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众人忆起往事经过，表面上像是有一连串事件压缩在这段时期里。杰里的人生走到此处正是圣诞节前后，期间他在外籍记者俱乐部连续漫无边际地应酬，也在最后一刻包好一连串包裹，寄给猫咪，在夜半时分以红绿冬青图案的纸拙劣地包好。追查瑞卡度行踪的申请，经修正后已正式向表亲提出，而为了对马铁娄解释得更详尽，史迈利本人将申请函带到别馆。可惜的是，申请函卡在圣诞节，再加上即将沦陷的越南与柬埔寨，结果申请函一直到新年过后数日才走完美国相关部会，有海豚档案上的日期为证。的确，史迈利与马铁娄以及马铁娄的缉毒署友人那场关键的会议，一直到二月初才开会。事情耽搁了，让杰里的精神备受压力，圆场内部在理智上欣赏他，但在持续的危机气氛中，并没有人表示同情或采取行动。针对这一点，依个人立场而定，有人或许会再度怪罪史迈利，然而除了召回杰里之外，很难想像史迈利还能做出什么动作。尤其是库洛，他热情洋溢地继续报告杰里的意向。五楼夜以继日赶工，几乎没有人记得圣诞节，只有在二十五日正午举办个相当简陋的酒会，下午休息时康妮与妈妈们播放女王的演说，音量开得非常大，为的是让类似吉勒姆与默莉·米金的异端感到羞愧。这两人觉得女王演说爆笑，还在走廊上怪腔怪调学舌作乐。

正式将山姆·科林斯引进圆场微薄的支薪阶级，发生在元月中某个寒风刺骨的日子，有轻松的一面，也有黑暗的一面。轻松的一面是他遭到逮捕。星期一上午，他于十点整抵达，并未身穿晚礼服，而是整洁的灰色外套，纽扣孔别上玫瑰，在寒风中显得出奇年轻。但史迈利与吉勒姆出差，与表亲闭门研商，看门人与管理组人员皆未接获允许进入的指示，因此将他锁在地下室三个小时，害他直发抖，怒气冲天，直到史迈利回来，证实两人有约，他才恢复自由身。至于他的办公室，也闹了不少笑话。史迈利原本将他安排在四楼，在康妮与狄沙理斯隔壁，无奈山姆不喜欢，希望到五楼，他认为那里对于代理协调人的身份比较合适。可怜的看门人有如苦力，得把家具搬上搬下的。

黑暗面较难描述，但有些人试过。康妮说山姆冷感，形容词选得难听；对吉勒姆而言，山姆饥肠辘辘；对妈妈们而言，山姆鬼鬼祟祟；对掘穴人而言，山姆过于圆滑。对不明白背景的人，最奇怪的事莫过于他自给自足的程度。他不调阅档案，也不愿将责任左拢右揽过来，几乎不使用电话，只有偶尔赌马，或是关照俱乐部的经营状况。然而，他所到之处都带着微笑。打字员宣称，他连睡觉都在办公室里，周末还亲手打扫清洗。史迈利与他面谈时大门深锁，谈话内容一点一滴传至团队耳里。

没错，那名女孩在万象的确与两个常去加德满都的嬉皮凑在一起。没错，他们甩掉她后，她确实请麦克尔沃帮她安插工作。没错，麦克尔沃把她介绍给山姆，认为光靠姿色她必有可供利用之处。上述一切，多半吻合女孩家书中的描述。山姆当时手上有两三件低级别的缉毒任务待办，除此之外，拜海顿之赐，他无事可做，所以心想干脆安排她去与飞行员鬼混，看看有何发展。他没向伦敦报告，因为当时伦敦样样封杀。他径自试用她，以自己的管理基金付她薪水。后来发展出瑞卡度。他也派她追寻一条老线索，到香港追查金块暴利集团的动静，直到后来他才了解这女孩只会闯祸。山姆说，瑞卡度将女孩从他手中接收过去，安排她到印支包机上班，让他大大松了一口气。

