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非常愉快地扎进《浮士德》第二部。得承认我还从未完整地读过该作的剧本。
岛屿越来越大，越来越清晰地露出水面。出现了沙子并微微耸起成沙丘。除了纸莎草、芦苇和岸上的类似鱼鳔槐的植物，又见到金合欢和埃及姜果棕。但为什么很多埃及姜果棕死了呢，特别是在一座岛上？是自然死亡吗？什么原因造成的呢？也许因为埃及姜果棕底部盖满枯叶，当地人够不到果实，放火焚烧底部的树叶，结果把树给烧了？
大批树死亡了或快要死亡，从旅行一开始这现象就令我十分惊讶。
将近日中时分抵达博尔。
驻地的小围墙样子很奇特，筑有雉堞，边边角角都软化、钝化了。墙都不超过一人高，人几乎可以从墙外把头探进雉堞中间。墙是玉米饼色。尽右头有个带拱顶的小碉堡，左侧什么也没有。
村子在右边不远处，有几间破茅舍。居民很少。男男女女，差不多都穿着衣服。沙子；几乎仅仅装饰着那种奇异的灰绿色植物157，我终于能看见它的果实了——状似一个大炸糕，由对称的两瓣组成，果实里面，一种嵌着丝线的绒毡质地的东西中间，悬着一团种子。种子像锁子甲一样包住一些绒毛，绒毛则像种子的帽子一样，并使种子能飞起来。再没有比这更巧妙、更奇怪的了。种子那么紧紧地一个挨着一个，像屋顶的瓦片一样，人根本想不到里面还掩藏着绒毛；开始看见的只是一个硬壳，外观和荔枝壳一样。一压壳，壳就破裂，种子便散开，露出丝一般的宝藏，相形之下，蒲公英的冠毛黯然失色。这奇妙的银色宝藏获得解放，立即鼓起、膨胀，随时准备一有风吹来便随风而去。
布尔奈中士（特别友善）一个人领导博尔分区。我们请他到船上进晚餐。他来这里七个月了，工作忙得不可开交，他却烦闷得要死。他说让他干、要求他干的活超出他的能力。他一个人不够用；他没有准备干这样的工作。他也就刚能看书写字，而现在却完全扎在复杂的公文和账目里。“一个比我文化水平高的人二十分钟干的活，我得花一上午，”他说，“想想看，我只是个普通的中士。博尔需要的是一个军官。我真受不了了。”总之，他不多的几句话里透着坦率和诚实。此外我还记下他告诉我们的饥荒威胁的情况、食品价格，特别是黍的价格。博尔的土著必须上交十吨158，他们没有这么多，被迫要走三天的路（或更远）以每桶（二十公斤）三四法郎的价格向博尔努人买，而行政当局只会付给他们一点五法郎。
他也跟我们谈到人口统计，是四年前做的，已经过期。但村子按这个统计数字纳税，居民继续为死者（由于回归热死亡率很高）和逃走的人纳税，逃走的人数年年上升，用不了多久，村里就会只剩下老弱病残、痴傻呆苶，他们要承受由于死亡和外逃造成的三倍甚至四倍的税务负担，给死人和不在的人纳税。（牲畜的存栏数也是一样。）
“如果重新清查人口，”他说，“如果每个村子都按当前真实的人数交税，收起来就再容易不过了，因为税额一点不过分，每个土著都会心甘情愿地缴纳，也就没人再想逃走了。159”
那大片大片的纸莎草丛漂浮不定，一起风便开始移动，只见草一簇接一簇地离开原地，顺水漂流，在远处重新形成凌乱的草地。就这样，只需几个小时，湖上的通道就能被堵塞了。
亚库阿
自图古尔特160起，我没见过这么多苍蝇。
没有做独木舟的木头。人们用厚厚的纸莎草垫子制成一种漂浮的平板样的东西，长条形，前头像威尼斯的贡多拉高高翘起的尖嘴。再想不出更奇特的东西了。这玩意靠长篙推动行于水上，篙是从很远的地方弄来的。
其实水边生长着那种黄花灌木，我提到过。它的木材孔隙极多，轻得可以漂在云端。我们非常惊讶地看见一个很小的孩子扛着这种木头做的一根粗大的梁。他要骑上去，靠它渡水。他趴在上面，手脚划动，有风相助时，没多长时间就能渡过较宽的湖汊。
据说这一带湖面鳄鱼很多161，但奇怪的是它们从不袭击人类162——也许是鱼到处都是，鳄鱼吃得饱饱的。它们毁掉当地人撒下的渔网。再加上漂流的纸莎草碍事，当地人几乎彻底放弃打鱼。
沿着湖岸向东望，纸莎草和芦苇形成厚厚的屏障，望不到水，也不能通行。纸莎草和芦苇下面掩藏着沼泽，人会陷到膝盖深、齐腰深，人也会整个陷进去。有时，这层大幕中断，独木舟和艄公可以进去，来饮水的牲口也可以进去。我从未见过这样漂亮的牲口。开始是在一群女人旁边的一头牛，淡黄色，和我之前见过的所有牛都迥然不同；也许很像某座埃及浮雕。牛角刚刚有点向内弯曲，外部的线条是额骨线条的延伸，形成头饰，像埃及法老的双冠。线条是无法形容的，但我可以说，这曲线是那般高贵，我立即想到了阿庇斯神牛163。
往前一点，我停下来：遇上一群另一品种的牛；由一些奶牛和一头公牛组成；公牛是淡淡的灰色，接近白色；牛角巨大，大得不仅超过我见过的所有牛角，也超出任何可能的想象。和前面遇见的那种牛正相反，牛角完全弯成弓形，顶在额上，构成可怕的威胁，我不了解这动物（那可是公牛）的脾气，觉得还是后退为好。后来，和马克及乌特曼一起再次经过时，我发觉这可怕的家伙是拴着的。
