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雷克回到上海后，脑子里只想着一件事。弟弟纳尔森非接受正规教育不可。全天下再重要的事，也抵不过弟弟就学。纳尔森非上学不行。”老人一手重击椅子扶手。“兄弟至少一人必须受教育。噢，意志坚定如山，德雷克啊！最后也办到了，”老人说，“德雷克达成心愿了。当时的他，已经很能奔走谈条件了。战争结束，德雷克回家时还不满十九岁。纳尔森快十七岁了，不分昼夜用功——当然是看书了。德雷克也很用功，不过他用的是身体。”

“他专动歪脑筋，”朵乐丝悄声说，“他加入帮派骗钱，在他没有乱摸我的时候。”

希博特先生是没听见她，或只是响应标准的反对意见，不得而知。

“好吧，朵乐丝，三合会这东西，不能只看表面，”他纠正女儿，“上海是个城邦城市。统治者是一群商业巨子、抢钱大王，还有更坏的人。当地没有工会，没有法治，人命不值钱，生活困苦，要是你看仔细点，现在的香港我怀疑也差不到哪里去。有些所谓的英国绅士，相形之下让兰开夏郡的磨坊主人像是基督教慈善事业的模范生。”提出轻度责难后，他继续面对康妮，继续叙述。康妮让他感到熟悉，是坐在前排的典型女士，肥胖、全神贯注、戴帽、倾全心注意老人的字字句句。

“他们会过来喝茶，五点，兄弟俩。我会先准备好所有东西，在桌子上摆吃的，准备好他们喜欢的柠檬水，说是汽水。德雷克从码头过来，纳尔森放下书本过来，吃东西时几乎不讲话，然后又回去上班念书，是不是啊，朵乐丝？他们会翻出某个传奇式学者，车胤。车胤小时候生活穷苦，不得不借萤火虫亮光识字写字。他们会一直说，纳尔森以后会效法他。‘车胤，再来块馒头吧，’我会说，‘再吃个馒头，才有力气念下去。’他们会笑一下，然后离开。‘拜拜，车胤，慢走哟。’偶尔纳尔森嘴巴没塞满东西，他会跟我讨论政治。哇，他的想法真多！老实讲，我们书读得不够多，教不了他那么多。金钱是万恶之根源，我可从来不否认这一点呀！我自己多年来一直宣扬这一点呢！博爱、义气、宗教是大众的鸦片剂，这个嘛，我可不赞同，不过在神职、教会高层的胡扯、天主教义、偶像崇拜方面，他啊，他的想法也没有错到哪里去，就我看来。他也讲了一些我们英国人的坏话，不过是我们活该，恕我直言。”

“骂归骂，还天天过来吃您的，不是吗？”朵乐丝又压低声音偏头说，“还扬弃个人的宗教背景，还捣毁教会。”

然而，老人只是捺着性子微笑。“朵乐丝，亲爱的，这话我以前说过，还是要再说一遍给你听。上帝显灵的方式有很多种。只要好人准备到外面追求真理和正义和博爱，他就不会在门外苦等太久。”

朵乐丝脸红了，低下头编织去。

“她说的当然没错。纳尔森确实捣毁教会。也扬弃了宗教。”一抹哀伤的云眼看即将袭上他的老脸，后来笑声忽然胜出。“结果呢，德雷克点醒了他！好好训了他一顿！了不起，了不起！德雷克说：‘政治，又不能当饭吃，又不能拿来卖，虽然朵乐丝在这里，我还是要说，你也不能跟政治这东西上床！只能用来捣毁寺庙，滥杀无辜！’我从没看过他这么生气，而且骂得纳尔森一脸口水！德雷克在码头干活，的确是学到了一两招，没话说！”

“请您务必，”狄沙理斯在晦暗的光线中发出如蛇般的嘶声，“务必一五一十告诉我们。这是您的义务。”