“这么说来，他还知道什么？”吉勒姆以愤慨的口吻质问，“那样太不够意思了吧？打乱了阶级顺序，还干涉到我们的行动。”

“他懂得她。”史迈利捺着性子说，然后继续研究杰里·威斯特贝的档案。近来杰里的档案成了他的主要读物。“我们自己有时候也免不了稍微勒索他人啊，”他以令人抓狂的容忍态度说，“偶尔接受他人勒索，也是完全合情合理的事。”而康妮却以罕见的粗俗口气引用显然是约翰逊总统对FBI局长胡佛的看法：“乔治宁愿拉山姆·科林斯进帐篷，对着外面小便，不愿他站在帐篷外面向内小便。”她大声说，像女学童痴笑着自己的斗胆直言。

更特别的是，一直到元月中，在狄沙理斯博士持续调查柯背景的过程中，有了重大发现，查出某位希博特先生仍健在。此人代表浸信会至中国传教，柯申请就读伦敦的法律学院时，他是推荐人之一。

如此一来，事件脉络更加繁杂，记忆中难免遗漏，因此堆砌在杰里身上的压力更加沉重。

“他有可能受封骑士。”康妮·沙赫斯说。他们在电话中已谈过。

场面非常严肃。康妮剪短头发，头戴深棕色帽子，深棕色套装，手提内装无线电麦克风的深棕色手提包。小车道外停了一辆蓝色出租车，开着引擎与暖气，匈牙利街头艺术家托比·伊斯特哈斯戴着船形帽，佯装打盹儿，却暗中接收并记录对话，收录在座位底下的仪器里。康妮原本夸张的身形外表，此时显得端庄节制。她手握一本文具处的笔记簿，一支公家圆珠笔夹在她的风湿指间。至于冷淡的狄沙理斯，重点是让他的打扮稍微现代化。在他抗议声中，他穿上吉勒姆的条纹衬衫，配上相称的深色领带。结果令人微微称奇，竟然相当具有信服力。

“这事极为机密。”康妮对希博特先生说，音量大而清晰。这句话她在电话里也说过了。

“极度机密。”狄沙理斯喃喃地附和，双臂乱挥，最后一手肘别扭地落在凸起如瘤的膝盖上，另一只龟裂的手掌握住下巴，然后搔着下巴。

总督推荐过了，她说，现在由理事会决定是否通过推荐案，再向白金汉宫推荐。说到白金汉宫时，她朝狄沙理斯抛出压抑的一眼，而狄沙理斯立即微笑起来，爽朗却矜持，如同参加脱口秀的名人。他的灰发涂上发油，模样（如康妮事后的说法）宛如涂抹上肉汁、准备送入烤箱一般。

“所以希望您能了解，”康妮说，她的腔调标准如女主播，“为了防止崇高的传统蒙羞，必须进行甚为彻底的调查。”

“白金汉宫，”希博特先生应和，朝狄沙理斯的方向眨眨眼，“哇，不得了。白金汉宫，听到没，朵乐丝？”他年纪非常大。数据上注明八十一岁，然而五官却到了无法增添岁月痕迹的年龄层。他围着神职人员项圈，身穿棕黄色羊毛衫，手肘部位缝上真皮补丁，披着披肩。背景的灰色海洋在他的白发周围形成光圈。“德雷克·柯爵士，”他说，“说真的，这一点我倒没有料中。”他的英格兰北方口音之纯净，犹如顶上雪白的头发，都有可能是伪装。“德雷克爵士，”他重复，“哇，不得了。是不是，朵乐丝？”

