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豚案落幕后，大家不只一次把责任推到史迈利头上，认为进行到这一步时他早该回去找山姆·科林斯，直接对他严刑拷打。当初那样做的话，乔治可以省下不少工夫，知情人士说，可以省下关键时间。

他们说的根本是缺乏头脑的瞎话。

首先，时间并不重要。俄国的金棱线，以及资助的行动，暂且不管是何种行动，都已进行多年，若不受干扰，预计还会继续进行多年。惟一要求采取反制的人是白厅大亨、圆场，以及间接建议的杰里·威斯特贝。在史迈利一丝不苟为他下一步作准备时，杰里又枯守了两三星期，差点抓狂。此外，圣诞节即将来临，更让大家沉不住气。再来是柯，无论他控制的是什么行动，都没有显出进一步发展的迹象。“柯和俄国人的钱就像一座山，站在我们面前，”史迈利事后在终结海豚案的报告里写道，“我们想重审本案，随时可以，就是不能主动。采取主动后，问题将不是在于激发自己人，而是如何动摇柯先生到我们能解读他的地步。”

个中的启示显而易见：早在任何人（康妮除外）看清之前，史迈利已经将这位女孩当做具有潜在价值的杠杆，也是整个阵容中独挑大梁的角色，其重要性远比，举例来说，杰里·威斯特贝更大。而杰里无论在任何时间点都可以由他人替代上场。史迈利在安全考虑允许下，殚精竭虑设法接近她，其原因很多，这只是其中之一。另一原因是山姆·科林斯与那女孩的关系，其性质的真相仍在未定之天。如今凭后见之明表示“好明显”，说来轻松，但当时无人能斩钉截铁道出究竟。凯尔档案给了一道线索。史迈利对山姆脚下工夫的直觉，也有助于增添一些线索。档案室仓促逆向操作，也找出线索数条，以及数叠类似个案。山姆的外勤报告选集也具解开疑团的功效。事实依旧是，史迈利押着山姆的时间越久，就越能独立了解女孩与柯之间的关系，以及女孩与山姆的关系。下次与山姆面对面时，也具有较大的讨价还价筹码。

迫于压力，山姆会如何反应，世上又有谁说得准？侦讯官是有过成功的例子没错，但也不乏败阵的经验。山姆是颗极难敲破的坚果。

史迈利也斟酌过另一项考虑，只不过他重视绅士风度，在报告中并未提及。圆场“堕落”后的日子里，谣言如鬼影般流传，其中之一是惟恐比尔·海顿的指定接班人，仍躲藏在圆场某处；大家担心的是，比尔看上他，吸收他，教育他，为的是防范自己有一天因某种原因失势。山姆最初是海顿中意人选之一。他后来遭海顿陷害，极有可能是预设的伏笔。当时风声鹤唳，人心惶惶，有谁敢说设法重新进入的山姆·科林斯，其实并不是海顿叛国行动的指定接班人？

基于上述种种原因，乔治·史迈利披上雨衣，走向街头。这一趟无疑走得心甘情愿，因为他骨子里仍是办案人。甚至连批评他的人都不得不这样说。

伦敦的伊斯林顿区老旧的邦斯贝里地带，在史迈利终于秘密前往的那天，雨水于上午十点左右停歇。维多利亚式小屋的石板屋顶上，滴着雨珠的烟囱管帽被电视天线簇拥，如同脏湿狼狈的鸟儿。更远处矗立的是大众住宅区的轮廓，搭着鹰架，早因资金不足而弃建。

“哪一位？”

“史坦法斯特。”史迈利客气地回答，手持雨伞。

正直人士彼此心有灵犀，一眼便能知晓。彼得·伍辛顿开启前门，对门阶上臃肿、雨水浸湿了的身形打个照面。这人手提黑色公家公文包，外层塑料夹鼓胀，印有EIIR的字样。来人神态畏首畏尾、略显寒酸。他只需打开门看一眼，就整脸堆满亲切的表情，欢迎对方进门。

“所以你来啦。欢迎光临寒舍。外交部最近搬到道宁街了是吧？你怎么过来的？搭地下铁从查令十字站过来的吗？进来喝杯茶吧。”

