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斯特拉柯娃躺在睡椅上,凝望着黎明微曦,认真想着,这是否就是世界末日的征兆。
一整天,相同的灰沉阴郁一直笼罩着中庭,伴随她的小小宇宙进入永无止境的黑夜。天亮时,一道暗沉的光线稍微穿透阴郁;白天,在那些人来后不久,天空就像被切断电力似的,更加阴沉,预示着她的末日。而此刻,在夜里,随着光线消退,浓雾让这一片漆黑愈加浓重。欧斯特拉柯娃心里也一样,她毫无痛苦地下定决心:我带着浑身乌青淤伤的身体,连同我那长期的病痛,等待救主再次来临;属于我的时日,也确实在逐渐消逝。
这个早上醒来,她发现自己似乎缚手缚脚,难以动弹。她试着想要移动一条腿,但大腿、胸口、腹部的肌腱立即拉紧,如火烧灼。她试着举起一只手臂,却只能勉强拉动手上缠缚的铁索。她花了似乎一辈子的时间,才爬到浴室,又花了相同的时间,脱下衣服,泡进温水里。泡进水里时,她很害怕自己会因疼痛而昏迷,因为路面擦撞而遍体鳞伤的身体痛楚难耐。她听见一阵槌打的声音,以为那是自己脑袋里的声音,后来才知道,是一个暴躁邻居的杰作。她数着教堂的钟声,发现它在第四下就停止了,难怪邻居要抗议老旧水管发出的水流轰隆声。煮咖啡的动作,耗尽她全身的力气。然而,在那一刻,坐下竟变得如此难以忍受,而躺下也一样难受。她惟一能休息的方式是身体前倾,手肘靠在流理台上。从这里,她可以望见中庭,既为了打发时间,也为了小心提防;从这里,她看见了那两个人,那两个邪恶的家伙,他们正装模作样地应付管理员,那只老山羊管理员——皮埃尔太太,她正摇着头,顶回去说:“不,欧斯特拉柯娃不在这里,不在这里。”——用十种不同方式讲了“不在这里”,回声像咏叹调在中庭回荡——不在这里——盖过了拍打地毯的声音,盖过了孩子叽叽喳喳的谈话声,还有三楼两个绑头巾的老太婆从相隔两米的窗户探出头聊天的声音——不在这里!直到连小孩都不信她的话。
如果她想要看书,她必须把书放在流理台上。在那两个人来过之后,她把枪也放在流理台上。后来她注意到枪托部分的旋轴,出于女人务实的天性,她将一条厨房的绳子改装成拉火绳。如此一来,她就可以把手枪挂在脖子上,空出双手,在必要时撑住自己穿过房间。但当手枪刺痛胸口时,她总觉得她会因痛苦难熬而反胃。在那两个人离去之后,她一面手边打理着杂务,一面嘴里大声吟诵着她答应自己要在这段闭关时间留意观察的结果。“一个个头高,一件皮外套,一顶汉堡帽。”她自言自语,慷慨地倒给自己一大杯伏特加提神。“一个个头胖,一个脑袋光,一双灰鞋脏。”把记忆里的影像编成歌,她想,唱给魔术师听,也唱给将军听。噢,为什么他们不回我的第二封信呢?
她又回到孩提时代,她从小马背上跌下来,小马转过身来,踩踏着她。她又回到少妇时代,努力要成为母亲。她还记得,亚莉珊卓奋力抗拒降生到莫斯科那间污秽的产房里。在那灰暗危险的光线中,整整三天,满是无法承受的痛苦。而现在,她窗外就有着相同的光线,静静淌进公寓光洁的地板上,宛如一道非自然的尘埃。她听见自己叫唤着葛利克曼“把他带来,把他带来”。她还记得,有时候她甚至觉得自己生育下来的是他,葛利克曼,她的爱人,而不是他们的孩子——仿佛是他那刚强、毛发浓密的身体奋力挣扎着离开她的身体——或者是进入她的身体?——仿佛一生育下来,就会把葛利克曼送进她极度恐惧的禁锢牢狱里。
为何他不在那里,为何他没到医院?她问自己为何把葛利克曼和将军与魔术师混为一体。为什么他们不回我的信?