女儿与他们坐在一起，三四十岁，金发，身穿黄色裙衫，施粉却未涂口红。自从少女时期过后，她的脸蛋似乎从未历经任何事，惟一稳步消逝的是希望。她开口讲话时会脸红，不过她鲜少发言。她准备了一些甜点，三明治做得薄如手帕，茶籽饼放在小布垫上。为滤出茶汁，她用一片胚布缝上珠子以增加重量。天花板垂挂着尖头星形羊皮纸灯罩。直立式钢琴靠着墙边，《慈光引领》的乐谱摆在架上。吉卜林的名诗《倘若》挂在空荡的壁炉之上。海景窗两旁的天鹅绒窗帘厚重，如同用来遮掩人生废弃不用的一部分。房子里没有书，连《圣经》也付之阙如。有一台非常大的彩色电视，还有一长串的圣诞卡，横向挂在绳子上，翅膀向下垂，犹如中弹飞禽即将落地的模样。这里找不到可以回忆中国海岸的事物，除非将冬海阴影算在内。这一天天气不好不坏，也没有风。在庭园里，仙人掌与灌木在寒气里乖乖等候。步道上的行人快步走过。

康妮说他们希望做笔记，因为根据圆场流传的说法是，偷到声音后，应该留下笔记，当做是预防万一，也可以当做掩护。

“噢，尽量去写吧。”希博特先生语带鼓励，“我们又不全是大象，对不对啊，朵乐丝？朵乐丝啊，记性可好着呢，跟她母亲一样好。”

“这样的话，我们想先了解的是……”康妮说。她同样保持谨慎的态度，以配合老人的步调。“如果您不介意的话，这是我们访问所有关键证人的标准程序，希望了解您与柯先生结识多久，以及两人之间的关系状况。”

她其实是以略有差异的语言说，描述一下你与海豚案的关联。

老年人论及他人时，其实是在谈论自己，面对消失的镜子端详自己的影像。

“我一出生就注定为上帝服务，”希博特先生说，“我祖父，他是神职人员。我父亲，他也是，在英格兰西北的麦克莱斯菲尔有片好大的教区。我叔叔十二岁就死了，不过他还是宣誓入教，是不是啊，朵乐丝？我二十岁就进传教训练学校。二十四岁，我坐船到上海，加入主生教会。船叫做帝国女王号。就我记得，服务生比乘客还多呢。真是的。”

他说，他的目标是在上海教书学语言几年，后来碰巧转到中国内陆教会，迁居内地。

“要是能在上海教书学中文就好了，我喜欢那种挑战。我一向喜欢中国人。主教的工作并不光鲜，不过照样完成任务。这些个罗马学校啊，比较像是你们那些修道院，以及和修道院相关的东西。”希博特先生说。

曾经信奉耶稣会的狄沙理斯，淡淡一笑。

“我们是从街头找来小朋友，”他说，“跟你讲啊，上海这地方鱼龙混杂，是很少见的现象。我们碰过各种人各种事。黑道、贪污、卖淫，多得是。我们也有政治、金钱、贪婪、各种惨事。凡人的生活，在那边全找得到，对不对啊，朵乐丝？她记不得了，真的。大战过后，我们也回去过，是不是？不过他们马上把我们赶出来。她那时不超过十一岁吧，是不是？后来那地方面目全非，不像上海了，所以我们回到这里。不过我们很喜欢这里，是不是啊，朵乐丝？”希博特先生说。他非常留心代表两人发言。“我们喜欢这边的空气。好喜欢。”

“非常喜欢。”朵乐丝说，然后清清嗓子，对着大拳头咳嗽。

“所以只要能找到人，一概拉进教会，”他继续说，“我们找到方小姐。记得黛西·方吗，朵乐丝？你当然记得——那个拿着铃铛的黛西。算了，她其实不记得了。哇，时间过得真快呀。黛西就像魔笛手一样，只不过她拿的是铃铛，而且她不是男人，而她做的是上帝的工作，可惜后来堕落了。是我见过最好的一位改信基督教的人，直到日本鬼子来了。黛西她会上街，猛摇着铃铛，摇个不停。有时候老万查理会陪她去，有时候我会陪她去，我们会选择码头或是夜总会区，也许是去提防后面吧，那条街我们称作血巷，记得吗，朵乐丝？她其实不记得了。老黛西会摇着铃铛，叮当，叮当！”他回忆起来不禁大笑：他清楚看见黛西就在他面前，因为他在无意识间举起一手做出激烈摇铃的动作。狄沙理斯与康妮礼貌性地加入大笑的行列，然而朵乐丝只是皱眉。“霞飞路，那地方最糟糕了。在法国租界，没什么好惊讶的，罪恶之家就在那一带。那种地方其实到处都有，上海只是塞满了一大堆。他们叫做罪恶之城。那样叫就对了。后来有几个小孩子聚集过来，她会问：‘你们有谁没娘？’会有两三个举手。不是一次两三个，而是这里一个，那里又一个。有些小孩子会说谎，比方说是为了吃顿白米晚饭，结果吃了一巴掌后被扫地回家。不过我们总能找到几个真正没娘的小孩，是不是啊，朵乐丝？渐渐的，我们集合了一个班，最后有四十四个小朋友，对不对？有些住宿，不是全部。圣经班，教教读写算数，教一些地理历史。我们的能力就只有这么多了。”

