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空异常瑰丽，一只只鹳飞舞盘旋。

土耳其儿童一过十二岁，甚至一过十岁，就谨慎起来，好像进入防卫状态。

少女或女子的那种谨慎。

五月十日

乘马车一直到梅吉迪耶，再换乘火车直到埃斯基谢希尔。一望无际的平原，没有悦目的景物，是阳光一统的世界。有时出现一大群黑水牛，我们在君士坦丁堡已经赏见过；有时还飞过几只鹳。我的目光则不知疲倦地体味空间无穷的吸引力。

五月十二日

早晨五点钟，从埃斯基谢希尔动身，昨日我们在此地度过了一整天。火车驶入能望得见位于城西南的神秘隘道。贫瘠的红土山之间的峡谷；土山并不很高，但是各处高度相等，就好像修剪过似的，最后形成平台，不长一点草木。在如洗的晴空下，这条山谷显得异常庄严。

又行驶不久，河流两侧的山峦更低矮了；山峦的顶峰闪着银光：几棵松树在坡壁构成一块花斑。火车终于驶入平川，但不时还有风化的怪石。村落相距很远，每个村子都有一座立着巨石柱的墓园。

继而，地貌又变了。土壤丧失其红色。一条涓涓的溪水，流在陡峭的细岸之间，在起伏不平的地段上斗折蛇行，迟疑不前。大片大片的耕地，一直延伸到这些怪石脚下；而这种怪石，隔一段距离就突然深嵌在地里，犹如灰色的堡垒，怪模怪样，上面生点儿苔藓，有些发绿，平展的地方则披上矮矮的青草。田地是耕种了，可是农民在哪里？相当长一段时间，放眼望去，不见一个人，不见一座村庄，甚至连一顶孤零零的帐篷也没有。

在屈塔希亚的岔道口，在离十公里远一个高地脚下就望见了。站台上那个孩子是蒙古脸型。我们的导游明确地告诉我们，屈塔希亚城所有居民都是这种相貌。

阿菲永卡拉希萨尔

“鸦片的黑色城堡”。阴暗和凶残的王国。城市的四周，是大片大片的庄稼地，见不到约阿纳所讲的罂粟田的一点影子：据他说，到了五月份，罂粟田美极了。

我们的列车将大批士兵送回家乡。他们是从君士坦丁堡来的，我们在埃斯基谢希尔上车时，就看见他们在车上了。他们参加了巴尔干战争，现在终于从医院或监狱里出来了。在阿菲永卡拉希萨尔上车的那些士兵，是从也门的士麦那归来的，他们到那里镇压了一场阿拉伯人暴动。他们自己也没得好，沦落到被镇压的境地：大多数人衣衫褴褛、肮脏不堪，有一些看样子半死不活了。尼古拉招呼我们，指给我们看一个士兵：他只剩下一个腿套，也只穿着一只鞋子，衣衫成了破布片。他的布裤子撕破了，耷拉在没有腿套的腿上。他瘦骨嶙峋，完全脱相了，身子虚弱到极点，上车不得不让人给上去。起初，他在阿菲永车站站台，坐在一个口袋上；一个伙伴朝他俯过身去，他回答当然只是摇晃着脑袋。他那眼神令我想起一匹骆驼的眼神，那是被遗弃在姆赖耶201至图古尔特的沙漠路上的一匹骆驼。有一瞬间，他抬头看我们的车子经过，随即头又耷拉下去，就再也抬不起来了；最后，他接受点儿水，或者别的什么，是另一名士兵给他喝的。为了表示感谢，他挤出个笑来，牙齿全露出来，那怪相真吓人。

“太太看见了他那身穿的，”尼古拉说道，“土耳其军队全如此。我还从来没见过这样的！”

阿克谢希尔站下一个小站，我们看见他下了车。他似乎拿不准该不该在那儿下车。那真的是他的家乡吗？看样子他不认得了，也没有人认出他来。他走到一位长官跟前，行了个军礼，对方却没有还礼。村子许多人从好几公里之外赶来。火车停了一段时间，我们看见大家都高高兴兴，用车子将新到站的人带走。我们原以为也会看到他上一辆车，可是不然，车站周围的人走净了，我们从驶离的列车上望见他朝大路走了几步，又停在那里，独自一人挺着身子站在太阳地儿上。