很多美得惊人的鸟儿。其中一只，天蓝色，闪着虹彩，太迷人了，我都狠不下心来射它。但好奇心和想近距离看它的渴望还是占了上风。它的头是棕色的，背部羽毛是淡雅柔和的浅蓝色，整个腹部是浅蓝色。翅膀的色调从这种淡蓝到最深的深蓝。尾巴深蓝，很长，尾梢很尖。再往前一点，我看到竟然有七只黑黄两色的鸟，和椋鸟一样大，落在一头驴背上。
我向前走，周围云雾缭绕，俨然一个神；但那云非他，而是一群苍蝇。金合欢上面，大量槲寄生，和我们那里的很接近。很健壮，枝条繁茂，叶长，灰不溜秋，暗红色的种子，长条形。
沿着湖岸走，顺着岸的方向自然拐弯，我们一直走到岛的另一边再穿过小岛回来。有趣的是看到从沙子里冒出那种列当草，当年在比斯克拉164南部沙丘很欣赏这种草。但当时的列当草是柔和的淡紫色，而今只像是一个个干火把，近乎黑色。
当地人不断在岛屿间往来，湖汊有时宽达五百多米，渡湖用的是那种木质超轻的田皂角树做的小木梁。他们趴在上面，脑袋和后背露在水面上，但湿淋淋的，颇似海豚上的阿里翁165。
二月……
我们今早乘篷船一直来到临近岛上的亚库阿村。中途，在头一座岛上停靠了一下。非常漂亮的牛群，马克拍了照片。人赶着牛群游过湖汊，大大的空心牛角像浮筒一样漂在水面，牛头靠着牛角浮起。
当地人非常殷勤，不失尊严。好像越往北走，居民越文雅，越有精神生活。一个很老的首领骑马来迎接我们。他下马，请我上他的坐骑，其实他比我们更需要它；再说村子也不远。在沙地上艰难行走。到了地方，首领下马，简短的接待仪式；在一种库棚下面彼此客套一番。老首领面部神情优雅高贵。双手瘦骨嶙峋，皮肤上生了白斑。他的两个年轻的儿子（或孙子）代他陪我们在村子里转，须知他已筋疲力尽。马克试图拍些“纪录片”场面，但拍出来的很一般。他要拍的是成群的游泳者，主要是游泳的女子。挑了半天，挑出来的还是不太漂亮。没法拍出一个群泳镜头。有人告诉我们，男人女人同时游泳不成体统。男的要在女的十分钟之前游。由于女的待在岸上，男的突然难为情起来，都遮住身体，系上腰带，套上长裤。马克跟我解释说，他们将在入水时脱掉衣服，顶在头上，不让水沾湿衣裳，他指望着这场面能产生些效果。但羞耻心盖过了一切，男人们宁愿衣服湿了，因为太阳一晒，衣服很快就干。如果一定要他们脱衣服，他们就甩手不干了，跑到埃及姜果棕下赌气。马克很恼火，的确不是没有理由。轮到女人下水了。她们也是，必须穿着衣服才肯下水。尽管这样，她们还要求，除了我们，男人、所有观众都走开，退到远处。这一切，由于装模作样，拍出来的场面很失败。正午了，骄阳似火。重新登上篷船，但是逆风。没有桨，只有长篙推动，没想到，这里水又很深，人几乎胳膊都伸直了，长篙才刚刚触到水底。船不往前走。我们没办法，只好沿着湖岸奋力划，最后终于到了博尔（“于泽斯号”上，午饭等着我们），这时快两点了。
另一条篷船去另一座岛上“打柴”，还没回来。我们只能明天出发。
昨天傍晚我又扛着猎枪出去了，但什么也没打。鸟儿太不怕人了，就在你枪口前面，你不忍心射它们。辉煌的日暮景象。沙丘一点不高，但站在上面，宽宽的湖汊一览无遗。夕阳的金晖倒映在湖上，壮丽安详，漠然而缺乏柔情。
清晨五点起锚。天空有种撒哈拉的纯净。昨夜又非常寒冷，但没风，还能忍受。
七点左右在中途站停下来，这是一座较大的村子，人都跑光了。有些茅屋被仔细关好，像设了路障一样，表明居民有回来的意思。我们终于在一座茅舍后面找到一个瞎了一只眼的老太太。她蹲在那儿，衣衫褴褛，满身泥土。她滔滔不绝地向我们解释说，她没跟着大批人出走，因为她太虚弱，已经半瘫痪。这时，我们看到，另一座茅舍前，还有一个老太太，说是留下来照顾她的。我们轮流询问这两人，但两人的说法不一致，阿杜姆把我们的问题和她们的回答转达得很糟糕。我们问其他村民走了多久，回答是村长的姓名和到他们所去的岛屿需要经过多少个水汊。这两个被遗弃的老太太的饶舌简直让人做噩梦。她们啰里啰唆，翻来覆去地讲个没完。她们之所以没跟别人走，也是因为她们不会（或不能再）游泳。其他人走了二十一天了。残疾得更厉害的那个老太太在沙地上用食指画出二十一个道道表示数目。不管问她什么，她都要神经质地用手指画线去统计计算，随即再用手掌一下抹去。人们离开是去设法挣纳税的钱或者逃避纳税，搞不清楚166。倘若人口统计能够及时更新，倘若每人不用根据四年前的人口统计为有时三到四个不在的人纳税，这些人也许纳税毫无困难，因为税额并不过分。
将近正午，到了一座大岛。靠岸十分困难，岸边布满纸莎草、芦苇和一丛丛田皂角。我在水中发现好几种能游水的鞘翅目昆虫，还有一种小巧精致的植物漂在水面，使水面泛着淡红色。像我们的浮萍一样，它只有一片叶子；叶子三角形，叶片分叉，像蕨的叶子。我们把两条篷船首尾相接，还是够不到岸，还剩下一段沼泽，我们要让人背过去。向岛内走了半小时（植被始终很单调：金合欢，特别是那种渗出白色汁液的鱼鳔槐），可以看到村子了。我们走过去，所有茅舍里都空无一人。不过我们隐隐看到一间茅舍前有群人。三个男子看见我们走近便逃到丛林里去了。通过两个翻译——一个是阿杜姆，一个是船员中的一个家伙，长着赫丘利斯167一样的肌肉，面孔清秀，名叫伊德里萨，我们叫他辛巴德。我们和留下的人讲话，那是五个妇女和三个男孩。马克拍了照片，我们给他们发了几个五十生丁的小硬币，他们不知道这些硬币的价值，我们只好给他们解释。和我们说话的最大的男孩的面孔多么优雅，多么温柔，多么高贵！马克让人问他是不是村长的儿子。并不是，他父亲只是个普通的庄稼汉，和村里所有人一起走了。三个男孩开始显得很胆怯，但慢慢不怕了。他们告诉我们，有的父母要交三十甚至三十五法郎的税，他们自己要交七法郎，尽管两个小点的肯定不超过十三岁。他们请我们吃装在灯芯草编的瓶子里的凝乳，当我给每人五法郎时，他们显得异常惊讶，几乎是激动。他们讲，四天前，他们再次受到区长卡亚拉·克拉米的手下刁难，他们抢走了小山羊，把一个人“拴住”，用皮鞭抽打。
