祥弟看着自己的肋骨，想象着肋骨像长牙一样在太阳底下闪着光。如果他是世上最大的傻瓜怎么办？他编造了根本不存在的魔力，而在这样的一个城市里，他只能听到痛苦的叫声，而不是欢乐的叫声。
人行道上，一个老头正在擦他那家修表店的玻璃柜台，他一边擦一边喃喃地自言自语。祥弟不知道他是不是在嘟囔他那些钟表显示的时间都不一样。几只苍蝇停在玻璃柜上，老头抡起抹布甩了过去。
祥弟看到了远处的摩天大楼。一座楼的二十层上面是什么样的？能从那儿看到孤儿院吗？这个地方的楼房只有四五层高，在这附近住的孩子们肯定没什么地方玩，他想，但是有个好处，他们可以在楼顶的天台上放风筝。
阳光曝晒着人行道，人行道上一片忙乱的景象。一个玩具摊上，橘红色和银色的玩具汽车排成一行，摊顶上挂着塑料袋装的娃娃，还有个给孩子玩的塑料板球拍，旁边有一支玩具枪。尽管祥弟知道那支玩具枪根本不能伤人，他也不喜欢。玩具摊主坐在一条凳子上，在给一只两个头的木偶上发条。他一松开发条钥匙，那两个头就疯狂地摇晃起来。就算人们走过他的摊位，没人买他的玩具，摊主还是自得其乐地玩着。
玩具摊旁边，一个人在给他的裁缝店门口装饰花环。祥弟在想那个花环是不是神庙外面那个老太太做的，他想他那些三角梅了，为什么没人用三角梅的花朵做花环呢？祥弟都离开那些三角梅一天多了，他已经感觉到三角梅的颜色在从他的印象里慢慢消失。也许他能找到一个花园，这样他就能给自己“充电”了。这么想着，他想起了兜里的三角梅花瓣，就把花瓣拿出来握在手心。
祥弟发现一个人在人行道上躺着，那人的衬衣敞着，上面沾满了泥，黑蚂蚁在他的脚趾头上爬来爬去。祥弟希望这些花瓣能像在孤儿院一样，把这里也变得更好，但情况并不是这样，可能是因为那些花瓣离开了树枝的缘故。祥弟把花瓣又放回了兜里。
过了一会儿，桑迪来了，拍了一下祥弟的背。
“他们都是要饭的，”桑迪说，“那些坐轿车的有钱人都是要饭的。才十六个卢比，我四个小时才要了这些，今天真不走运。”
祥弟却对桑迪要了这么多钱感到很惊讶。
“你呢？”桑迪问，“你要了多少？”
“四个卢比。”
“我觉得问题在你的脸上。你身上很瘦，但是你的脸看起来气色挺好，下回试着把自己搞得病怏怏的。好了，我们总共有二十个卢比了。”
“那我们现在能吃东西了？”
“没这么快，伙计。我们还不能吃饭呢。”
“为什么？”
“先给我看看你挣的钱。”
祥弟不喜欢桑迪那种不信任的样子，不过他还是从短裤兜里拿出了一把硬币给桑迪看，一共是四个五十派萨的硬币和两个一卢比的硬币。
桑迪从祥弟手里拿走了硬币，放进自己兜里。“好，一共二十块。”
“为什么你不相信我？”
“我相信你。”
“那为什么你还要看一看？”
“因为这些不是我们的钱。”
“什么？”
“这些钱归阿南德·拜依。”
“阿南德·拜依是谁？”
“阿南德·拜依是我们的老大，在这块儿乞讨的人都得把要来的钱交给他，然后他再把其中一部分钱给我们。”
“为什么我们要把钱给他？”
“看看我脸上。”
“啊？”
“看看——我知道你一见到我的时候就在想，我这道疤是怎么回事，我的右耳朵又为什么少了一块。”
“我……”
祥弟不敢看着桑迪的眼睛，就看着他的衬衣，衬衣上油腻腻的，污渍斑斑。
“我脸上那道疤就是阿南德·拜依干的，”桑迪说，“他管那叫签名，用刀子在我脸上划的。”
“他划伤的你？”