她很清楚,在她与亚莉珊卓奋斗时,葛利克曼为何没出现。是她求他别来的。“你有勇气承受痛苦折磨,这就够了。”她当时告诉他,“但你没有勇气目睹其他人受痛苦折磨,这也是我爱你的原因。基督可以轻易面对。基督可以治愈麻风病人,基督可以让盲人看得见,让死人复活,甚至可以因为天理正道而死。但你不是基督,你是葛利克曼,你除了旁观,除了感同身受之外,对我的痛苦无能为力,所有的人都无能为力。”
但将军和他的魔术师不同,她有些愤愤不平地辩驳道,他们自许是为我治病的医生,我有权利要求他们!
在她指定的时间,那个又矮又呆、声音像驴子嘶叫的管理员上楼来,她那个神似人猿的丈夫也带着螺丝起子一起上来。他们充满兴奋地来找欧斯特拉柯娃,充满喜悦地为她带来振奋的消息。欧斯特拉柯娃已仔细地作好准备,等候他们的到访,她播放音乐,化好妆,睡椅旁堆放了许多书,营造出休憩自在的气氛。
“有访客,夫人,男的……不,他们没留下姓名……从国外来,只在这里停留几天……他们认识你的丈夫,夫人,移民,他们是,和你一样……不,他们希望这是一个惊喜,夫人……他们说为你带来亲戚的礼物,夫人……一个秘密,夫人,其中一个很高大、强壮,而且英俊……不……他们改天再来,他们是来谈生意的,许多约会,他们说……不,搭出租车,而且叫车子等着——费用喔,想想看!”
欧斯特拉柯娃笑起来,把手放在管理员的臂膀上,好像把她拉进一个大秘密似的,而她那个人猿丈夫正站在一旁,对着她俩吐出香烟和大蒜的气味。
“听着,”她说,“请听我说,皮埃尔先生和夫人。我很清楚他们是什么人,这些有钱又英俊的访客。他们是我丈夫不成材的侄子,从马赛来的,懒惰鬼,浪荡子。如果他们带礼物来给我,你可以确定,他们也会要求有张床和像样的晚餐招待。所以,拜托,告诉他们,我会出国一段时间。我爱他们,但我必须保持宁静。”
无论那两个山羊头里装着的是怀疑或失望,欧斯特拉柯娃都用钱打发走他们。现在,她又是独自一人,手枪挂在脖子上。她在睡椅上舒展身体,抬起臀部到一个勉强可以忍受的姿势。枪握在手中,指向门口,她可以听见上楼的脚步声,有两双脚,一双脚步重,一双脚步轻。
她喃喃地说:“一个个头高,一件皮外套……一个个头胖,一双灰鞋脏……”
接着是敲门声,胆怯如孩提时的爱情表白。一个陌生的声音,说着带陌生口音的法文,缓慢而典雅,像她丈夫欧斯特拉柯夫一样,有着相同的温柔魅力。
“欧斯特拉柯娃夫人,请让我进去。我是来帮你的。”
欧斯特拉柯娃觉得一切都要结束了,她审慎地扣着已死丈夫那把手枪的扳机,迈着坚定但痛苦的步伐前进,走到门边。她横着蟹行前进,脚上没穿鞋子,而且并不信任那个鱼眼窥孔。她绝对不相信那个窥孔只能由里而外单向窥视。因此,她在房里迂回前行,希望能避开窥孔的视线。行经欧斯特拉柯夫那张模糊的照片时,她不禁深深怨恨他如此自私地早死,而不能活着保护她。接着她想:不,我已经渡过险境。我有了自己的勇气。