“学生示威游行，”希博特先生继续说，“火把，宵禁开始后，一群人走上街头，大闹一场。一九四九年初，应该是春天，情势才刚火热起来。”与先前的漫谈比较起来，希博特先生的叙述法变得意外地简明扼要。“我们当时坐在壁炉前，是不是啊，朵乐丝？十四个人，朵乐丝，还是十五人？我们以前喜欢生火，即使天气热也一样，可以带来一种麦克莱斯菲尔老家的感觉。那时我们听见外面有人敲敲打打，呼着口号。有铙钹，有哨子，有铜锣，有铃铛，有鼓，吵得令人心惊。我有预感，这种事可能正在酝酿中。我帮小纳尔森上英文课时，他不断警告我：‘你回家，希博特先生。你是好人。’他以前常说，保佑他，‘你是好人，但是水坝闸门一破，不论好人坏人，一律淹死。’有必要时，纳尔森很会讲话。跟他的信念相辅相成。不是凭空出现的，是感受。‘黛西，’我说，就是黛西·方，她跟我们坐在一起，摇着铃铛——‘黛西，你和朵乐丝去后院，看来有客人要上门了。’才说完，啪的一声，有人用石头扔破窗户。我们听到声响、叫嚣声，即使是那个时候，我也分辨得出小纳尔森的嗓音，一听就知道是他。他是潮州出生的上海人，当然，不过他用上海话对青年喊话。‘谴责帝国主义走狗！’他大喊，‘打倒宗教土狼！’噢，他们真会乱编口号哪！中文听起来还可以，一换成英文就毫无意义。这时门被踢开，他们走进来。”

“他们打坏了十字架。”朵乐丝说，停下来盯着编织花样看。

这次是希博特而非女儿，以凡俗言语震惊听众。

“他们打坏的，可恶，还不只十字架呢，朵乐丝？”希博特快活地接着说，“他们打坏了所有东西。教堂座椅、圣桌、钢琴、椅子、电灯、诗歌集、《圣经》。噢，告诉你们，他们出手可凶得很哪！狠角色啊。‘随便你们，’我说，‘悉听尊便。凡人建造之物，必有毁坏之日，只是你们无法毁坏上帝的真言，整座教堂被你们拆掉做火柴棒，也毁不了上帝精神。’纳尔森他不愿正眼看我，可怜的小孩。他一看我，我会哭出来的。他们走了以后，我四处看了一下，看到老黛西·方站在门口，朵乐丝在她身后。黛西全看在眼里。乐在其中。我从她眼神里看得出来。她内心里其实跟他们是一伙人。她乐得很。‘黛西，’我说，‘收拾东西走吧。这一辈子，奉献自己或保留自己，随你高兴，不过千万别出借自己。那样的话，比当间谍还卑鄙。’”

康妮行注目礼表示赞同的同时，狄沙理斯冒出尖锐的一声喘息，带有受辱的味道。然而老人真的乐在其中。

“接着，我们坐下，我和朵乐丝，一起哭了，承认也没关系，我们有没有哭，朵乐丝？掉眼泪不丢脸，我从来也不觉得流泪不好意思。我们好想念你母亲，想得心痛。跪下来祷告。然后开始打扫。不知从哪里开始。然后德雷克走进来了！”他摇头表示惊异。“‘晚安，希博特先生。’他用低沉的嗓门说，夹杂一点我的英格兰北方腔调，每次他开口讲英文都让我们开怀大笑。在他身后，站的是小纳尔森，手里拿着扫把和畚箕。他一手仍然弯曲，我猜现在也一样，小时候被炸伤过。一手弯曲，还是拿着扫把扫地。这时德雷克开始臭骂他，口气跟挖土工一样难听！从没听过他讲那种脏话。他啊，就某一方面来说，其实跟挖土工人差不多吧？”他悠悠然对女儿微笑。“幸好他讲的是潮州话，是不是，朵乐丝？我自己只听懂一半，那就够了！炮火猛烈，好像我完全听不懂似的。”