（这落在一人头上的三十或三十五法郎的税，也许把他们拥有的牲口也算进去了，每头牛要缴纳一法郎。）
另有两件事也记下来了，一是销往尼日利亚的牛的关税问题（必须到马霍缴纳关税，大约要走二十天），一是行政当局征调牲口，只支付价值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
我们继续在岛屿间航行。岛屿全都一模一样。不知道船长怎么认得出来。现在，船上的货物都卸掉了（运往法达和法雅的无线电报、葡萄酒、面粉和各种供给），我们可以自由支配轮船，也不用赶时间，我们便要人带我们去有人居住的岛屿。“于泽斯号”再次停在纸莎草和灌木丛中间。五点了，我们走向岛的中心。很多羊粪和牛粪。牛粪不太新。走了一刻钟，有一个较大的村子，但空无一人。连像今天上午那个村子里看到的被弃的残疾人都没有。但我们看到远处一群山羊的白色斑点，便朝它们走去。植被突然变了。山羊在一片茂盛的金合欢树林边缘。夕阳透过交错的树枝斜照下来，山羊在其间形成移动的浅色斑点。羊群散布在很大一片空间里，半座林子都有它们的身影，总共也许有四五百只。它们都朝一个方向走，我们也跟着它们朝前走。不一会儿，丛林中间出现两间孤零零的茅屋。我刚打了一只珠鸡，一个土著闻声出现了；他举着双手向我们走过来。跟着他还有一个穿着十分得体的蓝长袍的高个少年，一个女人和两个很小的孩子。穿长袍的少年答应带我们过湖汊一直到一座岛上去，分散在四处的各村村民临时聚集到那里，区长（更准确地说是他的儿子）来收税。天已晚了。太阳落山。一丝风也没有，水面平滑。抛锚时，天已黑下来半天了。村子不远，我们带着阿杜姆和伊德里萨-辛巴德前往，我们的领航员提着防雨灯走在前面。区长过来了（或者至少是他儿子——就是他被指控犯下虐待和勒索行为）。他一副讨厌相，鹰钩鼻，长在黑脸上尤其令人生厌，眼神放肆，嘴唇紧闭。他礼貌得过分，几乎是卑躬屈膝。我们很快离开他，答应第二天再来。这次夜间侦查主要目的不是别的，就是要接近村民，特别是孩子。我们给孩子们分发了一大堆硬币。乍得附近的这些孩子不再有乌班吉孩子的大肚子，但手脚常常丑陋地变了形，手掌变得像海绵一样，手背布满鳞屑。
回到船上，吃完饭，我们已经准备休息了，阿杜姆来告诉我们，五个当地人刚才来过了，很想向我们“叫喊”168（申诉），船长刚刚叫他们明天再来。想起桑巴·恩戈托，想到这些夜间要吐露的心声一旦错过，很可能再也听不到了，我们让辛巴德火速去追赶申诉者，请他们回来。然后，我们一边等着，一边就着玻璃烛灯微弱的光亮读起书来（《马克·鲁瑟福德》和《浮士德》第二部）。很长时间过去了，我越来越懊恼，想象辛巴德被迫一直追到村里，才找到那五个人，泄露他们的活动，连累他们，毁了他们。半小时后，阿杜姆通报来了一个新的喊冤的。他从附近一座岛来。一看见汽船经过，他就跳上独木舟，指望能碰上个白人，可以向他申诉。他弯下身，露出脖颈上一大块新近留下的非常明显的伤疤；掀开长袍，他又给我们看肩膀之间的另一道伤。这是区长的追随者（？）用鞭子抽的。那个人先是抢走他在茅屋前放养的四只奶羊中的三只，那些羊是用来养活他的妻子和孩子们的；因为那人好像又要去抢第四只，他不干了，于是这个卡亚拉·克拉米区长的手下便打了他。
稍后（和第一个申诉者的交谈刚刚结束），另外四个就来了。其中一个说卡亚拉·克拉米把本该由他继承的他父亲的兄弟死后留下的八头奶牛据为己有。第二个讲他为了被任命为村长给了卡亚拉·克拉米二百五十法郎，但卡亚拉·克拉米还要勒索那么多钱，对方说他没那么富裕，拿不出那些钱，克拉米便威胁说要杀了他——先给的那二百五十法郎也不还给他了。最后两个受到卡亚拉·克拉米的恐吓，被迫生活在丛林里，只有夜里出来到村子附近去见给他们送来食物的父母或朋友。
我描述不出的，是这些土著美丽的眼神、动情的声调、举止的稳重与尊严、手势的高贵优雅。相形之下，多少白人就像粗人。他们感谢和道别时，神情多么庄重严肃，微笑中带着忧伤；对终于愿意倾听他们的申诉的人，他们怀着怎样绝望的感激。
今天早上，天刚破晓，就有新的申诉者到了，等着我们的善意相助。其中有个村长，我们让他先说。我说过的昨晚那些人的所有特点，在他身上都更加明显。他治下的一个人陪着他，我们请他坐下，他却蹲在村长的脚边，蜷缩在他长袍的褶皱间，像小狗一样，不时把头放到村长膝上或靠在上面，以示尊敬，甚至是忠诚，但仿佛也含有温情。