路升高得很快，一直上了一片高地，能俯瞰往北一直延展到安卡拉的大平原。太阳落山时，我们正穿行隘道，要进入另一片平原，即延伸到托罗斯山脉的科尼亚平原。望去已经暮色苍茫，车抵达科尼亚时已经入夜了。

科尼亚

M.德·S.太太在这里是唯一的女士，同样，我们也是唯一的游客。在我们旁边就餐的人，是来这里做生意的；各国人都有，然而打个照面就会明白，他们不是来科尼亚闲逛的。

旅馆就在火车站旁边，而火车站离市区很远：有一列小火车，要穿过死气沉沉的郊区通往市区。不过，在谈科尼亚之前，我有必要先讲一讲，对于这座城市我发挥了多大想象力。同样，我还认为（我很难不这样认为），越深入了解，一个地方就越变得奇特。前不久铁路建成通车，前往科尼亚几乎很方便了。行前我看了令人赞叹的塞莱久西德202遗迹的照片，来此地就是要看实物。我根据遗迹，随心所欲建起整座城市，要东方式的，非常华丽。总之我知道，这是苦行僧之城，有点像土耳其的凯鲁万203城……

我们早已急不可待，要见识见识奇迹，一饱眼福，吃罢晚饭，盖翁和我便乘夜出门。我们不知道市区离得这么远，看到旅馆四周一片寂静，还不免惊讶。一条宽宽的林荫路两侧，有几点灯光，那是低俗的咖啡馆和几家没有特色的店铺；再往前便空荡荡的，夜色弥漫。在几百米远，有一处要明亮得多；我们想，那大概是个娱乐场，结果大谬不然：那是一辆汽车的车灯，恩维尔帕夏204的汽车，次日听说他从一座城市驶到另一座城市，核实土耳其还掌握的力量。他尽管一再许诺，五年之内绝不重开战衅，可是这次巡视却丝毫也没有向我们表明这种意愿；而我们到了安纳托利亚高原以来，就听到了令人极度不安的传闻。

这第一个晚上，我们连夜探幽，回来狼狈极了。次日五点我就起床，乘首班车进城。

说到末了总得承认，我到土耳其之后所见到庞杂的、庸俗的、丑陋的东西，科尼亚要远远排在前面；同样也总得承认，这个国家、全体人民，在残废短缺上，在丑陋猥獕上，超过了人们所惧怕或希望的程度。难道必须来这里确认，我在非洲所见到的一切多么纯粹、多么独特吗？这地方全那么肮脏，那么笨拙，那么暗淡，那么掺假。当然，科尼亚逐渐趋于庸俗平淡，尤其巴格达-巴赫纳铁路与它相连之后，尤其警察总署一道命令，为了健康原因，要拆毁所有平顶，改建瓦房之后。照我的推断，不是追溯二十年至五十年，而应当追溯几个世纪，才能在科尼亚见到真正而独特的意味。科尼亚背依高山，面对平原，这种地理位置就势必联想到比斯克拉，一比就更逊色了（说得更准确些，它在我的思想里掉价儿了）。无论从山色还是形貌来看，阿马尔卡杜山比这里的山美多了，沙漠比这片平原美多了，棕榈树比这里的树木，阿拉伯人比这些土耳其人也都美多了。

我们在这个国度跑了大片地方，到哪儿都难得见到悦目的服装或面孔，也就有个把儿茨冈人、库尔德人或阿尔巴尼亚人还行，不知是怎么一直闯到这里来的其他所有人，无论是土耳其人还是犹太人，亚美尼亚人还是希腊或者保加利亚人，全戴着土耳其帽，在我看来都同样丑陋。每个省份都聚集了这些爱好不同的种族，犹如积聚厚厚一层泥炭；如果说有时哪个种族唤起我的怜悯之心，那也是因为我得知它在受压迫。

看了城市的全貌，对十三世纪科尼亚保存完好的一点文物，我甚至也生了厌恶情绪。倒不是由于我觉得这些文物也许不那么出色，而是我更加确信这不是土生土长的鲜花。这些彩釉陶器和雕塑的精美艺术，以及土耳其境内所发现的一切具有特色的、牢固的和美的东西，全来自域外。