他停嘴，闭上双眼半晌，不是在祷告，就是舌头累了。

“当然了，错并不在纳尔森。我们啊，早就知道了。他是队长。

事关面子。他们开始游行，漫无目标，然后有人对他大喊：‘嘿！教会小子！你的心偏那边，挖出来给我们瞧瞧！’逼得他只好下手。不做不行。即使这样，德雷克仍对他破口大骂。兄弟俩清理完毕，我们上床睡觉，两兄弟睡在小教堂地板上，以防暴徒回来。早上我回教堂，发现没被毁坏的诗歌集整整齐齐叠好，《圣经》也一样。他们也自己修好了十字架。甚至把钢琴拼凑好，只不过没有调音，不用说。”

狄沙理斯挪身另换坐姿，提出一个问题。他与康妮一样，也翻开一本笔记簿，只是一字未记。

“那段时期，纳尔森是受哪方面训练？”他质问，特有的鼻音显得气愤，握笔准备记载。

希博特先生皱眉，露出疑惑的神情。

“怎么了，当然是共产党了。”

朵乐丝低头钩毛线，低声说：“噢，老爸。”这时康妮连忙解释。

“纳尔森念的是哪一方面的书，希博特先生，在哪里念？”

“啊，原来如此。你指的原来是这个！”希博特先生恢复较自然的语调。

答案他完全清楚。否则上英文课时，除了纳尔森个人志向之外，他与纳尔森又能谈什么——共产党福音不算的话。纳尔森最热衷工程。他坚信能破除中国封建制度的东西是科技，而非圣经。

“造船、铺路、铺铁轨、盖工厂，那才是纳尔森的志向。他是拿着计算尺的天使加百利，是白领大学毕业生。在他心中，他就是这个模样。”

希博特先生说，在上海停留期间不够久，没能看见纳尔森顺遂心愿，因为纳尔森一直到一九五一年才毕业——

狄沙理斯的笔在笔记簿上疯狂划动。

“可是，那些年来，德雷克为了弟弟到处挣钱。”希博特先生说，希望盖过方才朵乐丝对三合会的指涉。“德雷克熬过来了，总算得到报偿，纳尔森也是。他看见纳尔森手上领到那张关键的证书，知道自己的任务已完成，可以收山了，按照他一开始的计划去做。”

狄沙理斯兴奋之余，态度转变得热切万分。他的丑脸显出片片血色，在椅子上动个不停。

“毕业后呢？”他急着问，“毕业后他做什么？他后来怎么了？请继续讲，麻烦您再讲下去。”

希博特先生见到他如此热切，不禁欣喜，微微一笑。他说，这个嘛，根据德雷克的说法，纳尔森在一家最先进造船厂当制图员，绘制蓝图，参与造船工程，疯了似的向俄国技师学习。共产党战胜后，俄国的技师纷纷涌进中国。然后到了一九五三年，如果希博特先生没记错，纳尔森有幸得到前往俄国列宁格勒大学深造的机会，一直待到，待到大概50年代末。

“噢，他就像长了两条尾巴的小狗一样，我说的是德雷克，讲得眉飞色舞的！”希博特先生叙述的对象若是自己的儿子，神情也不会比现在更骄傲了。

狄沙理斯突然往前倾，甚至在康妮以眼神警告他之下，仍以笔指着老人。“列宁格勒之后呢，他们怎么重用他？”

“他嘛，当然是回到上海了，”希博特先生大笑一声，“而且受到提拔，因为拿到了学位，有头有脸了，造船专家，留学俄国，科技专家，管理阶级！噢，他爱死了那些俄国人！特别是在朝鲜战争之后。他们有机器，有权力，有点子，有哲学。俄国啊，简直是他的乐土。他景仰俄国的模样，就像——”他的嗓音，以及他的热度，双双落难。“噢，真是的，”他喃喃地说，沉默下来，是这次对话第二度中断，“向俄国学习，总不会一直学习下去吧？在共产党的新仙境，俄国热又能流行多久？朵乐丝乖女儿，帮我拿条披肩来。”