村长给我们看那人后背的伤疤和被打的痕迹。他给我们讲克拉米的勒索行为，村民感到恐惧，都逃往临近的行政分区了。法国行政当局采取新措施之前，村长们不归区长管，一切都很好……不，不，他要指控的不是法国当局，啊！要是当地有更多的白人就好了，或者哪怕白人更了解情况也好！只要他们，那些白人统治者，知道克拉米干的坏事的四分之一，就肯定不会不管的。但是，是克拉米本人向白人汇报情况，或者是被吓坏了的人，受到恐吓的人。唉！克拉米家人口众多，就算他死了，他的儿子或者他的兄弟会接替他，一切只会越来越糟。我们问他，除了克拉米家族，他是否认识什么当地人能取代这可憎的区长；于是，他说自己可以，看上去非常谦逊，老老实实，十分自然。马克记下来他的名字，像之前记下其他申诉者的名字一样。再说他自己没有什么要申诉的，他是以村民的名义讲话。——他正在讲话时，克拉米本人向这边来了，跟着他的亲信、卫兵以及所有随从。克拉米来向我们致意，但同时也看看是否有人来揭发他的恶行。我问村长是否害怕克拉米恨他来跟我们讲话。他扬起头，微微耸耸肩，让翻译告诉我们他不怕。
我们很为难，不知怎么办才能不连累其他申诉者。我们怎么想也想不出什么办法吓住克拉米，阻止他在我们走后刁难他们。我们决定先接待他——并立即跟他说我们要赶紧去他村里拍照片。我们很快吃了早餐出发了，左右簇拥着这帮人。不过，背着克拉米，我们让人告诉申诉者，要他们中午前后再来就是。
村子在沙地上。芦苇盖的草房，彼此间隔一段距离。遍地是山羊，成群结队，大多是白色的。产奶的羊的羊蹄被拴在木桩上，木桩是树枝剥掉皮插入沙地里做成的。
出村时，我们向克拉米告辞，实在不想让他跟我们一直到船上，申诉的人会到那儿找我们。但不一会儿，好奇心驱使，他还是又来见我们了。重新道别。他走了，但留下三个卫兵。这些人执意待在岸上，等着我们的船离开，而且，他们显然负责向克拉米汇报所有要来告状的人都有谁（这些卫兵正是那些打了当地人的人）；我们叫他们过来，问他们是否有话要跟我们说，如果没有，为什么要待在那儿。他们回答说这是习俗，为了向有地位的白人表示敬意。我给他们看我已经记下他们的名字，问他们是否知道来了新总督，告诉他们我特地来这里是因为我知道这里“有些不好的事”，但所有的恶行都将受到惩罚，他们可以转告他们的首领。他们于是很巧妙地回答说，他们的首领和他们都是按照白人首领的命令和指示行事的。
（当然，如果博尔的中士更强有力，不是忙不过来，本来该由他来全盘监督，防止勒索行为发生。）
还有一群孩子，可能是间谍，也要打发走。开始，岸上足足有六十来人，然后陆续走光了。我们同昨晚和今天早上来申诉的四个人上了船。他们请我给他们亲笔写一张字条，可以让他们免受克拉米的报复。他们向我告状，这家伙是不会放过他们的！他们以为，我的一张纸条就能使他们不致挨打。最后我给他们留下一封写给科佩的信，放在信封里，如果有人难为他们，就可以把信寄往拉密堡。他们显然对我为他们做的这一点小事感激不尽。其中年纪最大的一位抓住我的手，使劲地握了好久，眼里满含泪花，嘴唇颤动。这份难以言传的感动令我心潮起伏。他肯定看出我也多么动情，目光中带上了感激与爱。这可怜人多么悲伤，多么高贵，我真想将他紧紧搂在怀中！……我们启航了。
结束了。我们已抵达此行的终点。现在已经是返航了。我有些依依不舍地向整个乍得以外的地方道别，或许是永别。（也许这是说出是什么如此吸引我到沙漠的时机169。）我从未感觉自己如此勇敢坚强。
至善肯定存在
必能在某处找到。170
船靠着一座小岛躲在纸莎草丛间过夜。算是能避点风，但整宿船还是喧嚣不止，链条的吱嘎声、尖头船碰撞的咣当声、门的乓乓声，让人完全无法入睡。
很早起锚，却接二连三地搁浅。水扫过后甲板，我们不知何处立足，也不知怎么能不把床和东西弄湿。我想这勇敢的船长可能有点晕头转向。要不是一开始他试图走沙里河的一个支流，很快又发现那里不能行船……反正我们又朝北航行了。
终于来到流动水域了。开始只有高大的芦苇丛，地面缓缓上升。巨大的白蚁巢。
我们沿着左岸（属喀麦隆）航行，几乎是突然间，岸上覆满了森林，并不太高，但异常茂盛。大树向四外蔓延铺展，拱形树冠密密匝匝地覆满藤本植物。这和我们之前见过的景象迥然不同。我可以不惜一切钻到那神秘的浓荫下面——而且只要跟船长说一声，叫他停下来就行，因为已经约好船按我们的意愿行驶。确实经过好几处没有芦苇的地方，下船本来再容易不过，是什么阻止我下命令呢？担心打乱计划，担心不知道什么，但主要是特别厌恶自己的愿望高于一切，特别反感显示权威、发号施令。我错过了最佳时刻，等我终于征求船长意见时，森林已经远去，越来越厚的芦苇丛将森林与岸边隔开。船长本来也要去找木柴，说前面还有一片森林。说话就在眼前了。我们靠岸。黏土质的河岸形成峭壁，不过还不太高，借助几个树根我们还能攀上去。马克带上他的“Holland and Holland”，那是阿贝尔·谢瓦莱171甘愿借给我们的上等枪；我则拿上猎枪，以及一大堆各种直径的子弹。阿杜姆跟着我们。这座森林远没有刚才的浓密幽暗，唉！不再有，或者几乎不再有藤本植物，树不那么老，林下灌木丛也不那么神秘。在这里看到的景象更让我遗憾我们刚才错过的东西。