我开心极了，在一座广场撞见我们那位自称非常熟悉科尼亚的导游。还不到六点钟。我有充分理由怀疑，他也是头一次来这里，在我们起床之前，赶紧排练自己的角色。

恩维尔帕夏今天上午十一点离开科尼亚，乘专列走了。我们到了欢送现场。我们没有费什么周折就进入站台，那里已经会聚了当地商务和铁路的各界代表。其中一人戴顶高帽，其他人则戴着土耳其圆帽，全像金融企业的小股东。恩维尔帕夏待在门朝站台的一间小屋，等待开车的时刻，由他的条顿-土耳其的办事班子簇拥着。从敞着的门能望见他坐在一张桌子前，而军衔较低的一些军官和报纸记者则恭敬地站在一旁；人们能认出恩维尔帕夏右首的那位，正是德国将军利曼·冯·桑德尔斯。

童子军或者类似的什么少年组织，从我们面前鱼贯而过，他们穿着浅蓝色、鹅黄色和菜绿色的毛纺紧身上衣，最小的走在前排，队尾的那些人拿着西洋乐器；他们迈着检阅的步伐，全像土耳其成年人那样丑陋了。接着，列队而过的体操或射击团体，他们是国家未来的生力军，一个个又滑稽又难看，但是已经让人感到，他们准备为“事业”抛头颅洒热血了。恩维尔帕夏会满意地离去。

现在，他接见苦行僧代表。他们是乘两辆双篷大马车来的，从他们戴的僧帽就能看出来，有几位相当可敬，神态飘然，但也绝不会免“俗”礼，不过还是要承认，他们当中有几张面孔确实令人称羡。他们走到这位新上任的部长面前稽首，无疑是要表忠心、献忠诚。他们的教长同将军们和记者们，要陪同恩维尔帕夏一直到阿菲永。

各界代表沿站台一溜儿排开。开车的时间到了。恩维尔帕夏上了车，他身材匀称，步伐稳健，让人感到他从来目不斜视。伊玛目205紧随其后，他人高马大，肌肤有点太红润，身体也有点太肥胖，头发花白了，但还是很俊伟；后面又跟随一大群名流……我真觉得看到的是一个电影场面。

专列装满了。恩维尔帕夏又从车窗探出头，频频地摆手致意，这时，列车在《玫瑰波尔卡》的乐声中徐徐启动，而演奏乐曲的铜管乐队总走调，十分滑稽。

今天下午，我们去参观苦行僧清真寺。它坐落在一座有围墙的园子中间，入口对面排列着斗室，想必就是僧房，门对着园子，形成封闭的场所。还有一些间量大点儿、外观美点儿的房屋，那是高僧专用的。其中一位高僧，以教长的名义，彬彬有礼地请我们坐一坐。我们走进一间亭子似的建筑，位于僧房这群建筑的尽头，对着园子的两面没有遮拦。

桌椅一概没有，我们就坐到这些靠壁厢的凳子上。唔！我倒喜欢脱掉鞋子，像我在绿清真寺那样，照东方人的方式，就蹲在这席子上！……有人给我们端上咖啡。我通过导游的翻译，表示我们很遗憾，来到科尼亚没有赶上他们的双月大礼拜。其实，我更为遗憾的是，没有听到他们的音乐，没有看到我们在布尔萨观赏的他们单调旋转的舞蹈。我想了解这种音乐起源的年代，是不是每所苦修院都演奏同样的音乐！他们使用的是什么乐器？……为了回答我一连串的问题，一名苦行僧就去取来两支长竹箫、一本相当厚的簿子交给我，说是他们最近将他们的全谱按西洋记谱法录出来。我颇为怀疑这种记谱法是不是大大束缚了阿拉伯音律的精妙图形，而他们将这种旋律固定在我们的音阶上，是不是往往难免使之减色。他们从今以后，是不是按照新谱，用他们的乐器演奏或歌唱呢？……