“已经在你肩膀上了。”朵乐丝说。

有欠圆通的狄沙理斯对他说话毫不留情。除了答案之外，他一概不管，连打开放在膝盖上的笔记簿都可抛开。

“他回国了，”狄沙理斯尖嗓说，“很好。一路向上爬。他留学俄国，向俄国看齐。很好。接下来呢？”

希博特先生注视狄沙理斯良久。老人脸上毫无虚假，目光流露真情，如同慧黠的男童看人的眼神，了无老练世故的横阻。豁然明朗的是，希博特再也不信任狄沙理斯，而且真的不喜欢他。

“他死了，年轻人。”希博特最后终于说。他转动椅子，凝视海景。室内已半暗，光线多半来自煤气灯。灰色的海滩空无一人。旋转栅门上只停了一只海鸥，在夜空最后一丝光线中显得身影幽暗，体型庞大。

“您刚说他现在一手还是弯曲，”狄沙理斯直接反攻，“您刚才说，现在应该还弯曲的。您自己刚才说的！我亲耳听见的！”

“好了，我们已经叨扰希博特先生够久了。”康妮爽朗地说，同时向狄沙理斯狠瞪一眼，弯腰取来手提包。但狄沙理斯不肯罢休。

“我不相信他！”他以尖锐的嗓门大叫，“怎么死的？什么时候死的？说出日期啊！”

但老人只是拉紧肩上的披肩，两眼直盯海面。

“那时候，我们在德罕市，”朵乐丝说，边说边打毛线，只不过天色已暗得无法看清毛线，“德雷克坐着有司机开车的大轿车，过来看我们。他带着左右手过来，那个他叫做老刁的人。他们俩在上海搭档干坏事。想过来炫耀。送我白金打火机，捐一千英镑现金给我爸的教会，亮出镶框的女王勋章给我们看，还把我拉到角落，要我去香港当他小老婆，当着我爸的面呢。狗胆包天！他想叫老爸帮他签名，担保什么东西。说他要去格雷法律学院念法律。那把年纪了，怎么念！四十二岁！什么活到老学到老！他当然不是。跟往常一样，只是为了面子。老爸对他说，‘纳尔森最近怎么样？’结果——”

“请等一下。”狄沙理斯再度误判情势插嘴进来，“日期呢？请问是什么时候的事？我非要日期不可！”

“一九六七年。老爸快退休了，是不是啊，老爸？”

老人没有动静。

“好吧，一九六七年。几月？请详细一点！”

他差点说的是“详细一点，娘们”，让康妮极为紧张。然而当康妮再度试图克制他，他置之不理。

“四月，”朵乐丝想了一下，说，“我们刚帮老爸过完生日。所以他才带一千英镑过来捐给教会。他知道老爸不愿意收下来自己用，因为老爸不喜欢德雷克赚钱的手法。”

“好了。好。解释得很好。四月。所以说，纳尔森是在一九六七年四月之前死的。德雷克有没有详细解释当时状况？你记不记得？”

“没有。没有详细解释。我告诉过你了。老爸问了，他只是说‘死了’，好像死掉的是一条狗似的。谈什么手足之情。老爸不知所措。他听了差点心碎，德雷克却无动于衷。‘我没有弟弟。纳尔森死了。’亏老爸还替纳尔森祷告，是不是啊，老爸？”