狄沙理斯为了克制不耐烦的性情，凝神注视灰色大海，不愿移开视线，然而康妮则持续笑脸迎人，以示景仰，双眼寸步不离老人的脸。

“就是这样，黛西才遇上柯家兄弟。”他继续说，不顾跳跃式的逻辑。“在码头那边，对不对啊，朵乐丝，来寻找他们的母亲。他们是从汕头北上，兄弟俩。是哪一年来着？一九三六年吧。德雷克只有十岁或十一岁，他弟弟纳尔森八岁，两人瘦得像晒衣架，好几个礼拜没有好好吃一餐了。他们一夜之间变成白米基督徒，不骗你！那个时候的他们，连名字都没有，我是说英文名字。他们是船民，潮州人。我们从来没找到他们的母亲，是不是啊，朵乐丝？‘被枪射死，’他们说，‘被枪射死了。’有可能是日军，也有可能是国民军。我们一直都没有问出究竟。又何必问呢？她在上帝身边，那就好了。干脆什么都别问，继续过日子。小纳尔森的手臂血肉模糊，看了好吓人，骨头断了，穿透衣袖，大概也是被炮弹炸到的。德雷克一手握住纳尔森没受伤的手，起先说什么也不愿松手，甚至也不让他自己吃饭。我们以前常说，他们两人之间只用一只手，记得吗，朵乐丝？德雷克会坐在餐桌前，一手抓着弟弟，另一手拼命喂他吃饭。我们找来大夫，连大夫都没办法分离兄弟俩。我们只好忍耐了。‘从现在起，你叫做德雷克。’我说，‘你呢，叫做纳尔森，因为你俩都是勇敢的水手，怎样？’是你母亲的点子，对不对，朵乐丝？她一直都想生个男孩。”

朵乐丝望着父亲，本想说什么，最后却改变心意。

“他们以前常摸她的头发，”老人以略为神秘的语调说，“摸你母亲的头发，摇黛西的铃铛，是他们最喜欢做的事。他们从来没看过金头发。喂，朵乐丝，添一点‘溲’吧？我的凉了，他们的肯定也凉了。溲是上海话的茶。”他解释，“广东人则说‘洽’。以前有些单字，现在我们还用，也不知道为什么。”

朵乐丝发出气急败坏的嘶声，跳出客厅，康妮抓住机会说话。

“是这样的，希博特先生，一直到现在，我们的笔记里都没有弟弟这个人。”她以稍显责备的语气说，“您说是弟弟，小他两岁，还是三岁？”

“怎么会没有纳尔森？”老人讶然说，“他好疼弟弟的！德雷克一辈子都疼纳尔森。什么事都帮弟弟。没有纳尔森的记载，朵乐丝？”

然而朵乐丝人在厨房，准备“溲”。

康妮参考笔记，露出严厉的微笑。

“恐怕要怪我们自己人喽，希博特先生。政府单位在兄弟姐妹栏留下空格。看样子没过多久，香港会出现一两张红脸，不骗您。纳尔森的出生年月日，您该不会还记得吧？记得的话可省下不少麻烦。”

“不记得了，怎么会记得！黛西·方会记得，当然，可惜她已经去世多年了。就算他们不知道自己的生日，黛西也会帮他们挑一个。”

