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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我，变得高大起来。与此同时，他的内心似乎有东西要求他跪下，或者干脆脸朝下躺在那里，然后变得默默无闻。
这转变是很自然的事情。那是一种和解的愿望，按照那位哲学家21的说法，这愿望来自于“对他者欲望的欲望”。这愿望于我是真实且理性的，从那以后，它也适用于我的写作。
另外，当时也不是一个很好的时期。（我的母亲在死亡的恐惧中向我发出了求救的呼喊，而我却不知道该如何回应。）所以，我也在那些柏树身上又看到了古人那些神奇的树棺。有很长一段时间，“将事物入梦”一直都是我写作的一个准则，即用这样的方式去想象要把握的事物，就好像我在梦中见到它们一样，而且要坚信，只有在梦里，事物才会显现出它的本质。这些事物在写作者的周围制造了一圈的小树林，写作者当然经常只有费尽心力才能返回到生活中去。虽然他一再地看到这些事物的本质，但是这本质却无法被传达。因为他不顾一切想要抓住它，所以他自己也变得没有把握——不，那些神奇的图景——也包括柏树的景象——都不是我想要的。在它们的深处存在的是一个根本不平和的虚无，我绝对不愿再回到那里。只有在外面，在白天的色彩中，我才存在。
国家曾被称作是“所有规范的总和”。而我却深知，我愿意接受另外一种法律规范的约束，即“形式的帝国”。在这个帝国里面，正如有位哲人22所言，“真观念总是与其对象相一致”，而每一种作为榜样的形式都是强有力的（尽管艺术家本身在近代的国家里面也“只剩下半个影子，而现在则几乎是彻底的空洞了”）。
但是，到底是什么给了人们亲自在这个帝国里发挥作用的权利？每每开始一个新工作的时候，这个问题都会折磨着我。总是有一个想法一再地纠缠着我：我只是一个友好且沉默的读者。但是有一次，我终于感觉到了这一权利——这还是发生在我开始写点什么东西之前。我用精神之眼看到了主题，也看到了那本期待中的“书”，还有很多书。那并不是在梦中，而是在一个阳光明媚的白天；我也还没有在南方的柏树林前不能自持，而是在这里，我的对象在那里——在夏末的某个周日，我们行驶在上奥地利州一处地势略显起伏的地区，那是一条笔直的公路。路上空荡荡的。只有一次，有一个男人穿着白色衬衫和黑色西装，走在路的另一边。他的裤子很宽大，走路的时候裤脚总是甩在自己的腿上。而等到我们后来返程的时候，令我欣喜的是，那个男人仍然在路上走着，裤脚在他的踝骨周围甩动，上衣