“我爸爸死后，我在一家伊朗菜馆打工，擦桌子扫地。一天晚上我正要回棚屋，一个人出来说他是我爸爸的朋友，他朝我走过来，然后突然狠狠抽了我一个耳光。我撒腿就跑，可是我太害怕了，忘了自己有小儿麻痹症，没法跑起来的。那个人轻而易举地就抓住我了，用一把刀划开了我的脸。然后他说，‘我是阿南德·拜依，你爸爸欠我的钱，所以你得给我干’。我又怕又气，就骂了他，然后他割掉了我一小块耳朵。现在你明白为什么这些钱不是我们的了吧？”
祥弟看着天空，明白自己全错了。一个庇护这种行为的老天决不会跟孤儿院的天空一样，这根本就不是他的世界了。
“我之前本来是老老实实干活的，”桑迪愤怒地说，“现在我成了毫无是处的乞丐。我现在去乞讨又太老了，祥弟，只有小孩子、麻风病人和残疾人才乞讨，不是像咱们这样的大孩子。别的跟咱们一样大的孩子要么卖报纸杂志，要么给人倒茶。”
“那为什么你不去做那些事呢？”
“像我这样脸上有道疤的，谁能雇我干活啊？就连你还老盯着我的脸看呢。”
“对不起，我……”
“好了，不管怎么样，我是没办法工作的，有时候我在想我只能一辈子当阿南德·拜依的眼线了。”
“眼线？”
“盯梢的。我在街上探听，然后告诉他点子。”
“点子？这又是什么啊？”
“在孟买这样的城市，消息就是一切。我在茶摊、珠宝店、出租车停车站，还有一切人们聊天的地方待着，看到什么有意思的事情，就会跟阿南德·拜依报告。以后你就明白了。”
桑迪把硬币在兜里摇得哗哗响，“我们还得再要点钱，”他说，“我们晚上再去要。”
祥弟想问桑迪，为什么他在孟买没有看到色彩、歌声、笑脸和彼此的关爱，但是他对自己说，他还没见识到多少孟买城呢，他肯定能找到和自己想象的城市配得上的东西。
“我们不能从里面拿一点钱来花吗？”他问桑迪。
“一个派萨都不行。无论如何我一天至少得给阿南德·拜依二十个卢比，他不缺钱，可是他要让我这样受苦，我就得一直当他的走狗。”
“但我总可以把我这份花了吧？阿南德·拜依都不知道有我。”
“今天晚上他就知道了。”
“怎么会？”
“‘帅哥’会告诉他的。”
“帅哥？”
“你见过一个没有腿的乞丐，眼睛上边有个洞，脖子后面有个大瘤子吗？”
“是啊……”
“那就是‘帅哥’。他在这一片乞讨，还负责跟阿南德·拜依报告新来的人，所以你已经登记在册了，伙计。”
桑迪又把两个兜翻了一遍，啧啧做声。他嘴里嘟囔着，祥弟断定他在咒骂，可是从没听过那样的骂人话。桑迪骂起来就像其中一个科伊巴男孩，但祥弟马上又纠正自己，桑迪的心地是好的。
下午很热，祥弟和桑迪两个人虽然挣到了钱，可手里还是空空的。祥弟的肚子又开始咕咕叫了，桑迪心不在焉地把手指头放到嘴边，好像夹着根比迪烟。
他们走过一排自行车，还有几家卖水管和洁具的商店。一家店外面，有个人在铁砧上打铁，再远一点有个修鞋匠，正蹲在地上，手支着下巴睡着了。
一会儿，祥弟就看到了他们那棵树，他们走得离那棵树近了点。祥弟觉得很难为情，艾玛和古蒂还得挨饿。他们又走远了些，到了一家乌迪比饭馆。饭馆柜台里的女人正在打电话，说的话祥弟听不懂，可他喜欢那种语言的调调。好像那个女人在责备谁，但她话音里并没真的生气，她的语气是玩笑式的，像是对一个拔掉她的自行车气门芯或是把她的满头小辫拴在一块的朋友那样。
