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斯特拉柯娃躺在睡椅上，凝望着黎明微曦，认真想着，这是否就是世界末日的征兆。
一整天，相同的灰沉阴郁一直笼罩着中庭，伴随她的小小宇宙进入永无止境的黑夜。天亮时，一道暗沉的光线稍微穿透阴郁；白天，在那些人来后不久，天空就像被切断电力似的，更加阴沉，预示着她的末日。而此刻，在夜里，随着光线消退，浓雾让这一片漆黑愈加浓重。欧斯特拉柯娃心里也一样，她毫无痛苦地下定决心：我带着浑身乌青淤伤的身体，连同我那长期的病痛，等待救主再次来临；属于我的时日，也确实在逐渐消逝。
这个早上醒来，她发现自己似乎缚手缚脚，难以动弹。她试着想要移动一条腿，但大腿、胸口、腹部的肌腱立即拉紧，如火烧灼。她试着举起一只手臂，却只能勉强拉动手上缠缚的铁索。她花了似乎一辈子的时间，才爬到浴室，又花了相同的时间，脱下衣服，泡进温水里。泡进水里时，她很害怕自己会因疼痛而昏迷，因为路面擦撞而遍体鳞伤的身体痛楚难耐。她听见一阵槌打的声音，以为那是自己脑袋里的声音，后来才知道，是一个暴躁邻居的杰作。她数着教堂的钟声，发现它在第四下就停止了，难怪邻居要抗议老旧水管发出的水流轰隆声。煮咖啡的动作，耗尽她全身的力气。然而，在那一刻，坐下竟变得如此难以忍受，而躺下也一样难受。她惟一能休息的方式是身体前倾，手肘靠在流理台上。从这里，她可以望见中庭，既为了打发时间，也为了小心提防；从这里，她看见了那两个人，那两个邪恶的家伙，他们正装模作样地应付管理员，那只老山羊管理员——皮埃尔太太，她正摇着头，顶回去说：“不，欧斯特拉柯娃不在这里，不在这里。”——用十种不同方式讲了“不在这里”，回声像咏叹调在中庭回荡——不在这里——盖过了拍打地毯的声音，盖过了孩子叽叽喳喳的谈话声，还有三楼两个绑头巾的老太婆从相隔两米的窗户探出头聊天的声音——不在这里！直到连小孩都不信她的话。
如果她想要看书，她必须把书放在流理台上。在那两个人来过之后，她把枪也放在流理台上。后来她注意到枪托部分的旋轴，出于女人务实的天性，她将一条厨房的绳子改装成拉火绳。如此一来，她就可以把手枪挂在脖子上，空出双手，在必要时撑住自己穿过房间。但当手枪刺痛胸口时，她总觉得她会因痛苦难熬而反胃。在那两个人离去之后，她一面手边打理着杂务，一面嘴里大声吟诵着她答应自己要在这段闭关时间留意观察的结果。“一个个头高，一件皮外套，一顶汉堡帽。”她自言自语，慷慨地倒给自己一大杯伏特加提神。“一个个头胖，一个脑袋光，一双灰鞋脏。”把记忆里的影像编成歌，她想，唱给魔术师听，也唱给将军听。噢，为什么他们不回我的第二封信呢？
她又回到孩提时代，她从小马背上跌下来，小马转过身来，踩踏着她。她又回到少妇时代，努力要成为母亲。她还记得，亚莉珊卓奋力抗拒降生到莫斯科那间污秽的产房里。在那灰暗危险的光线中，整整三天，满是无法承受的痛苦。而现在，她窗外就有着相同的光线，静静淌进公寓光洁的地板上，宛如一道非自然的尘埃。她听见自己叫唤着葛利克曼“把他带来，把他带来”。她还记得，有时候她甚至觉得自己生育下来的是他，葛利克曼，她的爱人，而不是他们的孩子——仿佛是他那刚强、毛发浓密的身体奋力挣扎着离开她的身体——或者是进入她的身体？——仿佛一生育下来，就会把葛利克曼送进她极度恐惧的禁锢牢狱里。