她的确有勇气。她正准备作战,每一分钟都可能是她的最后一分钟,但痛苦已消失,她的身体已准备好随时为葛利克曼而战,一直如此,她可以感觉到他的能量像援兵驰至般涌入她的四肢。她有葛利克曼在身边,她无须祈求,就能记起他的力量。她相信这是圣经的旨意,他永不餍足的做爱,都是为了在此刻激励鼓舞她。她有着欧斯特拉柯夫的平静与欧斯特拉柯夫的荣誉,她有他的枪。但她奋不顾身、孤注一掷的勇气,毕竟是她自己所有的,这是一个被激怒、被剥夺而愤恨不已的母亲的勇气。亚莉珊卓!来杀她的人,就是羞辱她秘密生女的那些人,就是杀了欧斯特拉柯夫与葛利克曼的那些人,如果她不能出手制止,他们也会杀了整个可怜的世界。
她只希望在开枪之前能瞄准目标,她知道,只要门还关着,锁链和窥孔还在原处,她就能非常近距离地瞄准——越近瞄准越好,因为她对自己的枪法实在不敢自夸。她把手指放在窥孔上,不让他们看进屋里,然后她把眼睛贴近,看他们在哪里。她首先看到的是她自己的那个笨蛋管理员,靠得非常近,在扭曲的镜片里活像个圆滚滚的洋葱,在楼梯平台瓷砖的光影照耀下,顶着一头绿色头发,一个巨大橡胶似的微笑和一个鸭嘴样的鼻子。欧斯特拉柯娃突然想到,那较轻的脚步声想必是她——轻快,就像痛苦与快乐,总是与先前或随后而来的事物息息相关。她看见的第二样东西,是一个戴眼镜的小个子男士,在窥孔的镜片里,肥胖得像米其林轮胎的大力士。在她观察他时,他一本正经地摘掉像屠格涅夫53小说里提到的草帽,握在身旁,像刚听到自己的国歌奏起时那样。她从这个动作推论,这个小个子男士是要告诉她,他知道她很害怕,也知道被盖住的脸孔是她最害怕的,因此,露出脸来,也是一种表达善意的方式。
他的静默与庄重,有一种忠实顺从的味道,就像他的声音,让她再次联想起欧斯特拉柯夫;窥孔的镜片或许让他看起来像只青蛙,但无法扭曲他的举止。他的眼镜也让她想起欧斯特拉柯夫,他仰赖眼镜,一如跛子仰赖拐杖。心脏猛烈跳动,眼光却依旧冷静的欧斯特拉柯娃,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但她仍然把枪抵在门上,手扣在扳机上,考虑着是否该在此时此刻,隔着门开枪杀他——“替葛利克曼报仇,替欧斯特拉柯夫报仇,替亚莉珊卓报仇!”
疑神疑鬼的她已准备相信,是他们刻意挑选了这个看来颇具仁慈风范的人,因为他们知道欧斯特拉柯夫就是一个肥胖却不失高贵尊严的人。
“我不需要帮助。”欧斯特拉柯娃最后终于决定回答,然后恐惧万分地观察他对这句话的反应。但就在她观察之时,那个笨蛋管理员却决定要径自开口大叫。
“夫人,他是个绅士!他是英国人!他很关心你!你病了,夫人,整条街的人都被你吓坏了!夫人,你不能再这样把自己锁在里面。”停顿一下。“他是个医生,夫人。是不是,先生?有名望的精神科医生!”然后欧斯特拉柯娃听到那个白痴低声对他说:“告诉她,先生。告诉她,你是医生。”
但陌生人不赞同地摇摇头,回答说:“不,这不是真的。”
“夫人,开门,否则我要叫警察了!”管理员大叫,“苏联人,搞这种丑事!”