祥弟在想世界上究竟有多少种语言，有一天他要创造自己的语言，这个想法让他很高兴。他要创造积极正面的语言，只能去安慰人，而不会伤害人，但他问自己世上的人们有没有勇气去说美丽的语言。他要创造一种语言，里面没有“不”这个字，那他去要饭的话就总会得到满足。
“你知道那个面包店的店主吗？”祥弟问。
“大胡佬？”
“他叫这名字？”
“我管他叫这个，因为他有一把大胡子。你怎么想起来问这个？”
“没准他能给咱们点面包？”
“哈！那个吝啬鬼，我爸爸死的时候他都啥也没给，他还是个打老婆的浑蛋。”
“你怎么知道？”
“他就住在店里，夜里我们总能听到打人的声音，还有他老婆的哭声。这种人怎么会给咱们面包？”
“要我去试试吗？”
“没用的。”
“试试又没坏处。”祥弟准备过马路到面包店，桑迪拦住了他。
“我们得试试，”祥弟说，“艾玛和你妹妹一定饿了。”
“我从来不往马路对面走。”
“为什么？”
“我爸爸死了以后，我们就再不往面包店附近去了，艾玛要我们发誓绝不到那边去，她说那儿是个不吉利的地方。我觉得她是担心我们会出事，可是看看吧，她倒疯了。”
“那你们为什么还在这儿住啊？”
“艾玛不想到别处去，她总是盯着马路看……我爸爸的血还在那儿，不知怎么的血就沾在路上弄不下去了。”
“我们得搞点吃的。”祥弟说。
“吃的不成问题，离那棵树不远有个叫戈帕拉的饭馆，我爸爸以前给那家店跑过腿，有时候店主就会给些中午的剩饭。吃的不成问题，我们没怎么挨过饿。”
“那？”
“问题是我们要生活，我们能找到吃的活下去，现在我们是不得不在这个鬼地方活着。”
桑迪说这些的时候，祥弟发现了那个他昨天在酒馆附近看到的老乞丐，老乞丐换了地方，可苍蝇又跟去了，还在他脸前嗡嗡作响。老乞丐闭着眼睛自言自语，连艾玛也这样，祥弟想，这个城市有太多人没法跟别人说话了。
祥弟的视线停在了面包房里的甜面包上，他看着面包房楼上的小屋和狭小的窗户，为大胡佬的老婆感到难过，她在那儿肯定跟掉进陷阱的小动物一样可怜。然后祥弟的目光又转到了大路上，尽管他看不到血迹，还是能察觉出那是桑迪的爸爸被汽车撞死的地方。他对自己说，声音不能粘在路上是件好事，如果汽车撞死桑迪爸爸的声音留在了路上，那该多痛苦，艾玛的尖叫声也一样，街上的人每天早晨都得听到那些声音了。
桑迪把他那件沾满油渍的衣服脱下来，用它擦着自己汗津津的身子，把夹肢窝也擦了擦，然后扔进棚子里。桑迪很壮实，他体形不太好，但他身上隐隐有肌肉突起来，好像那些肌肉有生命一样。桑迪坐在地上，把他那条麻痹的腿放在身前。
“把你的背心脱下来吧，”他对祥弟说，“太热了。”
“不，没事。”
“像个男人那样，脱下来。”
祥弟是想把背心脱下来，因为他实在热得不行了，可他的肋骨从身上那么突出来，又觉得挺难为情——就连出租车里那个小孩看到都吃了一惊，还给了他钱。
“不，这样就挺好。”他坚持。
“你想让汗顺着身子往下流吗？你上辈子是头猪还是怎么回事？把背心脱下来，快点，不然我就给你扒下来。”
祥弟一把就脱下了背心，速度快得自己都有点吃惊，还没人见过他光膀子，可现在他就当着所有人在人行道上把背心给脱了。
“哦，上帝，”桑迪叫道，“你比神庙的栏杆还要瘦！你肯定进得去，没问题的。”
“我跟你说过，我的肋骨……”
“好啦，我开玩笑呢，你太当真了。在这个城市你得当个哈蜡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