为何他不在那里，为何他没到医院？她问自己为何把葛利克曼和将军与魔术师混为一体。为什么他们不回我的信？
她很清楚，在她与亚莉珊卓奋斗时，葛利克曼为何没出现。是她求他别来的。“你有勇气承受痛苦折磨，这就够了。”她当时告诉他，“但你没有勇气目睹其他人受痛苦折磨，这也是我爱你的原因。基督可以轻易面对。基督可以治愈麻风病人，基督可以让盲人看得见，让死人复活，甚至可以因为天理正道而死。但你不是基督，你是葛利克曼，你除了旁观，除了感同身受之外，对我的痛苦无能为力，所有的人都无能为力。”
但将军和他的魔术师不同，她有些愤愤不平地辩驳道，他们自许是为我治病的医生，我有权利要求他们！
在她指定的时间，那个又矮又呆、声音像驴子嘶叫的管理员上楼来，她那个神似人猿的丈夫也带着螺丝起子一起上来。他们充满兴奋地来找欧斯特拉柯娃，充满喜悦地为她带来振奋的消息。欧斯特拉柯娃已仔细地作好准备，等候他们的到访，她播放音乐，化好妆，睡椅旁堆放了许多书，营造出休憩自在的气氛。
“有访客，夫人，男的……不，他们没留下姓名……从国外来，只在这里停留几天……他们认识你的丈夫，夫人，移民，他们是，和你一样……不，他们希望这是一个惊喜，夫人……他们说为你带来亲戚的礼物，夫人……一个秘密，夫人，其中一个很高大、强壮，而且英俊……不……他们改天再来，他们是来谈生意的，许多约会，他们说……不，搭出租车，而且叫车子等着——费用喔，想想看！”
欧斯特拉柯娃笑起来，把手放在管理员的臂膀上，好像把她拉进一个大秘密似的，而她那个人猿丈夫正站在一旁，对着她俩吐出香烟和大蒜的气味。
“听着，”她说，“请听我说，皮埃尔先生和夫人。我很清楚他们是什么人，这些有钱又英俊的访客。他们是我丈夫不成材的侄子，从马赛来的，懒惰鬼，浪荡子。如果他们带礼物来给我，你可以确定，他们也会要求有张床和像样的晚餐招待。所以，拜托，告诉他们，我会出国一段时间。我爱他们，但我必须保持宁静。”
无论那两个山羊头里装着的是怀疑或失望，欧斯特拉柯娃都用钱打发走他们。现在，她又是独自一人，手枪挂在脖子上。她在睡椅上舒展身体，抬起臀部到一个勉强可以忍受的姿势。枪握在手中，指向门口，她可以听见上楼的脚步声，有两双脚，一双脚步重，一双脚步轻。
她喃喃地说：“一个个头高，一件皮外套……一个个头胖，一双灰鞋脏……”
接着是敲门声，胆怯如孩提时的爱情表白。一个陌生的声音，说着带陌生口音的法文，缓慢而典雅，像她丈夫欧斯特拉柯夫一样，有着相同的温柔魅力。
“欧斯特拉柯娃夫人，请让我进去。我是来帮你的。”
欧斯特拉柯娃觉得一切都要结束了，她审慎地扣着已死丈夫那把手枪的扳机，迈着坚定但痛苦的步伐前进，走到门边。她横着蟹行前进，脚上没穿鞋子，而且并不信任那个鱼眼窥孔。她绝对不相信那个窥孔只能由里而外单向窥视。因此，她在房里迂回前行，希望能避开窥孔的视线。行经欧斯特拉柯夫那张模糊的照片时，她不禁深深怨恨他如此自私地早死，而不能活着保护她。接着她想：不，我已经渡过险境。我有了自己的勇气。