很多不知名的树，有些粗大无比，没有一棵比欧洲的树明显高出多少，但枝杈多么遒劲！铺展蔓延得多远！有些树的气根纠结盘曲，需要从中间钻过去。大量藤本悬钩子属植物，长着刺，带着锋利的钩。有一片奇怪的矮树，树枝大多干枯了，树叶也掉光了，因为是冬天。人能在这密林中穿行，多亏了多得难以置信的羊肠小道，都是猎物踏出来的。都是什么猎物？我们细细察看足迹，俯身观察粪便。这堆粪便是白色的，像高岭土一样，是鬣狗的粪便。这是豺的，那是罗伯特羚羊的，那是疣猪的……我们像围猎的人一样几乎是匍匐前进，神经和肌肉都绷得紧紧的。我在前面开道，觉得回到儿时在拉罗克172树林里探险的时光；同伴们紧紧跟着我，因为这样只带一把上了子弹的猎枪冒险是不太谨慎的。有时有股很冲的动物园味。阿杜姆很内行，给我们看一片沙地上狮子的痕迹，还是刚刚留下的。看得出来，那野兽在那儿躺过，那些半圆是它的尾巴扫出来的。但远处，另外这些痕迹显然是豹子的。我们来到一个枯树干下，面前一个好大的坑，通到一个地洞口，洞口很大，阿杜姆半身都能钻进去。当然不用说，他进去时是加着小心的，因为他一开始就跟我们说那是豹子窝，而且的确有股冲鼻的野兽味。近旁有很多豹子吞吃的各种鸟的羽毛。不过豹子居然有洞穴，我还是很惊讶。但是，突然，阿杜姆大叫起来：“不！不是豹子！”那是他不知道叫什么的一种动物。他极度兴奋。他在地上找来找去，终于，得意地指着一根豪猪的长刺给我们看。但总不是这只豪猪吞下这些鸟呀……稍远一点，我惊动了一头红棕色的大母鹿，长着白色斑点。接着有很多珠鸡，我却很不光彩地都没打中。我真想知道我在枝下追了一段时间的这些鸟是什么，它们和山鹑一般大，动起来的样子也像。但枝叶太密，没法射击。一只灰色大猴冒冒失失地过来在树枝间荡来荡去，然后在离我们头顶几米远处突然害怕了。一阵咯吱咯吱响，只见树枝晃动，它一跃而逃，转眼已到远处，又冲我们回过头来，一张小灰脸，二目闪着光。有时树枝散开；有些林间空地，不久之后，便会充满迷人的春色。啊！我多想停下脚步，坐在这儿，在巨大的白蚁巢的斜坡上，这棵粗大的金合欢的浓荫下，观看猴子的腾跃，赞叹不已，乐而忘返。要射中的想法，这打猎要达到的目标，减少了我的快乐。我只要一动不动地待上几分钟，大自然必定会把我团团围住，一切将仿佛我不存在一样，连我自己都会忘记自己的存在，仅仅成为一个幻象。啊，难以言表的沉醉！很少有什么时刻比现在更强烈地渴望再活一次。当我走向这未曾感受过的战栗时，我忘记了那已经逼近的阴影：这一切，你现在还在做，但也许就是最后一次。
树林稀疏起来，猎物踏出的小道越来越多，不久又见到稀树草原，很像最近到乍得前穿过的草原。
重新登船，只打到一只珠鸡。
船的前面，黏土峭壁上有很多马蜂窝的窟窿，可以看到它们双脚抓挠过的痕迹。
日落前一小时，在一座很大的村庄（法国河岸）——马尼村——停下来，又见到来时混熟了的孩子。苏丹，那个傲慢无礼没有笑模样的家伙，大概看我们对下人不拘礼节，认为我们无足轻重，不屑于露面。但他的小儿子来到我身边，我让人把扶手椅搬到陆地上，他坐在我膝上——他的亲热表示抵消了他父亲的傲慢。
弄不清日子了。权且写：次日。黎明启程。天空纯净一色。很冷。这些天早上我都是五点半起床，裹在三条长裤（其中两条是睡裤）和两件毛衣里，一直待到九点半或十点。
昨天打的珠鸡鲜美可口。
我乐此不疲地观看沙滩上那些大鳄鱼，船经过时，它们慵懒地起身，有时在沙子上滑动，一直滑到水里，有时靠四足直立起来，颇有远古大洪水前的景象，又犹如置身自然史博物馆。
一条小独木舟，上面有两个人，追上我们的大船。我没有看到它靠近，但轮船停了片刻，一个土著跳上甲板，尽管身上穿的长袍很破，但不失尊严。他替昨天的苏丹带来四只鸡，并代他表示歉意。他声称昨晚我们在村里散步时他就追我们。苏丹昨晚已经送来这些鸡，但来得太晚，阿杜姆（十分机灵地）拒绝叫醒我们。“总督在睡觉。”苏丹的态度的确有失礼数，但我想幸好，阿杜姆的拒绝让他感到羞愧，立即派使者追我们。这位使者曾经当过村长。他从陆路走，少绕了一个河湾，终于赶上“于泽斯号”，弥补过错。我们表现得既有尊严，又通情达理、慷慨大方。之后，我重新埋头读起《浮士德》第二部。
十点左右，船停下来去“打柴”。我们上了岸（属喀麦隆）。这个地界又同以往风格迥异。时而大树参天，时而枯草遍地，两者交替出现，十分奇特。猎物很多，到处踏出羊肠小道，人可以不费力气地沿着小路前进。天气好极了。开始我们顺着河岸走，我打死了一只野鸭、一只珠鸡。后来我们像昨天一样钻进灌木丛，惊起了一头肥硕的疣猪，它藏在一丛人钻不进去的矮树枝下睡觉。树枝低垂，下面可能曾是沼泽，而今只剩一层变硬的泥。我们追了一阵疣猪，却没能再看到它。但这时我们又被一小群am’ra?s173分了神。总之，若没有开始打的野鸭和珠鸡，我们就得空手而归了，但心情却十分舒畅。我不会忘记那棵双干大树，金合欢属，枝丫低矮，伸展得很开，浓荫遮蔽着一大片空地，四周环绕着一圈小些的金合欢树；俨然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寿星被子孙们簇拥着。这棵大树比法国的所有橡树都“强壮魁梧”。树上一群猴子跳来跳去，我们一走近便一哄而散。整棵树上依附着一种古怪肥硕的攀缘植物，像仙人掌似的，四面射出藤条，全都一般粗细；它们像蛇一样在金合欢的枝丫间盘旋缠绕，在树顶端交织成一张大网，又围绕大树向四外垂下，宛然一张毯子垂下的流苏。