“我不需要帮助!”欧斯特拉柯娃又说一次,更加大声。
但她心知肚明,比起其他任何事物,帮助,正是她此刻最需要的。没有帮助,她无法动手杀人,就像葛利克曼一样。即使是那个恶魔亲自出现在她眼前,她也无法杀任何女人的孩子。
在她持续的警戒中,那个小个子男人缓缓地跨前一步,让他的脸,活像在水里扭曲的脸,占满整个窥孔;她第一次看到那张脸上的疲惫,藏在眼镜后面布满血丝的眼睛,眼镜下方的沉重阴影;她感觉到他对自己的热心关怀,无关死亡,而是关乎生存;她感觉到自己看见一张关切忧心的脸,而不是早已忘却悲悯为何物的脸。那张脸继续往前靠,信箱的啪嗒一声,几乎令她错误地扣下扳机,这让她不寒而栗。她感觉到手掌的痉挛,就在即将扣下扳机的那一瞬间突然住手,然后从门垫上捡起信封。这是她自己的信,寄给将军的信,她的第二封信,诉说:“有人想杀我”,用法文写的。但她仍不愿轻言相信,她宁愿怀疑那封信是个诡计,他们拦截了这封信,花钱买,动手偷,或使尽任何手段。但看见自己的信,认出开头的字句与绝望的语气,她顿时对尔虞我诈感到全然的厌倦,她厌倦不信任,厌倦在满心期待善意之时犹不断揣度恶意。她又听见那个胖男子的声音,学得很好的法文,但有些生疏,让她想起她从隐约记得的学校里学到的押韵诗。如果他所说的是谎言,那么这就是她一生中所听过最狡猾诡诈的谎言了。
“魔术师死了。”他说,呼出的气息让鱼眼窥孔蒙上一层雾气,“我代替他,从伦敦来帮助你。”
此后的几年,也很可能是终此一生的岁月里,彼得·吉勒姆都不断述说这天傍晚他返家的故事,尽管坦诚相告的程度有所不同。他特别强调,这天的情况很特别。第一,他那天脾气很坏,一整天都如此。第二,因为他对英国财政收支失之轻率的评论,让大使在每周例行的会议中公开指责他。第三,他刚新婚不久,年纪非常之轻的妻子怀孕了。第四,她打电话来的时机不巧,就在他刚解完圆场传来的一封既长又极度无聊的密电之后不久。他们第十五次告诫他,除非事先获得总部的书面许可,否则不,不可以在法国土地上进行任何行动。第五,当时正是整个巴黎陷入定期发作的绑架恐慌时节。最后,众所周知的,圆场派驻在巴黎的主任职位,是专为行将入土的官员所准备的葬仪展示场,平常所做的无非是偶尔与一大堆非常腐败、非常无趣的法国情报部门官员餐叙,他们花在搜集彼此情报的时间,还比对假想敌进行谍报工作来得多。事后吉勒姆坚称,任何人在指控他过于急躁鲁莽之前,必须先将所有的这些因素列入考量。值得一提的是,吉勒姆是个身强体健的人,有一半法国血统,但较具英国本色;他身材瘦高,也几乎可以称得上非常英俊。然而,即便他使尽全力奋战,毕竟也已年近五十,少有实务人员能跨越这个年龄的门槛,继续活跃在专业领域中。他有一辆全新的德制保时捷轿车,但有点儿丢脸的是它以外交人员的优惠价格买进的,尽管大使高声反对,他仍把车停在大使馆的停车场里。
玛莉-克莱儿·吉勒姆在六点整打电话给丈夫,当时,吉勒姆正准备把他的密码簿锁回保险库。吉勒姆桌上有两线电话,一线理论上是自动拨接外线,另一线则必须通过大使馆的总机转接。玛莉-克莱儿打的是外线,他们之前曾说好,只有在紧急状况才能这么做。她说的是法文,这是她的母语,但他们最近都以英文沟通,以增进她英文的流畅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