他是公立学校教员，进入义务教育界是因为感觉收获较大。他的嗓音不高不低，具有安抚的作用，感觉忠诚。在狭窄的走廊上，史迈利跟在他身后，这时注意到，即使是他的服装也带有一种忠贞之感。彼得·伍辛顿尽管年仅三十四，厚重的粗呢西装不计流行与否，只要主人有需要，将继续为他效劳。他家没有庭园。书房后直接与水泥游戏场接壤。一道坚固的铁窗保护着窗户，游戏场以高高的铁丝网围墙分隔为二。游戏场另一边是学校，是有卷纹装饰花纹的爱德华七世时代建筑，与圆场不无相似之处，不同的是外人可以看见学校内部活动。史迈利注意到，学校一楼墙上挂了学童的绘画作品。楼上有试管放在木架上。现在是下课时间，女生自成一国，穿着连身短裙装，中间系腰带，追着手球奔跑。在铁丝网另一边是男生成群静静站立，如同工厂大门外站岗抗议的人群，黑人与白人分开站。彼得的书房摆满了练习簿，堆积到与膝盖同高。烟囱架上放着一本介绍英国历代国王女王的图片集。乌云遮天，学校因此显得阴森锈蚀。

“外面的噪音，希望你别介意，”彼得·伍辛顿从厨房高呼，“我啊，早就听不见了。要不要糖？”

“不要，不要。不用加糖了，谢谢你。”史迈利露出告解般的浅笑。

“担心卡洛里是吧？”

“是啊，有点担心。”史迈利正在扮演自己，但扮演得更像，如沙拉特那些人说的。稍微更朴实，稍微更历尽风霜，是温文儒雅的公务员，四十岁不到已升不上去，从此在原地踏步。

“要柠檬的话也有！”彼得·伍辛顿从厨房大喊，生疏的手敲得盘子乱响。

“噢，不用了，谢谢你！加牛奶就行了。”

表层磨尽的书房地板上，是另一个更年幼的儿童存在的证据：积木，涂鸦簿里潦草写满了D与A。台灯下挂了一颗厚纸板裁成的圣诞星星。灰褐色墙壁上贴着朝拜初生耶稣的东方三博士、雪橇以及脱脂棉。彼得·伍辛顿端着茶盘回来。他身形高大，不修边幅，铁线般的棕发出现少年白。茶杯被他敲了半天，仍然不算十分干净。

“你真聪明，我这节正好没课。”他说，一面对着练习簿点头，“有那么多等着我改，没课也算上班。”

“我真的认为老师的重要性被严重低估了，”史迈利边说边微微摇头，“我自己也有朋友在当老师，晚上一半时间熬夜改作业。是他们跟我保证的，我没理由质疑他们。”

“他们算是有良心的一群。”

“我应该可以把你归类于同一群吧。”

彼得·伍辛顿露齿一笑，突然喜上心头。“恐怕可以吧。值得做的事，就值得好好去做。”他说，一面帮史迈利脱下雨衣。

“老实讲，那样的见解，我倒希望更多人能认同。”

“你应该来当老师才对。”彼得·伍辛顿说，两人笑了起来。

“儿子怎么办？”史迈利边说边坐下。

“伊恩吗？噢，他在爷爷家。我爸。不是她爸。”他倒茶时接着说。他递给史迈利一杯。“你结婚了没？”他问。

“有，我已婚，生活可以说很美满。”

“有小孩吗？”

史迈利摇摇头，允许自己稍稍皱眉，露出失望之情。“唉。”他说。

“让人难过的就是这个了。”彼得·伍辛顿说得完全合情合理。

“应该是吧，”史迈利说，“我们倒希望能有为人父母的经验。在我们这年纪，感触更深。”

“你在电话说，你有伊丽莎白的消息。”彼得·伍辛顿说，“不瞒你说，你能说出来听听，我会感激不尽的。”

“这个嘛，其实没什么值得兴奋的。”史迈利谨慎地说。

“满怀希望总行吧。一个人不能没有希望。”