这一次轮到老人开口。在暮色中，他的语气显著加强。

“我为纳尔森祷告过，现在还是为他祷告，”他口气直率，“他在世时，我祈祷希望他能为这世界服务上帝。我相信他有心成就一番大事业。德雷克呢，他到哪里都能应付。他骨头硬。我以前常这样想，主生教会门前的蜡烛不会白烧，如果纳尔森·柯能成功为中国打下正义公理社会的基础的话。纳尔森喜欢称之为共产主义，随他去。不过在漫长的三年里，你母亲和我为他灌注的是基督教的爱心。朵乐丝，我不愿你这么说，也不愿任何人说上帝的爱火能被熄灭，永远不再燃烧。政治没有办法熄火，刀剑也没办法熄火。”他长长吸了一口气。“现在他死了，我为他的灵魂祷告，如同我为你母亲祷告一样，”他说，奇怪的是口气不再那么笃定，“如果那样说算是说教，我也无所谓。”

康妮其实已经起身准备离去。她知道极限所在，她眼光敏锐，很害怕狄沙理斯持续猛攻下去。然而嗅出线索的狄沙理斯全然不顾极限。

“所以说，是惨遭横祸喽，对不对？政治和刀剑，您刚才说的。哪门子政治？是德雷克告诉您的吗？您也知道，真正动刀剑杀人的事件相对罕见，我认为您有所隐瞒！”

狄沙理斯也站着，但他站在希博特先生身旁，向下对着老人的白头喋喋不休地问话，仿佛是在沙拉特表演短剧，模拟讯问手法。

“多谢你热情款待，”康妮对朵乐丝说，感情溢于言表，“真的，收获比我们想像的还丰富，相信对受封骑士有所帮助。”她说，话中充满了对狄沙理斯的暗示，“我们这就告辞了，真心感谢两位。”

然而这次拂逆她心意的是老人他自己。

“来年呢，他也失去了另一个纳尔森，愿上帝帮助他，是他的儿子，”他说，“德雷克从此是个寂寞的人。他写过信给我们，对不对啊，朵乐丝？‘为我犬子纳尔森祷告，希博特先生。’他写道。我们为他祷告。他希望我搭飞机过去，帮他主持葬礼。我没办法，也不知道为什么。老实讲，葬礼花那么多钱，我从来都不愿苟同。”

说到这里，狄沙理斯简直是直扑过去，让场面尴尬。他正对着老人弯腰下去，激动得以滚烫的小手一把抓住披肩。

“啊！看吧！他却没有请您为弟弟纳尔森祷告？回答啊。”

“对，”老人简单说，“他没有。”

“为什么没有？除非他不是真死，那还用说！在中国，死的方式不止一种，对不对，不是每种死法都会要人小命！‘罢黜’，那样讲是不是更贴切？”

在煤气灯照亮的房间里，尖嗓说出的字句如恶灵般四处飘动。

“他们准备走了，朵乐丝，”老人对着大海平静地说，“向司机问候一声，好不好，亲爱的？刚才应该出去问候的，算了。”

他们站在廊厅，互相道别。老人留在椅子上，朵乐丝关上门。有时候，康妮的第六感灵敏得吓人。

“希博特小姐，丽泽这个名字，你听过没有？”她问，一面扣上厚重的塑料大衣，“柯先生的档案里，有提到丽泽这个人。”

朵乐丝未施脂粉的脸庞皱眉怒视。

“那是我妈的名字，”她说，“她是德裔路德教派信徒。那只猪连她的名字都不放过啊？”

托比·伊斯特哈斯开车，康妮·沙赫斯与狄沙理斯博士赶回去向乔治报告惊人的消息。路上，他们首先针对狄沙理斯不知自制一事吵嘴。托比·伊斯特哈斯特别感到震惊，康妮真的担心老人可能写信向柯报告。尽管如此，这一趟的发现很快压过了担忧，以凯旋的心情抵达秘密城市的大门。

安然进入城墙后，现在是狄沙理斯的光荣时刻。他再度召集黄祸家族，启动了各式各样的调查，众人连忙顶着各种假借口奔走于伦敦各地，足迹遍及剑桥。本质上，狄沙理斯是个独行侠。没人了解他，或许除了康妮之外吧，但如果连康妮都不喜欢他，就没人喜欢他了。与人相处时，他显得格格不入，时常做出荒谬举动。但大家从来不怀疑他那种猎人般的意志力。