狄沙理斯拉拉耳垂，低头下去。“他的中文名字，记得吗？”他以尖嗓子脱口说出，“如果要查的话，中文名字可能很有用。”

希博特先生摇摇头。“没有纳尔森的记载！保佑我的灵魂！想到德雷克时，怎么可能没想到他身边的小纳尔森？两人就跟面包和芝士一样，我们以前常说。孤儿嘛，那也难怪。”

从走道，他们听见电话铃响，令康妮与狄沙理斯暗暗称奇的是，他们竟清楚听见厨房里的朵乐丝冒出“该死，天杀的”，一面冲向电话。在渐次升高的茶水壶呜咽声之外，他们听见愤怒的打电话声的片段。“怎样？为什么不是？如果是该死的刹车，干吗说是离合器？不要，我们不买新车。去你的，我们要的是把老车修好。”然后重重骂一声“天呀”，挂掉电话，回到厨房面对尖叫的茶水壶。

“纳尔森的中文名字。”康妮轻柔地提示，面带微笑，然而老人摇摇头。

“那可非问老黛西不可喽，”他说，“她老早上天堂去了，保佑她。”老人宣称不知道，狄沙理斯似乎正要质疑，但康妮以眼示意他闭嘴。让他讲下去，她暗中要求。逼急了，可能全盘皆输。

老人坐的椅子是旋转椅。无意识之间，他以顺时针旋转，现在面对大海说话。

“他们就像粉笔和芝士，”希博特先生说，“从没看过差别这么大的兄弟，也没看过信仰这么坚贞的兄弟，是事实。”

“差别在哪里？”康妮以诱导的口气问。

“小纳尔森啊，他最怕蟑螂了，别的不说。我们当时当然没有现代这种卫生设备，上厕所要到外面茅屋，哇，那些蟑螂啊，像子弹一样到处乱飞！纳尔森说什么也不肯靠近。他的手已经复原得差不多了，吃饭快得像斗鸡，不过他宁愿一连憋上好几天，也不愿意去茅屋。你母亲千拜托万拜托，就希望他进去。黛西·方拿棍子伺候，我现在还看得到他的眼神，有时候会一直看着对方，完好的一手握拳，让对方觉得会被他变成石头，那个纳尔森啊，从出生那天就叛逆。后来有一天，我们望向窗外，看到他们两人，德雷克一手搂着小纳尔森的肩膀，带他走上小路，在他方便时在一旁陪他。船民的小孩，走路姿势不太一样，注意到了吗？”他问话的声音清亮，仿佛他们就在眼前。“O形腿，因为拥挤。”

房门哗然打开，朵乐丝以盘子端着刚泡好的茶进来，放下茶具时发出不少噪音。

“歌喉倒是一样好。”他说完再度沉默，凝望大海。

“唱赞美诗歌的歌喉吗？”康妮以爽朗的声音提示，朝擦亮的钢琴瞥一眼。钢琴上摆着无蜡烛的烛台。

“德雷克，他啊，只要你母亲坐在钢琴前面，他什么都会扯开喉咙唱。宗教颂歌。‘有座碧绿小山丘啊。’德雷克啊，愿意为你母亲割喉。可是小纳尔森呢，我从来没听见他唱一句。”

“后来听到了嘛。”朵乐丝提醒他，口气严厉，但他选择不去注意女儿。

“午餐晚餐时，他不肯说阿门，饭菜都撤走了，不肯说就是不肯说。他从一开始就爱跟上帝吵嘴。”他突然精神一振，大笑起来。“我老是讲啊，那些人才是真正的信徒。其他人只是表示礼貌而已。没有跟上帝吵过嘴，就不是真正改信基督教的人。”