史迈利弯腰取来官方黑色塑料公文包，打开粗制滥造的锁夹。

“好吧，现在有些事项，不知你愿不愿意配合，”他说，“不是我故意吊你胃口，是我们希望能先确定一下。我这人习惯系上皮带又挂吊带，喜欢查证再查证，这一点我不介意承认。处理海外死亡的同事时，我们也有相同的程序，不到百分之百确定前，绝对不能定案。姓、名、详细地址、出生年月日，如果能取得就尽量确认，再麻烦也不辞辛劳。以策安全。死因呢，我们当然不负责，死因要由当地警方判定。”

“有话尽管问吧。”彼得·伍辛顿说得开朗，史迈利不禁注意到他语调中夸张的成分，抬头看他一眼，他的诚实脸孔却偏开，似乎研究着堆在角落的一叠旧的乐谱架。

史迈利舔舔拇指，煞费周章地打开大腿上的档案，翻了几页。档案是外交部档案，注明着“失踪人口”，是由拉康托词向恩德比取得。“不知道你介不介意，我想从最开始跟你对照所有细节？只有最明显的细节，当然，只有你愿意向我透露的——我用不着这样说吧？是这样的，让我头痛的是，这项工作，通常不是由我负责。我的同事温多瓦你见过，他请病假。还有，我们不是凡事都喜欢写报告，他做人很好，不过在写报告方面，我觉得他有点太简洁了。不是漏东漏西，只是有时候稍微缺乏对人物的描写。”

“我一向百分之百坦诚，一向都是，”彼得·伍辛顿对着乐谱架说，口气相当不耐烦，“我认为坦诚最好。”

“至于我们的立场，我敢向你保证，外交部绝对保密。”

慵懒气氛突然笼罩下来。一直到这一刻之前，史迈利从来没想过，儿童的喧哗声竟然具有抚慰人心的功用。如今喧哗停止，游戏场空旷下来，他兴起一阵置身他处之感，过了半晌才调适过来。

“休息结束。”彼得·伍辛顿微笑说。

“什么？”

“下课时间。牛奶加面包。纳税人缴的钱。”

“首先我要说明的是，根据我同事温多瓦的笔记——我跟他无冤无仇，赶紧在此声明——毫无疑问的是，伍辛顿夫人是在任何压力下离开……等一等。让我解释一下。拜托。她自愿离开的。她独自离开。她不是在不公平的情况下被迫、被诱惑，或是成为非自然因素压力下的受害者。压力举例来说，可以这么说，可能你未来提出法律诉讼时，或其他人针对目前为止未出面的第三方提起诉讼时，可以拿这个压力来进行诉讼。”

史迈利深知长篇大论的妙用。必须忍受长篇大论的人，往往捺不住性子，几乎产生一股非说不可的冲动。这些人若不是直接插嘴，至少会以蓄势待发的能量加以反制，而身为老师的彼得·伍辛顿，就任何一方面而言，绝非天生好听众。

“她单独离开，绝对只有她一人，我自始至终的立场都是，她想离开是她的自由。如果她不是单独离开，如果有其他人牵扯在内，上帝知道我们都是凡人，有无第三者并没有差别。这样回答，你满意了吗？儿童有权利拥有双亲。”他最后以格言结束。

史迈利认真做笔记，却写得很慢。彼得·伍辛顿以手指敲着膝盖，然后折手指发出声响，一指接着一指，以不耐烦的态度快速噼啪作响。

“目前的情况中，伍辛顿先生，可不可以请你告诉我，监护权事宜是否已经安排——”

“我们一向都知道她会走偏。我俩都了解。我以前是她的船锚。她把我称呼为‘我的船锚’。不然就是‘小学教员’。我不在意。反正她没有恶意。只是因为她叫不出‘彼得’。她爱我，是爱我的这个‘概念’，或许爱的不是我这个人，不是这个身体，这个头脑，这个实体，甚至不是这个伴侣。而是一个概念，是完成她个人、人体的必要附属品。她具有取悦他人的欲望，这一点我了解。与她的自卑感有关，她渴望受人仰慕。如果她称赞别人，是因为她希望别人也能称赞她。”

