一个类型，在我们这儿常常可以看到。”

“我知道你说的哪种人。恐怕是这样。我倒没注意。”

“丹尼娅的姓太难听了，叫什么乌夫列杰娃。这起码不像姓氏，是编造出来的。你说呢？”

“她自己解释过嘛。她是没人管的孩子，不知爹妈是谁。大概在俄罗斯中部某个地方，语言还比较干净地道，就叫她无父娃，意思是没有父亲。街上居民不懂这意思，又全凭耳朵记音，往往把人的姓名篡改了，于是叫成现在这个样子。”

<h2>三</h2>

戈尔东和杜多罗夫夜宿切尔恩长谈之后不久，来到遭受严重破坏的卡拉切夫市。他俩追赶自己的军部，在这里遇上了这个军的一些后续部队，主力部队已经过去。

炎热的秋季里，已有一个多月一直是晴朗平和的天气。奥勒尔和勃良斯克之间的布雷恩地区，是个美好的地方。无云的蓝天下，肥沃的黑土在阳光下闪烁着咖啡的颜色。

一条笔直的中心大街穿过城市，同乡间大道联接起来。大街的一侧，屋倒房塌，被手雷炸成一堆堆瓦砾；果园也夷为平地，树木被掀起、炸裂、烧焦。另一侧则是一片荒地，也许从前城市未被毁坏时，盖的房屋就很少；这一侧火灾不重，弹痕也少，因为可烧可炸的东西屈指可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