“可恶的修车行。”朵乐丝喃喃说，电话挂掉了仍火气十足，一面用力砍着茶籽饼。

“端去！你们司机还好吧？”希博特大喊，“要不要叫朵乐丝端去给他吃？一个人在外面，一定冷死了！带他进来，去啊！”在两人来得及响应前，希博特先生又开始谈论战争。不是德雷克的，也不是纳尔森的，而是他个人的战争，以残缺不全的图像记忆拼凑而成。“好笑的是，那时有很多人觉得日本鬼子来得正好。给那些中国国民军暴发户一点教训。也给共产党颜色瞧瞧。结果呢，好久以后情势才开始逆转。一直到开始轰炸之后。欧洲商店关门，大班也全家撤离，乡村俱乐部变成医院。可是还是有人嚷嚷‘别担心’。后来有一天，轰的一声，把我们全关起来，是不是啊，朵乐丝？结果害死你母亲。她的耐力不够，因为得过肺结核。尽管如此，柯家兄弟还是过得比多数人好。”

“噢。怎么说？”康妮询问，大感兴趣。

“他们拥有耶稣的知识，能引导他们，安抚他们，是不是啊？”

“当然了。”康妮说。

“自然是了，”狄沙理斯也应和，扣住十指互相拉动，“的确是的。”他说得虚情假意。

因为日本鬼子来了，他说，教会也关门，黛西·方拿着铃铛带着小孩加入难民潮，有的坐推车，有的搭公交车或火车，不过多半是徒步，往上绕去，最后到重庆。蒋介石的国民军已经在重庆建立临时首都。

“不能让他讲太久，”朵乐丝一度警告，偏头偷偷告诉康妮，“他会疯癫起来。”

“噢，我能讲很久，亲爱的。”希博特先生以窝心一笑纠正她，“我一辈子，该看的都看过了。想做什么随我高兴。”

他们饮茶聊着庭园。定居此地后，庭园一直令他们伤脑筋。

“他们告诉我们，要种就种有银色叶子的那种，能抵抗盐分。我不知道，有没有啊，朵乐丝？好像种不活吧？”

希博特不知因何提起，妻子过世后，他自己的生命也随之结束，现在是过一天算一天，等待与亡妻会合。他在英格兰北部住过一段时间。之后他到伦敦服务一阵，传播圣经福音。

“然后我们搬来南部，是不是啊，朵乐丝？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为了这边的空气。”她说。

“是不是会开个宴会啊，在白金汉宫？”希博特先生问，“德雷克应该会把我们列入邀请名单吧。想想看哪，朵乐丝。你会喜欢的。皇家庭园宴会。礼帽。”

“可是您回到过上海，”康妮最后终于提醒他，一面翻动笔记来唤回他的思绪，“日本人战败，上海重新开张，您回上海。当然妻子没有跟您回去了，不过您还是回去了。”

“噢，是啊，我们是回去了。”

“所以您又见到柯氏兄弟了。大伙见了面，欢欢乐乐叙旧一阵，一定是。是不是这样啊，希博特先生？”

一时之间，他似乎没将问题听进去，但忽然间他慢半拍地笑了出来。“哎呀，那个时候，他们已经不是小朋友啦。机灵得很哪！还在你面前猛追女孩子呢，朵乐丝。我老是说啊，德雷克本来会娶你的，亲爱的，如果你给他任何希望的话。”

“噢，别乱讲了，老爸。”朵乐丝喃喃地说，对着地板摆出苦瓜脸。

“纳尔森呢，他呀，血气方刚啊！”他以汤匙喝茶，小心翼翼，仿佛在喂小鸟。“‘夫人呢？’德雷克问的第一个问题。他想找你母亲。‘夫人呢？’他把英文全忘光了，纳尔森也一样。我后来不得不再帮他们上课。所以我告诉他。那个时候，他肯定已经看过够多人死掉了。但又不是说已经麻木了。‘夫人死了。’我说。其他没什么好说了。‘她死了，德雷克，她和上帝同在。’以前没看他哭过，以后也没有，不过他哭了，看了更让我疼爱。‘我失去了两个母亲，’他对我说，‘母亲死了，现在夫人也死了。’我们为她祷告。不然能怎样？小纳尔森呢，他不哭也不祷告。他不同。他从来没有像德雷克一样接受她。不是个人因素。她是敌人。我们全都是。”