“原来如此。”史迈利说，然后继续做笔记，仿佛以实际行动表示信服此观点。

“我是说，像伊丽莎白这样的女孩子，没有人能娶来当老婆，还期望独享她的一切。那样做不自然。我现在已经可以面对了。就连小伊恩都一定要叫她伊丽莎白。这一点，我也了解。她无法忍受‘妈咪’这种称呼的锁链。无法忍受小孩跟着她跑，叫她‘妈咪’。她承受不了。那没关系，我也能了解。对你来说一定很难理解，因为你没有儿女，这一点我能想像。你一定很难理解的是，怎么会有女人，身为人母，饱受呵护、疼爱、照顾，甚至不必出门赚钱，居然能丢下亲生儿子一走了之，而且从出走那天起，连一张明信片都不寄。换成是你，你可能会担心，甚至感到恶心。我呢，看法恐怕有所不同。在当时，我跟你保证，没错，一开始的确很痛苦。”他转向有铁丝网的游戏场。他悄声叙述，丝毫没有自怜的意味。不知情的人，会以为他正在对学童讲课。“在学校，我们教大家自由的意义。身为公民的自由。让他们发展出个体性。我又怎么能限制她的个性和想法？我当时只想陪在她身边，就这么简单。当伊丽莎白的朋友，她的外野手。这是她对我的另一个称呼，‘我的外野手’。重点是，她并没有一走了之的必要。在这里，她照样可以自由自在。在我身边。女人需要支柱，你也知道，没有支柱的话——”

“结果她还是音讯全无？”史迈利顺从地询问，“连一封信都没有，甚至连寄给伊恩的信也没有？”

“什么都没有。”

史迈利做笔记。“伍辛顿先生，就你所知，夫人是否曾使用过别名？”不知何故，这问题似乎引来触怒彼得·伍辛顿的危险。他的怒气向上冲，仿佛低下阶层人无礼犯上，一指陡然竖起，示意别出声响。但史迈利赶紧接着说。“她的娘家姓，比方说？也许用过夫家姓的缩写，或许在有些非英语系国家，夫家姓氏可能会与当地人产生摩擦——”

“从来没有。从来没有。从来没有。不了解基本的人类行为心理学不行。她是教科书上典型的个案。她等不及要改掉父姓。她嫁给我的一大原因，就是能换个父亲，换个姓氏。换了姓氏之后，干吗放弃？改姓和她喜欢空想的个性一样，希望漫天胡编故事。她是想脱离周边的环境。改了姓，成功了，找到了我，也看上我所代表的稳定性，她自然不再需要成为别人。她已经是另一个人了。她满足心愿了。干吗要走呢？”

史迈利再度拖时间。他以仿佛不确定的眼神看着彼得·伍辛顿，再看看自己的档案，再翻至最后记载处，调整眼镜位置，阅读笔记，显然绝不是第一次阅读。

“伍辛顿先生，如果我们的信息正确的话——这一点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我敢说保守估计也有百分之八十确定，我敢提出这个数字来保证——夫人目前使用的姓氏是伍芝。她使用的名字以德文拼音，说来也怪，拼成Liese。有人告诉我，发音不是‘莱莎’，第一个元音是长音。这个说法，不知你是否能够证实或否认。另外一个说法是，她积极从事一家远东珠宝公司的运作，公司营运范围遍及香港和其他大城市。她显然生活优渥，经常现身社交场合，涉足的圆场属于上流社会。”

彼得·伍辛顿显然听不太进去。他在地板上站定，却似乎无法弯下膝盖。他再次折手指，以不耐烦的神情怒视角落如枯骨般堆积的乐谱架，在史迈利的话仍未讲完时就想发言。

“听好，我希望不管是谁负责接触她，千万别激动向她恳求，别要求她拿出良心。别讲那些。只要直接表白我的心意：她随时能回来，就行了。就这么简单。”

史迈利在档案中寻求庇护。

“这个嘛，暂时先不要讨论，我们先继续一一对照事实，伍辛顿先生——”