她的确有勇气。她正准备作战，每一分钟都可能是她的最后一分钟，但痛苦已消失，她的身体已准备好随时为葛利克曼而战，一直如此，她可以感觉到他的能量像援兵驰至般涌入她的四肢。她有葛利克曼在身边，她无须祈求，就能记起他的力量。她相信这是圣经的旨意，他永不餍足的做爱，都是为了在此刻激励鼓舞她。她有着欧斯特拉柯夫的平静与欧斯特拉柯夫的荣誉，她有他的枪。但她奋不顾身、孤注一掷的勇气，毕竟是她自己所有的，这是一个被激怒、被剥夺而愤恨不已的母亲的勇气。亚莉珊卓！来杀她的人，就是羞辱她秘密生女的那些人，就是杀了欧斯特拉柯夫与葛利克曼的那些人，如果她不能出手制止，他们也会杀了整个可怜的世界。
她只希望在开枪之前能瞄准目标，她知道，只要门还关着，锁链和窥孔还在原处，她就能非常近距离地瞄准——越近瞄准越好，因为她对自己的枪法实在不敢自夸。她把手指放在窥孔上，不让他们看进屋里，然后她把眼睛贴近，看他们在哪里。她首先看到的是她自己的那个笨蛋管理员，靠得非常近，在扭曲的镜片里活像个圆滚滚的洋葱，在楼梯平台瓷砖的光影照耀下，顶着一头绿色头发，一个巨大橡胶似的微笑和一个鸭嘴样的鼻子。欧斯特拉柯娃突然想到，那较轻的脚步声想必是她——轻快，就像痛苦与快乐，总是与先前或随后而来的事物息息相关。她看见的第二样东西，是一个戴眼镜的小个子男士，在窥孔的镜片里，肥胖得像米其林轮胎的大力士。在她观察他时，他一本正经地摘掉像屠格涅夫53小说里提到的草帽，握在身旁，像刚听到自己的国歌奏起时那样。她从这个动作推论，这个小个子男士是要告诉她，他知道她很害怕，也知道被盖住的脸孔是她最害怕的，因此，露出脸来，也是一种表达善意的方式。
他的静默与庄重，有一种忠实顺从的味道，就像他的声音，让她再次联想起欧斯特拉柯夫；窥孔的镜片或许让他看起来像只青蛙，但无法扭曲他的举止。他的眼镜也让她想起欧斯特拉柯夫，他仰赖眼镜，一如跛子仰赖拐杖。心脏猛烈跳动，眼光却依旧冷静的欧斯特拉柯娃，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但她仍然把枪抵在门上，手扣在扳机上，考虑着是否该在此时此刻，隔着门开枪杀他——“替葛利克曼报仇，替欧斯特拉柯夫报仇，替亚莉珊卓报仇！”
疑神疑鬼的她已准备相信，是他们刻意挑选了这个看来颇具仁慈风范的人，因为他们知道欧斯特拉柯夫就是一个肥胖却不失高贵尊严的人。
“我不需要帮助。”欧斯特拉柯娃最后终于决定回答，然后恐惧万分地观察他对这句话的反应。但就在她观察之时，那个笨蛋管理员却决定要径自开口大叫。
“夫人，他是个绅士！他是英国人！他很关心你！你病了，夫人，整条街的人都被你吓坏了！夫人，你不能再这样把自己锁在里面。”停顿一下。“他是个医生，夫人。是不是，先生？有名望的精神科医生！”然后欧斯特拉柯娃听到那个白痴低声对他说：“告诉她，先生。告诉她，你是医生。”
但陌生人不赞同地摇摇头，回答说：“不，这不是真的。”
“夫人，开门，否则我要叫警察了！”管理员大叫，“苏联人，搞这种丑事！”
“我不需要帮助！”欧斯特拉柯娃又说一次，更加大声。