应我的请求，他们欣然开始吹箫。可是一支箫太干燥，发声不好，而另一支要合奏就有点吃力，因此，这场友好的音乐会很快就结束了，不过，这也是常有的事儿。

我们又来到园子。园子弥漫着花香，充斥着一个喷泉的窃笑声。我们返回大殿的途中，从另外一些僧房附近经过。这些僧房窗户对着园子，不过是大些的蜂房，幽暗和静思的去处。我们看见好几间僧房聚集了僧徒，以波斯人的方式坐着，就像在一幅细密画上所见的那样。

毫无疑问，这些苦行僧是一些非常圣洁的人；然而，这不甚肃穆的地方的一片寂静中，却有这不甚劝告人祈祷的喷泉，因此细密派画家一时放纵画笔，随手添上几个舞蹈女郎，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清真寺中，有一间明亮宽敞的大厅，是给这些先生练习旋舞专用的。旁边还有一间同样宽敞的大厅，但是昏暗得多，内有著名隐修士的墓而成为圣地。地面上铺着极为难看的现代地毯。天棚悬挂着各色各样的灯笼和吊灯，数量之多令人难以置信，全都崭新得刺眼，品位又低俗到极点。有时我也可能走近一盏铜吊灯，以为是拜占庭艺术品，可是随即就发现是现代产品，做工平平，而且亮得发贼。陪同我的僧人向我解释说，原物已经运到美国，这只是一个复制品，苦行僧院同意挂在老地方。他讲这种情况，就好像讲一件极其自然的事情，毫无碍难，想必他还准备接受这类交易，假如这古寺还有什么值得觊觎的话。

从科尼亚到乌沙克

在S车站，大批不老实的或者开小差的新兵，全塞进我们列车的三等车厢。一些母亲在站台上哭泣。那些新兵却装作满不在乎，车厢里充满了欢歌笑语。他们大部分人都穿着不同式样的乡下衣服，但是色彩鲜艳热烈，整个车厢花枝招展，汇成一片有趣而丰富的和谐。

在阿克谢希尔的前一站，上来两名俄罗斯农民，他们的打扮和整个相貌，令车上人大大称奇。他们下半张脸淹没在厚厚的胡须里，戴的软毡帽一直扣到眼睛上；肥大的半短上衣，垂在他们的褐色短裤上，几乎触到他们沾满泥点的长靴。他们比车上的所有土耳其人都高大健壮，然而，他们的眼神相当羞怯，带几分稚气，而且特别温柔，目光落到谁的身上，就会让谁敞开心扉。导游告诉我们，他们是渔夫，在盛产鱼的阿克谢希尔-格埃尔，即我们刚刚绕过的水塘打鱼。拉他们到火车站的那辆车受到袭击，车夫的脸上中了一弹，不知是手枪还是大枪打的，现在他被抬上车厢，好像气息奄奄了。盖翁和我，我们穿过拥挤在过道的嘈杂人群，走到伤者近前。他就躺在地上，头垫起座椅那么高，往前垂着，仿佛在呕吐；流出不少血，但是下半张脸被扎着的手帕遮住，不知是从嘴还是鼻子流出来的。尽管他也是个土耳其人，车上的同胞却并不理睬他。

列车到阿克谢希尔站，装卸工把他扛下车，肩头留下血迹，而他一动不动，毫无知觉，也许已经死了。

从阿菲永卡拉希萨尔站起，我们离开来时的线路，转向西部海岸。沿途很快显得人气旺起来，也就是说，地势起伏小了，耕田越来越多了。

接下来的几站，山民的服饰趋于统一，特点也突出了，简言之，就是更好地保存下来。

土耳其圆帽上扎黄手帕。印条纹的棉布衬衣；棉布背心很短，红色与黑色极为显眼。下面紧接着便是多层重叠的腰带；这种腰带还当口袋使用，靠腹部朝前“张口”；他们习惯将钱包、短刀放在里面，双手也插进去。在背心和腰带之间，衬衣微微敞着，露出上半部肚皮。厚厚的腰带，一直或几乎宽延至胯裆，而从那儿往下才是短裤，奇就奇在短裤怎么吊在两胯上，叫人莫名其妙。腰带和短裤之间，又露出衬衣，显然腰带根本没有扎住短裤。短裤是厨房围裙的那种纯蓝色，再配上红背心，以及裸露的膝部近乎黑色的肌肤，则形成一种非常热