泥滩上鳄鱼不计其数。它们紧紧贴在地面上，扁扁的，一动不动，颜色跟烂泥和臭虫一样，简直像由淤泥直接生出来的。一枪放出去，全部消失得无影无踪，仿佛化了，溶入河水中了。
返回古尔费依。天黑方到，苏丹仍然来看望我们，但我们说次日再去拜见。入夜时，莫名其妙地感觉不适。天气并不太热，近乎凉爽，但却很闷。焦虑不安，不用点药别想睡着。我头一次试用了索内里尔（“滑石粉和淀粉”，马克看着说明书念道），不多时便见了效。可篷船摇晃，篷布摩擦我的蚊帐，就在我耳边。这沙沙声很轻微，但持续不断，实在难以忍受。我起来三回，吃力地拖床，直到听不见这种声音为止。离天明还有很久，一阵鸟的嘈杂声将我吵醒。我分辨出有珠鸡的呼唤、野鸭的聒噪，声音近在咫尺。终于，我忍不住了，摸索着穿上衣服。正在这时，阿杜姆来取猎枪和子弹，原来他也被喧闹声吵醒。我们俩蹑手蹑脚走出去。三枪打死五只野鸭。最后这枪几乎在黑暗中放的，结果惊讶地发现，和野鸭一道，竟有三只小鸟也落在地上不动了。第二只被打中的野鸭向前又飞了一段才掉到河里；其余的都飞走了——此时我目睹了一个奇特的场面：一只跑掉的野鸭又飞到落水同伴的附近，停在水上，开始离得稍远些，缩头缩脑的，后来便游到近前；我又放了一枪，它毫不在意，这一枪没打中；放到第三枪，它才逃去，仿佛仍不情愿，又到同伴上空盘旋，直到独木船去打捞亡者，它才义无反顾地飞去了。马克也来了，我把枪递给他。他又伤了四条命，太阳才升起来。
我们想回去梳洗吃早点，可苏丹及其朝臣们已经到了。我们放下篷布，换衣服，穿戴整齐。一个白人也来了（虽说是白人，皮肤颜色却很深，因为他是马提尼克人）。这是让-巴蒂斯特中士，洛贡河防疫站的。据他说，有时每天能打六百针。本地昏睡病肆虐。
我们再度走进这座城，前番夜里路过时，它显得那样奇特。白天风格依然不减，我们原来的看法果然不错。古尔费依的确令人叫绝。苏丹引我们到了他的府邸。一连串很小的厅堂十分低矮，用坚硬的泥土筑成，走进去要经过迷宫般的走廊、过道，还要穿越跨院。房屋院落都很小，但颇具气派，仿佛一座十分原始的宅院。墙壁异常厚实。这一切令人尤其想到奥尔维耶托174或丘西175的伊特鲁里亚人的坟墓。参观沿途，每到走廊拐弯处或步入庭院时，便有一群妇女儿童慌忙回避，躲到更隐秘的所在。酷似拉福格176的《莎乐美》中场面，一见使节，“淡黄底黑点薄纱裙衫”倏然消逝。一些台阶宽大的楼梯通往平台。参观结束后，马克上去拍了几段片子。之前，苏丹让我们在一间小客厅稍候片刻，有人打开折叠椅，生起火，接待我们。他去换上华丽的长袍，回来时光彩照人。尽管如此，此人十分纯朴、快活，带着天真的微笑。他不在时，让他的叔叔（已故苏丹的弟弟）和儿子留下陪我们。这少年一表人才，矜持、腼腆得像个小姑娘。两人都衣着华贵，尤其是孩子，穿一条宽大的灰绸裤，绣着深蓝色花边，据说这是的黎波里塔尼亚177货。二人都戴着灯芯草编的圆帽，点缀着五色绒线。他们彬彬有礼，善意迎人，精致细腻。
中午，我们又上路了。
三点左右，船在另一座喀麦隆村庄停下。
我们一靠岸，人们便四散奔逃。小姑娘、小男孩像猎物一样逃命躲藏。先追回来的帮着接近其他孩子，不多时，全村人都被征服了。其中一些孩子很可爱，很快便吊在我们胳膊上，和我们百般亲热，简直是温情大发。可我们刚走近大船，他们赶紧道别，原来是心有余悸，怕被我们带走。
我们表示渴望更清楚地观看鳄鱼。他们便在“于泽斯号”船尾拖挂了一条独木舟，船上有两个村民。四点左右，船停在法属河岸。我们迅速下到独木舟上，渡过宽宽的沙里河，到达对面广阔的沙滩上。然而为时已晚，看不到鳄鱼了。我们便和阿杜姆及那两个撑船人钻进灌木丛。走了不到三百米，马克打死了一头白斑大母鹿。又前进一百米，面前出现一个巨大的洞穴，听那两个当地人的描述，我们以为里面住的是个食蚁兽178，可如今让位给另一个肥胖家伙了。隐约可见洞底那家伙的鼻尖。我站的位置看不见它，马克能看到，举枪瞄准，第一枪没放出去。一头疣猪，没错，就是疣猪，蹿出洞来，后面跟着两个大的和一窝小的。它们从我们腿边一溜而过。不明白怎么谁也没被撞倒。第二枪打倒了其中一头大的。阿杜姆笑得直不起腰来，原来一个艄公害怕了，想往后退，结果被一个树桩绊倒在地。虽然一头野猪也向我直冲过来，就差两米远，我却片刻也不曾想过会有危险。至少，我的意思是，显而易见，野猪想要逃跑而非进攻。不过，我以为会被撞倒，那家伙膘肥体壮，比马克刚打死的那头还大，但在最后一刻，它从旁边一跃而过。我们继续四处搜寻，兴奋异常，可只打到一只珠鸡。清晰地听到狮子的吼叫，当地人说这里狮子很多，这头可能就在附近。太阳已经落山，视线开始模糊，虽不甘心，却只能怀着万分遗憾回去。地面上动物的足迹和粪便多得难以置信。有一些看来是刚刚留下的，有疣猪的，有各类大小不一的羚羊的，也有猛兽和猴子的。不过，我们不想放弃那个战利品，刚才把它远远留在后面，由一人看守，负责驱赶鬣狗或豺。这只疣猪重得要命，两个艄公将猪蹄两两系住，用一根长长的树枝穿着，费了好大劲才抬到独木舟上。阿杜姆扛的那头母鹿，分量和他的体重差不多。而疣猪呢，肯定顶上一个贝罗179了。