“哪来的事实？根本没有，”彼得·伍辛顿说，脾气再起，“只有两个人。加上伊恩的话，三个。像这样的事情，没有所谓事实的存在。在任何婚姻里都一样。这是人生让我们学到的教训。感情关系完完全全属于主观。我坐在地板上，这是事实。你在写字，也是事实。她母亲在背后鼓动她，也是事实。懂了吗？她父亲是个目无法纪的疯癫精神病患者，也是事实。伊丽莎白不是希巴女王的千金，也不是前首相劳合·乔治的亲生孙女。别管她怎么说。她没有拿过梵文的学位，却向女校长撒谎，让她到现在仍坚信不疑。‘什么时候能再见到你那位迷人的东方妻子？’她对珠宝的认识不比我多。那也是事实。”

“日期和地点，”史迈利喃喃对着档案说，“让我先检查这两项再说。”

“没问题。”彼得·伍辛顿风度翩翩说，再持绿色锡壶倒满史迈利的茶杯。他的大手指沾上粉笔灰，有如他头发的银丝。

“带坏她的人，其实就是她母亲，”他继续以同样完全合乎情理的语调说，“老是急着让她上舞台，然后学芭蕾舞，接着想让她上电视。她母亲只希望别人仰慕伊丽莎白。把伊丽莎白当做是她个人的替代品，那还用说。心理学上而言，完全合乎自然。念念伯恩16。念念任何一个心理学家的书。她就是靠这种方式来定位自己的个体性。通过她女儿。这种事情，你不尊重不行。我现在一切都能谅解了。她很好，我很好，全世界都很好，伊恩很好，结果突然间她跑掉了。”

“她是否仍与她母亲保持联络，你该不会知道吧？”

彼得·伍辛顿摇摇头。

“恐怕完全不清楚。她离开之前，早已看清了母亲的用意。完全跟她断绝关系。这一个难关，我敢拍胸脯说，我帮她渡过了。我对她个人幸福的贡献——”

“她母亲的地址，你该不会有吧？”史迈利固执地翻阅档案。“不会——”

彼得·伍辛顿大声以听写的速度念出。

“现在来谈谈日期和地点，”史迈利重复，“拜托。”

她离开他是两年前的事。彼得·伍辛顿叙述的不仅是年月日，甚至详细到几点钟。当时没有大吵大闹的场面——彼得·伍辛顿无法容忍吵架的场面——因为伊丽莎白与母亲已经吵过太多架了。夫妻俩其实最后一晚过得快快乐乐，特别快乐。为了换换口味，他带妻子上烤肉串的馆子。

“你来的路上，或许看到了，店名是诺索斯，在乳品快餐店隔壁。”

他们享用美酒，吃得尽兴，而安德鲁·威特夏，新来的英文老师，也加入两人的行列。几星期前，伊丽莎白才介绍安德鲁练习瑜伽。他们俩一起到梭贝尔中心上课，变成好朋友。

“她真的对瑜伽很有兴趣，”他点着白发苍苍的头表示认同，“是她真正感兴趣的东西。安德鲁的个性，正好有助于她发挥这一方面的兴趣。外向、不习惯沉思、喜欢肢体运动……正好适合她。”他语气坚定。

他说，因为帮忙照顾小孩的人十点下班，所以三人，他、安德鲁、伊丽莎白于十点回家。他冲泡咖啡，三人欣赏音乐，十一点左右伊丽莎白给两人各一吻，说她想过去看看母亲。

“据我了解，她不是和母亲断绝关系了？”史迈利轻微反驳，但彼得·伍辛顿置若罔闻。

“当然，对她来说，亲吻并不代表什么，”彼得·伍辛顿解释得理所当然，“她谁都亲，学生、姐妹，连清道夫都亲。她非常外向。值得再提一次的是，她喜欢缠着别人不放。我是说，她的每段人际关系，都非得是一场征战不可。她的小孩也好，餐厅里的服务生也好……等到赢得对方欢心，她又觉得对方好无聊。那还用说。她上楼看看伊恩，而且我相信她还趁这个时间从卧房找出她的护照和安家费。她留下纸条表示‘抱歉’，之后再也不见人影。伊恩也再没见过她。”彼得·伍辛顿说。

“呃，安德鲁有没有她的消息？”史迈利调整眼镜位置，询问彼得。

“跟他有什么关系？”