但她心知肚明，比起其他任何事物，帮助，正是她此刻最需要的。没有帮助，她无法动手杀人，就像葛利克曼一样。即使是那个恶魔亲自出现在她眼前，她也无法杀任何女人的孩子。
在她持续的警戒中，那个小个子男人缓缓地跨前一步，让他的脸，活像在水里扭曲的脸，占满整个窥孔；她第一次看到那张脸上的疲惫，藏在眼镜后面布满血丝的眼睛，眼镜下方的沉重阴影；她感觉到他对自己的热心关怀，无关死亡，而是关乎生存；她感觉到自己看见一张关切忧心的脸，而不是早已忘却悲悯为何物的脸。那张脸继续往前靠，信箱的啪嗒一声，几乎令她错误地扣下扳机，这让她不寒而栗。她感觉到手掌的痉挛，就在即将扣下扳机的那一瞬间突然住手，然后从门垫上捡起信封。这是她自己的信，寄给将军的信，她的第二封信，诉说：“有人想杀我”，用法文写的。但她仍不愿轻言相信，她宁愿怀疑那封信是个诡计，他们拦截了这封信，花钱买，动手偷，或使尽任何手段。但看见自己的信，认出开头的字句与绝望的语气，她顿时对尔虞我诈感到全然的厌倦，她厌倦不信任，厌倦在满心期待善意之时犹不断揣度恶意。她又听见那个胖男子的声音，学得很好的法文，但有些生疏，让她想起她从隐约记得的学校里学到的押韵诗。如果他所说的是谎言，那么这就是她一生中所听过最狡猾诡诈的谎言了。
“魔术师死了。”他说，呼出的气息让鱼眼窥孔蒙上一层雾气，“我代替他，从伦敦来帮助你。”
此后的几年，也很可能是终此一生的岁月里，彼得·吉勒姆都不断述说这天傍晚他返家的故事，尽管坦诚相告的程度有所不同。他特别强调，这天的情况很特别。第一，他那天脾气很坏，一整天都如此。第二，因为他对英国财政收支失之轻率的评论，让大使在每周例行的会议中公开指责他。第三，他刚新婚不久，年纪非常之轻的妻子怀孕了。第四，她打电话来的时机不巧，就在他刚解完圆场传来的一封既长又极度无聊的密电之后不久。他们第十五次告诫他，除非事先获得总部的书面许可，否则不，不可以在法国土地上进行任何行动。第五，当时正是整个巴黎陷入定期发作的绑架恐慌时节。最后，众所周知的，圆场派驻在巴黎的主任职位，是专为行将入土的官员所准备的葬仪展示场，平常所做的无非是偶尔与一大堆非常腐败、非常无趣的法国情报部门官员餐叙，他们花在搜集彼此情报的时间，还比对假想敌进行谍报工作来得多。事后吉勒姆坚称，任何人在指控他过于急躁鲁莽之前，必须先将所有的这些因素列入考量。值得一提的是，吉勒姆是个身强体健的人，有一半法国血统，但较具英国本色；他身材瘦高，也几乎可以称得上非常英俊。然而，即便他使尽全力奋战，毕竟也已年近五十，少有实务人员能跨越这个年龄的门槛，继续活跃在专业领域中。他有一辆全新的德制保时捷轿车，但有点儿丢脸的是它以外交人员的优惠价格买进的，尽管大使高声反对，他仍把车停在大使馆的停车场里。
玛莉-克莱儿·吉勒姆在六点整打电话给丈夫，当时，吉勒姆正准备把他的密码簿锁回保险库。吉勒姆桌上有两线电话，一线理论上是自动拨接外线，另一线则必须通过大使馆的总机转接。玛莉-克莱儿打的是外线，他们之前曾说好，只有在紧急状况才能这么做。她说的是法文，这是她的母语，但他们最近都以英文沟通，以增进她英文的流畅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