烈而美妙的和谐。

短裤是土耳其式的，至膝部的裤腿肥大，这样就显得上半身特别修长；腰身又细又长，往往非常好看。有些人穿靴子而光脚不穿袜子，另一些人穿袜子而不穿靴子。

在乌沙克凯姆站，大批山民上车，他们是附近山区下来的，全都这样装束，而且车站上只有他们。试想这样一群人，如果出现在我们的城市，穿着……会是一种什么情景？

不能忘了记录导游的介绍：“在这里生活的是农民部落（？），他们嘴叼着匕首跳舞。这些人非常勇敢，先生。他们出发去打俄罗斯人，开到……全给打死了；他们还以为用刀打仗呢，一看见俄罗斯人用大炮就傻眼了。非常滑稽，先生。”

离乌沙克还有两小时的路程，蝗虫漫天遍野，许多被压死，在一段下坡路车轮直打滑，列车无法往前开了。大家下了车，置身于一大片再生林中；我就自寻消遣，翻石头找虫子，可是也没有发现什么，全是蚂蚁，多得惊人，跟蝗虫不相上下：我每走一步，那些灰褐色小蝗虫就飞起一大片。

土耳其人的这种所谓的“高雅”，其实有赖于无所事事的这种可耻的习惯。

火车在阿克谢希尔站停三刻钟。我们跳上一辆马车，去逛一逛城里花花绿绿的集市场。

别人企图强加给我们的“适应处境”的平庸感情，泰奥

夫人的这句话表达得很出色：“无法进入别人试图在我周围创造的这种‘回归’的心理。”（给迈里什夫人的信）。

花的复制转向生殖器官。

这样记笔记我没兴趣了，很快就把笔记本完全抛开，无论到以弗所还是到士麦那，甚至在士麦那还逗留了几天，我也没有重新拾起来。那之后，我便匆匆去希腊，当然是受我憎恶土耳其的情绪的全力推动。到了那里，我还要重新提笔，但是要换个笔记本写了。

要恰当地观赏曾经是奇迹的希腊，应当来土耳其，而不是到法国或者意大利——曾经“在这绝望的土地上，长时间习惯于游荡啊，颓丧而疲惫的游子”，《给海伦的诗》206中的这位游子，感到自己又被送回“曾经辉煌的希腊，就好像回家”。

我从这趟旅行中所得的教益，同我对这个国家的厌恶成正比。我很高兴没有进一步喜欢它。我一旦需要沙漠的空气、浓烈的荒野的芬芳，就会再次前往撒哈拉去寻觅。在这不幸的安纳托利亚高原，人类绝没有变得粗野，而是沉沦了。

有必要再往远走吗？一直走到幼发拉底河？一直走到巴格达？不，我没有这种愿望了。多久以来，这些国家魂牵梦绕，现在我终于了却这桩心事：这种要命的好奇心。在地图上扩展了再也不想去看的空间，心里该有多踏实啊！我出于喜爱异国风情、警戒沙文主义的自命不凡的心理，也许还出于谦虚的心理，思考得太久了，认为不止一种文明，不止一种文化，能争取我们的热爱，也值得人们热衷，而这种想法也持续得太久了……现在我知道我们的西方文明（我本来要说：法国的）不仅是最美的，而且我认为，我也知道她是唯一的——对，正是希腊文明，而我们是唯一的继承人。

“我又被送回曾经辉煌的希腊，就好像回家。”——就在载我们驶往比雷港207的船上，我重又念起《给海伦的诗》中的诗句，心里充满安详、欢笑和恬静。我从手提箱里取出一小本英语书，以半心半意的阅读掩饰我的激动，唯恐我的旅伴一赞赏就大叫大嚷起来。我何必费这么大劲儿呢？我的快乐情绪毫无强烈的表现。我来到这里一点也不感到意外，看见什么都觉得十分亲切，而我本人也显得非常自然。我迷恋这绝不怪异的景物，全部认出来了；我“就好像回家”了；这便是希腊。

在亚得里亚海上 五月二十九日

浑身服帖、通泰，如同这没有波浪的大海。思想完全沉静。敏捷、平稳、大胆而纵情，我的神思自由地翱翔，犹如这些海鸥飞越澄莹的碧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