“你说他们是朋友关系，伍辛顿先生。有时候，第三者会变成中间人，在这种情事中。”

用到“情事”一词时，他抬头，发现自己与彼得·伍辛顿一对诚实、哀凄的眼睛四目相接，一时之间，两副面具同步卸下。史迈利是观察者吗？或者他被对方观察着？也许只是他想像力太丰富，或者他察觉到，在他心中，以及对面这位文弱书生的心中，隐隐有种同病相怜之感？“戴绿帽又顾影自怜的丈夫，应该组成联盟才对。你们全都有无味而可怕的慈悲心！”安恩有次对他丢下这句狠话。史迈利心想，你从来都不懂你的伊丽莎白。他仍盯着彼得·伍辛顿看。我也从来都不懂我的安恩。

“我所记得的就只有这些了，真的，”彼得·伍辛顿说，“之后的事，是一片空白。”

“好，”史迈利无意间在伍辛顿反复强调的说法中找到庇护所。“好，我了解。”

他起身离去。门口站了一名小男童，发出伪装下具有敌意的目光。一名重量级妇女平静站在身后，握住他双手手腕高举，乍看之下如同他在荡秋千，其实他仍站在地上。

“你看，爸爸在那边。”妇女说，以令人依恋的棕色眼珠凝视伍辛顿。

“珍妮，嗨。这位是外交部的史坦法斯特先生。”

“你好。”史迈利客气地说。漫无边际聊了数分钟，史迈利承诺若有进一步消息会立刻通知，然后静静告辞。

“噢，祝你圣诞快乐。”彼得·伍辛顿从门阶上喊。

“啊，对。是的。我也祝你圣诞快乐。全家快乐。年年快乐。”

在休息站小吃店点咖啡，除非你请他们别加糖，咖啡一定是甜的。每次这位印度女子一泡咖啡，蒸汽就灌满小厨房。男人三两成群，默默吃着早餐、午餐或晚餐，要看此时对他们个别的时间而定。在这里，圣诞节也即将到来。六颗油腻的彩色玻璃球挂在柜台上，以增添节庆气氛，另有一只渔网丝袜请求捐款给脑瘫儿童。史迈利盯着晚报，无心阅读。距离他不到十二英尺处的角落，小法恩采取看护人典型的坐姿，深色眼珠对着用餐人与门口和善地微笑。他以左手举杯，右手则闲置于胸口。卡拉也有相同的坐姿吗？史迈利纳闷着。卡拉也在不起疑心的人群里找到喘息空间吗？老总是这样没错。老总在一房一厅的楼上公寓里，为自己找到第二、第三、第四条生命。该公寓位于西部便道旁，登记的姓氏平凡无奇，就叫马修斯，并未向管理组人员报备为假名。其实第二、第三、第四条生命是夸大的说法，但他的确把衣服留在那里，养了一个女人，马修斯夫人，甚至也养了一只猫。每星期四一大早去工匠俱乐部学习高尔夫球，而在圆场的办公桌前，他道尽了对中下阶层与高尔夫球的不屑的看法，对爱情也看不上眼，对其他可能偷偷心动的无聊事务一样不屑。他甚至租了一块公有园地，史迈利记得，在铁路侧轨边。史迈利向马修斯夫人报告坏消息那天，她坚持要开美容过的莫里斯车载史迈利前去参观。他的园地与其他人的同样紊乱：标准型的玫瑰，没吃过的冬季蔬菜，一个塞满水管与种子盒的工具房。

马修斯夫人身为寡妇，柔弱却很能干。

“我想知道的只是，”她看过支票上的数字后说，“我只想确定的是，史坦法斯特先生，他是真的死了，还是回到他老婆身边？”