他翻阅上海交通大学的旧资料。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交大的共产党学生运动风起云涌。狄沙理斯将目标集中在海洋系，课程包括管理与造船。他找出一九四九年之前与之后的共产党干部名单。受命接收需要科技专长的大企业的人当中，线索少得可怜，但他一一加以审视。这些大企业中，他特别注意的是江南船厂，其中的国民党党员不断遭到清算，工程浩大。他找出了不下数千人的名单，再调阅其中前往列宁格勒大学深造、学成归国重回船厂、职位晋升的人。列大的造船研究所三年毕业，依照狄沙理斯的计算，纳尔森应该在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六年间就读列大，随后正式分派到上海市政部，负责海洋工程，因此有机会重回江南。他先认定纳尔森不但有未知的中文名字，同时也很有可能连姓也顺便更改，因此提醒研究助理，纳尔森的资历可能分成两半，上下各有不同姓名，应该注意两者吻合之处。他从交大与列大骗来毕业生名单，两者并排加以对照。中国观察家彼此和乐融融，因臭味相投，规章与国别都能抛诸脑后。狄沙理斯的人脉不仅限于剑桥，也遍及所有东方数据库，连罗马、东京、慕尼黑也有。他写信给所有人，将真正意图埋藏在不相干的问题里。事后发现，甚至连表亲也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向他公开档案。他也调查了一些年代更为久远的线索。他派遣掘穴人到浸信会，抱着一丝希望，但愿教会记下纳尔森的中文名字归档。他也寻找上海造船业的中级官员去世的消息，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以上是他第一段辛苦的过程。第二段始于康妮所谓的“文化大革命”，时值六十年代中期，他寻找符合以下条件的上海官员：因亲苏遭到官方斗争、羞辱，或下放劳改，以重新发掘农民的美德。他也参考送往劳改的名单，但没有重大收获。他也查阅红卫兵的激昂演说，寻找是否谈及某位具有浸信会背景的下台官员，也与柯这个姓氏大玩猜字游戏。他隐约认为，纳尔森改姓的话，可能会采用与原姓具有某种渊源的姓，不是同音字就是谐音字。然而当他极力向康妮解释时，康妮不懂就是不懂。

康妮·沙赫斯追查的方向全然相异。她的兴趣围绕在卡拉调教出来的已知征才手，研究这些人在五十年代的列宁格勒大学针对外籍学生的活动。她也研究从未经证实的谣言。据谣言指出，卡拉年轻时曾任共产国际情报员，战后曾借调至上海共产党地下组织，协助重建秘密单位。

在这一次新的掘穴过程中，葛若斯芬诺广场送来一颗小炸弹。希博特先生的情报仍热腾腾之际，研究两个家庭的人员仍忙成一团，这时彼得·吉勒姆带来急件，面呈史迈利。史迈利一如往常正在阅读数据，浑然忘我，吉勒姆进入办公室后，他才将档案塞入抽屉关上。

“是表亲，”吉勒姆轻声说，“跟瑞卡度有关，你最欣赏的飞行员。他们想请你尽快到别馆会见他们。我昨天就应该回电的。”

“他们想干吗？”

“想见你。不过用的是‘会见’一词。”

“是吗？真的吗？天呀。大概是德文的影响吧。或者是古英文的影响？会见。真是的？”说完拖着沉重的身子进入浴室刮胡子。

吉勒姆回自己办公室，发现山姆·科林斯坐在软椅上，抽着他的野蛮棕色香烟，脸上挂着一抹一洗即去的微笑。

“有事吗？”山姆问，问得非常随意。

“给我滚出去。”吉勒姆动了肝火。

一般而言，山姆四处串门子太过火，让吉勒姆不高兴，但这天他有坚决理由对他不信任。他前往内阁府递送圆场每月定额账户请拉康过目时，讶然发现山姆从他私人办公室冒出来，与拉康以及外交部的索尔·恩德比有说有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