乘独木舟返回，黑暗中渡河，船吃水很深，几乎贴着水面，摇摇晃晃，很不平稳。
十三日到达拉密堡。博尔之行历时十一天。
男仆随我们到丛林区以来，天天都有肉吃。乌特曼声称：“我们吃得好就幸福，因为吃好就不想了。”180我们问：“想什么呀？”他避而不谈自己，却说他的同伴：“阿杜姆吃不好，就想阿贝歇，想老娘。吃好时，就什么也不想。”
法国邮件到了，但没有信。
我从《笑》181里挑出附在一幅平庸漫画下的精彩题词：
“喂，小伙子，我早就对您说过：您要是不喝酒，就能成为下士了。”
“不错，上尉；可事实上，我喝了酒，就觉得自己是上校。”
丹迪基扑向一群蜉蝣182，抓了满满一把，狂咬大嚼。
我研究了丹迪基的伦理观和美学观，它特殊的移动、抵抗、自卫方式。每种动物都会找到“自己”的手段，否则，恐怕就没有一点得救的机会了。
拉密堡 二月十六日
昨天，阿杜姆在当地人的一座茅舍里安静地睡觉。两个白人来了：一个中士，一个下士。他们要找一个女的，认为有人把她藏起来了，或者不肯交给他们。阿杜姆开始没吭声，假装睡觉，但当他看到这些士官点燃稻草放火烧房时，他挺身而出。“这黑鬼管什么闲事？敢跟我们多嘴让你去坐大牢。”“是吗？”阿杜姆说，“放火的是你们，坐牢的却是我。”刚说到这儿，那中士揪住阿杜姆，狠狠抽了一鞭子，今天上午，他的后背上还留着那道斜斜的鞭痕。房子起火，招来很多人，其中有检察官太太扎拉和科佩的男仆阿尔发，他们恳求阿杜姆不要抗议。
我今晚获悉此事有了下文。一份长长的报告交给了科佩，市长在报告中强烈要求军方处分肇事者。
1923年订购了一批无线电收音机，为满足1924年一些部门的工作，但我们离开时订货还没到拉密堡，甚至连消息都没有……据解释，这些延误主要是由于各环节的错综复杂。政府订单先要集中到殖民部一个专门办公室，有专门的经办人负责和供货商洽谈。这些经办人从未来过殖民地，随意按照他们个人的判断修改订单，往往根本不考虑特殊的要求183。
拜访兽医佩科，待了很久。他是个很了不起的人。他告诉我在卡诺森林好几次放跑的红蝴蝶是一种异常稀有的品种，很多人想要。我好自责！我相信我见过（五六次）的红蝴蝶是两个品种，起码是两个不同的变种。个头不太大，颜色非常漂亮，偏深的铅红色。
我们两天后出发。
我们将乘坐瓦姆和纳纳河运公司的篷船到普斯，在那里征调八十名挑夫。
为了把行李分得更合理，也检查一下物资，马克打开所有箱子。结果发现，从布拉柴维尔带的那十二铁皮箱面粉（每箱十公斤），没有一箱没被包装箱子的钉子扎出洞的。这些白铁皮箱焊接得很严实，但象虫从那些窟窿进去了，而且一部分面粉也潮湿变质了184。
二月二十日 清早
我们乘三条篷船离开拉密堡。返航了。从现在起，每一天都离居韦维尔185越来越近。
附 录
我要感谢普瓦延-贝利勒热心为我提供下面的情况。
I
征服乍得以后，法国军人除了后勤部发的口粮，只能拿到四十到五十法郎月薪。这种措施一举多得：在转账十分困难的当时，免除了这一麻烦；迫使军人攒钱，他们要在回国时，到布拉柴维尔领取补发的整个乍得服役期间的军饷，但同时也迫使他们不按土著当地产品实际价值付钱。
一开始，这些产品的行市没有货币定价，甚至根本就没有定市价，也没带来多大不便。但自从买卖的收入变得很有把握，进口产品被投入乍得市场并且不再仅仅是首领才能购买这些外国产品，不公现象便开始了。即使在战前，法郎贬值前，土著被迫购买或自己想购买的进口产品的价格与强加给这同一个土著的农产品或自己制造的产品的价格之间就已经没有可比性了。不公于是产生。买便宜货是法国人最重视的生活习惯，正因为他们又有能力把这变成一条准则，便更加在意。自1918年进口产品不断涨价，直到1926年，没有人想过（或者即使想过也会把它当成不愉快的想法而赶走）付给土著的价格应该提高。十几年前，拉密堡地区当地产品的价格大约是这样：一头牛25到50法郎；羊1.50到2.50法郎；肉，零售每公斤0.20到0.25法郎；蛋，一个甚至两个，0.05法郎；鸡0.25到0.5法郎；黍每公斤0.05法郎；奶每升0.10法郎；花生油和黄油每升0.70法郎。那时，虽然生活费用明显对于欧洲人非常低，但不生产而必须在市场上购买必需品的土著的物质生活也还是容易的。上述比较仅限于当地产品。可是，法郎在贬值，不公也在增长。以最常见的进口商品为例。1925年末，一码粗布10法郎，而1918年顶多0.75法郎。其他进口产品的价格都以同样比例上涨。
由于欧洲人一意压低当地产品的市价，当地人也可以便宜地买到食品。主要食物黍每公斤0.05法郎，每百升4法郎，大大低于实际价值。生产者受到损害，但本地消费者却从欧洲人强加的定价中获益。欧洲人想要的就是省钱地生活，这种意愿不讲任何道理和公平。