“他是真的死了。”史迈利向她保证，而她也深信不疑。他克制自己多话的冲动，没有说出老总的元配早在十一年前作古，死前仍相信丈夫在国家煤矿理事会上班。

卡拉有必要在委员会里阴谋算计吗？搞派系，欺骗愚人，巴结聪明人，照着彼得·伍辛顿这类人的哈哈镜，全是为了完成任务？

他看了一下手表，再看法恩。硬币盒立在洗手间旁。但当史迈利想向店主换硬币时，他推说太忙而拒绝。

“叫你换就换，你这个烂王八！”一个皮衣皮裤的长途卡车司机大吼。店主乖乖遵命。

“怎么样了？”吉勒姆问。他从专线电话接听。

“她背景不错。”史迈利回答。

“万岁。”吉勒姆说。

事后诸多不利史迈利的指控当中，有一项指出他浪费时间处理微不足道的小事，而非分配给部属办理。

在伦敦北郊的城乡景观高尔夫球场附近，盖了几个街区的公寓，犹如永久沉船的上部结构，躺在长长的草坪尽头。草坪上的花朵向来都是半开不开。丈夫在早上八点半左右匆忙驾驶救生船离去，女眷与子女则整日维持船只漂流水面，等男主人回家。回家后的男主人则累得无力扬帆航行。这些建筑物于三十年代兴建，从完工之日起，一直漆着脏兮兮的白色。公寓的窗户呈长方形，加装钢框，向外望去峰峰相连，波澜壮阔，周一至周五有不少女人涂着浓浓眼影，如游魂般闲逛此处。这里有一街区名为亚凯迪豪宅区，裴令夫妇住在七号，在众多建筑物间稍微可见九号果岭，但山毛榉树叶一长出来，果岭也不见了。史迈利按下门铃时，只听见细微的电子铃响，没有脚步声，没有犬吠，没有音乐。大门打开来，一名男子在黑暗中以破锣嗓子问：“谁啊？”开门后史迈利才发现对方是女人。她身材高挑却驼背，一手夹着香烟。

“敝人姓欧茨。”史迈利说着递出绿色大名片，以玻璃纸覆膜。不一样的伪装，需要不一样的姓名。

“噢，原来是你啊，请进。吃饭，看电视。你讲电话的声音比较年轻。”她的低沉嗓音带有不愉快的意味，却极力想增添高雅气质。“他在家。他认为你是间谍。”她说，一面眯着眼看名片。“你该不是间谍吧？”

“不是，”史迈利说，“我不是的。只是个打探消息的人。”

这间公寓里全是走廊。她在前带路，后面拖着一道琴酒味。她走路时拖着一条腿，右手臂显得僵硬。史迈利猜想她中风过。她的穿着仿佛透露出没人对她的身高或性别感兴趣。也仿佛她不在乎。她穿着平底鞋，男人式样的套头衫，系上皮带，让她肩膀显得宽阔。

“他说他从没听过你。他说他查过电话簿，你这个人不存在。”

“我们这一行喜欢保密。”史迈利说。

她推开一扇门。“他存在，”她人未进房间就大声报告，“他不是间谍，他只是来打探消息。”

在远处的椅子上，一名男子正在阅读《每日电讯报》，遮住脸孔，史迈利只见光秃秃的头，居家长袍，以及跷起的短腿，穿的是真皮卧房拖鞋。然而不知何故，他立即知道裴令先生是只愿娶高挑女人的那种矮子。房间的陈设以一个人生活使用为原则，有电视，有床铺，有煤气取暖器，有张餐桌，以及一张用来对号涂色的画架。墙上挂了一幅色彩过于艳丽的相片，主角是美丽非凡的女孩，角落上以对角线潦草签名，是电影明星向老百姓致意的签法。史迈利认出是伊丽莎白·伍辛顿。他已见过很多相片了。

“欧茨先生，这位是南可。”她说着差点行屈膝礼。

《每日电讯报》以卫队降旗的速度缓缓落下，显出一张咄咄逼人、闪闪发光的小脸，眉毛粗厚，戴着管理阶级的眼镜。

“我是。请问你究竟是谁？”裴令先生说，“你是特务对不对？别跟我支支吾吾的，说个清楚，一了百了。我不跟打探消息的人打交道的。什么东西？”他质问。

“他的名片，”裴令夫人说着递出，“绿色的呢。”

“噢，看来是要交换名片喽？这样的话，没名片不行吧，西丝？最好去印几张，亲爱的。快到史密斯的店去印，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