“‘我们’指的是谁，希博特先生？”狄沙理斯以诱导的口气问。

“欧洲人、资本家、传教士：我们全是外地人，来那里不是为了他们的灵魂，就是为了他们的劳动力，或是他们的银矿。我们全部都是——”希博特先生重复，丝毫没有恨意，“剥削者。他认为我们全是。其实就某些方面来说也对。”对话至此稍停，别扭了好一阵子，后来康妮才谨慎重开话匣。

“所以说，您重建教会，一直待到一九四九年，是吧？那四年之间，您至少可以用父亲的角色照顾德雷克和纳尔森。是不是这样，希博特先生？”她问，圆珠笔停住不动。

“噢，我们是重新开张没错。一九四五年，我们满心欢喜，跟其他所有人一样。战争结束了，日本鬼子被打败了，难民也可以回家了。马路上到处有人在拥抱。我们领到钱，应该是补偿金、补助金之类。黛西·方也回来，不过没待很久。头一两年，日子过得还可以，不过其实就算当时，也不是真的好过。只要蒋介石治理得了，我们就能待下去——这个嘛，他向来就不太能治理，对吧？一九四七年，共产主义在马路上随处可见，到了一九四九年，共产党就向下扎根了。国际殖民时代老早结束，租界也是，算是好事一桩。其他的东西，结束得比较慢。有些人瞎了眼，爱说什么老上海会永远不变，之前日本鬼子在的时候也说这样。他们说，上海腐化了满族人、军阀、国民党、日本人、英国人，现在上海即将腐化共产党。他们当然是料错了。朵乐丝和我，我们父女俩嘛，不屑贪污腐败那一套，对不对啊？没办法解决中国的问题，你母亲也没法子解决。所以我们回国了。”

“柯氏兄弟呢？”康妮提醒他，朵乐丝则从褐色纸袋拖出编织品，弄出不少噪音。

老人迟疑着，这一次并非因年老迟钝。年老迟钝或许减缓了叙述的速度。但这次迟疑是因为无法肯定。“这个嘛，好，”他经过突兀的停顿后退让一步，“那两个啊，我告诉你，历经了罕见的奇遇。”

“奇遇，”朵乐丝以怒音附和，一面敲得钩针咯咯响，“说成暴动比较对吧。”

日光仍依恋着海面，室内的光线则逐渐暗淡，煤气灯如远方的马达般噗噗响。

老人说，德雷克与纳尔森在逃离上海时，几度被拆散，没找到对方之前，处心积虑去找。弟弟纳尔森终于抵达重庆，毫发无伤，熬过饥饿、操劳，以及水深火热的军机轰炸，数千人因此丧生。但哥哥德雷克奉召进入国民党军队服役，只不过蒋介石束手无策，一路撤退，希望共军与日军能互相残杀。

“到处跑啊跑，德雷克想到前线，又担心纳尔森，担心得要死。当然了，纳尔森啊，他在重庆努力翻书，苦读教条。他们那边甚至有《新中国日报》，他后来告诉我，甚至还刊登蒋介石的协议书。想想看！当时有几个人跟他的想法一致，在重庆集思广益为战后重建世界而努力，结果有一天，感谢上帝，战争总算结束。”

一九四五年，希博特先生说，两人因奇迹出现而重逢：“千分之一的几率，百万分之一的几率。返乡的路络绎不绝的是卡车、推车、军队、枪炮，全往海岸一股脑前进，德雷克则像疯子一样来回奔跑：‘有没有看到我弟弟？’”

此刻的戏剧效果忽然触动了他内心的传教士，因此嗓门拉高。

“有个脏兮兮的小孩，一手搭在德雷克的手肘上。‘喂，你，姓柯的。’就像他想借火抽烟似的。‘你弟弟在后面，第三辆卡车，想骗得客家共产党团团转。’转眼间，兄弟彼此紧紧拥抱，回上海前，德雷克不愿让弟弟离开视线范围，之后也不愿意！”

“所以他们来看您喽。”康妮以舒缓的语气暗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