1925年底，一个新因素的出现使问题复杂化：黍到处都歉收，许多地区颗粒无收。十二月，几吨运到拉密堡市场上的黍，按照政府命令，要以比临近的喀麦隆市场低很多的价格出售，拉密堡于是出现一粒黍都买不到的局面。直到正式宣布彻底自由买卖，黍才在拉密堡市场上重新出现。每个市场上投放的数量都能满足当地居民的需要，但价格很快涨了上去，一连数月保持每公斤1.5法郎。当地人的生活指数陡然从1升至20，甚至更高。这之前，供给拉密堡的欧洲人的产品价格已经略有提高，而在丛林里，却仍保持1918年的价格。在拉密堡，黍涨价后，一只鸡0.75到1法郎，肉店的肉每公斤1法郎，一个鸡蛋0.10法郎。生活费用和1918年相比，对于欧洲人平均上涨了150%，而对于土著，用货币计算，黍的消费翻了二十倍，而进口产品则涨了1500%。换句话说，1918年，只要三只鸡就能买二十公斤黍，或一码多粗布；而1926年初，要卖三四只鸡才能得到两公斤黍，十只鸡才能买一码粗布。例子不胜枚举，结果将会完全一样，无懈可击。
德·科佩总督的到来可以说阻止了一场灾难，因为之前当地政府有个既简单又实施不了的想法：对黍征税。当时，如果采取了这个措施，黍就会从所有市场上消失；如果村子里还有储备，就得要手持武器去征收了。但由于村里没有储备，这样一项旨在获得实际收效的措施就将毫无效果，而且，还带来不利方面，就是中间商不愿到喀麦隆和尼日利亚去进货。要知道自由交易激发很多人经商，可以这么说，多亏那些中间商，饥荒没有在拉密堡地区肆虐。他们以五法郎银币购买黍，同时考虑到当地银价的波动性（二十到三十法郎纸币值一银币），黍大约是以每公斤1法郎纸币卖给他们的。这个价格之外，要加上船、牛、人的运输费，还有途中产生的开支，拉密堡市场上每公斤1.50法郎的价格并不过分。
当地产品面向欧洲人涨价已成定局，不是德·科佩，换了谁要想反对都必然有失公正。应该指出的是土著一般并未滥用给他们的自由。1926年十二月，拉密堡每公斤牛羊肉卖2法郎，一个鸡蛋0.25法郎，一只鸡2.50至4法郎，黄油和花生油每升5到6法郎，奶每升0.50法郎。和1918年相比，所有产品物价平均增长百分之六七百。如果考虑到1918年，价格由政府制定，生产者没有发言权，在官方价格与产品的市场售价之间存在相当差异，这一增长就很正常。
贸易自由带来的生活费用的上涨引起可谓普遍的不满，不满的另一原因则是工资待遇没有以同样比例提高。事实不错，但（除了政府为了竞选目的而优待的公务员，比如小学教师）同样的不平等在法国也存在。殖民地单身一级行政官员，1917年在巴黎领八千法郎薪金，今天领两万四千六百法郎。只要这个制度给他的办事人员报酬低——而且永远都将如此，因为人实在太多——这些人一旦有可能，就会忍不住对土著不够慷慨。
支持乍得自由贸易还能提出的一点，就是在我们的所有殖民地，这一自由取代了欧洲人一开始想付多少就付多少的自由。别的地方是逐步实施的；在乍得，情况所迫，收成不好，必须让土著搞到收入可以购买昂贵起来的黍，不得不有些粗暴行事。必须这样做，而且这样也很好，人们会很快习惯新体制，批评它的理由只能是个人利益，丝毫没有最基本的公道考虑。
唯一的障碍是土著离开了他的村子、他的临时居所、他日常生活的点滴习惯，便缺乏尺度和判断力。一直习惯于忍受首领专制的他，很可能由于商业领域得到的与白人平等相待的权利而不知所措。也许，通过可调整的市场价目表，规定合适的价格，并强制实行，会更好地保护当地生产者。
在黑人地区，尤其是伊斯兰化的地区，权威，即使有失公正，也比那些在我们的臣民看来有些软弱、放弃权力的最好的措施可取。权威必不可少，正因为几年来白人在乍得的威信大为下降，尤其是在下沙里河一带，我们的统治只是徒有其名。如果我们不尽快恢复在首领们和他们辖下的村民正在失去的记忆，我们就将迅速走向无政府状态，不愉快的事件将会发生。诚然，需要关心当地人，爱护他们，但如果他们感觉到领导他们的人软弱无力（过于明显的善意总会被他们视为缺乏力量），首领在他们眼里很快便不再是首领。
II
我正要授权将这本书付印，有人给我拿来一期《巴黎评论》（1927年五月一日号）186。很荣幸，苏代先生在这期上对我这部游记第五章末尾的几行文字做出反驳。
没必要回应。但读者可能忘记我当时指的是哪些文字了，请苏代先生允许我在此转引：
“……您痴迷《布里塔尼居斯》？当然，剧情构建得很好，写得不错，但是用泰纳明确定义的那种演说式的学院派的风格写的。剧中情感是最基本的情感。纳喀索斯让尼禄彻底改变态度的那有名的大段台词大受吹捧，说到底就像随便哪个小媳妇挑拨丈夫诋毁婆婆的话：‘她在你背后嘲笑你呢！她夸口说牵着你的鼻子走！’诸如此类……这有什么难的……‘内行人的悲剧’在我看来远不如高乃伊的历史悲剧，不如《西拿》，甚至连《尼科麦德》都不如。拉辛主要是个刻画爱情的大师：他的杰作是《安德洛玛刻》《巴雅泽》《费德尔》。他身上还有一种诗情，在宗教热情作用下，例外地在《阿达莉》中得到了发展。但《布里塔尼居斯》中既无诗情，也无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